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③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的原因分析。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为什么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呢?刘少奇又为什么竟然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最终才发展到不可调和的。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不过是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不断激化后的具体表现而已。

　　虽然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作出了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组的决定，周恩来还当场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并得到同意，但是第二天在刘少奇起草、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合署名的书面报告中，却没有将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写入其中。这是耐人寻味的。尽管如此，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毛泽东获悉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时候，也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这在六月三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报道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电讯稿上表现出来。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派出大批工作组，由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各地也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才明确表示对派出工作组有不同意见的。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讲了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方法。虽然刘少奇、邓小平请毛泽东回京主持中央工作，却漠视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表态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更别说付诸于文化革命的实践了。他们仍然按照原来的方法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在北大六一八事件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北大六一八事件发生后，北大工作组将六一八事件编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迅速上报，刘少奇在这个简报上作出指示，并于六月二十日转发全党。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及刘少奇的批示，体现了刘少奇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这个批示的下发表明，文化大革命只有在工作组领导下才能够进行，反对离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六一八事件及刘少奇作出的批示，是在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表示出不同意见及讲了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以后才出现的。刘少奇竟然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仍然按照自己的既定作法继续领导文化革命。本来向全党发布对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有着普遍性指导的批示，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刘少奇在中央一线常委会议通过后，应该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才能下发全党。可是，刘少奇六月二十日批示的下发，竟然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的。这就不仅引发我们的深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组织纪律观念到哪里去了呢?以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经历，难道不清楚他作出的这个批示，就是以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背道而驰吗?

　　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向中央一线常委多次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建议，但是却遭到他们的反对，直到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后也是这样。七月十九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在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个时候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会后请示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七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刘少奇、邓小平这个时候以“多数工作组是好的”来表示不同意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七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召开中央一线常委会议，谈工作组问题，希望中央一线常委能够在工作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第二天凌晨，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拒绝和他们再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毛泽东七月十九日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情况下，刘少奇等人也是持有不同意见的。

　　鉴于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在党中央内部统一思想，更何谈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要解决业已存在的这些问题，单纯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够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通过会议上的民主讨论，在党中央内部就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能够取得一致意见。这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必要选择。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虽然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但是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观点并没有改变。这鲜明地表现在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在讲话中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却只字不提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此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同时还说，现在看来工作组这个方法不适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却回避工作组在造反的师生中间抓右派，在立场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还说，不晓得，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却闭口不谈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的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表明虽然中央撤销了工作组，但是刘少奇的观点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在这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人民大会堂舞台的后面听着前台的讲话。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

　　虽然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但是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党内核心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因而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和插话中多次批评工作组问题，希望会议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消除分歧，化解矛盾，交流意见，统一思想，最终能够在党中央内部取得一致意见。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效，关系到能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成败得失。刘少奇在毛泽东讲了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以后，仍然按照自己的一套行事。如果这样搞下去的话，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同时，刘少奇即使在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的情况下也没有转变过来。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会议上要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严厉的批评了。

　　可是我们看到，当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少奇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这样做，首先是因为他的认识没有变化。他仍然坚持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观点，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毛泽东批评的严重不满。特别是这个时候他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实际上暗含着他这回宁可下台也不会改变自己观点的意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明确作出这样的表态，表明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进行的激烈争论，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这是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分歧和矛盾发展的结果。他们不仅在派出和撤销工作组的时候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即使在撤销工作组以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没有得到解决，而是仍然存在。不同的是，以前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后来则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因为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转换得到解决，反而在一定条件下还趋于激化。毛泽东试图通过召开会议来解决业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刘少奇却没有因为他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失去指导地位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爆发出来的。

　　④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成为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是前所未有的。刘少奇甚至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批评。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本来计划开五天，会议议程中也没有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内容。正是在这次激烈争论以后，原先计划八月四日下午召开的大会才临时改为小组会，延长了全会会期，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才成为下一阶段会议的主要议题。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不仅仅表现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激烈争论上，也不只是表现在工作组问题上，此前他们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四清”运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因而我们说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在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上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只不过是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而已。

　　(2)              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酝酿及产生过程。

　　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激烈争论，成为取消刘少奇党内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导火线。而后，为了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毛泽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于是全会急转直下，不仅改变了会议议程，会期也延长了。

　　①      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征兆。

　　八月五日这一天，毛泽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起草了一张大字报，撤销了刘少奇批发的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在即将印发会议的文件上写下了批注，删掉了会议公报中称赞刘少奇发表声明的一句话，取消了刘少奇近期会见外宾的活动。这些措施都是在八月五日这一天实行的，成为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征兆。

　　1)草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在八月五日这一天所采取的系列措施中最有力的。虽然毛泽东没有点名，但是不难看出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所向。这张大字报不仅向全会公开了他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还点明了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这张大字报是如何写成和修改的呢?

　　大字报原稿是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写在一张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边空上的。[47]

　　在《北京日报》的第一版上，刊登着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语就写在社论的左面。由于报纸版面上的空白处地方不大，使这段字数不多的批语沿着报纸边缘曲曲折折地排了一长串，显得潦草、零乱。

　　批语写好后，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将批语誊清在两页十六开白纸上。毛泽东在这份誊清稿上作了第一次修改，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在“左”字上加了引号，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誊清稿修改后被送去铅印。毛泽东在铅印稿上又作了第二次修改。他把“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呵”，把“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并且在前后两处加了“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压制不同意见”两行文字。[48]

　　修改好的大字报内容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49]

　　从中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是八月四日刘少奇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批评后，毛泽东重看六月二日载有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北京日报》时，有感而发随手写成的。看似随手写成的大字报，却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张大字报发出了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强烈信号。

　　毛泽东重读并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北大党委，是与运动的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派相一致的。如同聂元梓等七人在大字报中将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内部的走资派一样，这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不仅如此，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文化革命在校园内风起云涌，却遭到了由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地方党委派出的工作组的打压。在如何处理造反师生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意见。大字报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的作法，显示出党内存在的两条不同路线。结尾再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倾向，进一步说明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着渊源的。大字报将工作组问题与这些错误联系到一起，昭示了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要性。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毛泽东在大字报中涉及的内容及其表态，并非在这张大字报中才第一次出现，此前就是有所表露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在毛泽东批示后在全国发表的。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在全国批发，本身就表明了他对这张大字报的赞赏态度。以前他就在会议上对工作组问题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还说过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一类的话。[50]也讲过白色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和路线错误、反对马列主义一类的话。[51]毛泽东曾经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过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倾向。[52]当时只不过是没有用右倾和形“左”而实右的倾向这样的术语罢了。单纯从一个事件来说，可能会被认为是偶然发生的，还说明不了什么。如果将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联系到一起，就会发现它们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从而使人们对刘少奇的问题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

　　我们注意到，八月七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谈到这张大字报时说：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者注)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过去两个月是打我的，我是还击。他还说：这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53]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为什么要写这张大字报。虽然他在大字报中没有点名，人们却不难发现大字报的锋芒所在，感受到党内两条不同文革路线进行的激烈斗争。他原先顾及到刘少奇的威信，因而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批评的时候还是有所保留的，只是说了“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的话，[54]点明了中央有关部委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责任问题。当刘少奇八月四日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严厉批评后，在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背景下，毛泽东才一针见血地讲出这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一线常委)这一番话的。

　　2)撤销中央六月二十日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我们知道，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发生后，北大工作组立即将事件及处理经过编成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迅速上报北京市委和中央一线常委。刘少奇六月二十日作出批示，将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转发全国。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55]

　　刘少奇在批语中明确肯定北大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的处理表明，文化革命只有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才能进行，脱离工作组的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他将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转发全党，是要求各地以北大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方式来领导文化革命。这样北京和各地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反干扰”、“抓游鱼”，在师生中间抓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京后，当张春桥把刘少奇批准下发的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及批语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只是说，怪不得到处镇压学生，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56]虽然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表态，当时对这个简报和刘少奇的批语并不满意，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撤销这个简报。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还是寄于希望的。直到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批评的时候，毛泽东才向中央提议撤销这个简报。

　　八月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57]

　　我们注意到，八月五日中央发文撤销这个简报，正是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批评之后决定的。这样以中央名义撤销刘少奇批发的简报，不仅公开否定了刘少奇肯定的北大工作组作法，也是会议期间发生的重要动向，透射出将要变动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信号。

　　3)批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人民日报》为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而写的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泽东在其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括号写下如下批注：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1966年8月5日注” 这篇文章及毛泽东写的批注后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58]

　　这个批注是八月五日毛泽东在审阅印发会议的文件——《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时写下的。我们注意到，这个批注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后面，批注中明确表示“应当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紧接着肯定了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错误领导的抵制行动。从批注的上下文来看，这里的错误领导主要的不是指工作组和地方党委，而是指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如果我们联系到毛泽东是在八月四日刘少奇拒绝接受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严厉批评后才写出这个批注的，那么这个批注的指向也就一目了然了。从毛泽东八月五日写下这个批注以及印发中央全会来看，毛泽东是要表明他对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不同意见。这是毛泽东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4)删去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中称赞刘少奇发明声明的一句话。

　　七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以国家主席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援越抗美的声明。文件起草人员将这件事写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中。

　　八月五日，毛泽东审阅康生当日送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后批示：“康生同志：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毛泽东删去的一句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59]

　　本来，将刘少奇以国家主席名义发表的声明写入会议公报，从程序上来说是必要的，再说这件事与会议上围绕工作组问题发生的争论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审阅公报时还是将这一句话删去了。毛泽东删掉这句话并非是因为对这个声明有意见，而是在即将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情况下，在公报中出现这句话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也是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一个重要信号。

　　5)建议刘少奇不要再公开活动。

　　八月五日，刘少奇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60]

　　同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61]刘少奇是在下午接见外宾回到家里后接的电话。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刘少奇什么也没问，只是说：“好”。 [62]

　　我们注意到，周恩来是在毛泽东处开会后，才给刘少奇打电话，建议他不要公开露面，再去会见外宾的。虽然周恩来是用“建议”这种比较委婉的方式向刘少奇提出来的，但是这显然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的。其实，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如果我们联系到这件事发生在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在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背景下，刘少奇再公开露面，接见外宾，显然是与当时的气氛不相宜的。同时，这个问题尙在酝酿阶段，还不便于通过有关部门来取消刘少奇的活动，所以才由周恩来以个人名义打电话向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也是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重要信号。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严厉批评之后，毛泽东在八月五日这一天，写了一张大字报，撤销了六月二十日载有刘少奇批语的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写下了支持革命师生和干部抵制错误领导的批注，删掉了全会公报中拥护刘少奇发表声明的语句，还由周恩来出面建议刘少奇近期不要公开露面和会见外宾。这些措施都是围绕刘少奇的问题在八月五日这一天实行的。这反映出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的严重性。毛泽东正是在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对他的严厉批评以后，才采取果断措施要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