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3)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和偶然。

　　刘少奇是在毛泽东着意培养下才成为党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从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的激烈争论看，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似乎具有偶然性;但是从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分歧和矛盾来看，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又是具有必然性的。因而我们认为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①      刘少奇是在毛泽东着意培养下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的。

　　刘少奇是延安整风以后在毛泽东大力举荐下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刘少奇进入中央书记处，在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成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领导人，事实上成为党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后，刘少奇以党中央代主席的名义主持全面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刘少奇在枣林子沟会议上担任中央工委书记，而后和朱德一起带领中央工委过黄河到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率领昆仑纵队转战陕北，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刘少奇就担负起领导全党进行解放战争的重任。

　　建国后，毛泽东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为了培养刘少奇，树立他的威信，一九五三年提出中央分一、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来毛泽东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说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侯，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90]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当高岗、饶漱石联合向刘少奇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时，毛泽东批评高饶，支持刘少奇，将这个事件平息了下去。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侯，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一款。这是因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的时侯就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他认为让他摆脱第一线的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不担任国家主席，不担任党的主席，仍然可以以党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必要的时侯，在适当的会议上作主题报告。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准备施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91]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侯，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92]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退居二线，提议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日常工作的同时，还主张编辑出版刘少奇的著作。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经回忆说：“本来庐山会议后就有人提出继续出《毛选》。毛主席说现在不是出《毛选》的问题，而是出《刘选》。”[93]经毛泽东极力坚持和主张，一九六○年组织了一个编辑班子，编辑《刘少奇选集》。[94]以前中央只出版过《毛泽东选集》，刘少奇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位编辑选集的中央领导人。由此看来，毛泽东希望通过出版刘少奇的选集来进一步提高刘少奇的声望，筑固刘少奇的领导人地位。

　　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95]毛泽东想通过这种方式有意识地在国际上树立刘少奇的威信。中苏论战期间，一九六三年在起草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时，原稿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某些错误的影响”。为了扩大刘少奇的影响，毛泽东在审稿时特意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96]这样的评价，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刘少奇是在毛泽东提拔和培养下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扩大刘少奇在国内外的影响，培养刘少奇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能力，毛泽东为此作了大量工作。他不仅主动退居二线，提议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日常工作，还辞去了国家主席，下一步准备辞去党中央主席，由刘少奇担任这两个领导职务。[97]毛泽东是在有意识地、主动地一步一步将权力交给刘少奇，使刘少奇在他身后能够担负起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这种权力上的交接正在按照既定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是由于后来他们在路线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正在进行的权力交接才不得不被 迫中断。

　　②      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性。

　　虽然刘少奇是毛泽东着力提拔和培养的党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并非仅仅表现在一般政策上，而是路线上，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中。从对他们在三条总路线分歧和矛盾的剖析中可以发现，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取消是具有必然性的。

　　建国前夕，刘少奇对天津资本家讲话时就宣扬“剥削有功论”，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这样工人才有饭吃。[98]这是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对民族资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背离的。这反映出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连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薄一波后来说刘少奇说出这样的话是走了火，意思是说他用语表达不当，本身并不是这个意思。[99]这到底是刘少奇表述不当，还是他真实想法的流露，单从这一件事上来说还真是难以作出判断。我们只有结合刘少奇以后的系列观点和作法，才能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先后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在这三条总路线的践行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或隐或现地出现过一系列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单个来看或许是个别现象，如果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具有普遍性，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1)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

　　我们知道，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为“一化三改”，也就是实现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实现工业化，完成三大改造，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业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毛泽东主张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则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再发展重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应该适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认为应该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时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先集体化，再机械化;刘少奇主张先机械化，再集体化。[100]

　　新民主主义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因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集中在要不要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上。由于农业是当时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经济主要是小农经济，农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上的分歧和矛盾，主要在农业合作化上表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一九五○年东北变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的争论上。前两次争论形式上是在刘少奇和高岗、刘少奇和山西省委之间展开，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农业合作化上的分歧和矛盾。[101]第三次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上的争论形式上是在毛泽东和邓子恢之间展开，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上分歧和矛盾的反映。因为刘少奇是支持邓子恢的观点的。[102]在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从刘少奇还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以及刘少奇建国前夕在天津宣扬“剥削有功论”来看，客观上反映出他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对态度。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不仅表现在工业化上，还表现在三大改造上。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要不要立即实现工业化，进行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虽然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教导下，刘少奇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思想上却没有转过弯来，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意见。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因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实行自动消失，以后还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2)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后在总路线指导下又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践。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被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的时候，刘少奇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积极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其中出现的一些浮夸的指标和口号，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也是难辞其咎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三面红旗上的分歧和矛盾，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才逐渐表现出来的。具体说来，一九六○年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在经济面临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以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了，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03]造成困难的原因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下没有一套具体的政策，是执行中的问题，是经验不足的问题，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104]要在坚持集体化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105]

　　刘少奇认为一九六二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106]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简单地照搬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来解释困难原因，会使人们误认为困难是由于三面红旗造成的，同时他还对三面红旗表现出动摇的态度。[107]刘少奇对当时形势看得非常严重，同意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还对田家英说，否则的话，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他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108]这样就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

　　刘少奇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在建国初期他就主张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主张先机械化，后集体化，反对实行农业合作化。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一九六二年他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不过是他过去的观点在新的条件下的复萌而已。这反映出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当时只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实际上，直到一九六五年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使农业生产已经得到恢复和发展，证明通过集体化道路能够克服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还在住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抱了一大摞马恩列斯的书，说直到现在我还坚持我的意见，首先得机械化，然后才能集体化。没有机械化，集体化不能实现。[109]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批评说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指这件事。当时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只是批评了刘少奇没有顶住，还说我不再世了，“你怎么办?”随后，刘少奇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110]虽然出现了这样的事件，确实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但是并没有动摇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仍然是信任刘少奇的。

　　3)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

　　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是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以后制定的。这条总路线的实践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首先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法是依靠群众、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和工作队，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运动。刘少奇则主张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他反对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0]主张撇开基层干部，依靠工作队，采取扎根串联的方式，通过大兵团作战来进行运动。[111]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以刘少奇的观点被否定，毛泽东的观点写入《二十三条》从形式上得到了解决，实质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和矛盾是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令毛泽东感到惊异的是，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四清”运动中只是就事论事，竟然连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都没有搞清楚。这不仅反映出刘少奇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上，同时也反映出他在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上存在着严重错误。这表明作为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不管他口头上讲得如何，但是在实践上却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思想上放松了警惕，这样势必会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走上歧途，对无产阶级专政造成毁灭性破坏。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在引用列宁两段话时，有意删去了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从另一个角度为此提供了佐证。[112]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反映了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将这次分歧和矛盾与此前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进行综合分析，就会发现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形式上表现为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实质上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集中表现了出来，直到文革爆发前夕刘少奇的观点也没有发生变化。[113]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心情沉痛地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于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114]

　　我们现在从唯物史观方面对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再进一步作出分析和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前两条总路线的实践是“一化三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后一条总路线解决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还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还会付诸于东流。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三条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具体在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上表现出来。刘少奇虽然在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将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写入了他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115]但是却没有从思想上接受这一判断。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存在分歧和矛盾，但是当时存在的这些分歧和矛盾既没有影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影响到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这是因为这些分歧和矛盾是被当作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来看待的。毛泽东将他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与他们此前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联系起来看，他和刘少奇不仅在社会主要矛盾上，也在社会基本矛盾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毛泽东对路线问题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116]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字报》指出的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上，还表现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117]从这方面来说，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是具有必然性的。

　　③      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偶然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担任党的接班人了。[118]但是，这只是潜藏在毛泽东心中的一个判断。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戚本禹，[119]还是顾问康生，[120]就是连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的周恩来都不清楚这个问题。[121]这表明毛泽东既没有在小范围内，也没有在个别交谈中讲过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以前，一直是刘少奇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重要标志的“五一六通知”还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看来，毛泽东虽然心中有了这个想法，但也仅仅是心中的一个想法，还没有下定决心，因而既没有公开表露出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换过意见。他还要对刘少奇观察一番，才能最终对这个问题做出决定。

　　随后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为毛泽东提供了观察刘少奇的机会和条件。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不论是围绕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是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都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个时候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最后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才起草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并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

　　随后，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和矛盾，先后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这三个回合的斗争表现为：毛泽东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派出了工作组;围绕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在毛泽东主导下撤销了工作组。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还是起来造反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焦点是要不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最后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工作组时期，也就是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毛泽东批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以后，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曾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在会议上表达了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并讲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以后，要他们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122]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还是要再观察一番。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尽管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但是此后刘少奇仍然像以前那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即使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还是没有把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改组中央常委列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议程中。我们再从毛泽东八月五日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夜把大字报送交周恩来让他向大会传达又收回，第二天晚上再次将大字报交给周恩来让他传达的过程可以看出，[123]就是出现了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批评的严重事件，毛泽东在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问题上也是极为谨慎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反复思考以后才做出的决策，这表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极为慎重的。尽管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他觉得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了，却没有和别的中央领导人谈过这个问题，而是仍然同意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即使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也不过是撤销了《二月提纲》和工作组，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仍然没有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打算。就是全会期间他们发生了八月四日那样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是在再三考虑以后才向全会传达的。

　　这样看来，毛泽东对于刘少奇这样一位他一手提拔和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是寄于希望的。他寄望于刘少奇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中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是，令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工作组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少奇的强烈抵抗，还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实际上就是说刘少奇宁可下台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至此才使毛泽东对刘少奇寄予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这绝不仅仅是对毛泽东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向激化的结果，关系到以什么样的路线来指导文化大革命，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痛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在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以后，决定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从这里来说，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又是具有偶然性的。

　　④      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两者虽然不同，但共同存在于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偶然性反映必然性，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基本观点。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从形式上看，刘少奇接班人地位是由于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后才取消的，实质上则是此前他们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所决定的。他们在三条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关系到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何才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大问题。这些分歧和矛盾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最终由量变到质变，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达到了临界点。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不适宜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从这方面来说，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是具有必然性的。

　　但是，我们又分明看到，《二十三条》下发后，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即使在批判《海瑞罢官》、撤销《二月提纲》和工作组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出现了新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也没有提出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动议。如果不是八月四日刘少奇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工作组的时候，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八届十一中全会还不至于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改组中央常委。因为这根本就没有列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议程中。令人遗憾的是，八月四日当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对抗毛泽东的批评，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寄望走向破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及改组中央常委的建议。从这方面来说，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取消又是具有偶然性的。

　　虽然刘少奇后来在检讨中说，上次主席召开的福建厅会议，我的讲话不好，特别是讲的所谓五条很不好。[124]但是，毛泽东在路线和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125]这并非个人权力之争，而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大计。正像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的争论一样，这并非对毛泽东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126]毛泽东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以后，才在八月四日的激烈争论后，痛下决心做出这个决策的。

　　我们认为，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三条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来看，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是通过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进行的激烈争论表现出来的。这种激烈争论，不仅是他们在三条总路线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又是由他们存在的这些分歧和矛盾所决定的。因而我们说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