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十六条”指出，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人，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167]

　　在运动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既不能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也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进行处理，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前提，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奠定基础。只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使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必要条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充分条件。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关系到能否扩大革命阵营和锁定打击对象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斗争中，如果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在辩论中不要纠缠于枝节问题，而要采取互尽互让的态度，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3)斗争的方式。

　　“十六条”指出，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68]

　　进行文化大革命，采用的斗争方式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武斗只能触及人的皮肤，而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同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两重性以及斗争的性质也决定着只能采取文斗而不能采用武斗。通过文斗的方式，在辩论中弄清是非，端正态度，扩大共识，解决分歧，团结同志，打击敌人，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4)防止将打击矛头指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

　　“十六条”指出，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中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169]

　　鉴于在前一段运动中，特别是工作组派出后，有些党委或工作组领导人把反对党组织和工作组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党中央。他们不是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造反的群众。这样就转移了斗争方向，犯了路线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文件指出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处理外，即使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对于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一律不整，决不允许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运动方向。这是在汲取了前一段运动的教训以后作出的规定。

　　5)党组织在运动中的作用。

　　“十六条”指出，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党的领导，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以前那种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在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170]

　　文件要求党的领导要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目的。

　　文件从前一阶段的斗争状况出发，以是否敢于发动群众为标准，将党组织划分为四种情况。虽然文件强调党的领导要敢于发动群众，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大革命却不是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这里的问题是，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究竟如何呢?运动不是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而是由群众依据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自发起来进行的。这个时候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否自觉发动群众上。从报刊上点名经过党委讨论批准来看，这个时候的党组织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一些督导作用的。

　　由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又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组织内部，这样势必就是发动群众将矛头对准各级党组织自己。从中不能看出，除少数党组织外，这个时候相当多的党组织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因而文件说党的领导能否转变态度，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的作用表现出两种情况：一是正面的，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当时处于少数;一是反面的，有的不去发动群众，表现出软弱无力的态度，瞻前顾后，犹豫徘徊，有的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转移斗争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当时处于多数。这种状况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了全面夺权的斗争。

　　由此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就是党组织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以革命青少年为先锋，发挥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主力军的作用，建立各级群众组织，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运用“四大”，进行文斗而不是武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防止转移斗争方向，将打击的矛头指向群众。

　　⑧      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十六条”指出，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在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育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171]

　　我们注意到，文件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方针、目的和方法等问题。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开展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进行教育革命。教育革命就是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关键问题，是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因而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

　　⑨      抓革命，促生产。

　　“十六条”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与生产的问题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质量。[172]

　　文件谈到的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这是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将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要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就可以通过革命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这是在吸取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中没有处理好运动与生产关系的教训以后才提出来的。

　　⑩      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六条”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锁哲学。[173]

　　文件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各级党委和群众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以上“十六条”内容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作出了规定，不仅为下一步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初步规划，还制定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3)评析“十六条”。

　　“十六条”是在毛泽东指导下，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起草，经过反复修改以后形成的。这个文件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后，标志着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指导地位。文件虽然只有十六条，篇幅不长，却条理清晰，要点明确，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将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简明扼要地阐述出来。读后令人耳目一新，使人们对为什么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个文件不仅在党内下发，而且还公开发表，指导并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十六条”的制定并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起草人员闭门造车臆想出来的，而是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指导下，从文革实践出发，总结了前一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后形成的。“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广大师生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在全国不少城市的高校中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党中央领导层也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造反的师生和派到学校的工作组的斗争愈演愈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驱赶工作组和“反干扰”、“抓游鱼”成为这个时期斗争的重要表现。斗争中的实际情况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简报迅速反映上来。“十六条”就是对这一时期的斗争状况进行剖析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抓住重点，纠正缺点，分析焦点，理出要点，经过反复修改以后形成的。

　　“十六条”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以扼要的语言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性质、目标、目的、特点、重点、对象范围和方法。文件指出，进行文化大革命要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革命青少年为先锋，发挥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主力军作用，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建立不同层次的群众组织，运用“四大”，要文斗不要武斗，由点到面，循序渐进，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防止将打击矛头指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要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主流和曲折，处理好依靠群众和发挥党组织作用以及革命和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对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到“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这个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就突破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范畴，发展到了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在党政机关进行了。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这个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的。

　　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先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然后再发展到军队、工厂和农村中去的。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国家政权构成中占据特殊地位，因而如何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要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来作出具体规定。从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业、农业、交通、国防，这样就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进行文化大革命了。

　　从中不难发现，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是有计划的。他没有把文化大革命从面上一下子铺开，而是由点到面，总结经验，循序渐进，吸取教训，从局部逐步发展到全局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搞起，而后扩展到党政机关，再进一步扩大到整个城市、农村和军队。这表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上是非常慎重的。他小心翼翼地把文化大革命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逐步展开，在探索中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谨慎地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局的。这不仅在“十六条”中表现了出来，还在七月二日毛泽东同意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表现了出来。[174]

　　那么，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如何呢?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党组织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具有领导作用，但是却具有放手发动群众的任务，具有和群众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具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使命。这些任务、责任和使命虽然与领导不同，却是对文化大革命具有深远影响乃至于决定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能不能践行文件的这些要求，也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前途和命运。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报纸上点名批评还是要获得同级或上级常委的批准。因而我们认为虽然各级党组织对文化大革命并没有领导作用，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督导权的。

　　从“十六条”中不难看出，群众和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依靠群众而不是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左派为中心建立的群众组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群众组织而不是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但是各级党组织还处于领导岗位上，担负着处理党政日常工作的任务，掌握着各级领导权。这样以左派为中心的群众组织掌握着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各级党组织则掌握着党政日常工作的领导权，形成了两种权力并存的局面。

　　“十六条”要求党的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站在群众一边，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不仅如此，还指出了党组织存在的四种情况，当时能够放手发动群众的党委则是极少数。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组织内部。这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势必会发生群众冲击党组织的事件。党组织的成员这个时候还掌握着权力，他们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还是仍然象以前那样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将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在工作上怠工、罢工，抵制乃至于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成为对他们的严峻考验，也直接决定着下一步对于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由于群众组织掌握着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各级党组织则掌握着日常工作领导权，两种权力并存的局面会因斗争的深入发展产生尖锐复杂的矛盾。造反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组织内部的走资派，而各级学组织一旦置“十六条”的要求于不顾，仍然坚持以前的态度，又采取措施抵制文化大革命，那么从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出发，向他们进行夺权也就势在必行了。从这里也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全面夺权也不是事先就预定的，而是斗争形势发展的结果。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说明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获得了党中央批准，从组织程序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准备工作。同时，文件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总结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解决了困惑人们思想的若干重大认识问题，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