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先后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以上我们疏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一段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围绕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现在我们对其中的若干问题再强调一下： 1、“十六条”是“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实施方案。 “五一六通知”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虽然是为撤销《二月提纲》起草的，但却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被称为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过并下发全党，标志着文化革命又回到了政治批判的轨道上来。 从“五一六通知”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系统批判，在批判中阐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观点。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中，已经指出了这次革命的性质、范围问题，号召全党同志投入到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即使如此，“五一六通知”也只是解决了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排除阻力，进行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搞成这样一个文件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要起草人员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以后，才能起草出这样一个文件，再一方面文件的产生并非闭门造车，还要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初步总结以后才能形成。因而“十六条”只能产生于“五一六通知”之后，是不会出现于“五一六通知”之前的。 “五一六通知”是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不仅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批驳《二月提纲》的过程中，“五一六通知”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解决了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是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文件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和说明。 “十六条”解决了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件不仅阐释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目的、对象、性质、范围、目标、特点、方法，还提出要正确对待运动过程中的主流和曲折，在运动中要紧紧依靠群众，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和青少年的先锋作用，建立群众组织，运用“四大”，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由点到面，循序渐进，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将打击的矛头指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进行教育改革，抓革命，促生产，以及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文化大革命等问题。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个文件是承上启下、相辅相承的。“五一六通知”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十六条”阐述了斗争的方法。没有“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的否定，将文化革命从学术批判扭转到政治批判的轨道上来，就没有“十六条”的产生。同样，如果没有“十六条”的产生，那么“五一六通知”就由于缺乏具体实施方案，在实际执行上会遇到很大困难，容易走偏方向，难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而这两个文件，一个是动员令，一个是施工图，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行动指南。 我们也注意到，“十六条”的产生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十六条”既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后，也不是决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后，才决定起草的。在会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个文件的草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要在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文件。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不过是为了使这个文件能够排除阻力更好地贯彻执行而已。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个文件是在围绕《二月提纲》和工作组问题的斗争中产生的，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集中体现。这种斗争是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斗争的胜负直接决定着文化大革命乃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 2、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互换。 毛泽东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渊源的。这种渊源不仅体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分歧上，更表现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矛盾上。他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矛盾，直接形成了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在这条总路线践行的初期，虽然还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这个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因而我们还是把他们这个时期的分歧和矛盾纳入了文革路线斗争的范畴。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上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逐渐表现出来。由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因而他主张的文革路线当时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则处于次要地位。 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在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表现出来。毛泽东指出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却不仅没有引起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重视，反而遭到他们的漠视乃至阻挠。一九六四年七月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是这样。他们执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却表现出敷衍的态度。这方面的斗争在批判《海瑞罢官》和制定《二月提纲》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条不同文革路线的斗争，不仅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随后也在工作组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 从这些斗争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发现，由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当时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一度在中央处于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则暂时处于次要地位。毛泽东是通过党内斗争在逐步否定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以后，才使他坚持的文革路线上升到指导地位的。 一九六四年，在刘少奇领导下进行的“四清”运动出现了“左”而实右的倾向，导致不少基层农村干部受到过份打击，毛泽东是在排除了刘少奇的错误，制定了“二十三条”以后，才将“四清”运动纳入正规的。当北京难以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下，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上海首先发表出来的，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该文也是在毛泽东支持下才打破封锁由北京报刊予以转载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是经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批准后下发的，而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并下发全党的。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派出的工作组，也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才最终撤销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毛泽东坚持的文革路线是在逐步否定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以后才上升为指导地位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条文革路线是在斗争中转换位置的。 由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因而不论是“四清”运动期间，还是在批判《海瑞罢官》、制定《二月提纲》乃至于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革的问题上，起初都是他代表的文革路线处于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则处于次要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是在斗争中战胜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以后，才由次要地位上升到指导地位的。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也就由指导地位下降到次要地位。但是斗争并未结束。 3、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组织保证。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缘由的。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就曾经出现过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工作认识上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到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具体说来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了出来。这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198] 这是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一个想法，不仅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甚至还同意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这是因为毛泽东还要对刘少奇作进一步的观察，寄希望于他能够在将来的斗争中转变过来。因而即使后来发生了像阻挠批判《海瑞罢官》和批准下发《二月提纲》这样的严重事件，毛泽东也不过是起草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下发了这个文件，仍然没有提议改组中央常委和改变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随后，在工作组问题上双方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也只是撤销了工作组，计划召开中央全会通过“十六条”，还是没有提议改组中央常委和改变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以后，即使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又接连和毛泽东发生了一系列分歧和矛盾，毛泽东也不过是否定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纠正了刘少奇的错误，并没有提出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建议。看来，只要刘少奇认识并改正了错误，毛泽东还是希望由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的。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还是寄于希望的。 但是这个时候却发生了新的变化。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少奇的强烈抵制，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这表明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更没有接受对他的批评。这种态度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公开表示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才痛下决心要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可以说，如果不是八月四日这件事情的出现，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不至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生的。 从文化革命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不仅对《海瑞罢官》展开了批判，还撤销了《二月提纲》，解散了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停止了彭真、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撤销了他们分别担任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中宣部部长职务，重新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不应忽视的是，彭真、陆定一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支持进行工作的。 本来，在撤销工作组以后，毛泽东还是希望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确立他所坚持的文革路线以后，在刘少奇改正错误的情况下，继续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但是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对他的批评表明，他不仅不承认错误，也没有认识到错误。这样从贯彻文革路线的发展要求出发，就必须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成为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组织保证。 4、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条文革路线的分歧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还是造反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依靠对象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存在重要区别的。其实，这种区别早在“四清”运动期间就在主要依靠工作队还是群众上表现了出来。[199]不过，那个时候因为整个“四清”运动都是在党组织或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之间在这方面的分歧还不甚分明罢了。 以前进行的运动都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依靠群众来进行的，那么这次文化大革命又为什么不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而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200] 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要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派就隐藏在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内。他们不是一般的党员，也不是一般的干部，而是在各级党组织内掌握着权力的领导干部。因而在运动中就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在党内不是整一般的党员，不是整一般的干部，也不是整所有的领导干部，而是整领导干部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这样就既坚持了政治的原则性，又执行了斗争的灵活性，缩小了范围，瞄准了对象，将矛头直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利于防止转移斗争对象和运动的扩大化。 但是，由于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层内，如果按照惯例由各级党组织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些走资派就会利用手中权力，趁着领导运动的机会，转移斗争对象，使自己轻松解脱出来，从而使运动流于形式，难以达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撤销工作组的时候说：“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201] 这是过去运动的深刻教训。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202]二月三日，他又说道：“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这里的“他”，指的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203]同时，彭真在文革后也说过，毛泽东原来是想用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问题的，但是最后却采取了文革的方法，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说。[204]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是在通过过去那些运动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文革这种方式的。 采取文革的方法，就不是依靠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运动，而是要发动群众来进行运动。这就要成立群众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些群众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但是却不属于各级党组织的直接管辖。这样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依靠各级党组织而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就不是来领导运动，而是积极参加运动，在运动中接受群众的审查，以自己的影响力引导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这样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既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运动，党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处于被审查的对象上，走资派又混淆其中，他们当时手中还掌握着权力，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打击、迫害群众，转移斗争对象，这样就会使运动走向低潮，甚至有落空的危险。因而这个时候各级领导干部究竟如何对待运动就成为下一步对他们采取政策的关键。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时，就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殷切的希望，[205]但是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执迷不悟，仍然消极对待，无动于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又延长了。 5、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是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首先在上海发表，而后由北京和全国各地报刊转载为标志，打破了对《海瑞罢官》批判的封锁，拉开了文革序幕的。 随后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了限制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经过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批准后下发全党，要求文化革命必须在《二月提纲》指导下进行，可以进行学术批判，严格限制政治批判，致使文化革命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发生的争论，表面上发生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之间，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反映。 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不仅撤销了《二月提纲》，还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止或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重新设立了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样就不仅从政治上还从组织上扫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阻碍，为下一步继续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五一六通知”是砸碎旧世界的宣言，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虽然通知主要解决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也提出了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通知下发后，在大中学校迅速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风潮。毛泽东批发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进一步推动了校园的文化革命。这个时候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派出了工作组，要求文化革命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在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表面上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进行，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反映。 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最终撤销了工作组。而后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追认了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人事变动，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这样就在中央领导层内从政治和组织上解决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阻碍，将文化大革命纳入了既定轨道。虽然在中央领导层内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各级党组织能否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还是一个未知数。这就要看各级党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决定着下一步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对文革以及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措施。 “五一六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而“十六条”是中央全会通过的。这两个文件都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不过，“五一六通知”解决的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侧重于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问题，“十六条”解决的是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解决了包括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先后通过这两个文件并下发全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已经完成了它的法定程序。这两个文件不仅提出要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句话就是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解决了其中阻碍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而这两次会议的召开，“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先后通过并下发，不论是从法定程序上，还是从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文献索引： 三、潮涌京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6年5月—1966年8月12日）。 （一）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7]，第44页;[95]，第40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4]，第174页;[86]，第173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1]，[76]，第719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第1398页;[3]，第1406页;[7]，第1407页;[15]，第1390页;[60]，第1485页;[87]，第1389页至1390页;[88]，第1397页，1399页;[97]，第1408页;[109]，第1468页;[110]，第983页;[118]，第939页至940页;[122]，第1254页，1344页，1474页至1479页;[129]，第1480页至1481页;[134]，第1454页至1455页;[138]，第1547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3]，第311页至312页，350页至352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66页至570页;[5]，第573页至574页;[12]，第579至581页;[14]，第581页;[71]，第557页，580页;[90]，第557页;[92]，第572页至574页，579页至581页;[96]，第573页至574页;[98]，[103]，第588页;[104]，第590页至591页;[107]，第567页至568页，453页;[115]，第594页;[121]，第403页，521页;[139]，第533页，548页，557页，580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32]，第106页至107页，109页，113页至114页;[133]，第135页至136页。 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117]，第15页;[119]，第15页至16页。 9、《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79]，[81]，第1841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36]，第32页。 11、《刘少奇传》(下)，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金冲及，副主编 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17]，第1009页;[24]，第1010页;[28]，第1031页;[37]，第1013页;[43]，第1012页至1013页。 12、《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38]，第544页。 13、《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杨胜群，副主编刘金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40]，第1324页至1326页;[42]，第1331页。 14、《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4]，第1216页;[6]，第1219页;[9]，第1221页;[10]，第1195页;[11]，第1213页;[13]，第1223页至1224页;[19]，第1227页;[41]，第1216页，1219页;[47]，第1229页;[49]，第1222页至1223页;[50]，第1224页;[51]，第1225页;[61]，第1176页至1181页，1207页;[91]，第1206页;[93]，第1171页;[140]，第1206页，1208页，1213页。 15、《彭真传(1979—1997)》(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26]，第1289页至1290页。 16、《彭真年谱(1960—1978)》(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八月第一版。 [23]，第485页;[82]，第485页至486页。 17、《陆定一传》陈清泉 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53]，第501页;[57]，第500页。 18、《胡乔木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111]，第105页，110页;[114]，第422页;[120]，第382页;[123]，第328页至333页，336页至340页，360页;[124]，第383页至384页，432页至433页，436页;[125]，第443页至485页。 19、《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胡乔木传》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六月第一版。 [112]，第2页，13页;[116]，第4页，22页。 20、《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 编。 [52]，[83]，第164页。 21、《“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6]，第81页;[100]，[101]，第89页。 22、《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张化、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 一月第一版。 [8]，第594页;[25]，第597页;[27]，第597页至598页;[46]，第597页;[54]，第597页;[56]，第598页;[58]，第598页至599页;[128]，第628页至630页，633页。 23、《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105]，第49页，53页，55页，129页，114页至118页;[106]，第119页至121页;[108]，第274页至276页，290页至292页，295页至296页，125页，298页;[113]，第224页。 24、《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72]，第44页，62页。 25、《刘少奇冤案始末》黄峥，九州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78]，第10页。 2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80]，第14页。 27、《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9]，第392页;[102]，第379页;[126]，第426页至427页;[127]，第426页至433页;[131]，第588页，499页至500页;[135]，第686页至688页。 28、《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册)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130]，第461页。 29、《〈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8]，第74页至77页;[20]，第77页至79页;[21]，第79页;[22]，第79页;[29]，第82页;[44]，第93页;[48]，第87页至88页;[55]，第89页。 30、《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85]，第724页;[136]，第789页。 31、《“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30]，第16页至21页;[32]，第21页至23页;[35]，第125页;[45]，第13页，24页至25页;[59]，第24页;[89]，第6页至10页;[94]，第4页，6页，7页，8页至9页，10页;[99]，第26页。 32、《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七年第七期。 [62]，第1页至2页;[63]，[64]，第2页;[65]，第2页至3页;[66]，第3页至4页;[67]，[68]，[69]，第4页;[70]，第4页至5页;[73]，第5页;[74]，第5页至6页;[75]，[84]，第6页。 3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 [137]，第760页。 （二）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五七指示”的发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第二版。 [30]，第305页。 2、《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2]，第407页;[4]，第11页;[19]，第407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1]，第1439页。 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第299页;[18]，第299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6]，第351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版。 [5]，497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31]，第69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9]，第89页至90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2]，第55页;[23]，第53页至54页; [24]，第55页;[25]，第56页。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8]，第1338页，1393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第521页，223页;[33]，第223页，521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9]，第89页。 1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国史研究学习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 [7]，第226页，241页。 14、《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10]，第700页;[11]，第703页;[14]，第694页至695页;[15]，第697页至699页;[16]，第700页;[17]，第695页;[21]，第700页。 15、《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主编 李慎明，副主编 陈之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34]，第17页至35页，303页至336页。 16、《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张化 苏采青主编 郑谦 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一月第一版。 [32]，第157页至162页。 17、《农业学大寨始末》宋连生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七月第二版。 [12]，第78页至81页;[13]，第118页至120页， 81页至86页，60页至62页，96页。 18、《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26];[27]。 19、《把我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我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解放军报》社论。 [20]。 （三）党内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产生。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58]，第97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1]，第1438页至1439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2]，第97页;[23]，第131页。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0]，第43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5]，第291页;[16]，第297页。 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0]，第223页;[39]，第105页至107页;[76]，第105页至107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28]，第215页;[29]，第364页;[30]，第440页至441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1]，第29页至30页;[32]，第32页;[33]，第24页;[77]，第29页至32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