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利党利国民

毛泽东之所以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三个很明显的目的。首先，更进一步地教导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建立与之相互适应的机构。从1950年代起，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所以必须经常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不管在外貌上、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应该完全一样。这也是他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如果能正确地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他们就能创造出任何业绩和奇迹。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老百姓。相反的，他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他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又开始担忧起中国年轻人的道德，因为他们不曾经受过战争的洗礼。他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并在制定生产目标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方面，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派出很多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医生前往农村地区服务，同时希望一些受过次级培训的医疗保健工作者，也就是“赤脚医生”长期在农村地区进行服务。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并且消除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目的，加强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到1965年年初的时候，他已经感到很生气，因为党的中央权力机构，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决策权。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把邓小平所主持的书记处，形容成是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则明白指出是邓小平本人“独立王国”。

这从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中可以证实。邓小平写道，在1960年到1961年间，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歪风。他还承认，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将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转移到内地的“三线”建设决定。邓小平还说，他未能在做报告前及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未能形成汇报的习惯。邓小平还承认，“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信中，邓小平还试图减轻毛泽东对其在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他绝不会为“文革”中被批斗的人翻案。他同时暗示，他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来。

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严格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全党逐渐形成了“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猛虎；党中央有禁则止，稳如泰山”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他开始关心起自己的身后问题。1963年时，他已经70岁。他同时也对和他同辈的领导人缺乏革命热诚感到担忧。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发现，他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会接替他成为中共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从以上看，我非但觉得毛主席晚年没有犯错误，而觉得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利党利国民。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毛主席做了反和平演变的大演练，中国早就先于苏联解体了。不用说，只要中国上演了苏联的悲剧，无数先烈前赴后继奋斗的成果都付诸东流了。的确，继续革命运动中伤害过一些人，其中有无辜的。但又是必须的。例如一个人患了恶性肿瘤，为了挽救生命，最后唯一的选项是手术摘除肿瘤。在摘除肿瘤的过程中会流血，还要切除部分健康的肌肉和脂肪。对流出的血和被切除的健康肌肉、脂肪来说，的确是冤枉的。但没有它们的牺牲，就无法摘除肿瘤。

健康的肌肉、脂肪被切除是冤，是无奈;  这不表明被切除的肿瘤也是冤枉的。我们不能为了给健康的肌肉、脂肪恢复名誉，也将肿瘤一起恢复名誉。整个手术是不容否定的。毛主席晚年是否犯了错误，这个要用实践和时间来检验，而不是用肿瘤的控诉来检验。今天，已经拿下的贪官远多于继续革命运动中被批斗的官员，扫黑除恶、扫黄打非，也清除了大量社会垃圾。仅此，已经证明毛主席晚年的继续革命运动不是多余。谁能说，今天被拿下的贪官，还有那些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如果也对其进行批判和下放劳动，谁会认为他们冤枉?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结论。反贪、除恶、扫黑，对贪官、黑社会和那些犯罪分子来说，似乎也是对他们伤害，可正是这种必要的伤害，才维护了国家肌体的健康。假使再出现什么变故，那些被抓的贪官以及黑社会势力一朝得势了，他们也照样会控诉对他们所谓的迫害。看至今仍走公有制集体化道路不包产到广的十个村庄：

　　1、华西村。

　　原叫华西大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我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末，看了中央研究室有关华西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后，就有了批示，说“这是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在我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

　　如今，华西村在传统工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海洋工程、金融、旅游服务业，与4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成功实现经济转型。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512亿元，可用资金35亿元，人均纯收入8.5亿元。

　　这里更像一个农业旅游景区、一个工业园区、一座小城市。家家拥有设施现代化的别墅、较高的收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医疗条件和生态环境，这里的农民感觉自己生活在“人间天堂”。

　　领头人吴仁宝在叙述华西为什么能发展时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仰，就是信仰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终坚持爱党、爱国、爱集体。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

　　时刻不能忘记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人，而不是神，但是毛泽东思想胜过神。对于集体还是个体，吴仁宝的经验是这样的：

　　“凡是哪个村把集体经济搞好的，这个村的党组织就有权威。像华士村，在镇上被个体户团团包围，但老百姓非常信仰集体，绝大多数村民强烈要求党支部不要搞个体，还是要把集体经济发展好!

　　集体经济到底好不好呢?应该说，集体经济本身是好的，但在‘转制’、‘转私’的影响之下，有不少人把集体的钱捞光了，转到个人腰包里去了。

　　我记得，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每个村都有集体资产。为什么发展到现在，有的村一点资产也没有呢?甚至是资不抵债呢?我看，这主要是那里的人缺少了信仰，缺少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人对信仰有了失落感以后，往往就会贪赃枉法。

　　这些信仰的动摇，很有可能会发生危机，造成坐牢，甚至被枪毙。最后，就造成了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的不关心!现在有些人，人在党内，心在党外;居住在中国，心在美国。像这样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

　　2、大寨村。

　　即原来的大寨大队。大寨从单纯农业经济走向了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到2010年底，大寨集团资产总额达4.7亿元，从业人数达1243人，销售收入达到6.5亿元，上缴国家税金达到2879万元。

　　大寨现有20多个旅游景点，是山西省十大红色旅游基地之一。大寨集团公司成立后，大力推进村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寨已成为30多种商品的品牌。

　　大寨经济总收入在近20年间增长了近200倍，500多人的小山村成了名符其实的亿元村。现在大寨的人均收入12000多元。大寨人住进了二层楼房，享受着现代交通和通讯带来的便利，享受着集体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从1993年开始，老人们按月领取养老金，孩子们上学不用交学费，考上大学发给奖学金，农户建房村里给补贴，农民种地村里实行“五统一”，全体村民就医有了医疗保险，每人每年还可以领取1000元的公益金。

　　3、周家庄。

　　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强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之下，周家庄人摁下红手印明志保留人民公社，义无返顾地选择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

　　据说，当时的支部书记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写下保证书：“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

　　30年来，周家庄农工贸齐头并进，已有9家大型集体工业企业，并有许多形成规模的农贸加工、养殖基地和文化服务业等。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所有乡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而且福利范围和水平在不断扩展和提高。当初，从公社出走搞单干的几户人家又纷纷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