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太监汪直
一、厂公年幼
如果朱见深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去世，那么他的功绩一定会在正史上被大力歌颂，被誉为一代明君。
除了两广、荆襄和宁夏外，赵辅于成化三年在东北血洗建州女真，王越于成化九年在河套大破蒙古。四面八方的征讨均获得重大胜利，荆襄、两广地区纳入常态化治理，一扫土木堡之变以来的危局、乱局，重拾天下升平之势。
但是，从成化十三年起，朱见深的形象就迅速黯淡了下来，在文官们记录的历史中变成了标准的昏君，以至于这样一位雄主竟然逐渐被人淡忘。
因为这一年，他授权太监汪直建立了西厂。
汪直，广西瑶族人。成化三年，韩雍平定大藤峡以后，挑选了一批幼童和女子作为战利品进献到朝廷。汪直是其中之一，进宫之前就阉割了。
当时皇宫并不缺宦官。宦官在明朝政治地位很高，宫内有一整套为皇帝服务的宦官机构，不仅是生活服务，主要还是协助处理政务，权力很大。此外，出兵打仗有监军、战略要地有镇守太监。太监是宦官的高级职位，下面还有少监、监臣、奉御、长随、典簿等等，跟文官机构一样分为很多等级，从底层做起一级一级往上爬，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不说，混到一个小有权势的职位机会还是不小的。一些贫苦家庭如果孩子比较多，又不能供养他们念书考取功名，就会自行阉割一个争取送进宫，就有机会将来做官。不仅自己的生计不愁，还能扶植整个家族。自行阉割的人太多，根本招不完，在明朝都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为此专门下过禁令：不准民间自行阉割。
韩雍进献的这一批幼童，必然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宝贝”，不是送进宫来充数的。就跟攻打外国抢到一批奇珍异宝进献皇帝一样，是比较罕见的物品。在这一批幼童和女子中间，还有一个姓纪的女子被分配去管理后宫的仓库，因为偶然的机会被朱见深看见，马上就给“临幸”了，为朱见深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佑樘。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韩雍挑的这批人至少都是相貌很不错、颜值很高的。汪直应该也是那种皮肤白嫩、眼睛大大的，一看就叫人喜欢的小孩，才有资格从广西那么远的地方被送到皇宫来。[1]
汪直进宫的年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必然是极小，以至于完全记不得大藤峡惨祸。不然这种叛军的后代，父母亲戚都被明军屠杀殆尽，把他放到皇宫里面，万一心存怨恨，哪一天对皇帝动手，韩雍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十年之后，也就是成化十三年，内阁首辅商辂弹劾汪直，奏章里面说：“今汪直年幼，未谙世事，只凭韦瑛等主使”。《宪宗实录》在记录汪直开西厂的时候，也用的是“年幼最得宠”。“年幼”这个词不可能用到十四岁以上的人身上。又过了两年，汪直出外领兵打仗的时候，《宪宗实录》才说他“年少喜功”，可见记录者的态度很严谨，把“年幼”和“年少”区分的很细。据此可以推测，在成化十三年，汪直建立西厂的时候，年龄应该不超过十四岁。成化三年进宫的时候，则最多只有四岁。
刚进宫，就被分配去伺候万贵妃。万贵妃这种皇帝独宠的后宫显贵，肯定有很多人争抢着要去伺候她。这么一个从广西送过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三岁小孩能够获得这个机会，只可能有一个原因：长得好看、聪明伶俐。要么是万妃亲自挑选的时候看上了，要么是朱见深后者手下人想送给她讨她开心，不管哪一种，都要汪直长得足够好看才行。
前面我们说了，成化二年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的万妃刚生了一个小男孩，到了年底还没有满一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万妃心里的那种悲痛。没过几个月，送来一个跟她儿子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天真浪漫、聪明可爱，天天陪在身边。肯定是母爱大爆发，当亲儿子养着。朱见深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既有丧子之痛，又为万妃伤心。见着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在万妃身边，也必然极为宠爱，在感情上把他视为自己和万贵妃的孩子一般。
没过几年，汪直就被朱见深封为御马监太监。
太监，就跟今天的“总监”一样，是一个大部门的负责人。御马监是宦官机构中权势仅次于司礼监的部门，跟兵部一起，共同掌管天下兵马调动。御马监太监与兵部尚书权力相当。根据史书记载，汪直被封为御马监太监的时间不会晚于成化十年，那时候汪直也就十来岁。[2]朱见深直接把一个十岁小孩封为正部级高官，不可能是昏了头想让他干什么大事，应该就是纯粹的宠爱，赏个大官哄他开心——注意是朱见深哄汪直开心，而不是相反。御马监的事务还有其他太监管理（兵部尚书也经常不止一个，各自分管一块）。
到了成化十二年，京城里面发生了一系列怪事，主要是闹妖怪，搞得人心惶惶，其中还有妖人跟宫内的太监勾结混入皇宫，被发现了杀掉。
这一系列事情，引起了朱见深的警觉，就跟朱元璋发现占城贡使到南京来没有人跟他报告一样，怀疑官僚机构给他汇报的情报有所隐瞒。就派十二三岁的汪直带着两个校尉（低级武官，应该是给汪直当保镖的），化妆成普通市民，骑着毛驴或者骡子，出宫去打听消息。“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探以闻”。
汪直足够聪明伶俐，打听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消息，又没有暴露身份，朱见深非常高兴，觉得可以好好的用一下汪直。
这样过了半年多，朱见深觉得时机成熟，正式下令成立“西厂”，任命不到十四岁的汪直担任西厂提督，派韦瑛等人给他做助手，再从锦衣卫等机构调一批人员来负责具体的侦查、抓捕、审讯等工作。之所以不直接任命汪直当东厂太监，而是另开一个西厂，主要原因应该是汪直“年幼”，东厂是司礼监管着的老牌监察机构，任命升迁都有一套程序管着，比较麻烦，所以干脆新设一个，让汪直放手去干。
西厂成立后，办的最轰动的一件案子就是“杨晔案”。杨晔是杨荣的曾孙，在福建担任建宁卫指挥（军分区司令）。杨荣就是朱瞻基在位的时候著名的“三杨内阁”之一，被视为文官的楷模。杨晔的父亲杨泰当过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的职务（指挥同知），已经退休。这家人在当地横行霸道、侵占田产，还参与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积累了巨万家资。接连闹出了好几起人命官司，地方官员不敢管，但终究还是被个别实在看不下去的官员透露给了御史，被御史弹劾。朝廷派了刑部主事王应奎和锦衣卫百户高崇去福建调查。
这个事儿本来汪直不知道的。但是杨晔携带巨资到北京行贿，因为有杨荣的老关系，基本把高级官员都打点到了，想要摆平此事。汪直是皇帝最宠信太监，也被列入行贿名单。钱送到了韦瑛那里，韦瑛就向汪直汇报了此事。汪直一听，这还了得？立即下令西厂派人去把杨晔抓起来审问，很快牵连到了其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和姐夫礼部主事董序。
这样的案子，老道的办案者会知道适可而止，否则牵连度太大，会一发不可收拾。可不到十四岁的汪直哪里懂这些？连番审问下来，朝中重臣几乎全被牵扯在内——这事儿要是犯在朱元璋手里，估计又是杀的血流成河了。
西厂没有审判权，只能把审讯结果提交朱见深。朱见深下令移交法司审判，杨泰被判斩罪。杨晔则已经死在了西厂大牢。朱见深命太监钱喜和韦瑛去抄了杨晔的家，财产全部充公。但是宽宥了杨泰的死刑，只把他废为平民。杨仕伟、董序被贬官。派去福建调查的王应奎和高崇也收了杨泰的贿赂，被汪直派人在返京的路上当场搜了出来，下狱论罪。高崇病死在狱中，王应奎发配边疆充军。
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明朝中期官场的腐败情况：高官子弟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出了人命先是摆平地方官，被告到京城，又先后贿赂调查人员和中央高级官员。这跟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的“薛蟠杀人案”是一样一样的，是帝国官场的常态。如果不是年幼无知的汪直坚持追查到底，这个事情一定不了了之。
按照常理，贪污受贿好歹是件见不得光的事情，朱见深没有杀掉杨泰，也没有进一步追究其他受贿官员的责任，可以算是网开一面了，收钱的人起码应该低调一点才是。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文官集团认为收点钱摆平人命官司并不算什么，唯独对于一个小太监竟然敢逮捕和审讯“文官楷模”杨荣的子孙，感到非常愤怒。经过商议，先由首辅商辂起草，以内阁名义联名上书；然后由兵部尚书项忠起草，六部九卿联名上书，弹劾汪直，要求裁撤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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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北京门头沟出土过一块墓碑，上面记录了一个叫李质的太监生平，是跟汪直同一时期由韩雍从广西进献进宫的，其经历可以作为一个对比：“朝廷命将出师讨断藤峡。兵踰化州路，公方髦髧，不知趋避，为过兵执去。主将见公容止与众迥异，报捷后乃进于朝。宪宗纯皇帝见而悦之，乃付御用监太监廖公寿名下。”（齐之鸾《明故神宫监太监李公墓志铭》）里面明确提到“髦髧”，也就是年幼的意思；进献的原因是“容止与众迥异”，也就是长得好。进宫后，朱见深亲自挑选，觉得不错，就让御用监太监负责抚养。据此推测，汪直也可能是朱见深见了觉得乖巧可爱，或者很像自己和万贵妃所生的孩子，才把他派给了万贵妃。
[2] 跟汪直同时进宫的李质，按照其墓志铭记载：“成化丙申，自长随升奉御。癸卯，升尚衣监右监丞，给乾清宫事。弘治庚戌，转升惜薪司右司副佥押署事。癸丑，升司丞。乙卯，升御用监右少监。戊午，升太监”。
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进宫，成化十二年才被从长随升为奉御，十九年升为监臣；弘治九年（1493年）升为司丞；弘治十一年升为少监，弘治十四年（1498年），升为太监。从进宫到升为太监，经过了六个职级，用了三十一年。对照汪直十岁左右就直接当上御马监太监，可见其提升之速。
二、西厂有“罪”
内阁的弹劾文章把西厂的各种“罪恶”都列了一遍，但大部分都说的比较虚，主要说西厂到处抓人捕人，闹得各级官吏惶恐不安，严重干扰了政府和军队的正常运转等等。但抓的人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则往往避而不谈。
比如，里面说了这么一件事：
“西厂官校分布沿河一带，遇有船到即加盘问。间有公差官员被其搜捡，以致往来客商军民人等闻风惊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厂办事人员在通往北京和南京的运河要道上盘查来往船只，甚至连有公干的官员的船都敢查。吓得商人军民等人都不敢做生意了。
在文官集团看来，宦官竟敢检查官员的船只，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但西厂为什么要查这些船呢？奏章里面没说。但别的史料里面有记载，《宪宗实录》里面抄录了一份奏折，是汪直把盘查船只的情况奏报朱见深以后，朱见深又下令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李宾（就是替周洪谟上奏《流民图说》的那个李宾）等人去复查，李宾等人回复的奏折。里面说：
“汪直派遣韦瑛等缉访事情，发现有很多官员，坐船经过运河的时候，依仗权势，向沿途州县、驿站索取力夫拉船、装卸货物的情况十分严重。御史郭瑞巡按北京周边地区的时候，不仅不能制止这种情况，反而自己也这么干。而且，那些办理公差的官员们所乘的快船，往往超过实际需要，用一索十，甚至多至上百艘，里面往往夹带私盐或者其它贵重货物。所过之处扰民严重……大臣们经过讨论，认为汪直所奏事项切中时弊，应该及时下诏禁止，御史郭瑞应依法治罪。”[1]
汪直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大力纠正明朝官场的一大恶习，就是滥用驿站、假公济私。我们前面讲胡惟庸谋反的时候讲过：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返回北京，滥用驿站的车马，被朱元璋罚去山西捕盗。这种特权是一贯就有的。就跟今天官员公车私用一样。到了明朝中期，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如汪直所奏：官员们以出差公干为名，用十艘甚至上百艘官船运输私盐、货物来回贩卖，运输成本、人员吃喝全都算到驿站或沿途州县的接待经费上，赚的钱归自己。
这个事情对明帝国来说是非常要命的。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崇祯时期，官员们滥用驿站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国家财政难以支持庞大的驿站支出。为了保住辽东的军费开支，不得不裁撤了一些驿站，结果导致了一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下岗，然后他就参加农民起义把明朝推翻了。
西厂盘查官船的行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目标就是对准的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这种事情也就西厂敢查。大臣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把它列为西厂的一大罪状。他们理直气壮的说：
“（西厂的很多做法）固有一二似为禁革奸弊，奈非祖宗旧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则已甚矣。若不早为除革，一旦祸兴，卒难消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官集团再腐败，也不能让宦官来监督。因为这不符合祖宗旧制（宦官监察文官是朱棣开创的体例，不晓得他们说的祖宗旧制是哪个朝代的祖宗旧制）。如果不马上革除，就会失去人心、祸国殃民。
列举了这么一通罪名以后，奏章最后还加了一条：
“去岁七月以后，有妖物伤人，当时人言必有应验。及立西厂，惊动人心，一如妖物伤人之时。以此观之天道，预先示儆，不可不虑。”
这些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肯定都知道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教诲：“敬鬼神而远之” 。为了弹劾太监，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把妖魔鬼怪都扯上了，说前段时间京城闹妖怪就是应验到西厂身上，西厂就是妖怪。
奏章里面也指出了一些西厂办案的真实弊病，主要就是用刑过重、而且刑及妇女，还有就是有时候半夜抓人、或者堵在政府门口把人就带走了等等。
作为一个新设立的监察机构，这些问题应该是都确实存在的。但没有道理认为，西厂干的比朱元璋时代的锦衣卫或者朱棣时代的东厂更过分。之所以西厂如此令人恐慌，真实的原因应该是锦衣卫和东厂属于老牌监察机构，经过与文官集团近百年的“互动”，各种“潜规则”已经建立得很“规范”了，早就跟文官集团同流合污了，出了什么样的案子用多少钱、走谁的关系摆平都很清楚。突然蹦出来一个不收钱、不按规矩出牌的小太监，别人给他送钱还要把人家抓起来审问，大家才感到非常震惊，如同发现妖怪一样，必须马上消灭。
内阁重臣、六部九卿联名弹劾的分量是非常重的，里面还有不少威胁皇帝的话：
“往者曹钦之反，皆由逯杲（读音：录稿）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为明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司礼太监曹吉祥的侄子曹钦造反，就是因为锦衣卫逯杲想要查他才激出来的。皇帝陛下可要三思。
问题是：曹吉祥曹钦本来就干了很多为非作歹的事情，锦衣卫依法行使监察权是正确的，商辂等人竟然说曹钦造反就是锦衣卫逼出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应该放任曹吉祥和曹钦乱搞，他们就不造反了？
言下之意，朱见深你竟然让汪直反腐败，就不怕贪官们造反吗？我们内阁忠心耿耿、清正廉洁，当然不会造反，但是还有很多手握重兵的边镇武将、甚至皇亲国戚也被西厂查了（奏章里面提到过），他们会不会造反，我们就不敢保证了。
这个逻辑其实还比较符合事实——胡惟庸造反不就是朱元璋反腐败搞出来的么？朱元璋要看到商辂等人敢这么威胁皇帝，估计能气的从坟里爬出来灭他们十族。
还有：“（让西厂随意盘查来往船只）以此货物不通，将来京师公私费用何以仰给？”
这句话的威胁是比较实在的。文官集团掌管着天下钱粮运输，要是借口西厂查船导致运输出现问题，让北京粮食供应不足引起内乱，实在逼急了他们是有可能这么干的。
这个奏章还有一个蹊跷之处，就是连汪直出门带的随从太多这种事都要当做罪状来弹劾，却绝口不提杨晔死在西厂大牢的事情。
西厂自建立以后，逮问过不少人，但真正死在西厂大牢里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杨晔。
这可是西厂用刑太重最主要的证据：活活打死朝廷命官、军分区司令，简直骇人听闻。即便杨晔犯了死罪，也不能未经法司审判就给打死了啊？
全天下都知道这次弹劾行动的导火索就是杨晔案，而杨案中最不利于西厂的情节就是杨晔死在西厂。但奏章里就是不提。
不仅奏章里面不提，《宪宗实录》里面也只说杨晔死在西厂，没说他是被刑讯逼供致死的。至于所谓他遭受什么“弹琵琶”的酷刑之类，都是一百多年后的野史里面说的。所以就有人怀疑杨晔有可能不是被刑讯致死的，而是某些人为了避免他招供的高级官员太多，牵连太广，想办法秘密干掉的。
如果奏章如果只谈问题不举例，那么回避杨晔案还可以理解。但里面提到了一个案子，说西厂不经过合法程序擅自抓捕三品大员、浙江左布政使刘福。“刘福系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为，紊乱朝政莫大于此”。此人进京办事，有人想陷害他，向西厂诬告。汪直就派人去把刘福抓起来审问，查了几天发现没这回事，就给放出来了。
这事情其实可以说明汪直办案公道。如果换成别人，就算没证据，可能为了面子也要编出点罪名，或者严刑拷打整出来点罪名。刘福从西厂出来，也没说被严刑拷打、缺胳膊少腿。大臣们连这个事情都要说，偏不说杨晔之死，尤其显得奇怪。应该主要还是心虚。
朱见深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派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到内阁质问诸大臣：
“用一个小太监查案就会天下大乱吗？这个奏章是谁主使？”
第一个问题问的很有道理：高官子弟在地方上打死人可以花钱摆平不会天下大乱，各级官吏滥用国家经费贩卖私盐不会天下大乱，用一个小太监来查一下就要天下大乱，哪有这种道理？
内阁早就预料到了朱见深的反应，四个阁臣：商辂、万安、刘珝、刘吉异口同声的说：太监干政就是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是祖传真理，毋庸置疑。至于弹劾行动，则是内阁和诸大臣出于公愤的联合自发行为，没有人主使。
怀恩其实也对汪直很不满，因为西厂抢了东厂的权势，而东厂是归司礼监管的。他马上就变了口气，说：“那我就这样回禀皇帝了。但回头皇上追究起来，你们可不要改口啊！”四人保证绝不改口，怀恩这才回去禀报朱见深。
第二天，六部九卿联合署名弹劾西厂的奏章也递了上来。朱见深这次没有发火了，因为他知道，不用问，此事肯定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而且文官集团态度坚决。
内阁和六部九卿一起闹事可不是开玩笑的。朱见深毕竟没有朱元璋的威望和魄力，想了想，还是退一步算了。下令关闭西厂，汪直仍回御马监，韦瑛被贬谪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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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奏：有旨命臣等看详太监汪直所遣官校韦瑛等缉访事情。瑛等访
得，官员人等，舟经运河，倚恃势豪于滨河州县，多索人夫皂隶为害甚酷。御史郭瑞巡按北直隶，在其境内不能禁约，反令官府奉承，宜加之罪。且公差人所驾马船快船，用一索十，多至百余艘，往往夹带私盐重货。所经之处尤被扰害，至于势豪违法，中盐侵夺民利。其京官又多不顾名节、交通府县。若收粮者卖法取利、克减官粮，其弊多端，并宜禁约。臣等议直所奏深切时弊，请揭榜晓谕。御史郭瑞合依律问罪。”《宪宗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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