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计划经济的过去和将来

聊聊计划经济的过去和将来

远航一号

过去一段时间，HAD网友连续转发了许多篇文章，探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问题。在与HAD网友探讨的过程中，“红色人口研究员”（980135117网友）写了一篇长文，抨击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计划经济的污蔑，并赞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成就。

我对980135117网友在上文中所阐述的看法是基本赞成的。但是感觉文章涉及的内容很多，有些地方组织得不是很好、脉络不够清晰，有些地方则没有打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害。所以在这里，再补充一些想法，与大家一起探讨。

增长与效率

            980135117网友在文章中努力论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方面都胜过了资本主义。

            这里首先说明一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中，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关于所谓“效率”，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理论上认为是如何用稀缺的资源来最好地满足消费者偏好的问题，理想的状态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在统计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用一定的要素投入可以带来多少产出来衡量效率水平，也就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

            先撇开效率问题不谈，仅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比较来说，这方面还有很大争议。我们知道，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同的，所以两方面的经济增长率是不好直接比较的。要对两方面的经济增长做比较，就必须将其中的一种核算体系调整为另外一种核算体系。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资源并掌握相关的统计资料。所以毫不奇怪地，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完全是由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社会主义的核算体系调整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核算体系然后再做比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做这项工作时，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他们的阶级偏见并贬低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还拿不出完整的、有科学价值的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的资料，所以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污蔑时，往往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许多同志现在仍然习惯于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官方统计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统计直接比较，严格来说，这样做也是不正确的）。

            仅就现有的资料来说，比较没有争议的，是以下几点：

         （1）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

    （2）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慢；到了八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前，并没有崩溃），经济增长速度慢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3）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这几种历史现象中，其中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对我们不利的，常常在我们与反动右派的辩论过程中使我们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在这些问题上，怎样与反动右派进行有力斗争，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

我个人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七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困难实际上与同一时期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国家所遇到的困难一样，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半外围国家的困境：即半外围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既无法与低工资的外围国家竞争，又无法与垄断高技术的核心国家竞争。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继续存在，这个困境就无法摆脱。这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除了一般的半外围困境外，社会主义国家还面临额外的困难。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处心积虑要颠覆社会主义，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承担高昂的国防费用。有的资料认为，七十年代苏联军费水平最高时可能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到了八十年代，苏联的军费仍然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这大概相当于将国民经济积累基金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用于国防建设，不可能不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苏联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来保卫世界和平、支援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现在却有一大批中国资产阶级媒体的御用文人反而以此为借口，污蔑苏联穷兵黩武。

另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七十年代的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失误，就是贪图当时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低利率，借了大量外债，企图靠“先进的”西方技术设备来加速经济增长，结果在八十年代遭遇了债务危机。这是导致苏联、东欧八十年代经济严重困难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如果苏联、东欧在七十年代没有举借外债，还是暂时忍受较慢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群众的物质消费水平虽然改善不快，但仍然安居乐业；那么，只要再多坚持一二十年，美帝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秩序都将全面崩溃，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就可以反败为胜。

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一些理论问题

            在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市场社会主义者围绕计划和市场问题展开思想斗争的时候，要对双方的、与此相关的理论有所了解，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击中要害。

        980135117网友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经济的复杂程度对计划、市场的影响，主要是为了批判戴维∙施威卡特所谓经济越复杂就越难计划的错误观点。但是，实际上，经济的复杂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也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计划经济的主要方面。因为无论一种经济中是有几百种产品，还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产品，要解决这些产品的相互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的数学原理都是一样的。在有计算机的时代，这些数量之间的差别对于计划经济的运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最早系统批判计划经济的是反动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哈耶克虽然也提出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计算困难，但是他对计划经济的主要批评是更加广泛的“信息问题”。哈耶克的观点是，要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就必须尽可能搜集对于合理经济决策所必需的各种经济信息（比如消费者的需要和偏好、生产各种产品的技术指标、各种原材料的储备和供应能力、现有的技术水平以及未来的技术发展前景，等等）。

            哈耶克说，问题不仅仅在于需要搜集并加工的信息量极其庞大，而且在于很多信息是只有在当地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才能具体掌握、无法用统计方法来传递的。哈耶克所说的“当地知识”类似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知识，比如一个人或一些人因为长期生活、工作在一定的环境中所形成的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的了解。比如A厂和B厂都生产钢，技术指标也都一样，但是在使用中就是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质量上的细微的差别，只有那些分别用过这两个厂所生产的钢的那些生产单位对此才有了解，而且对这两个厂的钢的看法还无法拿到台面上来说，也无法在计划工作中得到反映。应当说，哈耶克这里所说的，确实是计划经济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此外，在计划经济的实践中，还产生了一些当初哈耶克并未提及的问题。比如，下级并不一定如实地向上级汇报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情况，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所隐瞒甚至有所歪曲。980135117网友也提到了上级和下级关系的问题，并认为上级可以设法监督下级的行为。问题是，一切监督都是有代价、有成本的。所以监督不是万能的。当监督的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上级就不得不放弃“不必要的”监督，采取某种程度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当然，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股东和管理者之间、资产阶级国家的上下级之间、负责监管的资产阶级国家工作部门与被监管的资本家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有那么一些既想跟着资本家发财、其脆弱的心灵又忍受不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比如那些幼稚而反动的“社民分子”—— 在今天的条件下，“社民”已经丧失了一切改良和进步的作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帮凶），一方面主张私有制，认为资本家可以“自由”发财，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监管”来防止资本家过度剥削、过度破坏环境、过度危害消费者、过度金融投机，仿佛政府的“监管”无所不能，甚至当资本家侵害劳动者、消费者、社会大众的时候，不是谴责资本家，而是指责政府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反动的“南方系”、“财新系”媒体常常上演这样的猫哭老鼠假慈悲），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无知和空想 —— 因为自己从来没当过领导，所以不知道当领导有多难。

            所以，一味地否认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满足消费者需要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缺点，不是明智的。事实上计划经济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未来在充分发扬劳动群众民主的条件下，是不是一定就比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做得更好，也还是个未知数。

            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问题是，拿来照别人的镜子却不会或不敢反过来照自己。计划经济确实不能完全解决信息问题。但是，市场经济就能真正解决信息问题吗？哈耶克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讲了一个故事。

            新古典经济学家倒是认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新古典学派与哈耶克所属的奥地利学派不仅分属不同的学派，而且水火不容；一般来说，新古典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治学态度更加严谨一些），在加了无数个假定条件后，“证明”出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大家注意，这里说的“完全竞争市场”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甚至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自由市场”或者所谓的“小政府、大市场”，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理想乌托邦。其中一些主要的假定条件有：所有市场上都有非常大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定价权”；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某一行业；所有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都可以自由流动（土地当然不能“流动”，但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买卖的所有产品的一切性能都有完全的知识（没有假货、没有次品劣品）；没有“外部性”（任何双方的交易不影响任何第三方的利益）；有完全的期货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不仅了解某一种产品现在和过去的所有价格，而且了解该产品在未来直至永远的一切价格）。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理论。好就好在，它充分揭示了所谓资本主义市场能够有效率配置资源的空想的、乌托邦的性质。上述“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假设（除了上面列举的以外，实际上还有很多条），只要违反了其中任何一条，资本主义市场就无法实现所谓“帕累托最优”。

            而实际情况是，“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条件在现实中不是违反了一条两条，而是全面地、普遍地被违反，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几乎无法找到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接近的任何一个方面。凡是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条件的，就是“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s，中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为了掩耳盗铃，将这个词错误地翻译为“市场失灵”）。常见的“市场失败”有，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因此造成金融危机、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结构性失业）、普遍存在的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造成投资的大起大落），还有垄断。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媒体上，人们常常喜欢抨击“垄断”。但是实际上，与前面几种“市场失败”相比，垄断只是相对次要的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媒体抨击“垄断”，一是假借批判垄断为名、攻击国有制，为私有化制造舆论，二是在人们心目中塑造一种对虚假的、并不存在的自由市场的幻想。

            所以，虽然计划经济确实存在着信息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但现实存在的市场经济也面临着大量的、普遍的“市场失败”。两者都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到底谁距离“帕累托最优”更近、谁更远，谁有更大的向“帕累托最优”靠近的潜力？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御用文人（“媒体人”、“公知”、三流经济学家）只是满足于对计划经济的谩骂和对“自由市场”的无知和盲目的吹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尝试从理论上证明，遭遇了无数“市场失败”的现实的市场经济相对于现实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必然的“帕累托改进”（即更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

社会主义优越性

            如上所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也并没有证明市场经济必然比计划经济优越。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如果一定要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必然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或者增长得更快，也是比较勉强的。事实上，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不是在经济增长方面，而是在于能够满足所有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能够让所有人都过上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然后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可以实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让大家有房可以住、有学可以上，生病了可以看病住院而没有经济压力的困扰，退休了以后可以得到社会的抚养、颐养天年。这些都是众所周知、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人（或至少绝大多数人）都过得像个人样，不用疯狂“内卷”，不用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耗尽自己的每一滴血和汗，不用在资本家和官僚面前奴颜婢膝、点头哈腰。这样的社会不好吗？这难道还不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吗？

            资本主义复辟后，“官方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歪曲为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此来误导广大人民群众，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和资本主义比赛经济增长，又利用上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快这一现象来宣扬所谓的“改革开放成就”。

            要与这种资产阶级宣传做斗争，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就是要在广大群众中宣传这样一种观念：靠着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剥削强度、毁灭劳动者一切尊严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一文不值！我们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充分就业“大锅饭”，不要资本主义的GDP！

            从未来人类的长远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来说，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无限增长下去。从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来说，由于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残酷压迫，迫使人民群众开展“躺平”斗争，从而导致未来人口大幅度萎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其自身矛盾的作用下也将在本世纪后半期进入零增长、负增长（即绝对萎缩）。所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神话也必然破灭！

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任务仍然是进行长期持久的“躺平”斗争，拖垮中国资本主义。同时，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于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时，向资产阶级要工资、要福利、要求缩短劳动时间，以各种行动猛烈地挤压资本家的利润率。

            资本主义生产和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攫取利润。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家势必大幅度减少国内投资，并企图进行资本外逃。这时，马列主义积极分子就必须开始广泛的宣传和发动，为即将来临的革命形势做舆论准备。

        当这样的时机来临的时候，马列主义积极分子必须及时提出“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失败的口号。今天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意识形态当然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意识形态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路线，也是当权的资产阶级与反动的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妨碍思想上落后的劳动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大思想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举打倒这个资产阶级精神殿堂中最为神圣、最不可侵犯的牌位。“改革开放”倒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树立起来了。

            具体来说，到那时，我们应当发动群众，要求当局宣布结束“改革开放”，实行资本管制、制止资本外流（将中国经济先与国际资本主义金融市场隔绝开来），同时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崩溃以后所留下来的总需求缺口。如果当局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我们就应该力争在比较和平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

            如果当局拒绝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那就是自掘坟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财政危机、政治危机，进而导致革命形势。

            在初步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一方面，我们从资本主义中国继承下来的国有资本将不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未来的政治条件很可能不允许我们采取对私人资本家大规模没收财产的办法。

            因为我们未来很可能将不是通过革命战争的方式来夺取政权的。大部分资本家不会像上一次革命时的剥削阶级那样犯有汉奸、发动内战、亲手屠杀革命志士等人人皆曰可杀的历史罪行。我们如果强行没收他们的财产，许多群众会不理解，在现实中也会给国民经济和工商业管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冲击。

            未来，工农民主政权很可能是在群众性总罢工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瘫痪以后由群众“趁乱夺权”建立起来的。如果出现了特殊的有利的政治环境，也不绝对排除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通过资产阶级议会选举执政的情况。但我们不把希望放在后面这种可能性上。即使出现了后面这种可能性，如果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并掌握绝大多数地方政权，即使由无产阶级政党在形式上组织了中央政府，也依然是无所作为的。

            在用非战争方式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主要要用经济办法。这时，在革命前向资产阶级当局提出的各种改良要求就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措施。比如，我们可以实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给每个成年公民提供一定数额的基本收入，由此发生的财政支出通过向资本家征税来弥补。我们可以通过国有银行增加给国营企业的贷款，限制并减少给私人企业的贷款。这时，资本家就会被迫减少投资，这就会在总需求上出现缺口。当总需求出现缺口时，国家可以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如此增加的公共投资可以通过贷款甚至直接由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来融资，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或至少不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加速的苗头，也可以提高利率，进一步挤压私人投资，腾出空间来增加公共投资。如此这般，可以保证公共投资占投资的绝大部分。由于现在的投资决定着未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构成，假以时日，公有制部门就可以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在此过程中，如果有资本家破产、歇业，还可以由国家低价收购破产、歇业的资本家企业，一方面防止工人失业，一方面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否要借助一些“旁门左道”来加快过渡，还要看当时具体的政治形势。比如，在一定条件下，如果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可以为了反击帝国主义侵略、完成祖国统一等目的，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并在此过程中加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在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的经济剩余就可以由国家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国营企业的利润以及折旧基金都应该全部上缴，由国家统一分配。未来，社会主义国家所掌握的经济剩余应该主要用于社会公共的教育、医疗、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事业，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以及有利于人民群众自由发展的其它事业，而不再用于扩大物质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以符合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此外，在资本主义彻底灭亡以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掌握的经济剩余的一部分还必须用于国防事业。

            在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掌握并支配了国民经济的剩余以后，就可以逐步地开始向计划经济过渡并缩小商品货币关系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首先要使得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劳动者的使用应当由有关的计划部门统一安排；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需要劳动力的，应当向计划部门提出申请；劳动者需要工作的，也要向计划部门申请并等候分配；劳动者不愿意接受计划部门所分配工作的，可以领取公民基本收入并暂时待业；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要努力安排好在各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对于劳动者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般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只有对于已经犯罪或犯有特别严重错误的人员才可以开除并要求计划部门对其重新分配。

            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在使用劳动力的过程中，要努力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并适当结合劳动者个人的兴趣来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可以适当地组织一些劳动竞赛，并对落后的劳动者给予批评以及在绝对必要时实施一些物质惩戒措施。总的来说，只要保证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可以按照符合一般社会标准的态度认真劳动即可，不要求也不鼓励大多数劳动者都做“斯达汉诺夫”那样的劳动模范。对于少数过分“积极”的劳动者还要加以劝阻，以免他们给其他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和强度方面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就可以立即实行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无例外的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并且除了绝对的公共必需，严禁为了商业目的加班，也要禁止劳动者“自愿”加班，要反对并批判“劳动致富”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随着每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以逐步缩短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未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奠定基础。

            随着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不再扩大，用市场供求变化所形成的盈亏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增加生产也就失去了意义。在经济停止增长的情况下，计划工作会变得简单得多。绝大多数消费品只需要做到简单再生产就可以了。当然，计划部门还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并且通过观察各种消费品库存的变化来了解消费者需要的变化，库存减少的品种，就安排增加生产，库存增加的品种，就安排减少生产，必要时再适当调整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此外，计划部门还要设立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根据综合起来的群众意见努力改进现有消费品的性能和质量，并开发少量的新消费品。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将对计划部门所制定的消费品生产和分配计划进行审议并加以修改，使其符合全体人民共同自由发展的需要。

            在对消费品计划和生产的过程中，有一些浪费仍然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也不追求绝对的高效率，资本主义市场也做不到。最主要的，是要满足一切劳动者的基本需要，提供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保证一切消费品都安全可靠，需要长时间使用的消费品应当经久耐用，没有假货，童叟无欺。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制止各种不必要的、愚弄消费者的虚假品牌竞争，将劳动者从工作之余漫无目的的、自我强迫的、无休无止的“购物休闲”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真正自由地支配工作之余的时间并致力于自身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各种消费品的生产数量确定下来以后，为了生产这些消费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的数量（原材料、机器设备、厂房、办公楼等）也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下来。如果有些生产单位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明显超过了该生产单位在历史上或者其它一些生产单位生产同类产品时所需要的数量，那么除非有特殊原因（比如自然灾害），该生产单位在经营管理上显然存在着一定的过失，就可以追究该生产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一定量消费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的数量会逐步减少。如果发现实际需要的某些生产资料与计划生产的这类生产资料相比要少，那么节余出来的生产资料就可以纳入社会的储备，然后在来年做计划时安排减少这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由此节约出来的劳动力可以在整个社会范围重新分配，并相应地减少全社会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比如通过增加法定节假日的方式）。

            在这方面，同样不需要追求绝对的技术进步速度。只要每年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有所提高，每年提高1%至2%，积少成多，经过几十年，就可以达到普遍、大幅度减少全社会劳动时间的目的。

            总之，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既不需要（客观上也不可能）追求经济增长，也不需要与资本主义比赛“经济效率”，只要将各种工作失误、资源浪费、部分落后劳动者的偷懒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满足全体人民基本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地减少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扩大所有劳动者追求自由发展的空间，就能够适应未来的历史需要，就能够开辟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