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的变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 ... ... .. ...
六.二.力量的变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主席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换言之,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刘邓俱乐部”一直在一线主持工作,文革前,主席从未换过马,文革时,主席把他们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令部打倒,所以“刘邓俱乐部”自始至终代表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既然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那么主席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刘邓俱乐部必然要变着法子,不择手段进行捣乱和破坏。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主席时代,尤其是建国后到文革前这段时间,所发生的错误和缺点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将敌我不分,是非不分,不能理直气壮地面对这段历史。 在社会主义力量不断积累的同时,反动力量也在加速积累和联合。主席的权威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而减弱,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而增强,总体而言,由于长期处于二线和大跃进中刘邓俱乐部采用“推”和“捂”的手段,而不是正面“堵”的蛮法,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巨大损失,主席的权威下降了许多,刘邓俱乐部的势力急剧膨胀。换言之,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就是两股力量的增长减损赛跑,即代表社会主义文化和主席权威的正义力量与代表帝国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封建腐朽、殖民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反动力量,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刘邓俱乐部采取“极左”的手段,大肆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大大打击了主席的权威。 时钟走到1962年,刘邓俱乐部在七千人大会上夺权未果;时钟再走到1964年,国内外反动力量完成了汇合。1964年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将战火扩大到越南北部,直接威胁着中国边境。在内部,各种特权现象开始在整个政权弥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邓俱乐部”又开始积极酝酿政变夺权了。刘邓俱乐部这个长在社会主义肌体上的大脓包终于长熟了,到了该挑破的时候了。主席抓住这个时机,果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大脓包彻底挑破了。1966年8月5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式来临,结果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使古老的中国完成了凤凰涅磐。 我们一谈起主席,总是歌颂主席英明神武,盖世无双,打遍天下无敌手,一切反动派见到他就象老鼠见到猫一样,望风而逃,一听到主席的名字就直哆嗦;我们一谈起主席,总是神采飞扬,自信暴涨。这没错,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主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主席和他的思想自始至终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但是只强调这一点,则是走了一个极端,只见主席成功时的辉煌,却不见主席为此付出的艰险,随时可能面临的抛头颅,洒热血。这个极端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即敌人在主席面前是多么的弱小不堪。 历史真是这样吗?倘若如此,那么主席准备的“摔得粉碎”是无病呻吟,主席重上井冈山是故作矫情,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满足当帝王的虚荣心。主席是这种人吗?从前面对主席“普渡众生”的一生回顾,我们清楚地知道:主席绝对不是这种人!既然主席不是这样的人,从主席上述所描述的,所做的,只能是说明主席是在走钢丝,他所面对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非常狡猾的,随时可以把主席打得粉碎,随时可以让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千辛万苦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半途夭折。如果敌人的势力不强大,不狡猾,天安门的“四五事件”就不会发生;如果敌人的势力不强大,不狡猾,主席的妻子就不会在主席“尸骨未寒”时被抓捕;如果敌人的势力不强大,不狡猾,就不能把对主席还存一丝念想的华国锋轻而易举地赶下了台;如果敌人的势力不强大,就不会有人在主席离开人世没几年就嚷着要全面清算主席;如果敌人的势力不强大,就不会冒天下之大不违完全颠覆包括主席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和文革英灵用自己的生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文革政权,使之变为法西斯资本主义。主席在离开人世前所展现的历史表明,刘邓俱乐部为主席设计了许许多多防不胜防的陷阱,让主席往下跳。接下来引出另一个问题,敌人的势力到底强大狡猾到何种地步?真的可以将主席打得粉碎吗?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就需了解当时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各种政治势力? 文革以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虽然人民群众的民主环境得到很大的改观,普通工人农民能够当选人大代表,但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渠道还很狭窄很有限,总体而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是被代表的(尽管由于主席的原因,人民群众乐意被代表),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人民群众只有拥有了“四大”,才能真正作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才能保证人大代表制度是工农兵为主体的制度,才能保障政权的组织结构是工农兵占主导地位,比如,文革;否则,不可能有力量,比如改革开放和文革前。文革前的政权组织方式和人大代表制度与改革开放的相似,只是因为有了主席,所以没有滑向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当时和现今的中国政治非常重要,很多同志在这方面的认识可能存在误区。“治国就是治吏”,没有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的加入,国内政治斗争剩下的只有争夺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 当时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政治势力大体可分为正义势力、保守势力和敌对势力。根据国界进一步可分为国内的和国外的。 国内正义势力是指主席带领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员干部,是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外正义势力是指支持主席的国家和组织。 国内反动势力是指以“刘邓俱乐部”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剥削阶级;国外的反动势力是指阴谋颠覆新中国的国家和反动派(如美国和台湾的蒋介石),或者要让中国走修正主义道路并成为其附庸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国内保守势力主要是指国内一大批对社会主义各种新生事物持将信将疑态度或者不明就里的党员干部,但是因为对主席忠诚还是跟着主席干社会主义,比较典型的如邓子恢,他对主席是忠诚的,但他对“包产到户”情有独钟,主席逝世后,他认为他代表的是“真理”,还出书对此进行“炫耀”。随着社会主义战线拉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这些保守势力逐渐倒向反动势力,有些甚至会堕落为反动势力;国外的保守势力是指国外不关心中国发展或者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和组织。 当时反动势力现状按出现的时间次序来排:1.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2. 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3.资产阶级的旧残余;4. 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5. 台湾蒋介石;6. 刘邓俱乐部;7.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1,2和3作为旧的剥削阶级已基本退出舞台,其政治势力可以忽略不计。4和5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抗美援朝,它们对中国的政治威胁有限,它们的力量只有与中国国内的反动势力或者与走修正主义的苏联联合或者等待中国“天下大乱”才能显得有力量。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席不会与之联合,刘邓俱乐部也不会随便与之联合。剩下的两个敌对势力才是力量最强大,最能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政治势力,苏联作为“老子党”,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明显摆在那里,而刘邓俱乐部的势力在不断扩张也是事实。而且,它们具有天然的联合土壤,一是因为刘邓二人本身在苏联留过学;二是相当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在苏联受过培训,正如现在的中国“哈佛干部”;三是苏联援建中国大批工业项目;四是,也是主要的,两者都愿意走修正主义道路。因此,当它们一旦实现联合,而主席不求变,安于现状,推翻主席、或逼迫主席毁灭社会主义制度,走修正主义道路,重演强迫唐明皇杀杨贵妃一幕(当然,这比喻不恰当)应该不是悬念。下面笔者将着重讨论刘邓俱乐部势力的增长,苏修对中国的政治压力变化以及刘邓俱乐部和苏修最终要走到一起的必然性。 第一小节,刘邓俱乐部的力量积累前期 第二小节,打鬼借道钟馗---刘邓俱乐部清理政治对手 第三小节. 刘邓俱乐部与修正主义苏联结盟 第四小节,刘邓俱乐部势力空前壮大--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 第五小节. 笔杆子夺权---七千人大会 第六小节. 夺权的继续---七千人大会之后至文革前 第一小节,刘邓俱乐部的力量积累前期 刘邓俱乐部是不是当权派?回答是肯定的,刘邓二人当时是中国一线领导中最主要的领导人;他们是不是要走资本主义?回答同样是肯定的,不管从他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左或者极右来看,他们是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而且最有说服力的是刘邓俱乐部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进入了法西斯资本主义。因此,刘邓俱乐部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主席的英明论断,是真理。 那么刘邓俱乐部是如何发家的?要弄清楚它的发家史,我们就得从主席调“五马进京”开始。所谓“五马进京”是1952年底,将五位中央局书记调到北京担任中央领导职务。 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国家计委主任; 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 饶漱石任组织部部长 邓子恢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 习仲勋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五人中,以高岗的职务最高,所以又称“一马当先”。历史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五马中邓小平发迹;邓子恢明哲保身;习仲勋因《刘志丹》事件于1962年被免职,有人说是康生整他,也有人说刘少奇、薄一波也参与了;高岗、饶漱石下场最惨。 五马进京后,中央各项工作运作基本平稳。紧接着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央一线二线分工,另一件是高饶事件。刘邓从这两件事中淘得第一桶金,刘邓俱乐部正式成立。 为了吸取苏联的教训-----新的接班人没有足够时间树立威望,主席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即主席处于第二线;其他政治局常委为第一线,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生活,周恩来(外交)、刘少奇(党务)和高岗(经济)是主要领导人。自此后,主席退到二线,紧接着就发生以高岗和饶漱石为首的所谓“红区”对刘少奇不买账,借主席对刘少奇工作上的一些不满,要求与刘少奇“轮流坐庄”,从而导致了著名的“高饶事件”。从表面上看,论功行赏,高饶的政治索求也不过分。但是,当时国家刚刚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外部各种旧的势力还非常庞大,蒋介石还在叫嚣反攻大陆,这个时候,党内发生内部争斗很可能动摇共产党的根基。鉴于此,主席不得不迅速果断地制止了这次党内争斗,牺牲了高饶二人,当然,也只是限于两人而已,主席并没有过多追究包括彭德怀在内地其他人的责任。事实上,主席对高饶并没有一棒子彻底打倒,仅是撤职而已,可惜,高岗不争气,自杀。高饶事件的主要收益者刘少奇和邓小平,前者稳固了党内地位,后者提升了党内地位,取代饶漱石的组织部长职务。自此后,党内基本维持了一个团结稳定的局面,一线二线的格局也基本稳定,稳定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刘邓”的羽翼渐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的职务一直由刘邓俱乐部的人马把持。文革前,人事权除饶漱石(不到一年)外,完全被掌握在刘邓俱乐部手中,主席还为此批评组织部为“独立王国”;宣传口除习仲勋(不到两年,1952-1954)外,完全被掌握在刘邓俱乐部手中。 组织部长:彭真(1945年7月---1953年3月) 饶漱石(1953年4月---1954年3月) 邓小平(1954年4月---1956年10月) 安子文(1956年11月---1966年8月) 组织人事权使得刘邓俱乐部能够迅速扩充自己人马,为后来破坏大跃进和在1962年1月底“七千人大会”上发难作好人事准备; 宣传部长:陆定一(1944年---1952年) 习仲勋 (1952年9月---1954年6月) 陆定一(1954年7月---1966年12月) 刘邓俱乐部对宣传口的控制,使得作为笔杆子的宣传口成为打击主席威望的重要阵地。当时的宣传口最主要的阵地之一是《人民日报》。严重打击主席威望的有两次,一次是1957年的 “双百方针”运动,在“双百方针”运动前夕,《人民日报》拒发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双百方针”运动初期,《人民日报》开始没有一点动静,后来表现得极右,引导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口诛笔伐,要推翻共产党,祸及周恩来和陈云;在“双百方针”运动后期,表现为极左,配合邓小平“反右”,造成“反右”扩大化,极大地挫伤了主席在右派知识分子中的崇高威望,直到如今,有些右派至今还是对主席“咬牙切齿”,孰不知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刘邓俱乐部利用,免费当枪使来攻击主席,而且到现在都还在免费使用,是够愚蠢的。孰不知,当邓“反右扩大化”后,仅隔不到一年,主席就要求每年要平反(当时称为摘帽)10%的右派,到后来除了真正的“右派”(注:这些右派是真正要推翻共产党的)外,绝大多数右派均被平反。没有被主席平反的右派中,就有臭名昭著,祸国殃民的朱镕基和茅于斌。这些人在邓一上台立即得到平反。平反后的他们立即投入到妖魔化主席的狂流中,在中国大地上刮起一股股妖风。 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宣传口开始对主席不配合,表现为右倾,结果周恩来同志也被误入陷阱被人当枪使。为了三面红旗不倒,主席不得不让恩来休息。恩来休息后,宣传口立即来了180度转弯,表现极左,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换将(注:主席用吴冷西取代邓拓的总编位置)后的《人民日报》也未然幸免,不得不随波逐流,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据吴冷西本人回忆,主席当时的“呼吁留有余地和压缩空气”声音完全被屏蔽掉了,终于酿成了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了人,极大地损害了主席在党员、干部中的威望,自此后,大家都不怎么看主席的脸色。 羽翼渐丰的刘邓俱乐部,越来越觉得主席讨嫌,开始想摆脱主席,要走他们自己的路(以“三自一包”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此时党内(除军队、外交)中高层一大批干部是由“刘邓”直接安排,大跃进中饿死人的制造者和七千人大会骚动的挑动者主要来自这批人中,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总而言之,这段时间的多数,主席对刘邓的工作还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由于他们急需积累力量和扩充自己的势力,故表现得紧跟主席步调。总体而言,主席对他们还是支持的,对他们还是赋予重任的。尽管进入大跃进后主席开始对他们产生一些不满,但整个政局还算基本平稳。直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个稳定局面才被彭德怀彻底打破。 (未完待续) (责编:而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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