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980135117 于 2024-1-6 16:44 编辑
二,工人阶级组织的路线斗争
上面已经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不是恶魔,所以说,当年真的面对法西斯主义的人,心态和我们这种在战后宣传浸润了80年的人是不一样的。
共产主义运动是有路线斗争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不同的人对于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不同的看法,而就工人国家自身来说,党内的不同的派系也对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当时的苏联内部,必然同时存在希望和德国交好,和英法交恶的派系,也存在希望和英法交好,和德国交恶的派系。无疑,前者得势,就会给法西斯辩护,而后者得势,就会说民主国家也挺好的。当然,不管和德国还是和英法交好,客观上都是苏联利益的不同角度,两条路线不是根本性的矛盾。所以说一个派系的成员可能变成另一个派系成员,这种事情恐怕还是经常发生的。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苏联的内部争斗、对外宣传,那结论就完全不同了。
比如说,“「直到最后时刻,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蒙在鼓里」[38](赫鲁哓夫)”只看原文,我们好像会觉得这是苏联官僚集团独裁专制。但是仔细品味,带着路线斗争的思路来考虑,这实际上是亲德的派系直接迅速行动做出既成事实。
再比如说,“苏共及其附庸——共产国际昨天还惊呼「法西斯主义像一只疯狂的野兽猖獗于全欧」[47],今天却笑眯眯双手一摊:「昨天我们还是敌人,今天形势变了,便不再是敌人」[48],并百灵鸟似地歌颂苏德友谊万岁:「我国同德国的关系彻底改善了。现在两国正沿着加强友好关系、扩大实际合作以及从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努力的路线发展……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强大的德国是欧洲持久和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49](莫洛托夫)。”这段话好像是在说苏联宣传混乱。但是如果是有两条路线,那么新路线代替旧路线,结果不就是宣传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吗?
“追随红旗的先进工人晕头转向”,真的吗?还是仅仅是曾经的路线的支持者表示不满,而新路线的支持者、在苏联外交面向英法的时候的沉默者实际上一点也不晕头转向,而且还表示支持呢?“我们共产党人与德国法西斯站在完全相反的政治与世界观立场上,突然却成了盟友。难以理解和消化这一事件的后果”,这句话又是源自赫鲁晓夫,这难道不能理解为旧路线表达反对吗?
“出于政治惯性......自作主张的法共迅即遭到上峰痛斥,又一轮劈头盖脑的共运路线大挪移开始了。”那不然呢?在中央机关胜利的新路线的支持者,会不会利用行政任命的关系,把下级机关的路线也进行更改呢?
莫洛托夫说的所谓“我国同德国的关系彻底改善了。现在两国正沿着加强友好关系、扩大实际合作以及从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努力的路线发展……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强大的德国是欧洲持久和平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恐怕根本不是宣传,而是相当一部分人真的是这么想的。
“取得阶段胜利后,纳粹当局迫切希望恢复工业,以供应庞大征服机器的继续运转。为此,德军与纳粹党代表与各地左派积极接触,打算借助后者的威信推进企业复工计划”。工会组织和其他的左翼组织首先是靠罢工的能力兴起的,所以说究竟是复工还是罢工,确实对生产有决定性影响。既然已经决定和德国合作,那么工会就不搞政治性罢工,不搞反对占领和纳粹的罢工,这是一个很显然的推理。
最后的那部分,把前德共领导人送回去的事情。这确实是荒唐的。不过也就只有这一点是错误的。
最后,就一个史学研究的角度,来提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李星的证据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因为他依赖的材料,很多都是外交辞令、当事人的回忆录或者看法、政府机关的宣传材料;而且相当的证据是轶事证据(说句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举例论证),也就是说根本不能当作证据的证据。外交辞令、个人看法、宣传材料显然要么夸大其词,要么涂脂抹粉;外交辞令一定会是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所以说对德国的辞令就是强大德国是中欧安全保障,或者对英法的辞令就是民主和非民主的斗争什么什么的,这种辞令大家都知道就是场面话,谁都不会信。宣传材料跟外交辞令是一样的。而个人看法,最大的问题是它根本没有代表性。用这种论据来论证课题,是非常不严肃和外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