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8-7 22:29 编辑
陶长松，男，汉族，江苏扬州市人，出生于1938年。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志愿申请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文革时期，他是拉萨红卫兵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的总司令，1968年9月－1976年10月，是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他曾入狱两次，1967年3月因为率领“造总”夺西藏日报社的权被关押七十一天，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被指控为“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关押审查一年多。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为《西藏研究》副主编、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现已去世。
陶长松的一生，不乏后人看来传奇之处，少年即天资聪颖，执教则桃李盈门，文革时领导群众造反，复辟后“落地”遁入书斋；其中最值得左派了解的当属陶对文革造反的回忆，从中不仅得以一窥地方派性如何塑造中央的运动意图，还可以想见政治胆略对于革命左派的重要性。以下文字均源自2001年对陶长松的访谈，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629981/answer/2612049269）由知乎用户“虽9死其犹未悔”据美国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公开录音（https://www.loc.gov/item/2020705882/）转录，第二部分为自由亚洲电台作者“唯色”提供的采访稿（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8052016131139.html）。两份文字是否来自同一录音，未经核证。
第一部分
一、少时学霸
我1938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瓜洲县的一个贫农家庭。祖父是一名上海大陆银行的职工，当过邮差和锅炉工；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当过会计和账房先生。我小时候成绩优异，甚至凭着出色的成绩得到了大陆银行的资助（大陆银行在当时会给职工成绩优异的孩子进行补贴）。
虽然当时我们家庭条件不好，但我还是刻苦勤学。当时瓜洲中心小学100多个学生去考扬州中学，考起的只有五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考大学，基本上全部都要报考华东师大。考起华东师大的也只有五个，我也是其中之一。
刚才跳过了一个，就是我的高中……我这个人原来是喜欢数理化，所以我考的是工科，考的是南京工业技术制造学校。这个时候调皮捣蛋，结果在南京考试的时候我们几个贪玩，累了睡着了。考数学的时候我们迟到，结果老师不让进，后来我们给他说好话，让我们进去了。我问老师这个卷子怎么答，老师也不耐烦了，我们也没搞清楚。后来我没考起，我就写信问，跟我讲这个录取分数线370，我的分数是368，差两分。考试成绩还公布了一下，数学零分。我说开玩笑，我数学最好怎么可能是0分。他说也许你的卷子答错了，可能答到草稿纸上，没答到卷子上。后来我就去了江苏艺术师范学校，在江苏也很有名气的，就报考它。扬州考区只录取一个，我是第二次被录取上的。
所以我的成绩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可以。高中毕业后，老师说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可以保送。恰恰我祖母不同意，到上海来回有好多路费，就在扬州考。音乐老师、艺术老师、数学老师都挺喜欢我的，喜欢我的老师不少。
华东师范说句老实话我刚开始也没想考。当时我想找工作。当时每所艺术学校都要选派一个毕业学生支援新疆。我就被我们学校选上了，去新疆工作。当时各种文件，工资表都来了，我说：“行啊，工作都有了，还考什么大学啊？”班主任说：“不行，你现在还不能去。你先去考大学，考不起再去。”我就答应了，结果还考起了。当时我很调皮。我在江苏艺术学院是绘画板的，学画画的，但是我大学考得是中文系。考试老师就问我：“你不是艺术学校的吗，你怎么考中文去了？”我说我就考中文系，考不起就考不起。当时我还是应付了一下，音乐呢我还是加试了一下，我问老师加试啥，老师说：“就加试二胡吧。”虽然我是学画画，但我还是拉了一首曲子。老师就感兴趣了，问我：“你还会什么？”我说我还会钢琴，再弹一段钢琴。所以后来我就考取了中文系，只录取了我一个。当时我很调皮，老师要我干什么，我拼命地反其道而行之。当时要我进音乐班，我说：“不行，我要进理科班。”他们要我考艺术系，我就考中文系。结果我都考起了。
问：读大学的时候你喜欢读什么书呢？
答：到了大学我读的书很广，中国的经典名著和外国的名著我都看。也不是为了研究，是为了好玩。学校里田径队有我，民族乐团有我，版画俱乐部也有我，钢琴部也有我。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挺有名的。我当时是有名的田径运动员、二胡专家--原来上海管乐团的来找我。但是我没有去，我觉得把这个作为爱好玩玩可以，但是作为专业不行。
问：您是哪一届的？
答；我是56届的。所以我到华东师范大学有运动会，我拿了1500米的冠军。田径队的队长马上来找，问我哪个系的，我说我中文系的。他说：“行行行，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田径队？”我说；“愿意愿意。”我就加入了。民族乐团也找上了我，他们对我还不错。他们把每个人分批次考试，他们问我会什么乐器，我说会二胡，就给我拿了一把二胡过来。然后考了一下就把我接受了。当时中苏关系还不错，我也很喜欢俄罗斯电影比如《静静的顿河》，但是后来就被批判了。虽然批判了，但也挺好看的。
二、为人师表
问：陶老师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的是汉语，您怎么学的藏语呢？
答：这东西怎么说呢？对语言嘛，我一般还比较感兴趣。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工作。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61年我来西藏没多久，就筹备了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基本上都是藏族同志，没几个汉族的。把我分到那里去当班主任，当班主任我一个人不行，有两个，一个汉族一个藏族。那个藏族老师不懂汉语，所以我得学藏语。然后第二年回拉中，就叫我当一个新班的班主任。你想刚从小学到初中的，根本不懂汉文，逼着我去学。为了鼓励我的学生，我说：“我没学过藏话。现在我们来个比赛，你们见到我必须说汉话，我见到你们必须说藏话。”一下子做不到，反正憋吧。原来我访问学生还需要翻译员。后来就逐步地不需要了。
当然我给你说个笑话。因为藏语有敬语，所以我跟家长说话先来一句：“我不会敬语，请原谅。”得先说这句话。免得闹出笑话。家长们也不在乎，反正我来了他们也很高兴。“谢谢老师的关心。”都说这些话。
问：陶老师您能不能讲一讲混得有出息的学生？
答：混的有出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按着座位来讲，现在反正有好几个部局级的。
问：他们是？
答：：气象局局长索朗多吉，是我班上的学生；嘉央爪八（？），四川航空公司西藏管理局的什么书记；还有一个“援藏基金会”的京米（Jingmi）。
问：哦，他也是你的学生。
答：是，次仁京米。还有妇联的副主任次仁措姆。还有好几个在业务上也是骨干。
问：哪几个？
答：旺堆。
问：报社的？
答：不是，是词作者，歌舞团的，写了很多首歌。次仁多杰，画画的。还有Wangnan和Pingnan都是我的学生。我的这些学生经商的，像什么薛桑啊、图桑益西啊、魏佳华（Wei Jiahua）啊等等。还有原来水利厂的厂长图登，什么皮革厂的厂长……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都觉得原来的老师很负责、纪律性也很强，真正让他们学到了东西。当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批评，当时给的条条框框太多，以至于对这个市场经济不太适应。（笑）就是捞钱嘛，就是这个意思嘛。当然总的来讲他们还是不错。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无论能力大小，都能做出各自的贡献。
问：陶老师，您一生中最得意的是什么？
答：嗨，最得意的事情……这东西不好讲。
问：不是说政治上的，是说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
答：作为教师来讲，最得意的就是学生。不仅是我现在学生这么说，现在自治区领导也说了：“感谢拉中的一批教师培养了一批人才。”就是昨天丹增书记说的这番话。就是“拉中这一批都可以，都是各个单位的骨干，都能挑得起重担。可惜省级干部没有他们。”（笑）省级干部一般都是民院（西藏民族学院）的。他说这样的话就不错了。作为教师来讲，我最骄傲的就是我的学生了。
三、风云突起
问：毛主席讲话后，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您当时是在拉萨中学，可以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答：我记得当时是66年8月份。当时红卫兵在全国已经是风起浪涌，但是拉萨呢好像也不落后。所以也建立了红卫兵。又怕呢，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自发弄不起来，又怕出乱子。所以呢当时我虽然也二十多岁，但是也作为了红卫兵（笑）。我实际上就是红卫兵的头儿了。
问：在拉中吗？
答：在拉中啊。
问：你当时是什么职位？
答：我教师啊。我在拉中当教员，我中文系出来的教语文，其它的课也教。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个是少数民族占绝对多数，就怕这些学生呢不知道方向、乱来。所以呢当时拉中的党支部选派一些年轻的教师加入，作为红卫兵的头儿。“破四旧”也是我带着他们去的。有一次印象很深刻——进驻大昭寺。当时我感觉很害怕，大昭寺是世界闻名的寺庙，你进去干什么？砸菩萨吗？但是学生们控制不住，他们进去了，我也进去了。
结果很快，区党委就跟我谈话，我立即跟学生说“停”，你们不要乱搞，我谈过话回来之后再跟你们说。当时是张再旺，张再旺部长嘛，就找到我说，“陶长松同志啊，现在跟你交代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周总理来指示了。大昭寺决不能破坏。听说你们拉中的学生已经进去了，一定跟他们讲要保护好。”
这样讲以后回来马上跟学生们传达这些东西。学生们也很听话，只要是中央的声音，不管是毛泽东的，周恩来的，都是威望很高的都听。所以也就停止了。但是外面的“破四旧”的东西管了也没用。只要是有人磕长头，我们就立即“啪”的一下往他们背上贴传单。
问：这是什么样的传单？
答：破“四旧”的啊。意思就是不准磕长头，这也在四旧之列。人们看到后就慌了，很快就不磕长头了。
问：当时拉中红卫兵有多少人？什么时候组织的？
答：具体日子也搞不清了，大概是1966年8月份，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北京的红卫兵组织的比我们早，大概5月份6月份，我们是8月份。当时两个影响比较大的红卫兵，一个是拉中的红卫兵，一个是师校的红卫兵。
四、“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框架
问：有多少个“司令部”？
答：有九个“司令部”。
问：？
答：这个我说不清楚。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司令部，大修厂，什么什么学科所那就是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呢就是西郊，保养厂和汽车队。第三司令部就很怪了，包括了林芝和藏丁厂。第四司令部是居民，几个办事处的。
问：哪些办事处？
答：当然，我们的实力主要是工人。所以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是我们实力最强的。当时要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可以运输啊，所以更看重他们。另外一个问题是武斗，武斗发生了怎么办？我们对面有部队、有武器，我们没有。我们保养厂和汽修厂自己制造武器。当时他们最害怕“三点式爆破法”。
问：“三点式爆破”？
答：就是小炸药包带动大炸药包，那家伙丢出去威力够大的。
问：是怎么做的呢？小炸药包带中炸药包，带大炸药包？
答：实际上有两个环节。点火我们小炸药包，然后启动大炸药包，把大炸药包抱出去。需要相当的技术，而且如果目标太近容易误伤人。就叫做“三点式”。
问：这谁做的呢？
答：都是原来的老兵嘛，都是部队上的。他们是作战经验，训练有素。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技能也派上用场了，虽然有时候会失败。大修厂以前试着造大炮，但是炮弹在炮膛里燃了，炸死了几个人。没办法，我们只能开追悼会啊。他们死的光荣。那是在1968年。至于用枪，根据我的记忆，我们首次用枪是在1968年1月18号。
问：发生了什么？
答：就在流沙河上。当时我们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眼睛被打下了一只。
问：是真枪吗？
答：是真枪。这样一来大家就紧张了。但是我们技术有限，那些枪都没有来复线，打不准。反正心理上有一种安慰嘛，我有我武器了。当时，还有我们自制手榴弹。那个比较简单，但也有些问题。一般的它要通过七秒钟才能爆炸。但我们的导火索一两秒钟就爆炸了。有时候你还没出手，手上就爆炸了。当时确实有人就这样死了。我们感到很沮丧。这种情况就很恼火了，只好参加追悼会。对他们的亲戚表示慰问，宣布他们捍卫毛主席的路线死的光荣。当时大家都很不是滋味。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了，你能怎么说？
问：当时你说九个“司令部”。第四司令部是怎样的呢？
答：这个是居民的司令部。居民只是最基本的群众嘛。当时那个队伍也够大的。要是参加集会和游行啊，他们也是个主导的队伍。
问：这个人数你们有没有统计过？
答：人数当时没有统计。但是呢，工人当时是占绝大多数。当时有多少人我们也没有统计概念，但是车子基本上是我们掌握的。所以我们游行的时候，游行的队伍非常的壮观，车子多得很。当时老百姓的政治热情也很高。
第五司令部呢就是机关干部了，就是区党委啊，人大啊，这些人……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像这些知识分子中呢，区党委秘书更喜欢另一派，而不是我们。可能因为他们和首长、自治区领导比较接近吧，感情比较深。所以我们这几个司令部呢，是随时编排的。各个地区呢我们不包括。
不仅是拉萨，比如像林芝（位于康波）属于第三司令部，格尔木（位于青海）属于第八司令部。怎么说呢，它们不算独立地区，所以就和拉萨直接联系、直接挂钩。当时我们就随便排了一下，就排了第八吧，所以这司令部之间的界限也不清楚。
所以【北京的】中央领导接见我们的时候【试图让“大联指”和“造总”同意停止武斗】，就问我们，你们拉萨最近有多少人。我当时也没思想准备就随便回答了一下，根据各地报的，大概有二三十万人。当时中央领导不是批评吗，“你拉萨革命造反总部不是只管拉萨，怎么还管全区的？”我说全区我们也没管啊；他们愿意靠我们。我们跟他们解释了，现在中央不准搞大串联了，但是拦不住。西藏的情况有点特殊。当时我说中央下达了“红五条”，队伍反而发展了（笑）。就好像中央下达了“红五条”后反而推动了我们队伍的壮大（笑）。这么回答以后，周总理好几秒钟都没回答出来。 | 
发表于 2022-8-7 16: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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