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旋共同体概要，作为另类现代性的康米的淫荡与“无速”

兔梓的冰烙饼

本文引用并非是对于被引用者观点的完全同意，而是尽力做到一种谱系学“弹出”

by 兔梓的冰烙饼

——“不要忘记情境主义国际，不要忘记五月，不要忘记我们”

我们不得不考察回旋（revolutio）于在世政治的深刻烙印。这是自从法国大革命便开始的一项传统——城邦（polis）对城（civitas）的代替性运动，也就是政治崇高对于商品秩序的批判。这种对古代的回溯构成了另类现代性的根本动机，即使从谱系的角度上并不一定能够回溯到同一个时空点。我们要谈论的是崇高的失效。

以福山（Fukuyama）为代表的一众学者进入了千禧年主义（millenialism）的大教堂：历史在这里“成熟，停滞，走向坟墓”，如同基督回归创立信徒的王国一样。即使在态度上对于理想政治设计之后的共同体社会保持敞开，另类现代性也对于“乌托邦之后”的政治构型保持一种傲慢且虚伪的拒绝想象，因为这昭示着主教们的离场与“敌基督的胜利”。相对的，“……也许想象世界末日更容易一点”（马克费舍语）。但是对于另类现代性之“另类”这标志其并未完全得到或者曾短暂得到过政治能力之状况的描述所昭示的结果来说，未来的主教们现在还是随着隐形摩西流亡在埃及大地上的以色列人，想要回到那块流着奶与蜜的土地。

所有的另类现代主义者都形似锡安主义者，都拥有一个可追溯的谱系学前代存在，尽管政治正当性并不一定依赖在这个前代上。而锡安主义者们追随的摩西带来的不是古以色列王朝，而是基督教的现身。然而基督的政治积聚能力显然比所罗门更加强大——基督利用牺牲来为人类作出了最原始的一个决断：作为共同体的决断，从而埋下了后世结合城邦政治与基督话语的政治神学发展的线索。“岂善政而出于多门，宁一王以为治”所表达的正是隔绝出“我们”的共同体的基本操作。这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地缘政治与观念上的侵凌性战争。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曾激烈地批判了政治神学家们。他认为后者口中作为“认知作战”的基本单位的共同体之存在基于空无（void），或者说，基于义务（munus），拉丁语中指“人与他人之间进行关联的义务”。为了稳定一个政治神学机器的运作，必要的誓言，债务，与礼物在共同体被纳入政治神学机器当中就需要被给出——崇拜至高（精神阉割），纳税（财产剥夺），对法律的顺从（行为结域），对结社内时间的付出与义务劳动（行为的分子化）乃至微观层面上的入会誓言，甚至歃血为盟等等。一旦这种仪式性关系被缔结，共同体内的主体就是“亏欠的”，如同基督作为第一个牺牲者让所有基督徒亏欠于他的教义。所有其他身份在这个共同体内被瞬间悬置，只留下了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此后再通过这种稳固来进行再生产。而这种义务本身则是通过对于身体性所有的剥夺而达成，这种从古希腊肇始的元政治传统同样印证了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西方政治从一开始就是生命政治的”这句话。

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等人对生命政治的探讨让我们看到了另类现代性的一个巨大的谎言：它们声称只要服从就可以摆脱其他共同体们的奴役，然而共同体本身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通过munus来维持其存在。然而共同体什么也不是，除了其所凭依的munus之外，共同体不依赖于任何一个特定物的象征，或者特定人群的信仰，更不会因为某些特定物的毁灭而毁灭（灭尽则另作探讨，本文仅探讨人类世的视阈）。政治神学这种蛮横的基督-决断与辅助祂的亏欠机器的合谋自政治诞生以来就在血腥中进行自身的再生产，最终以另类现代性的面具配合着资本主义超现实流来渗透入生活世界的每一处些微细缝当中。于此，每一次革命都只是一次回旋，是超政治的（hyperpolitical）永恒回归。

但是教堂岂是如此便能轻易解散的了？康米的教皇与枢机主教们就算仍然在流亡，也不会放弃传道。虽然仍然满口谎言，但是从他们特有的肖像崇拜的眼神映射出的仍然是将他们的现代性带回来的幻想。于是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便以一种理性工具的形式被使用：

简而言之，辩证法可以被定义为对立统一的学说。“这体现了辩证法的本质，”列宁指出，“但它需要解释和发展。”也就是说：进一步讨论。

马克思主义向列宁主义的升华（扬弃）是一种最好粗略把握的可能性。列宁通过建立一种广泛适用的革命糠米政治，几乎完全脱离了先前预期的成熟的物质条件或先进的社会矛盾，证明辩证张力是一致的，详尽地说，它的政治化（所有对“自然辩证法”的提及都不过是科学领域从属于政治模式的追溯）。辩证法是真实的。

辩证法从政治煽动开始，延伸到实际的、对立的、派系的和联盟的“逻辑”。它是自身的“上层建筑”，或者说是违背自然限制的，实际上将政治领域最广泛地作为社会统治的平台。只要有争论，就有一个尚未解决的统治机会。

大教堂体现了这些教训。它没有必要信奉列宁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辩证法，因为它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几乎没有一部分社会“上层建筑”通过明确的对立、两极分化、二元结构和逆转逃脱了辩证重建。在学院内部，媒体，甚至是美术界，政治上的过度饱和已经占据了上风，用冲突的“社会批判”和平等主义目的论来识别哪怕是最微小的恐惧元素。共产主义是普遍的含义。

这种过饱和的观念侵略性最终甚至能够超越一般意义的法西斯主义，而达到“让生命完全内在于其自身”的再生产能力——也就是对于死亡的再生产。死亡的陌异性终结，也就是说，死亡的毁灭，标志着作为熵式理性（entropic rationality）的共产主义对于超越性共同体的构造与绝对服从。此时我们可以说，作为这种窒息性生产的共产主义秉持着一种淫荡的（erotic）崇高。也就是说，在主教们的设想当中，一旦另类现代性变为了元现代（metamodernism）的稳定政治结构，其稳定性则是从生命政治层面确保的——定域的劳动-再生产与完全渗透的拟像，且能够通过将一切异质性掩盖与抹消，“训练丧尸”。

而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中还有另一个无法忽略的致命问题——作为一个和时间-运动挂钩的学说，其不仅是定向的，更是对速度含糊不清乃至根本无从提及的。我们当然不能一昧责怪卡尔马等人，毕竟彼时的竞速游戏并没有明显的开端（甚至离福特进行流水线提速还早了半个多世纪），而唯物辩证法的“无速”问题却因为其另类现代性而被继承此政治设计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从CCRU（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开始的研究已经确立了我们正在加速当中的事实。即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老学究们也开始讨论加速化的资本主义发展对于未来政治设计的影响。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其后人类学与思辨实在论同时活跃在陌异性舞台上。由于商业运动的广泛化与瞬时化，更多的异质性被商业运动发掘（被称之为“蓝海”），进入符号交换秩序当中。而另类现代性依然不能免俗。作为在野宗教的另类现代性只能通过在资本主义早已经架设好的平台进行宣传，而用户越对高水平的异见产生依赖，就越依赖平台本身来“吞入”知识与意见，最终强化平台背后地资本主义秩序本身。即使有过自建平台的尝试（笔者曾呆过的就有至少三个自建论坛，甚至给其中一个开发者github打了120 rmb当赞助），最终也会被资本主义的自我清理机制毁坏。这是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如同幽灵一般的预言：暴力的反面也是暴力收编的内容。而觉醒资本主义让这种收编公然进行。此时，异质性发生的加速收编与未来可见的控制论极权主义迫使清醒的人加速逃脱。一种tiqqun式幻想党的游击队能提供的纯粹陌异性力量成为了对抗技术化的研究和编码流的反动（re-action）与逃逸，也正是陌异性的怪物与恶魔们所带来的虚无-恐怖性破坏性犯罪运动能够目前维持一种对资本主义编码的暂时性超越，尝试去通过情动（affection）的谵妄与“呕吐出呕吐”来更快地运行后人类主义外部性游牧民族的组建。对于任何形式的破坏与反抗的过程，无治主义者与后人类主义者必然是积极支持与响应的。

与此同时，康米正因为无速问题而在内部莫衷一是，再加上对于历史神学的追溯导致派系的严重分歧，以至于对于最近的paper-rev毫无应对能力，而出现意见根本无法统一康米红袍进行大量的经院辩论与攻讦。而康米的应激反应在于一起行动的诸众（multitude）并未将munus记入乌里扬诺夫的账本中，从而要么尝试进入诸众内部发布教义，要么尝试通过站台未下场的“工人群体”来展示自己的智性能力以搏得未来成为枢机主教的资格。他们是淫荡的收税官，试图把每一个人都拉入千禧年主义那零强度的苍白坟墓中，还要将那反射的光芒定义为“崇高”与“幸福”。康米这“不服从就是死亡”的声音，我们早就在1968年5月的法国听腻了。法共等“鱼子酱左衽”对于学运和野猫罢工大唱反调的姿态丝毫没有掩饰他们构建自己另类现代性以建立公墓的野心。如果要为了共同体内的亏欠义务去当做死灵政治的僵尸们，不如在逃亡中从容奔向真正地死亡。

智性集权为主的政治设计最终带来的还是一种规定的动力线层化与对救赎的允诺。而这种允诺与东正教传统相结合过后更是会把智性作为权柄逐级下放给诸位天使们。与此同时，那个基督，唯一的决断，在红色罗马那山呼海啸的民主中盲目地吞吃着生活本身，在现代性的圆舞曲中与身着不同衣裙的其他基督们交媾。但很可惜，红色罗马没有等到它的尼禄，而是等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只能把另一种类似的麻醉梦境嫁接过来的废物，流体只是被另一种容器束缚了而已。而现在，竟然还有新的蠢材想要再次让红色罗马的乙醚被人们吸入，转化为丧尸。哪怕不谈大概率到来的非创生控制论-后人类未来，如此冠以“二度revo”之名的稽古只是一种锡安主义者对所罗门王的幻想，也就更加无法处理如今加速堕落颠覆对城邦-城市政治的致命一击。于是，我们大可以满怀亵渎之心对着红衣主教们说，列宁那残留不到10%的尸体仍然在他们的心中腐烂发臭，却仍然学着普京那样畏首畏尾，迟迟不敢将其送进棺椁。尸体们仍然在康米构建的无意识大教堂中，沉迷在罗马归来的幻想里等待被弑。

笔者不打算如同落珊先生一样重复我与他在《逃亡者声明》当中对政治设计的一瞥。而是更愿意引用一段来自卡尔·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对于尼采政治操作的论述：

他设想了政治事件的决定性起源，但没有按部就班地将之注入具体的政治活动现实中（显现于日常权力和人际斗争中）。他希望发起一场运动，激活人类存在的最终根基，期盼他的思想可以激励那些听见和理解他的人走进这场运动。不过，他并没有从政治、人种或社会层面上限定这场运动的内容。相反，在他看来，奠定和确立一切判断的内容，都来自对存在（being）整体的态度。它不再仅仅是政治，而是哲学，其基础不是理性原则，而是可能性的丰富性，尝试着用对立和矛盾的方法探索拯救和增强人类存在的思想。

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多”与“加速”，这两者只是进行运动的手段，而是通过对这两者的综合而得以进行的全面生活内战与游击——如同通过增殖与扩散找到迷宫出口的几团霉菌——通过“多”的异质性，在我们的编码现在还不可触及的地方给引擎点火，向着无定向加速移置（déplace）。而对于贯彻这种无分类学的个人主义式反抗来说，最能代表进行这种运动异质性个体相互合作的便是巴塔耶-布朗肖-布拉西耶式的内心共同体（communauté de couer）——通过面对灭尽（extinction）的强度与原初创伤，在向着虚无恐怖ism逃亡的路上，“当两个个体冒着危险，都被置于撕裂，悬置，高踞在共同的虚无上时”的围炉夜话，枕边与地上是装填好的弹药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