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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人士談二零二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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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22:12:19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3-2-6 00:31 编辑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製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壹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誌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製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製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壹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裏根1981年上臺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製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壹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裏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壹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製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壹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製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壹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壹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壹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復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壹沉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製,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壹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壹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裏,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壹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製。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製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製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壹黨專政的體製,中共各資本派系壹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壹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壹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製。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壹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壹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復雜的社會製度因素——戶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製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壹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

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臺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壹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製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製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壹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臺,資本主義市場製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製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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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22:15:39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3-2-4 22:17 编辑

外送平臺——中國新型血汗工廠

高壓、低薪、交通事故、幾乎沒有社會保障——這就是中國1000萬外賣騎手的生活。這一產業成為疫情下資本的新寵,發展迅猛,而線下餐飲業利潤的一大來源正是對外送工人的剝削。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不斷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到2021年北京「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發起人陳國江被捕,並發起了廣州、深圳外送工人聯合罷工。但是這些運動中外送工人從指望中共官方工會幫忙到為建立獨立工會而鬥爭,階級意識正在增長,令政權十分忌憚,使之不得不出手幹預。廣州市區總工會2021年9月成立外賣騎手官方工會,明顯是想用來壓製獨立工會的意識。中共控製的官方工會專門用來與資方達成假協議,甚至破壞工人的鬥爭,例如將罷工名單交給資方和警察。

隨著新冠疫情的延續,外送工人的運輸勞動已成為維持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他們辛苦付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而被壟斷資本變本加厲地加碼剝削。中國各地域外送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在平均工資水平以下,即便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2018年,外送工人月平均工資也只有約6500元,遠低於該市10712元的平均工資水平。

疫情當下,外賣市場在中國顯著增長。2020年,中國線下餐飲業毛利潤僅達3.93萬億,較2019年銳減15.3%;相比之下,線上餐飲業市場規模達到6626.2億元,同比增長15%,線上餐飲業註冊用戶達4.56億,同比增長7.6%,均出現大幅度增長。由此可見在疫情背景下,線下餐飲業因為封城、隔離措施等因素而條件惡化,餐飲業資本故而被迫急劇轉向線上餐飲行業。

線上餐飲業成為了中國工人當下僅有的幾個選擇,使外送工人鬥爭中處於弱勢。而中共政權對2019年來鎮壓一系列外送工人運動的,也完全證明了這個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並不維護外送工人的根本利益。

餓了麽旗下的1000余萬名註冊外送工人中絕大多數都被資方強製/誘導註冊為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個體工商戶」而非與之有勞動合約關系的雇工,由此被排除在《勞動法》保護外,不能享受任何工傷賠償和職工福利。

此外,外送平臺普遍引入計件工資製度,以低額底薪、高抽成計件工資與嚴苛的處罰機製來最大限度地壓榨外送工人。美團的工資製度中包含多達數十項違規扣款項目,扣款金額10到500元上不封頂,部分項目甚至按收入百分比幾何遞增進行扣除。平臺極為苛刻的扣款時限迫使外送工人不顧生命安全,屢屢危險駕駛追趕時限以避免扣款。

2020年1月,僅在杭州一地,外送工人交通違法就達到5萬次,引發事故千余件,2人死亡、389人受傷。平臺扣款均通過軟件後臺完成,外送工人只有在被扣款後才能在軟件前臺獲悉原因,且申訴時限與可申訴項目均極其有限,剝削製度在精密算法程序的加持下威力倍增;根據美團的財務報表,2019年在訂單密度劇增的情況下,單均工本只有4.71元,同比下跌8%。2020年,美團凈利潤高達47.1億元,同比增長210.36%。

外送平臺如此有恃無恐地壓榨外送工人,可以說是大趁時利。疫情下中國經濟蕭條,工人階級大量失業,生存狀況惡化,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調查顯示,2020年上半年,中國總就業人口7億人中有超過15%完全失業,5%處於半失業狀態,勞動後備軍的空前增加使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劇變,這對資本大為有利,其得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壓榨工人。

外送工人鬥爭使中共響起警號。獨立而不依附於現行體製的工人運動的威力是不可小覷的,他們的階級鬥爭的未來與全中國工人階級一樣不能囿於現時的高壓條件。外送工人已在鬥爭中顯示了他們不斷增長的階級力量,他們需要在更高的維度上繼續為他們的權力而鬥爭,並連結其他部門的工人階級,開始建立真正和獨立的工運。

新冷戰:抵製北京冬奧呼聲與日俱增

為什麽國際奧委會與中共獨裁政權的關系如此緊密?特別是網球員彭帥在11月2日在網上微博發文,指控中共高層張高麗性侵犯後被消失,越來越多的人提出這個問題。

相關微博不到30分鐘內被刪除。彭帥無法與朋友聯系,也無法接聽來自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等相關團體的電話。11月21日,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與彭帥進行了一次視頻訪談,聲稱她「平安無事」。國際奧委會既沒有公布視頻也沒有公布文字記錄。巴赫的采訪引起了廣泛的譴責,他被指與中共政權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會越來越嚴重的國際合法性危機。

國際奧委會有著與右翼、種族主義專製政權合作的歷史,包括從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國到1980年代的韓國軍事獨裁。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工會和罷工被禁止,工人階級在極嚴厲鎮壓沒有獨立組織的權利。全球關註中共政權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鎮壓,但這些地區在中國並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國網站所警告,新疆是鎮壓手段的試驗場,這些手段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全國各地。

在「讓政治遠離體育」口號的背後,國際奧委會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敗臭名昭著的方式運作,其一直明確遵循的政治路線,就是為其資產階級贊助商提供超級利潤,並無視對民主和人權的關切。

這就是目前全球關於抵製2月北京冬奧的爭論背景。抵製運動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勢力所提出的。部分呼籲是來自抗議鎮壓新疆維吾爾人、打壓香港民主權利的社運人士和人權團體。另外則有像拜登政府這樣的資產階級政府,他們抵製的動機與維護民主權利完全沒有關系,而是為服務了其帝國主義利益,建立圍堵中國資本主義的全球聯盟,阻止中國挑戰或取代美國霸權。

「外交抵製」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現在提出了要「外交抵製」北京冬奧。大多數觀察員對此都感到摸不著頭腦。這種「非抵製」的抵製有什麽意義?正如甚至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所評論的那樣:「沒人關心他們(西方國家的外交官)來不來」。這樣一個空洞的姿態,那為什麽不采取音樂抵製(不許唱歌)或笑話抵製(不許講笑話)?

在撰寫本文時,「五眼」聯盟成員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已經宣布他們將加入「外交抵製」行動。這種極其有限的姿態,旨在讓有關政府扮成堅持立場的樣子,同時又不破壞賽事為他們的跨國公司和媒體機構所帶來的龐大利潤。他們選擇這種策略也是為了避免公關災難,以及避免真正抵製運動因無法贏取足夠的國家政府支持而失敗的風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新疆當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鎮壓,香港的工會、反對黨和集會自由遭受打擊,許多人會同情抵製的呼籲——不是那種扭扭捏捏的「外交」抵製呼籲,而是全面撤回對奧運的支持。

根據《多倫多星報》的民意調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製。這顯然受到中國政府為報復加拿大方面將華為公主孟晚舟軟禁於她在溫哥華的豪宅,而監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響。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釋放。加拿大的民調顯示,人們對拜登主導的「外交抵製」普遍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態。晨間咨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項美國民調顯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製,31%的人贊成外交抵製,只有12%的人反對抵製。

這個問題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正在利用這個議題,但同時擔心真正的抵製會對經濟帶來損失,他們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來推進向北京施壓的冷戰議程。但也有許多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共鎮壓的受害者,出於真誠的原因支持抵製,認為這可以對中共政權施加壓力,使其改變鎮壓的狀況。不幸的是,這種觀點低估了需要什麽樣的壓力和鬥爭——是與中國工人建立團結,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第一批承諾進行外交抵製的政府來自「五眼聯盟」,這毫不巧合。當中三個國家,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組成了英美澳聯盟(AUKUS),為 「五眼」情報聯盟提供軍事能力。不過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慮是否支持外交抵製,而其他政府,特別是法國政府,則表示反對。這反映了西方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和各異的考量——法國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帶來的損失,因為AUKUS導致巴黎失去了660億美元的潛艇合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對所有這些政府來說,「民主」和「新疆問題」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國利益的遮掩布罷了。

所有主張抵製的政府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他們自己也有鎮壓少數民族和對他國進行軍事幹預——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原住民的歷史罪行、英國和澳大利亞對難民的壓迫、美國的種族主義警暴,以及西方帝國主義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其他地方發動的戰爭,意味著這些政府長期以來也是人權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對中共壓迫的運動,都需要與這些虛偽的政府及其行為完全割席。

國際奧委會反對抵製

毫不意外,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反對任何抵製行為。在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爭辯說:「如果我們開始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場,我們將永遠無法集結全部206個國家奧委會參加奧運會⋯⋯這將是奧運的政治化,而我認為這可能進一步會導致奧運的終結,就像古代的奧林匹克一樣。」

先不談巴赫關於古代奧林匹克政治化的說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奧林匹克的結束或是因為舉辦成本太高),現代奧運會的整個歷史就是充滿著政治化,而且還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來支持右翼獨裁政權和大企業的利益。

這一點在眾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政治立場中凸顯出來,其中包括顧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對女子運動,認為 「不切實際、不有趣且不美觀,而且我們也不諱言:不正確」;德·巴耶-拉圖爾伯爵(1925-1942)在1936年運動會開幕時站在納粹領導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間;反猶的瑞典實業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寫道:「在美國,有一天你將不得不阻止猶太人」。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個欣賞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者,他雖然曾表示「共產主義是一種罪惡,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惡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卻欣賞斯大林的威權主義;當然,還有西班牙長槍黨(法西斯)成員薩馬蘭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擔任許多要職。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貴族——雅克·羅格伯爵(2001-2013),他主導了與中國政府的秘密交易,並對新聞報道進行審查。

延續諸任主席的右翼、厭女的傳統,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與中共沆瀣一氣,幫助中共掩蓋彭帥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在他參加了臭名昭著的「平安證明」視頻之後,運動員權益組織「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指責國際奧委會「對性暴力和女性運動員福祉漠不關心,令人發指」。

當國際奧委會指奧運會不應被「政治化」之時,他們卻不反對右翼和獨裁政權利用奧運會來鞏固自己的權威。

從臭名遠播的1936年柏林奧運伊始,還有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亦如是——當年的奧運在墨西哥軍隊屠殺左翼學生的幾天後開幕。學生們的口號之一是「我們不要奧運,我們要革命!」。另外,兩名美國運動員、黑人權利運動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權力」禮後被逐出了奧運。

韓國軍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中屠殺了2000多名民主抗爭者,一年後的1981年,韓國就獲得了1988年奧運的主辦權,作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臺。

當然,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盡管遭到了抵製,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還是利用其來加強國內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國主導的抵製運動並不是真正為了保護阿富汗人民的權利,而是為了展示美國的力量,這一點在美國此後四十年於當地的行為中表現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亂的撤軍,並導致了塔利班的卷土重來。

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幫助加強了日益專製的俄羅斯反動政權的地位。當年史上最昂貴的運動會,協助政權提升威望,在閉幕式前兩天,普京秘密下令開始奪取克裏米亞。

奧運會代表現代體育最惡劣一面

國際奧委會將奧林匹克描述為人人平等的機會。但一切都是被金錢所腐蝕。大多數運動員來自精英學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國隊中約有三分之一的運動員來自私立學校,然而93%的英國兒童在公立學校上學。公共體育設施遭到削減開支打擊、體育越來越多地依賴商業贊助,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主辦國實際上是取決於誰的賄賂最多。在鹽湖城被選為2002年冬奧的舉辦地後,針對國際奧委會高層腐敗的指控成為了公開醜聞。盡管製定了新的規則,但在倫敦贏得2012年的比賽主辦權後又出現了進一步的指控。做出決定的標準無關予體育發展的利害,而是贏家提供了什麽商業、贊助和轉播設施。

主辦地被選中後,往往會被揭發為了建設場館而使用童工、出現奴隸勞動的超級剝削,相關報道包括了俄羅斯、英國、巴西、日本和中國的場館建設。

各國政府聲稱,運動會本身將對本國經濟會帶來好處。但經驗表明,情況恰恰相反——為建設體育場館,大量人民被迫遷—據估計,2008年北京奧運有125萬人被迫遷,1988年漢城奧運有72萬人。雅典奧運和裏約奧運留下的後遺癥包括巨額債務、大白象工程體育場,以及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如一位評論員在裏約奧運後評論的那樣:「在這個已經因不平等而惡名遠播的城市,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加嚴重」。

體育贊助

企業也聲稱他們不受政治影響!可口可樂公司正是用這個借口,不顧美國的抵製,贊助了莫斯科奧運。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冬奧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樣。

贊助商包括阿裏巴巴,據《紐約時報》報道,阿裏巴巴開發並售賣面部識別和監控軟件,用於偵測維吾爾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臉孔。AirBnB被指控與中國武警部隊合作。

贊助商還包括三星集團,該公司的有著使用童工、破壞工會、腐敗、賣淫和支持極右團體的記錄。還有法國源訊公司(ATOS),他們是「戰鬥管理」系統和監控系統的製造商。ATOS對殘奧會的贊助尤其讓身心障礙運動員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提供給英國政府的「工作能力」項目的管理系統剝奪了成千上萬身心障礙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奧的企業沒有一家支持抵製。因為他們將會失去太多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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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22:20:24 |显示全部楼层
過往的抵製運動奏效嗎?

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西藏發生了殘酷的鎮壓事件。然而,盡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製呼籲,但所謂的國際社會卻沒有響應抵製號召。美國總統小布什與澳大利亞、法國和日本的國家領導人,也是出席北京奧運的世界領導人之一。這顯示出全球關系近年發生的重大變化。當時,中共獨裁政權在西方世界受到紅地毯式的歡迎,而「人權」則是一個禁忌話題,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只想與北京簽署更多的協議。

在俄國革命後的幾十年裏,布爾什維克沒有參加奧運會——他們更喜歡合作性的運動文化,而不是參加資本主義和精英主義形式的體育。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完全鞏固後,直到1952年才開始參加——奧運會成為了冷戰的舞臺。1936年,為了抗議納粹的柏林奧運,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羅那舉辦「人民奧運會」。但由於西班牙內戰爆發,「人民奧運會」未能成為現實。

抵製1980年莫斯科奧運卻完全無助於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反而使蘇聯官僚成功地在國內將奧運會宣傳為重大勝利,正因為西方的抵製,蘇聯運動員贏得了破紀錄的獎牌數量。

隨著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到來,奧運會也被新自由主義化——變得更加商業化和精英化。

今天,當討論抵製北京冬奧運的問題時,社會主義者對這個主張持同情態度,因為抵製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們真誠地正在尋找方法來反抗中共的鎮壓。但我們也警告說,不要對國際奧委會抱有任何幻想,國際奧委會應是任何抵製運動的首要針對目標,我們特別警告不要對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抱有幻想,因為他們只會利用這個爭議來服務自己的大國利益。同樣,當不同的社運團體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們要區分那些是真正獨立的民眾自發運動,和那些是在新冷戰中受某國政府利益資助或贊助的組織。

抵製能起作用嗎?

1959年國際發起了針對南非種族主義種族隔離政權的抵製。抵製運動涵蓋了體育賽事和學術方面,並得到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支持。但大企業依然繼續與南非進行貿易。改變了事態發展的,是當南非工人階級英勇地組織起來、150萬人參加了1986年的五一罷工、新工會興起並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並贏得了其他國家工人的聲援行動。這標誌著種族隔離政權崩潰的開端。

而在最近,當足球界的巨頭們試圖另立「歐洲超級聯賽」時,球迷們的團結抗議就在幾天內粉碎了這個提案。

社會主義者主張什麽?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權的大規模鎮壓,並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只能由工人階級和貧苦群眾的鬥爭來贏得。
我們警告不要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所組織的抵製行動,這些行動是用來欺騙公眾,或只是虛偽且空洞的「外交抵製」姿態,又或是其背後真正的意圖緊密相連於中美冷戰。
我們反對體育的商業化,反對利用體育來為右翼專製政權塗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爾世界杯那樣。大企業應該被踢出體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運動員和球迷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擴張提供給所有人的公有體育設施和項目。
工人階級團結、國際聲援、革命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政策,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製度,威脅著我們全部的民主權利,而只有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的工人運動才能成功地與之鬥爭。

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註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著以恒大危機為標誌的房地產市場動蕩,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復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製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杠桿率,以致引發了恒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鏈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盡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製,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仆。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註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註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製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松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著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松。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製,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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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22:21:40 |显示全部楼层
中國:被鐵鏈鎖住的母親

春節前夕,中國網絡流傳關於「徐州八孩母親」的視頻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註。片段中顯示,被稱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稱其名字為「楊某俠」)的女性身處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單薄,更令人震驚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條觸目驚心的鐵鏈,被困在一間環境惡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齒掉光,無法正常應答對話。

諷刺的是,過去的時候,其「丈夫」董誌民是被媒體以一名含辛茹苦養育了八名孩子的父親的正面形象而宣傳。隨後一名微博主打算采訪董某時意外發現並曝光了這八名孩子的母親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後,豐縣宣傳部發報官方通報稱真名為「小花梅」(這名字聽上去並不像真實姓名)為當地本土人口,後又改稱她在98年8月與董誌民「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小花梅」被鐵鏈所拴的原因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時會暴力攻擊他人。其後於2月10日,在群眾洶湧的怒火與壓力下三度改口,稱一名「桑某」涉嫌拐賣婦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這次事件中早已蕩然無存。眾多網民在微博紛紛表示拒絕接受,尤其是對官方刻意隱瞞「小花梅」的年齡而感到憤怒。因為「小花梅」的真實年齡可能會曝露更醜惡的故事:她在「被結婚」時極有可能未成年——若是這樣,這根本就是誘拐、強暴幼童的惡行!這意味著當地整個民政系統官僚的嚴重瀆職,甚至是明知故犯參與到拐賣兒童、強迫其當性奴的惡行中。

最令人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對這一惡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飾的姿態。官方第一時間發布的通告辯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賣婦女的問題,並為涉嫌參與人口拐賣以及性別暴力者編織各種借口以搪塞。甚至根據《端傳媒》在豐縣的記者證實,當地以防疫為借口禁止外人特別是記者入村,記者亦收到報道禁令。

這個話題涉及到非常廣泛的問題,包括婦女拐賣、官僚腐敗包庇、「計劃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結構與男女比例失衡等。這些問題都聯系到,中共極端資本主義父權專政下,婦女處於從屬地位、其身體遭到商品化的現實,也關乎到中國年輕女性的女權意識提升,不想只能當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賣,特別是針對婦女與兒童的拐賣問題是中國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販賣的重災區之一。該市轄下的部分村落,被拐賣而來的婦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婦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國官媒《法製日報》的報導則指,單單在2014年,僅僅是獲救的被拐賣婦女在全國就有30,000多名。

而這些惡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當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慶市巫山縣童養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馬泮艷在推特表示:「……我12歲被大伯和村裏人賣掉後,也經歷過被拴鐵鏈鎖屋裡,我把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不是沒人報警,當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們就是不管!我當年那麽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嗎?沒有!」

實際上,這些人口販賣背後涉及到了各級官僚的既得利益與地位。對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惡果)的地區,尤其是農村,如果不默許村民「買新娘」的話,村子將在十到二十年間迅速消失。這種結果輕則影響官僚仕途,重則烏紗不保。對執法和司法機關而言,這類型的群體犯罪一旦追究勢必席卷整個官僚系統,因此對此視若無睹,得過且過。

因此,從村警到市委,各級官僚對自己所在的地方發生的婦女拐賣罪行包庇縱容。而這一次事件所發生的地點更是相對發達的沿海省份,難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遠的落後地區鄉村間還存在著多少更黑暗的婦女拐賣暴行。

這些被拐賣的婦女處境往往相當駭人聽聞。不少被解救的婦女紛紛表示,被毒打、強奸、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療、被鐵鏈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會被當眾裸體遊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員輪奸。而這些婦女只被視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當一部分在未成年時就被拐賣,而被「買」後不久就會因奸成孕。而她們所生下的孩子往往會成為她們的牽絆,使她們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願離開「家庭」。

不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對這一問題也是采取了默認的態度。事件發生至本文行文間超過十天時間,從縣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醜態百出的嘴面以及引發全國憤怒的一份份「案情調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對此不置可否。因為根據中共的統計,全國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高達105:100,意味全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對於中共而言,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方案去解決近3500萬男性組織家庭的問題。農村適婚女性更傾向於與發達地區戶口的男性組織家庭,長此下去必然導致一個又一個農村自然雕閉,農業人口萎縮。

而中國的法律刑法對於收買婦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輕,最高只會判處三年監禁。相比之下收買一只大熊貓最低量刑起點為十年,故常被批評為「中國婦女還比不上一只大熊貓」。

中國國內的販賣婦女罪行也變得愈來愈「國際化」。所謂的「越南新娘」也愈來愈多地流入中國,實際上就是販賣婦女的勾當。根據中共新華網2015年的報道指,中國國內「越南新娘」的人數超過十萬人。被拐賣到中國充當「新娘」出售的婦女並非僅僅來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及印尼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地區。在過去十年中,向中國販賣女性的國家數量快速增長。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婦女被拐賣給中國男性。

官方在群眾的猛烈聲討和追究下才勉強承認當中涉及拐賣婦女的行為。 現在,事件亦遠遠未完結。相關的關鍵訊息依然被掩蓋,政府信用徹底破產。這也同時反映了群眾對政府的態度和意識的轉變。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軍」,試圖在網上引導輿論走向,但這些「水軍」言論立即就被群眾的嘲諷和聲討所淹沒。這種態度和意識的轉變亦令這些底層悲劇更容易引發社會關註。這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危機和經濟停滯的大背景下,民眾對前途愈來愈失去信心,擔心自己也會成為這些不幸者中的一員,並因為階級團結的情緒而對社會不公事件產生更廣泛的共鳴。種種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專製統治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據網上消息流傳,近百名娘子軍深夜駕車試圖營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攔截。警方還威脅要把帶頭人「抓去坐牢」。

而這也透露出中國在對女性的壓迫、父權意識無孔不入的社會下所受到的壓迫和苦難是何等深重;性別歧視的國家政策和強烈的意識形態宣傳(「陽剛之氣」、「傳統家庭觀」,並將女權主義貼上「反華」標簽)則鼓勵和強化這些壓迫和意識。這案件與彭帥性侵案一樣,正在以一個血淋淋的姿態證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作為資本主義威權統治一部分的父權結構得以強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個例子,殘酷的資本剝削只會進一步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權要進一步打擊和否定女權,就要動用意識社會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觀念。勞動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謂的官方調查報告,更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我們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在民主監督下對「小花梅」進行全面的親屬鑒定。

我們必須要求有罪的官員和人口販子受到懲罰。但懲罰幾個「爛蘋果」作為樣板戲、以轉移群眾的憤怒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認真執行而非只為了轉移媒體註意力,也不會動搖開辟女性身體「市場」的經濟和階級基礎。真正的解決方案只能是推翻資本主義,要終結國家對女權主義、LGBTQ權利團體的迫害以及對工人自我組織的惡毒禁製。真正的改變只能通過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來實現,而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鬥爭需要與為婦女和所有被壓迫群體贏得真正平等的鬥爭聯系起來。

中國與烏克蘭:習近平玩俄羅斯輪盤

《孫子兵法》有雲:「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如果不清楚鄰國在想什麽,那麽就不應與之結盟。習近平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宣布與普京的友好「沒有止境」時,顯然沒有聽取孫子的訓誡。僅僅20天過後,普京的軍隊就入侵烏克蘭。

眾人都在猜測,習近平及「習核心」對普京開戰的盤算實際了解多少。他們是被蒙在鼓裏的嗎?似乎不太可能。習近平是否像普京一樣,押註俄軍會迅速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似乎是合理推測。習近平是否知道更多,但沒有告訴中共高層其他領導人?有可能。無論如何,兩名獨裁者都嚴重誤判形勢。而這樣的錯誤最終可以會威脅到他們對權位。

中共政權內部有一道難以掩蓋的裂痕,對習近平的親普京路線有相當的反對聲音,在北京彼此矛盾的訊息上一定程度反映出來。正如中國事務資深評論家中澤克二所言,作為中共統治機關的政治局七常委內部,對於與俄結盟存在分歧:「7人存在不同的意見」。對烏克蘭戰爭立場的分歧,加上習近平推動的經濟政策被局部撤回,都可能會加劇中共內部權鬥。

習近平在二十大前夕要「穩定壓倒一切」,並期望像普京那樣加冕為終身獨裁者,現在卻是他最糟糕的時候。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由部分紅色資本家和退休官員作後盾的反習派,目前仍然太弱,推翻不了習近平,但他們越來越公開反對習近平的政策。要在如此危機嚴峻的階段落實政策,習近平政權就必須更加獨裁和集權,使局勢的不穩定進入惡性循環。

「極大的分歧」

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胡偉撰文指:「中國不能與普京捆綁在一起,需要盡快切割。」該文在3月初中共召開兩會期間被廣傳,然後被網絡審查移除。文章的重要性在於,罕有地公然批評習近平的路線(當然沒有指名道姓),並且在黨高層中獲得相當支持。胡偉表示戰爭「在國內引發極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對者勢不兩立」。他警告:「目前估計還有一、兩周的視窗期(與俄羅斯切割),再遲中國就可能喪失回旋餘地,必須當機立斷。」

胡偉的評論是中國統治階級迄今最尖銳地表達了對習近平的「戰狼外交」的分歧,而中俄聯盟是這個問題中最新和最具爭議性的一點。相當部分的中共官員及其資本群帶關系者認為,習近平的民族主義路線越來越帶來反效果——破壞經濟,並且為美帝國主義的反中措辭撥火。但因為與俄結盟是由習近平親自督定的,使中共政權騎虎難下。現在頂多可能語調會有所修改,而非有實質改變。胡偉主張與普京「切割」,這也代表會嚴重打擊習近平過去十年努力塑造的「強人」形象。

北京會遇到的困難程度,也視乎於戰爭的發展。如果是歷時數月的長期戰爭,俄軍對包圍的城市加強恐怖轟炸,中共將更難維持「假中立」,對其來說都是一場惡夢。對習近平來說,更惡劣的情況是普京倒臺,無論是由於群眾運動抑或是「宮廷政變」,這都會對中國產生震蕩。因此,在試圖模棱兩可回旋的同時,習近平政權會盡力協助普京保住權位。

習近平試圖展現出一副民族主義強人、敢於挺身對抗美國的形象,而中共政權在烏克蘭戰爭中自相矛盾的「中立」態度已經損害了他的權威。對外,中共對拜登的措辭含糊而客氣,與俄羅斯保持距離,而其國內宣傳則宣揚民族主義,並高度親俄。部分群眾已然註意到這種強烈反差,這一方面削弱了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同時也暴露了他全球「和平締造者」形象的虛偽。以海外華人為主的群體發起了「大翻譯運動」,將國家控製的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狂妄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言論翻譯成英文。這一運動反映了部分中國人對中共虛假宣傳的厭惡。

「杜魯門主義」

對於普京與俄羅斯資本主義來說,烏克蘭戰爭或堪比2003年美帝入侵伊拉克的災難性決定。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全然低估了他們當時跳入的民族政治泥潭之深度。普京誤判了所有方面的形勢——從俄軍實力、烏克蘭抵抗的程度(普京就民族問題猛烈攻擊列寧的思想,他也正為這種無知付出代價),到世界局勢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應之大。習近平如此公然將自己的政權與普京政權結盟,無論中國是否因為挺俄而正式成為製裁目標,都可以面臨外交孤立的風險,並加速與西方脫鉤,付出潛在毀滅性的經濟代價。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解釋道,烏克蘭戰爭改變了一切。為西方資本主義出謀的《金融時報》將這一時刻描述為「地緣政治支點」,並敦促華府采納翻版的1947年杜魯門主義,將各國劃分為親美與反美兩個陣營。短期來看,俄羅斯侵烏強化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力量,讓他們震撼式的加強軍備、在對俄製裁中前所未有地動用國家幹預金融市場,並且更為成功地將其政策披上捍衛「民主」反對「專製」的外衣。

數年來的中美新冷戰經過俄羅斯侵烏以來經歷了「大躍進」。經濟去全球化加速將不可避免。俄羅斯的入侵行動至少在短期讓歐盟與美國為首的陣營陣營彌合了內部分歧。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呼籲美國在日本部署核武,而德國則躍升為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國。烏克蘭戰爭清除了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參與。

「災難資本主義」

如此程度的西方團結,是自奧巴馬、特朗普任美國總統以來,中國外交政策就一直在竭力阻止的事情。因此,普京發動的戰爭極大地促進了拜登建立「民主」帝國主義聯盟,從而遏製中俄的戰略。習近平對俄羅斯入侵的實質支持,使美帝國主義更易借對俄沖突作為掩飾,實質上是針對中國這個長期主要目標發動代理人戰爭。西方對俄羅斯的製裁的實質和規模,是這場代理人戰爭至關重要的部分。

西方與俄羅斯沖突急劇升級,與中美沖突密不可分。拜登一直在推動與歐洲建立更強大的聯盟,特別是利用北約,扭轉特朗普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其目的是在國際政治中孤立中國,並在南海和臺灣等印太區爭議中加大對中國施壓。從長遠看,對美帝國主義來說,亞洲在戰略上比烏克蘭和東歐更重要。這一切都意味著,烏克蘭戰爭是未來全球沖突的預演。

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反對俄羅斯的入侵與普京帝國主義的企圖,另一方面也反對北約和美帝國主義。烏克蘭人民正面對的煉獄般處境是一個警號,讓我們看到人類在「災難資本主義」下將面臨的苦難——除了氣候災難和致命疫情外,核大國之間軍事沖突的幽靈也在世界遊蕩。我們指望俄羅斯國內英勇的反戰抗議,也指出需要工人階級國際主義——首先是團結聲援烏克蘭群眾,也要把聲援力量聯系到反對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軍國主義與反工人政策。我們推薦讀者在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網站上,閱讀ISA發表的詳細的社會主義分析。

所有帝國主義勢力的言行都是假仁假義的。普京公然否定烏克蘭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權利。王毅告訴世界中國「堅定主張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同時國內的媒體只報導親俄的戰爭消息,並拒絕使用「入侵」一詞。拜登、約翰遜和朔爾茨的決定並非基於烏克蘭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在普京的問題中獲取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美國與北約多年來利用烏克蘭資產階級右翼政府作為棋子所進行的政治周旋,也有份散播戰爭的種子。如今,北約打算「戰鬥至烏克蘭最後一兵一卒」,一方面頌揚烏克蘭英勇反抗,但同時試圖將沖突局限在區內——如同在「被回絕」的波蘭戰機事件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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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22:23:03 |显示全部楼层
身為超級大國的中國

這是自30年前蘇聯解體、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府垮臺以來,中共政權面臨的最嚴重的國際危機。這是中國作為第二超級大國面臨的首次嚴重危機——作為擁有全球利益範圍、超大型企業和巨額投資需要保衛的一個帝國主義大國,中國展開了與美國的激烈競爭。1992年,中國甚至還未躋身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國當時還是一個專註於處理國內問題(1989年政治動蕩後完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無名小卒。如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的融合程度遠遠超過全球第11大經濟體俄羅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因製裁而被西方市場拒之門外的威脅,比俄羅斯遭遇的同等威脅還要大。

社會主義者反對製裁。製裁是資本主義最強國的金融資本工具,之後可用來對付工人與社會主義鬥爭。在香港和新疆,ISA反對西方製裁,警示說製裁不會讓中共停止國家鎮壓,反而會削弱和瓦解群眾鬥爭。對俄製裁力度不可估量,但我們反對製裁,並非基於製裁的力度,而是基於哪個階級在製裁、出於何種目的。

5.5%的GDP增長?

在烏克蘭戰火紛飛之時,即使中共的外交雜耍(口頭上支持和平、實際上維護普京)試圖使其免受美國與西方製裁,中國仍將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是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是進口的。2021年國際原油價格已上漲60%,而自俄軍進入烏克蘭以來,油價又已上漲11%。最終將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乃至氣候破壞更快惡化。

中國農業農村部部長在3月警示,由於去年的大雨,今年的小麥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中國將需要將小麥進口量提高約50%,而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小麥價格飆升50%、至歷史新高。全球1/4的小麥出口自俄、烏兩國,但製裁與戰爭已經中斷了世界市場的小麥供應。全球食品價格飆升令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大規模饑餓與「面包騷亂」的威脅。

但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嚴重放緩之際,或將嚴重打擊中國經濟的是二次製裁的威脅——中國被拖入以美國帶頭行動、以俄羅斯為主要目標的製裁網絡。在3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政府宣布2022年GDP增長目標為5.5%,這是近30年來的最低目標。大部分經濟學家懷疑這一目標能否實現。這個數字似乎更像是為了「提振信心」,而非切合實際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預測,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為4.8%,但如果政府提出任何低於5%的經濟增長目標,那就等同於認輸、並給自身帶來負面影響。

即使沒有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危險的經濟後果,中國經濟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緩慢的崩潰、失業率的上升、消費低迷,以及因為防止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擴散而實施的封城造成的供應鏈中斷。習近平政權堅持延續其「動態清零」政策,然而該政策在香港遭遇完全的大失敗——目前香港有累計超過100萬例新冠確診案例,新冠死亡率成為全球最高。摩根士丹利預測,由於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影響,中國第一季經濟會是零增長。盡管政府政策大轉彎、放松了信貸控製與貨幣政策,並放棄了習近平提出的房地產稅計劃,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房地產市場,價格與銷量仍均已經收縮6個月。

中共沒有預料到普京的戰爭,也沒為此而作準備。在這個中美冷戰當中如此關鍵的轉折點上,習近平政權卻完全手足無措的確切因素,很大程度上暴露其政權的脆弱與內部矛盾。武漢第一波疫情、2019年香港群眾運動、2018年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習近平一次又一次翻車!現在事後諸葛亮地看到,中、俄在2月4日發表的5000字聯合聲明宣布了雙方「無限的」的戰略夥伴關系——習近平更用「更勝聯盟」來形容,而如今這已向他反噬。是中國國家領導人,而非普京,主動提出新的協議。習近平主要希望能夠增進他本人在北京冬奧舞臺上的權威,因為冬奧會很大程度被各國領導人所抵製(相比2008年北京奧運有68人出席,今年冬奧只有21人出席)。對於習近平來說,他的精力集中在二十大上連任,奧運會不過相當於資產階級民主中的選舉造勢大會——只有煙火和愛國主義。

「如同兩兄弟」

「雙方最高領導人把兩國的戰略夥伴關系比喻為『背靠背』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兩國如同兩兄弟,互相保護對方的後方⋯⋯」中共《環球時報》(2月13日英文版)如是評論。這個描述恐怕已禁不起歷史考驗。現在中方的外交官不斷嘗試躲避問題,避免中國被西方視為普京的「共犯」而遭受製裁。2月4日的聲明以來,雙方並沒有太多實質進展——不過是將現有兩國之間的能源和科技合作擴大或在包裝。其目的只是為發出共同陣線抵抗美國的信號。但如今,普京挑起了歐洲80年以來最大的戰爭,習近平可謂嚴重失算。

習近平賭註自己的政權能夠從歐洲的軍事緊張局勢中坐收漁人之利,因為這會迫使拜登政府將焦點從印太地區及中國移開。跟普京一樣,習近平可能也誤以為美歐帝國主義之間(特別是德國)的分歧將會擴大。再者,現況顯示兩位獨裁者之間並非「兄弟」,且雙方的聯盟其實不過是策略之便。習近平看中俄國越來越依靠中國、視中國為「老大哥」,這跟1950年代冷戰相反——當時兩國皆是斯大林主義獨裁、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假如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外交和威脅成功,西方資本主義只有表面抗議(就如對習近平鎮壓香港時那樣),這就能夠強化習近平對臺灣的盤算。

因此,無論習近平事前是否完全了解侵略烏克蘭的計劃,他或許也津津樂道於普京給西方製造麻煩、中國隔岸觀火的局面。不過,在2月24日,所有這些有利因素都變成了不利因素。

習近平有可能會成為「失去歐洲」的中國領導人。用貿易外交及吹捧歐洲「主權」,來企圖分化歐盟(特別是非常依賴中國經濟的德國)與美國拜登的反中政策,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特征。這條路線在去年遭受了嚴重打擊(中歐貿易協議告吹、新疆製裁、默克爾退休、「立陶宛事件」),但烏克蘭戰爭和中國與普京的關系恐怕會成為棺材的最後一根釘子。美帝國主義當然也會有意識地反製,而在戰爭的陰霾下他們會更為成功。

帝國主義之間的分化

3月18日,拜登與習近平的通話,部分也是講給歐洲聽——兩國領導人的發言也是故意放話給布魯塞爾、也特別給柏林聽。拜登警告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又或者協助其規避西方製裁(他們宣稱掌握有關證據),將會有嚴重「後果」。美國實際上在向中國畫下「紅線」,也向歐洲施壓支持這個立場。俄羅斯製裁的嚴重影響,使得這種威脅對北京來說是很真實存在的。

歐盟就是否加緊對俄製裁問題上已經陷入分歧。一名歐盟外交官告訴《泰晤士報》,表示現在出現了三個陣營。第一個是所謂的強硬「製裁派」,包括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他們在地理上最接近戰區,因此最受到軍事升級影響。他們主張更強硬的製裁,例如完全禁止輸入俄羅斯能源。另一方則是「反對派」,以德國為首,並得到意大利、匈牙利、希臘和保加利亞支持,他們都反對加緊製裁。然後是其餘的國家。

這些內部分化情況跟早前就中國問題的分化相吻合——歐爾班的匈牙利是親中的,還有傳統上親中的德國(2021年中國占了德國汽車企業銷售額的38%),而在另一端則有去年與中國陷入「大衛與歌利亞」般沖突的立陶宛,這後來也演變成更大的歐盟貿易危機。烏克蘭戰爭已經重創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一帶一路」。這個傷害與戰爭帶來的製裁和其他影響一樣,或將是永久性的,就算在戰爭結束後也會持續很長時間。烏克蘭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夥伴,當然俄羅斯也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都是支持烏克蘭的「一帶一路」參與國,而另一成員國白羅斯則支持俄羅斯。中共試圖用「一帶一路」打造「和平與合作」,而現在這是多麽諷刺!

現在的局勢發展將迫使北京對整個「一帶一路」進行重大的重新評估。由於許多參與國的債務危機日益嚴重,「一帶一路」已經遇到重大問題、爛尾項目以及各種爭端。在東歐,由於普京的戰爭,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投資項目現在岌岌可危,其中僅在烏克蘭就有近30億美元的中國建設項目。中國的「17+1」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一個與「一帶一路」重疊的中國投資論壇)也或將分崩離析。立陶宛去年退出了該經貿合作,而主導歐盟的西方大國一直將「17+1」集團視為中國侵占歐盟「後院」的行為。這一立場可能促成西方中國的更強有力的反擊,並迫使成為「棋子」的小國退出「17+1」。

臺灣與烏克蘭

烏克蘭沖突也關系到臺灣的未來,但這種關系並非習近平起初所設想那樣。中國外交部一直堅稱「臺灣不是烏克蘭」,重點關註合法性和「主權」問題,而普京已經證明,對於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政權,「主權」終歸阻撓不了其入侵。中共聲稱臺灣不是一個「國家」,但在烏克蘭的主權是否應受到尊重上,中共與普京存在分歧。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我們的立場基於更根本的考量:(烏克蘭人和臺灣人都有的)民族意識、民主期望、對獨裁統治和軍事入侵的恐懼。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製度下,臺、烏兩國的群眾都不幸地被夾在更大的強權之間,而這些強權壓根沒打算實現真正的和平或民主。

習近平或許認為,烏克蘭沖突將促使美國把軍事資源轉移到歐洲,並通過中、俄結盟來對日本施加更大壓力,從而強化習近平對臺海的控製。或許他盼望,俄羅斯以迅速而壓倒性的勝利打贏戰爭,能夠暴露西方的紙老虎形象。這些都沒發生,反而相反的情況出現了。習近平「統一」臺灣的戰略似乎比以前出了更大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如某些人所錯誤認為,兩岸長遠一定不會爆發戰爭或中國入侵。包括去年離開ISA的臺灣小團體,這些人將中國的武力威脅視為「虛張聲勢」——立足於這樣天真的結論下,他們認為不需要再將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以及與中國工人共同鬥爭聯系起來。

迄今為止,普京入侵的慘烈進展,以及俄方蒙受的重大損失(未經證實),應給中共解放軍內強硬派敲響了警鐘——入侵臺灣恐將鑄成大錯。俄羅斯軍隊的作戰經驗遠勝於中國軍隊,對烏克蘭的陸路進攻比對登陸臺灣更直接容易;而軍事專家估計,對臺登陸攻擊的難度起碼是與1944年諾曼底登陸一樣。除非很有信心打勝仗,否則習近平不會冒險開戰,因為軍事挫敗恐將意味著他的政權的終結。但普京也有信心。因此,如果說烏克蘭戰爭對中國有什麽影響,那麽它將讓中國軍方對於自身的戰略產生懷疑,並將進行大幅的重新評估。

如果普京的計劃是占領烏克蘭,而這個目標在今天看來愈發不切實際,美國和北約也肯定會資助烏克蘭右翼叛軍來回應。這可能會成功地削弱莫斯科的決心,但需歷時數年並犧牲大量生命,但這也往往會阻礙、破壞真正的群眾鬥爭。這種情形對於中共對臺鷹派,也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即使假設解放軍能夠成功入侵臺灣,統治一個擁有2300萬人口、絕大多數人不想被北京統治的島嶼,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導致中共占領軍的疲憊和瓦解。

民族主義升溫

兩岸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使局勢更加動蕩。擔憂普京入侵可能激發他「最好的朋友」習近平攻打臺灣,臺灣蔡英文/民進黨政府及其親美軍事化政策的支持度增加。

臺灣國際戰略學會3月的一項民調顯示,70.2%的臺灣人「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而去年12月同樣的民調顯示僅40.3%的受訪者采取這一態度。與其他國家政府一樣,民進黨正在利用這場危機來製造「國民團結」從而扼製階級鬥爭,並推動與美、日簽訂更多親資本貿易協定,以換取他們的「保護」。蔡英文也在推動增加軍備開支、延長義務兵役年限。

在中國,中共多年來一直在鼓吹的網絡「戰狼」民族主義,如今也與對普京的崇拜、對俄羅斯的支持彼此交織,但現在有走向失控的風險。「小粉紅」和其他社交媒體上的民族主義者(當中一些思想接近法西斯主義)變得如此猖狂自信,他們的惡毒言論不再僅針對同性戀者、女權人士、「臺獨分子」與香港人,甚至還會針對曾經的中共民族主義旗手(例如去年卸任《環球時報》總編輯的胡錫進)。對北京來說,這些民族主義壓力正越來越難控製住,中共政策上的「回旋空間」恐將更少,在必要之時也更難采取更「務實」的外交政策。

對於亞、歐、全球工人階級而言,烏克蘭戰爭是更加危險、動蕩的資本主義無序時期的開始。為了結束這場戰爭以及避免未來的戰爭,工人階級必須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算帳。組織反戰行動、發起反戰抗議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光靠這些是不夠的。現時情況下,需要的遠不只是施壓或呼籲政府改變政策。工人階級還需克服沒有組織、缺乏聲音、缺乏權力的問題。重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反對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在現在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冬奧:戰販交流會與民族狂熱反彈

2022的冬季奧運會在2月4日舉行並在20日已經閉幕。這場冬奧會在新冠疫情、彭帥被性侵、外交杯葛、徐州鐵鍊母親所引發的民憤、乃至烏克蘭戰爭的重重陰霾下進行。在冬奧開幕前,歐美國家以中共壓迫新疆和西藏人,以及彭帥事件為由,實行象徵性的「外交杯葛」(即官員不出席冬奧,但運動員照常出席),結果開幕式上只有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個大國領袖。毫無疑問,西方國家並不真正捍衛女權和民主權利,這些都不過是用來掩飾帝國主義沖突和推動新冷戰進程的藉口。但對於習近平而言,這令他一心想要借用冬奧營造「萬邦來朝」「盛世」印象的企圖被大打折扣。

戰爭販子與人口販子

冬奧成為戰爭販子的交流會。現在事後來看,習近平和普京當時正在為烏克蘭戰爭進行商討。普京為了爭取中共支持,在冬奧表示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又與中國簽訂金融、糧食和天然氣等協定。當時他們還決定以歐元代替美元結算,長遠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但一個月後俄羅斯央行的美元、歐元和日元外匯儲備都被凍結了!

習原本以為普京可以速戰速決,不但可以向西方的外交杯葛報復,又可以牽製美國使其焦點由亞洲回到歐洲,並在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中獲利,坐收漁人之利。現在戰爭引發歐美強烈反應,習因為被拖上戰車而受到牽連。《紐約時報》引述「西方情報」指出,習一度勸說普京在冬奧後才開戰。這報道被西方用來把習近平和普京綁在一起,一石二鳥攻擊二人都是戰販,為圍堵中國增添輿論籌碼。冬奧時他怎會料到此一惡夢?

中共試圖再次利用奧運會的獎牌成績和體育明星刺激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對比其極其龐大的耗資(據報估計超過100億美元),民眾對此的關心與熱情並不高漲。整場冬奧的焦點完全被徐州鐵鍊母親的新聞所掩蓋。相比起富豪明星運動員,中國的民眾顯然更關心遭受拐賣虐待的「小花梅」。根據新浪微博自己的統計數據,在2月20日冬奧閉幕當天,微博上對於徐州鐵鍊母親相關話題的討論高達20.4億次,相比之下,對於冬奧會的討論只有區區1.9億次,兩者相差超過十倍!而且這更是在中共的網絡審查機器全面開動,清洗相關帖子的情況下所發生的。

中共動員了龐大的力量試圖操縱互聯網輿論。《紐約時報》和獨立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指,在冬奧期間,至少有超過3,000個機器人和虛假帳戶由中共宣傳部門所操縱,用以影響國內外對冬奧描述和報導,並扼製所有批評的聲音。

中共的宣傳部門追捧跳臺滑雪冠軍運動員谷愛淩,使她成為了民族主義宣傳的核心。她出身美國後來加入中國國籍,長於富裕家庭,加上「文武雙全」和跨文化的形象,正符合了中共對「東升西降」的輿論宣傳。的確這起初引發了一股民族狂熱和對上層階級的崇拜,幫助了中共轉移了一下視線。

然而,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資本主義「上流社會」,與中國廣大的基層勞動者存在巨大的鴻溝。比起光鮮亮麗的體育明星,民眾為何更關註徐州鐵鍊母親的消息。中國的民眾把備受中共追捧的所謂「雪公主」谷愛淩和「小花梅」比較起來,當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我離谷愛淩還差十萬次投胎,但離豐縣母親只差一記悶棍」。而她對徐州鐵鍊母親事件一直精明而勢利地保持沈默,更讓不少人對此感到相當不齒。

為民族主義降溫

谷愛淩本人擁有中美雙重國籍,而中國在法例上並不承認雙重國籍。她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美國國籍,因而觸怒了部分群眾,認為她假愛國、又享有特權。甚至連她為什麽懂中文卻沒在領獎時唱國歌,都受到了愛國網民的質疑。中共害怕小粉紅因為民族主義過熱,將愛國準則變得太高,由歌頌演變成批鬥,以致連胡錫進都稱對谷愛淩的宣傳「要適度」、「不要往愛國主義方向靠」。中共的愛國宣傳再次東歪西倒。

中共政權在新冷戰和經濟危機下,意圖通過「大內宣」推動民族主義,但小粉紅的狂熱往往失控,輕則造成輿論反彈有時甚至要動用審查機器來鉗製它。習近平一方面利用民族狂熱勢力來鞏固權力,但又因為這股力量使他的外交和鎮壓手段都要強硬起來,沒有調整空間,往往造成更嚴重的危機。尤其是當勞動群眾看著宣傳機器所描繪的歌舞昇平,再想想自己囊中羞澀的困境,將會有愈來愈多人看清民族主義的虛幻謊言,轉而尋求挑戰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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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22:24:11 |显示全部楼层

中國:科技業過勞死又一宗 「996」再度成為焦點

中國最大影音平臺之一的Bilibili(簡稱「B站」)審核員「暮色木心」連續上5天夜班後,因過勞去世。他的同事稱,他在許多人離職後被公司要求加班,從晚9點做到早9點。B站拒絕為假期輪班給加班費,並不準員工在春節期間請假。

這是又一次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社會謀殺」(恩格斯所提出的概念),「996」工作製度尤其會導向這個結果——工人只得處於他們不可避免面臨非正常死亡的工作條件。據報,僅在2月,就有另外2名年輕打工人死於過勞,一人是建築設計師,另一人是字節跳動(抖音)算法工程師。科技業資本家享受超額利潤、基本勞動權利缺失(特別是沒有工會)的環境,打造了中國科技業工作者的血汗工廠般工作條件。「996」工作製是指每天工作12小時(朝九晚九),每週工作6天。但這也非中國獨有——Facebook和其他美國大型企業員工也面臨著類似處境。全球工人都必須抵製這種惡劣工作條件。

中國科技巨頭的內容審核工作條件就像工廠流水線一樣,緊張且嚴重損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整個辦公室都安裝了攝像頭,每週7天全天監控員工,無休止地要員工加班、對員工進行績效評估。一位前B站審核員透露,要想通過月度考核,員工需要在24秒內審查每條視頻、每天處理不少於1500條視頻,做不到的員工將被解僱。這就是迫使工人「自願」加班的動機。中共對網絡「低俗」內容(包括個人身份認同的自由表達)的禁製,以及中國越來越嚴苛的政治審查,使得網絡審核員隊伍越來越大,並且必須承受過勞。

到2021年第三季,B站利潤達到8億美元,預計2022年總利潤將達到10億美元。隨著嚴厲封城措施在中國持續,B站的利潤同比增長了61%。同時,B站內容審核員每月到手工資也不過約4000元。近10年來,審核員們哪怕一次加薪都還沒經歷過。

在對於「暮色木心」的社會謀殺中,B站的與資本主義「996」共謀角色昭然若揭。B站很快從員工數據庫中刪除其個人資料,並隱瞞他的猝死消息,來壓製這一事件。他們甚至試圖封口最先發布「暮色木心」猝死消息的微博用戶,並出具律師函來威脅。B站厚顏無恥地謊稱,「暮色木心」在去世前幾天,從早上9點半工作到晚上6點半,而B站在武漢的招聘廣告卻是說,員工要上12小時晚班或夜班。

一年前,電商「拼多多」才發生一起過勞死。中國最高法院受此事影響,判決「996」工作製「違法」。正如我們預計,這是一項空洞的判決,特別是在中國《勞動法》規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44小時的情況下,「996」已經在條文上違法了。即使是習近平模糊的「共同富裕」口號,在樓市崩盤、經濟停滯之下也顯得蒼白無力。中國《勞動法》仍要求員工提供證據,來證明自己遭受過勞。

為回應「暮色木心」的猝死,B站表示計劃今年擴招1000名審核員,以「降低人均工作壓力」,但這或將變成減薪的藉口。在中國,科技企業能夠多大程度滿足中共審查要求,關係到它推出新服務與在市場上競爭的能力。為了審查「敏感詞」,科技企業需要招募大量低薪、血汗工廠般條件的審核員。字節跳動就有一名程序員,談到他們收到請求,要他們開發一種算法,來自動檢測那些說維吾爾語的用戶、並自動切掉他們的直播。當中國科技企業仍處於全球供應鏈的勞動密集型末端時,「996」的普及便反映中國統治階級的過度自信。

但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下,審核員也遭受相當的精神壓力。例如Facebook審核員也不得不在類似條件下審查暴力圖像,這造成他們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最近,Facebook被迫向在職和離職審核員支付共5200萬美元賠償金,這筆錢相比數十億美元利潤只是九牛一毛,但這清楚地表現出這些工作者遭受的血汗工廠般剝削。數字時代的資本主義需要大量低薪勞動者審核會造成人們不安的內容,而令人不安的內容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異化的副產品。當然,中國的審查製度給科技工作者帶來額外壓力,他們當中許多人並不擁護當局,從事這個行業只是為了應付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美、中兩國科技業工作者必須聯合起來,反對科技業資本家對他們的苛刻要求與對工資的壓製!

中國科技業從業人員已帶領數次大規模網上行動,抗議他們在「996」製度下遭遇的極端剝削。去年就有從美國與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獲取靈感,而發起的#WorkersLivesMatter行動,科技業從業者分享了一個開放網民填寫的表格,在該表格中,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大企業員工都透露,他們的實際工時長達每天11-12小時。社會對「996」的強烈抗議,成功迫使馬雲等科技業資本家收回支持「996」的言論,但「996」本身仍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要真正讓「996」走入歷史,中國需要一場擁有獨立民主工會的工人運動,以跨地區、跨行業協調的罷工來反擊現況。

中國:雙減無效內卷惡化 支持學生抗校暴政

習政權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減負」政策在實踐中完全破產,教育改革毫無進步。中國學生面對應試教育的重壓,掀起多次反抗行動,這是當前社會經濟危機傳導到中學校園的明顯征兆,青年意識日益激進化。

「內卷」的加劇,意味著教育資源的緊張,學生便愈被手持教育資源的校方當作搖錢樹。盡管教育部門宣布對違規上課、補習大力懲戒,地方學校依舊用隱蔽甚至公開的方式剝奪學生假期,延長上課時間,賺取一筆不薄的費用,當地教育局亦默許縱容。同時,學生的食品安全、衛生環境、防疫安全等亦被作為犧牲品。

學生民主權利的覺醒

此同時,在目睹貧富分化的加劇與工人生存條件的惡化。資本主義下的考試製度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劃分階級的手段之一。內卷遊戲在此情況下愈發殘酷,而部分青年學生開始激進化,並且覺醒反抗。

譬如,2月衡水桃城中學就被爆出普遍性的體罰侮辱、非人道的作息安排、亂收費、違規上課考試等亂象,引起青年學生的廣泛共鳴。同時,多地學生申訴學校違反政策、有償開課的帖子亦在互聯網上屢見不鮮。這都表明減負教育改革事實上的破產。在官方的輿論封鎖,與桃城中學對發聲學生威脅迫害下,青年學生在互聯網上將「少年戰勝資本」作為主要口號,進行廣泛的網絡聲援抗議,最終逼迫官方下場進行調查澄清。

類似的例子是,2020年9月28日,山東省滕州一中將國慶中秋假期縮短至一天半,引起學生和教師的普遍不滿,上百學生以跑操時喊口號、張貼大字報與請願書、高舉標語遊行等方式抗議。「誓死力爭,還我假期」、「打倒校委會修正主義集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成為抗議中流行的口號。

從「少年戰勝資本」的口號,讓人欣喜地看到,部分激進青年學生愈來愈將鬥爭矛頭鮮明地指向資本主義壓迫這一根本問題。中國青年激進化的趨勢已是單純的言論管控與政治洗腦所不能阻擋,而大力的鎮壓即使目前還能阻止大規模的學生組織,但也阻止不到自發的反抗行動。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勇敢青年的抗爭訴求。

當然學運的發展並不是那麽一帆風順,而是面對校方和政府的分化與打壓。譬如,「滕州一中」抗議裏,校方一宣布延長假期,運動學生就交出了運動骨幹供校方處置。這種假妥協是中共分化和打壓群眾運動的伎倆,在2011年的烏坎抗爭中共承諾村民解散抗爭組織後會進行民主選舉,結果當村民讓步後換來是白色恐怖的鎮壓。這次很可能是經驗尚淺的學生也同樣誤信了校方的假慈悲。

因此,學生的獨立組織十分重要,即使面對校方或政府的讓步,也需要維持抗爭的組織來監督校方有否實踐承諾。固然,在獨裁專製下學生的獨立組織面臨嚴厲的鎮壓。因此,學運與反專製是密不可分的。

空洞的民粹口號

習近平的雙減政策可以說是與共同富裕並行的,通過民粹的措辭來營造「改革」的假象,好像政府已致力減輕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負擔,企圖爭取家長的支持。但習近平並不會動搖資本主義製度這個問題的根源,因此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而結果只是加強國家對教育和經濟生活的控製。因為當就業職位以及教育資源嚴重不足時,教育製度自然需要更嚴苛的考試製度,以便將更絕大多數的學生「淘汰」為失敗者,剝奪他們的教育權利和階級流動的機會。

反對校方專製的鬥爭,自然要聯系至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將所有私人教育全面公共化,取消學費及一切學雜費,並取消考試製度。在有充足的教育資源下,讓學生根據自己才能和興趣選擇科目而教育課程應該由學生和教師民選的委員會控製,教育才能滿足所有學生和培育社會人才的需要,而不是淪為壓迫底層青年的工具。

中國:「奧密克戎」重挫清零政策 疫情歷來最壞

中國的防疫大門最終在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株侵襲下被攻破,吉林、深圳、上海相繼失守並進入封城狀態。這次奧密克戎的疫情爆發是自新冠疫情在2年前爆發以來,中國面臨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本輪疫情單在上海累計感染者人數超過7萬例,規模就超越了湖北省由2020年至今的感染人數。截至4月4日,中國約有十多個省市因上海疫情外溢出現確診病例,其中蘇州更發現Omicron全新變異株。

習近平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權威要堅持清零。上海起初實施分區封城,但實際上浦東和浦南等區域未能完全解封時,浦西已經開始封城。因此,根本是全市封城。二千名解放軍進駐上海,一個小區門口派駐一個持槍特警,大約38000名醫務人員被派往上海協助防疫,比2020年武漢的防疫規模更大。

殘暴的封城政策已經激起民憤。網傳影片指有上海居民阻止武警進入屋苑,也有居民因為買不到平價蔬菜而示威。在深圳封城三月底期間,憤怒的民眾大聲吶喊,「人家餓死了」、「我們要吃飯」,「都快餓死了」,並砸毀了官方的防疫卡點。

過往中國的防疫手段應對奧密克戎病毒株已力不從心。中國政府強迫民眾不斷地進行全民核酸檢測,以目前檢測點數目來計算,同時給上海2800萬居民做核酸檢測,等同每個小時每個檢測點須完成252人的采樣,根本無法應付。此外,政府不斷興建臨時性的方艙醫院,這又導致醫療人手嚴重不足,以致於有上海護士公開質問政府新聞發言人時指出,一家方艙醫院實際上就只有一個醫生兩個護士值班。醫護人員身心俱疲,他們往往要連續上班36-48小時。上海周浦醫院的護士不滿院方貪功冒進,不考慮實際情況企圖將醫院改為集中收治確診者,因而發動罷工抗爭。

像深圳一樣在封城同時仍能勉強維持民生物資配給供應是需要極高的成本,這相當於全市甚至全省突然進入了戰時狀態。而對於財政本就入不敷出的省市而言,這同時就完全是一場財政災難與生活災難,吉林就是一個這樣的反面例子。吉林在3月12日開始全省封鎖,一直到3月24日確診病例都在上升。當地民眾稱事實上地方動員能力和財力早已無已為繼,社區亦已無力監督民眾進行核酸檢測了,檢測服務時間也漸漸縮短,不少人已經幹脆不再去檢測,這進一步加強了病毒的隱性傳播。

更致命的是,由於奧密克戎的隱蔽傳播特性,使得爆發疫情的地方不能像以往那樣通過一次封城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疫情。以深圳為例,年初1月8號爆發第一波疫情,到二月中再度爆發至今,中間只有數天時間真正實現「清零」,而由於病毒的高傳染力使防疫措施只要稍有放松,確診病例就立即反彈回升。因此,很多公共衛生專家估家,假如一味強硬地執行封城清零,意味著各省市在未來一年可能每隔兩三個星期就要進行一次封城,這在現實上根本無法執行。

「共存」從開始時被視為「西方抗疫失敗」的例子,到如今被越來越多人提起,但習近平必然會壓下這股聲音。「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在三月底提出在上海「無疏漏篩查的同時能夠最小化影響生活」,並指上海啟動抗原檢測,並非為了實現清零。在上海疫情災難後,一度傳出張文宏被免職。

為了在新冷戰下打疫苗戰,加上維護國內的民族主義權威, 中共一直拒絕批準使用外國疫苗,而國產疫苗無力對付奧密克戎。和香港一樣,中國老年人疫苗接種率尤其低。英國《金融時報》根據中國官方疫苗接種數據推估,全中國1.3億60歲以上人口沒有完全接種疫苗。倫敦醫學分析公司Airfinity表示,根據目前的疫苗接種水平和品質,如果政府放棄清零政策,這波奧密克戎疫情或使中國大陸逾100萬人死亡。在現在製度和局勢的種種限製下,無論堅持還是放棄清零都會是大災難!

公共衛生危機外還有經濟危機。深圳與上海兩座經濟重鎮城市同時爆發,對中國經濟將造成嚴重損害。房地產崩潰仍未看到盡頭。財新網報導稱,按建築面積計算,3月中國17個重點城市的房屋銷售量下降了49.1%,比2月23.4%的跌幅要再大。15年來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一大引擎的房地產市場已經見頂、進入長期低迷。政府推出各種寬松政策、放棄習近平計劃的房地產稅,也未扭轉這一趨勢。失業率正在上升,小企業在中國占最多就業職位,但其倒閉數再創新高。同時,烏克蘭戰爭加劇了中國經濟在國際上面臨的壓力,加速脫鉤的擔憂加劇。

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的抗疫政策都是大失敗。西方國家的抗疫措施造成了高死亡率;而在中國,大規模封城來「清零」的做法恐將無法持續下去。但習近平不能抹殺自己兩年來的抗疫功績,否則會大大打擊他的威信,並在二十年連任前會助長反習派系對他的挑戰。因此,他必須將清零堅持到底。

在官僚威權體製和逐利製度下,防疫體系已經癱瘓,抗疫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人道。成功的防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要有基層工人與居民的民主委員會、及獨立工會管控職場與學校,並通過群眾性民主行動來組織疫情防控,讓衛生工作者結合這種更廣泛的基層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民主控製及管理醫院。需要將整個經濟和醫藥部門公有化,並實現民主控製,我們才能製定合理和可持續的防疫政策。

中國:江蘇八孩母親事件揭露系統性拐賣問題

1月28日在抖音上發布的短視頻中,一個被媒體稱為「小花梅」的中年婦女,在江蘇豐縣某村子裏被鐵煉鎖在冰冷的棚子裏。雖然視頻很快就被審查掉,但「小花梅」的事件發展比香港的警匪片還要曲折離奇。當地政府官員多次掩蓋事實、撇清責任,但紙包不住火,「小花梅」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暴行還是引發了眾怒。

對於事件的無數評論當中,很多人都說道「如果今天,我們不為她們奔走疾呼,明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被鐵鏈鎖著的瘋女人」。徐州八孩母案件揭示了中國的一個公開秘密:拐賣婦女和兒童在農村腹地仍然很普遍,男多女少的嚴重問題創造了拐賣婦女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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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22:25:17 |显示全部楼层
性別選擇流產

由於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1980年以後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300萬。這一政策最終在2016年被廢除。傳統上重男輕女,是因為他們能夠「傳宗接代」。新加坡國立大學2019年對全球人口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在過去50年中,性別選擇導致至少2300萬女孩被墮胎,其中超過一半在中國(達51%)。

全國各地貧困農村的年輕婦女(通常年齡介於14-30歲)被綁架、轉運、販賣、強奸、毆打,被迫生育和「被結婚」的困境,也凸顯了中國婦女的弱勢地位。總體而言,父權製、性別歧視和偏見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被威權統治和資本主義政策所強化。

而小花梅視頻的原意似乎不是為了揭發罪行;視頻重點是通過描述小花梅的丈夫在貧困鄉村獨自撫養八個孩子的艱難經歷,來籌集慈善捐款。鏡頭只是偶然掃到了這名被鎖的女子,順帶介紹了她患有精神障礙,並且有暴力傾向。然而,僅僅幾個小時之內,這段視頻「順帶」提到的內容就成為了中國社交媒體上迄今為止最大的話題,民憤洶湧,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會。網民要求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並質疑政府、警察和社會服務部門究竟做了什麽。

豐縣及其上級行政區徐州市的地方政府在隨後的三周內發表了四次通告,試圖平息公眾的強烈不滿,但每一次通告都包含有意誤導大眾的信息。前三次通告否認存在拐賣,還將丈夫描述為「模範樣板」。第四次通告則終於承認了大家都已心知肚明的事情,即「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並聲稱丈夫和其他幾人因「非法拘禁」被捕。

八個孩子

網民質疑一個女人怎麽可能生八個孩子,因為即使在今天已經松綁了的三胎政策下,這也是違法的。最終浮出水面的事實毫無疑問地證明,地方當局、公安機關、計生機構、頒發結婚證的鎮民政部門在迫害「精神病患者」小花梅時,都是同謀。

「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罪犯為她購買了新的身份,使她的親屬或反拐人士難以追查到她。這在人口販運案件中實屬普遍,且當中不可能沒有官方勾結。在群眾大規模的「盤問」之下,當地政府掩蓋事實的企圖被一波又一波的網絡質疑摧毀了,一個又一個謊言被揭開。獨立調查記者冒著遭遇嚴重後果的風險,深入挖掘,找到了與政府版本不符的原始結婚證等文件。兩名女權分子從外 地 前往徐州,試圖解救已被轉移到醫院、並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小花梅」。兩人說道:「世界沒有拋棄你。妹妹們來了!」隨後她們被逮捕,並驅逐出豐縣。

媒體現在報道說,「小花梅」出生在雲南。官方聲明中公布了她來到2000多公裏外的豐縣的時間線,但隨即也遭到了網民的質疑。最終,到2月下旬,江蘇省政府介入了此案。

當局發表了一份「最終」聲明,稱「小花梅」於1998年在家鄉被綁架,至少3次被拐賣、逼婚,宣布豐縣的17名地方官員因瀆職和失職受到了處罰,縣委書記婁海與縣長鄭春偉被免職。

「穩定」壓倒一切

然而,DNA測試並不能證實「小花梅」是一名從雲南被綁架來的官方說法。對小花梅身世的其他說法在互聯網上浮出水面,群眾依舊不信任官方聲明。一如既往,中共政權會盡力消滅對「穩定」的威脅,而不是盡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3月4日,全國兩會開始,江蘇省領導下令撲滅輿論。

為了化解民憤,政府會挑一些犯錯的中共官員和地方部門進行懲罰;但最嚴厲的懲罰將是用來針對吹哨人、社運人士、記者,因為他們的調查會揭露真正的醜聞。2月21日,豐縣該村被路障和武警封鎖了起來。

正如許多網友所發現,豐縣的這個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買賣老婆」不是孤例,而是有著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這種行為是非法的,但官方對此掙只眼閉只眼。徐州歷來是一個主要的人口拐賣樞紐。據財新報道,「從1985年到1988年,近6000名婦女被拐賣到該市轄區」。如今,盡管警方定期進行打擊,但每年仍有20,000起拐賣案件報告。

根據浙江省社會科學院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拐賣案件的受害者通常從貧窮的西南省份被賣到性別失衡較嚴重的較富裕省份,例如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安徽。

像小花梅丈夫一家那樣,為兒子買「老婆」的父母可以依靠地方當局,以及在農村仍然強大的傳統氏族的保護和支持。一名上海律師接受《南華早報》采訪時表示:「就連執法人員的一些親友也有買老婆。」

該報還援引一位前檢察官的話稱,「村民沒有法律意識,普遍認為買老婆很正常。」他說,試圖逃跑的女性通常會遭到毆打。

自1997年以來,買妻一直是刑事犯罪,但人們普遍批評法律過於寬松,許多地方當局顯然也參與了這些犯罪活動。這種可怕的婦女交易不能簡單地歸咎於農村的「落後」。資本主義復辟首當其沖影響到了中國的農村,包括大多數年輕女性在內的大量年輕人到城市打工,導致他們的家庭長期分離。據估計,現在有足足六千萬留守兒童幾乎從未見過父母。

戶口製度

僵化的戶口製度在法律上將城鄉隔離為「兩個中國」,則是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根源。一般來說,年輕的農村婦女會尋找擁有城市戶口的丈夫來逃離鄉村。結果在一些村莊,年輕男女的性別比例達到了十比一。

除了通過迫害女權主義、打壓一切爭取權利的婦女組織,當局還推行加劇人口危機和強化性別歧視態度的資本主義惡劣政策,但中共仍然毫無對策。中國的拐賣生意之所以在事實上合法化,不僅因為它產生了巨額利潤,還因為它被政府視為緩解嚴重的性別失衡和低出生率的一種方式。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製度,消除階級和性別壓迫,克服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習近平政權所提出的臨時民粹打拐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

「販賣熊貓判十年,拐賣女人判三年……」

來自ISA臺灣的Andrea,於3月6日在ISA組織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國際集會上發表講話,她是這樣說的:

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根除女權主義,他們嚴厲打擊女權主義思想,封殺女權網頁。所謂的「共產黨」政府卻在使用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強力鎮壓,說女權主義是「反華的」,是美國在中國製造問題的一項陰謀。

LGBTQ也受到打壓。中共官員說,同性戀是西方產物。在中國廣為流行的美國電視情景喜劇《老友記》也慘遭閹割。例如,其中一個主角的孩子的母親是女同性戀,但是在中文版裏沒有提到,因為中國不能在電視上播放LGBTQ的內容。

今年2月,中國遭遇了自2020年疫情以來最大的政治醜聞。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案件,一名婦女脖子上套著鎖鏈,被關在豐縣一個冰冷骯臟的棚屋裏。她生了八個孩子,並因為「精神病」被鎖起來。

在2月1日,在被審查屏蔽之前,這段戴鎖鏈女子的抖音視頻被觀看了超過30億次。數周以來,這個案件的熱度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網上關於本案的帖子數量是奧運會的十倍。有女性試圖前去營救受害者,但被警察攔住,一些人被捕。這起案件激起了民眾對政府掩蓋真相的憤怒。

販賣「妻子」

更可怕的是中國拐賣婦女問題。女子被綁架,被賣給男人來做 「妻子」,被強奸並生下孩子。這個被鎖起來的女人就有八個孩子,而這在中國是違法的。這證明了警察和地方政府的勾結。在許多地方,中共、警察、法院都參與了這種非法的婦女交易。根據中國法律,販賣熊貓可判十年,拐賣女人則只判三年。

在中國,男性比女性多3000萬。由於女性人數較少,拐賣案便增加了。36年來,中共通過獨生子女政策,極高度限製了婦女的生育權。在此期間,性別歧視的父權結構和觀念的壓力造成了重男輕女。

這也關系到中國殘酷的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福利因私有化和缺乏資金支持而遭到破壞,而資本主義經濟賦予男嬰更高的地位:男性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和財產權利。在中國,700萬次性別選擇性墮胎,使對應數量的女性胎兒被消失。這種生男孩的經濟和性別歧視壓力導致了人口危機。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資本主義右翼獨裁,並想控製女性的身體,迫使她們生更多的孩子、通過創建更多條條框框來限製「非醫療」理由的墮胎,從而破壞墮胎權,還試圖強化由「陽剛」男性領導的「傳統家庭」;以上種種,都是社會和政治控製的手段。

離婚更難

習近平在2021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三胎政策。但三胎政策削弱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老板們更不願意雇傭女性,因為他們不想支付產假和育兒費用。

2020年對離婚的新規定導致更多不予離婚的法院判決,中國離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比今天貧窮得多,但當時中國在法律上賦予了革命性的離婚自由,增進了男女之間的平等。

今天中共獨裁為資本主義服務,強化了許多最惡劣的婦女壓迫形式。豐縣拐賣事件引發的群眾憤怒,反映了中國社會反對奴役、反對壓迫婦女的真實情緒。習近平想摧毀女權主義,但他是在螳臂當車,必然會失敗。我是臺灣人,臺灣的ISA組織表達了我們對中國女權主義者反對鎮壓的全力聲援。我們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工人鬥爭聯合起來而奮鬥,終結邪惡的、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製度。

如坐火坑:虛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經濟內爆風險下,如坐火坑的習近平政權屢提「共同富裕」承諾,渴望用一層薄薄的土將要爆發的火山縫合,來維持其下一屆任期的穩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諾提高人民福祉,縮小收入差距,但卻內容空洞,沒有任何具體方案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同時亦用不「殺富濟貧」向資本家保證政府不會太過火。這種矛盾的措辭,體現了習政權渴望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要保住資本主義製度,因而對製度本身造成的危機束手無策。

疫情急劇擴大了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潤年度排行榜顯示,中國億萬富豪數量增加了253人,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這只是資本家之間的共同富裕罷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諾要「先富帶後富」、「精準扶貧」,期望資本家富起來後,會把財富進行「第三次分配」,即資本家會將財富由上而下滴溜給民眾,實現「第三次分配」。這分明是新自由主義的「滴溜效應」,但他們才沒有那麽疏財仗義呢!

中共政權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權,只能通過國家幹預,在危機上走鋼絲,但畢竟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原有的宏觀調控手段正不斷失去效力。

政府面對房地產泡沫危機,進退維谷、拖延時間。恒大爆雷敲響了「三道紅線」「房產稅改革」的警鐘,習政權與紅色資本家都害怕過度控製資本,會導致連鎖效應性的經濟崩潰。只得在放松房貸、加速放貸上走的更遠,央行亦配合新一輪放水。泡沫與債務繼續累積,在畸形的經濟結構下,新一輪放水的資金或流向金融、地產市場或由於儲戶信心不足淤積於銀行。這表明習政權無力提振消費、亦無力改善工人階級住房、負債現狀。所謂民生改善,在積重難返下成為一句空談。

在深重的財政危機下,中共政府亦無法負擔起未來社保支出。人口壓力的增長、地方政府債臺高築、政府無力監督資本家繳納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計在2025年底退休儲蓄缺口或達到十萬億人民幣的現狀。而中共采取的對策竟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更遑論去年十二月爆出的發達省份公務員減薪,東三省部分地區事業單位公共人員工資被拖欠的消息。這都體現了,財政、人口雙重危機下中共自我吹噓的所謂「再分配」的虛偽。

中共將高質量發展,通過實現產業升級、科技進步來做大經濟蛋糕,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這一提法體現了在人口紅利喪失時,中共渴望通過經濟轉型來提高中國產業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資本所分得到利潤。但自相矛盾的是,習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經濟轉型,但又害怕科技企業帶來過高的金融風險。因而在前年開始喊出反壟斷口號, 並希望通過打擊個別高科技企業的民粹主義舉措,挽回部分民心。當然,中共絕不會打擊996這種剝削工人的製度。

再者,新冷戰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技術和資源封鎖,使中國科技業陷入了嚴峻危機。即使科技戰爆發前,科技業的利潤來源往往是金融投機,實體科技業發展占其份額根本少得可憐,因此中共才要壓製阿裏巴巴和騰訊等大企業的壟斷。

反壟斷的過程進退兩難,因為如果過於大力打擊金融科技業,只會令經濟更加難以轉型,甚至造成金融業的崩潰。所以,去年「反壟斷法」修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即使對企業罰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幣五千萬元,不過還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嚇來確保科企老板聽話,但不能改變行業壟斷的局面。

幻想及呼籲

我們必須指出,自身難保的官僚階層的虛假承諾和面對危機作出的經濟努力,毫無反資本主義性質,反而是資本主義危機中統治階級挽救自己製度的掙紮之舉。內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對官僚與資本家抱有所謂「共同富裕」的幻想,誤以為習近平在對抗資本主義,實在是徹底的錯誤。

改善工人階級生存狀態、不能依賴所謂「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資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賴官僚開出的空頭支票。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將私人企業公有化,並將所有企業收歸民主控製,對經濟系統實行民主計劃管理的方式來達到。這就要推翻現行的資本主義製度,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的另一轉折點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專製)計劃經濟體製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著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製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復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製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斯大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製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製,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製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系。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製、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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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22:26:37 |显示全部楼层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製,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斯大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製、同時捍衛公有製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復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復舊有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製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製,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復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斯大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復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幹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臺」。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征。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臺……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布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製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製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余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製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復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臺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幹預、管製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製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征。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製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

訪問上海居民:封城下的災難

受訪者:海陽(上海浦東居民)、小燕(上海浦東居民)

自從上月底上海爆發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大流行以來,這座城市已進入了封城的狀態。截止4月13日,這一輪的爆發已造成了累計13萬宗官方承認的確診病例,但官方仍沒有確認1宗死亡病例。儘管如此,專制官僚粗暴的封鎖隔離政策已出現了大量的次生人為災難,造成不少民眾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出現食物短缺,老人和長期病患者失救致死等案例。

中國勞工論壇訪問了幾位現居於上海一對夫婦,以第一手訊息了解他們在封城狀態下的生活情況,官僚引發出什麼樣的次生災難,以及中共的資本主義危機下對城市民眾造成多大的衝擊。本文是訪問上集,下集將於稍後刊登。

問:你可以簡介一下你所在的地方的狀態嗎?

海陽:我和妻子兩人住在浦東,雖然政策上說的是封控至4月1日,但事實上由於浦東這邊幾乎天天都有新增病例,據我所知大部分地區都仍然處於「封控」狀態,包括我們所在的小區。我們已經被封鎖了整整半個月,除了被叫下去做核酸(檢測)和領物資外就幾乎沒出過家門一步。小區業主群里今天早上又說有新增確診,所以現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會被封控到猴年馬月,沒完沒了了這是。

問:在這過程中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海陽:就是讓我們在家呆着,每隔一兩天就有「大白」(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騎着車在樓下轉圈,拿着個擴音器喊「哪棟樓的下來做核酸啦」。有時候就是有無人機在小區飛來飛去廣播。當然大家最留心的是聽着什麼時候領食物物資,不過坦白說,以他們(居委會)的辦事效率和作風,真旨望他們的話我家都已經餓死好幾次了,最終還是得靠自己打聽哪還有團購?哪些團購最快發貨和最有機會能送過來?所以微信群里大夥除了喊餓就屬這些消息交流得最頻繁了。以前我的微信群都是關靜音的,現在那怕大半夜聽到有信息都嚇得馬上爬起來看,生怕搶(購)不到菜。

問:半夜還會有團購的消息嗎?

小燕:有的,你得馬上爬起來參團,一下子就滿了,就像我們以前大學學期初搶科那樣,有時候送貨的甚至會凌晨兩三點才送貨到小區。上星期小區半夜十二點還有人在小區賣豬肉,我想算是某種黑市吧,大家都說自己去買了就好,不要到處傳說。我買了四斤肉,220塊,比平時貴了大概四分之一吧。

問:當初準備封城前食品囤夠嗎?

海陽:你知道,我們都要上班,我們單位一聽到可能要封城就抓緊時間讓我們加班得更狠,所以我和妻子都沒有機會在封城前去買物資食品。再說讓你囤又能囤多少呢?能囤得了一兩個月的食品嗎?大米白面我們家還是有存點的,但總不能天天就只吃大米白面吧。

問:政府方面發放的物資包括了什麼?

小燕:哈哈哈哈,我就只收到過一次物資包,裡頭呢就兩棵大白菜和八顆土豆(馬鈴薯),其中有兩顆土豆還已經發了芽不能吃了。這包東西也就夠我兩口子勉強吃兩三天吧。但這已經算好了,我知道別的小區有人只收到兩條胡蘿蔔跟兩顆洋蔥,你說這算什麼?有的小區的物資包被人撕了標籤然後拿去倒賣,我同事說他小區上個星期的物資包一早送到小區外面堆在路邊,但不知為何就是不安排送進小區分發,放了在外面整整兩天就這樣在你面前爛掉了。

然後就來幾輪垃圾車把它們拉走,我同事氣得跟其他居民跑去小區閘門口罵人,被警察押回家裡,說再鬧就直接當他陽性把他丟去方艙(醫院)。現在說把你拘留都唬不住人了,因為大家覺得你真把我拘留了看守所里好歹要管飯,反而不用擔心挨餓了。倒是現在方艙在大家心中反而有點威嚇性,「方艙醫院真神奇」。

問:那麼你認為現時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有效嗎?

小燕:其實全上海都沒人覺得政府真的是在防疫,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過是政府那些官僚機械地執行着一條條的指令,為的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標,而不是所謂為了老百姓的健康。現在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健康雲」(政府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記錄使用者的核酸檢測結果)根本沒用,可以說現在是半官方的承認了「健康雲」(裡頭的檢測結果紀錄)是假的。面那怕說你是陰性也沒有人會承認,而且是連政府都不承認,你想用上面的陰性結果去跟大白講道理,他們會大大方方的跟你說那是假的,我們不承認。你政府搞一個自己都承認是假的東西出來有意思嗎?那你說央視天天公布上海新增多少多少確診可信嗎?而且有段時間我們做核酸是十人共用一試管的,因為試劑上不夠了,結果就十個人甚至更多人共用一套試管,你那一組試管陽(性)了就再把你們一個個抓出來驗,或者乾脆不驗了直接拍你家門跟你說你陽(性)了,你全家都要跟我去隔離,去哪裡?不知道,知道也不會告訴你。我們完全就是任由他們宰割啊!防疫中心的人自己也說,你要是輕症或者無症狀你就自己在家呆着好了,方艙的條件更差!

問:那為什麼政府還要把人抓去方艙呢?

小燕:因為要「社會性清零」啊!就是在這個區域裡不能存在確診病例,於是就直接把你拉出城,你出了城城裡就沒病例了,指標也就完成了。至於你在城外隔離點吃不吃的上飯穿不穿的暖,有沒有藥吃,他們不會關心,因為上面沒有指標說要確保你們這群「棄民」要得到什麼保障啊。這就說明他們不在乎你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你沒法跟那些大白講道理。他們的行事方式就是這樣:他要是體諒你不抓走你,萬一你把病毒傳染開去了,承擔責任的是他們;他要是不管死活的抓走你,那怕最後說搞錯了甚至你死了,他們也不會受到任何的懲罰。簡單說,就是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力去監督他們,但他們卻有無限的權力去處理我們,還不用承擔責任。

問:對你們經濟的影響大嗎?

海陽:說實話,我們很悲觀,甚至說開始有點絕望了。我們公司春節前就在裁人了,裁了8%,被裁的還大多是我們這年齡段三十多歲不到四十的員工,我太太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總覺得下一波就會輪到咱們。現在封了城,我的工資不發了,可老闆還是會發電郵給你讓你在家做點工作,按理說你工資都不給我發了我還工作個屁啊?!但現在這世道我們敢拒絕嗎?不能啊,就當加班了,心理好受些。我太太情況好點,支半薪。

而且我們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了,在家人幫助下還上了房貸,能靠存款堅持一下,但這樣寅吃卯糧下去也不是辦法,是不可持續的,可是你要問我將來在這怎辦有什麼打算?我真的回答不了,老弟我現在都想哭出來了我跟你說。政府那些經濟數據我就不跟你扯了,對我們這些老百姓而言,2020到2022年完全是在渾渾噩噩都不知道到底都幹了些什麼?很多個人的計劃根本實行不了,也不敢去實行啊。存款一點一點的流失,誰還敢節外生枝?你也看到有的老同學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四處舉債了,某某的房子都快要被司法拍賣了,畢業十幾年來你以前有看過這光景嘛?所謂的經濟數據GDP他們(中共)要喊保四五六七八都行,可這些發生在身邊的變化騙不了人的。

小燕:我慶幸的是我們沒要孩子,不然現在麻煩更大。身邊的朋友同事也被折騰得非常疲蔽厭倦,你這麼搞下去,我們不是病死就是餓死。所以現在開始愈來愈多人說共存不是沒理由的。你也看到了老同學群體裡頭,考了公務員的、國企的、在事業單位在體制里的最擁護清零了。「鐵飯碗」嘛,封城封到海枯石爛他們呆在家裡工資照發。可我們這些混私企民企的是大多數啊,我們真的會無以為繼啊。但我們對此有發言權嗎?我們能決定政策走向嗎?我們連晚上喊樓說要物資都馬上來一架無人機讓我們閉嘴,你看這場境是不是很戲劇化?所以我們小區的人其實都心照不宣:真的熬不下去了,大家去大門給他鬧一鬧,畢竟聚在一起就人多力量大,大家都懂的。

中國被迫收緊一帶一路政策

2017年,「一帶一路」被中國獨裁者習近平譽為「世紀工程」。其承諾花費超過1萬億美元,用在整個新殖民主義世界的基礎設施項目上,以確保中國能夠進入關鍵市場,並擴大中國的勢力範圍。但今天習近平政權發出的信息要低調得多。「一帶一路」不再被視為一張經濟王牌,中國政府越來越被迫縮減其野心。

(本文寫完後,烏克蘭戰爭的爆發使東歐一帶一路項目充斥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很可能要被迫選擇要保住哪些投資,另外犧牲哪些投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中國由國家支持的大規模信貸熱潮,導致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產能過剩。例如,到2016年,中國的鋼鐵行業有超過3億噸的過剩產能,相當於世界第二大鋼鐵生產國印度鋼鐵產量的三倍。生產過剩和盲目的無計劃擴張導致價格下跌、利潤縮水。中國資本需要在境外尋找機會來拉抬利潤。解決方案是一帶一路政策,一個龐大的基礎設施和投資計劃,已經遍布140個國家。

在中國的主要煉鋼重鎮河北省,一些過剩的鋼鐵產能被轉移到東南亞、非洲和西亞。超大規模的海外建築合同得以擬定,以滿足中國建築業的需求。在泰國,中國的德龍鋼鐵公司正在建設一個年產60萬噸的鋼廠,該公司將持有55%的股權。中國資本主義的需要促使中共在國際上要表現得更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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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22:27:38 |显示全部楼层
全球最大的債主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使得債務國形成極端的債務依賴。中國占全球官方雙邊債務的65%,至於「隱藏」債務甚至更高,因為許多向中國私人銀行借款的國家必須簽署保密條款。當然,所謂的「債務陷阱外交」並不是由中國所創——美國和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債務對新殖民主義世界進行經濟支配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對於工人和窮人來說,這種債務負擔意味着無盡的苦難、貧窮和剝削,無論它打着哪面帝國主義的旗號。

一帶一路政策對基礎設施項目的貸款,從2019年到去年下降了54%。根據跨國律師事務所貝克·麥堅時(Baker McKenzie)2021年的一份報告,在非洲這個帝國主義新冷戰的關鍵戰場,來自中國的新增貸款從2017年的110億美元降至2020年的33億美元。中國最大的投資所在地巴基斯坦,已經看到一些項目建設陷於停滯。巴基斯坦央行報告稱,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同一季度之間,中國投資下降了50%。在這些停滯不前的項目中,卡拉奇-白沙瓦鐵路的升級項目耗資68億美元,這是中巴經濟走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在2015年宣布打造中巴經濟走廊,旨在將中國新疆與阿拉伯海連接起來,通過2000公里的公路和鐵路連接到曾經是俾路支省的小港口城鎮瓜德爾。中國正在將瓜德爾改造成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2021年,這裡曾發生過激進的群眾抗議,部分反映出對於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沒有給當地居民帶來好處,反而使他們的狀況惡化,當地人民非常不滿。

「一帶一路」失去動能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主要由中國公司建造和控制,資金來自中國資本家的貸款,主要雇用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這些投資不是為了慈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開採和運輸自然資源,來有利中國經濟。這些資金的另一大部分則是分給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以幫助他們以舞弊贏得選舉,並確保他們支持北京。

新冠疫情加劇了「一帶一路」項目的進展放緩、延誤和項目引發的緊張局勢,也導致許多貧窮國家無法償還貸款。但最終這也標誌着中國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因為它面臨着長期停滯,背負着驚人且不可持續的335%的債務與GDP之比。「一帶一路」正在失去動力,中共也因此面臨着縮減「一帶一路」規模的壓力。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一帶一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生存至關重要。這是因為在一個供應鏈脫鈎、保護主義抬頭的世界裡,中國資本家必須確保住儘可能多的外國市場。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國內消費水平低下、占GDP的比例仍低於2000年水平。疫情爆發以來,消費受到嚴重打擊,仍未恢復。今年,中共的政策或將導致消費面臨進一步的下行壓力,以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造成許多地區的政府雇員減薪20-30%開始。這些問題將因新冷戰而加劇,中共政權將資源集中在與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對抗,造成工人生活更加困難。

對中共獨裁來說,「一帶一路」計劃和瓜德爾港、中巴經濟走廊等重大基礎設施投資,也是展示資本主義「中國模式」優越性、進而爭取中共政權威望的工程,並與西方投資者(部分出於安全考慮)不願進入巴基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動盪地區形成鮮明對比。中共對於巴基斯坦所作所為與中國在新疆的新殖民主義剝削有些許相似之處——在新疆,國家鎮壓伴隨着突出的GDP高速增長。在瓜德爾,巴基斯坦政府對當地原住民實施軍事鎮壓,而在俾路支省,當地已經形成具相當規模的獨立運動。當局已經增加了許多倍在俾路支省的軍事部署,同時為了鎮壓反抗,還犯下被消失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群眾抗議

作為「中巴經濟走廊」的一部分,中國已在俾路支省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建造了一個300兆瓦的煤電廠、一個國際機場和瓜德爾港。儘管如此,瓜德爾的當地俾路支社區仍然缺乏食水、電力和其他基本設施。包括中國船隻在內的拖網漁船的湧入,也使支撐當地經濟的許多瓜德爾漁民丟掉了工作。

自由俾路支斯坦運動的賈馬爾·納西爾·俾路支(Jamal Nasir Baloch)說:「參與破壞當地魚類貿易和俾路支海生態的大多數公司,都是由巴基斯坦的退役將領和中國人共同擁有的。」

在秋季的數周,俾路支當地人民對伊斯蘭堡政府和北京對該地區資源的掠奪發起了反擊。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大多數為女性的示威者占領了中國控制的瓜德爾港的入口和一條主要的公路。示威者的人數有時達到數十萬,他們要求工作機會、清潔的食水、改善衛生和教育設施、保障當地漁民的權利以及禁止深海拖網捕撈。抗議運動由右翼伊斯蘭主義的伊斯蘭大會黨(JI)主導,該黨與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巴基斯坦軍隊有密切聯繫。該黨利用抗議活動為平台,用來建立自己的威望,提高其在國家統治精英中的談判能力,並壓倒俾路支民族主義和支持獨立團體的影響。儘管這些團體沒有發起抗議,但當中的一些人仍被逮捕。

這場令人印象深刻的群眾運動似乎缺乏獨立工人組織的決定性投入,也缺乏對打擊中國帝國主義和巴基斯坦統治階級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綱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伊斯蘭大會黨的領導過往有親中的記錄,當然這些群眾抗議並無揭露伊斯蘭大會黨這一點。抗議活動一度威脅到中國對瓜德爾港的控制問題——通過40年的租約,中國拿到91%的瓜德爾港收入。但伊斯蘭大會黨領導人只是把這個問題作為談判的籌碼,讓巴基斯坦政權在拖網漁船問題和其他一些主要訴求上做出讓步。儘管在領導和綱領方面存在缺陷,但這場運動是一個有力警告,凸顯中國「一帶一路」沿線正在醞釀的不滿情緒。

窮途末路的鐵路?

同樣,在老撾,中國去年開通了一條價值59億美元的高速鐵路,當地人民在其中卻無從受益。這條鐵路旨在將中國與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大市場連接起來,而老撾只是一個「路過的國家」而已。這條全長422公里的鐵路在老撾只有21個車站,這很難滿足一個61%的人口為農民的國家的需要。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說,「這本質上是中國的公共基礎建設計劃,碰巧存在於另一國而已」。更糟糕的是,修建鐵路所製造的債務可能高達老撾GDP的三分之一,而一黨專政的老撾政府只持有該鐵路30%的股份,其餘由中國企業擁有。

真正有利於老撾的基建,是地區性的鐵路和公路網絡,來幫助當地農民與分銷中心連接起來,而不是為一條其實只為中國資本和北京政權的區域野心服務的鐵路,並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基礎設施並不必然是好東西:我們必須問道,基礎設施為誰服務?對這條老撾鐵路來說,還有更多壞消息從鄰國泰國傳來。泰國政府在2014年軍事政變後簽署了多項一帶一路協議,但現在對於部分項目,泰方開始從北京轉向投靠美帝國陣營了。泰方也在猶豫是否要推進一些一帶一路的鐵路項目,而這些項目需要連接到北方的老撾和南方的馬來西亞。一帶一路在泰國的挫敗可能會破壞中國至新加坡的鐵路總計劃,使老撾的鐵路更像是個大白象工程。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帝國主義新冷戰的加劇,使美國和歐盟推出了自己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試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分庭抗禮。中國的這兩個競爭對手的計劃都相當乏善可陳。歐盟的「全球通道」計劃暫定預算為3000億歐元,但受到冷遇,因為「歐盟的錢包沒有中國那麼大」,而且根據法蘭西24(France 24)的報導,它「來得太遲了」。美國總統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美國和歐洲帝國主義無法像一帶一路那樣,在2017年那樣變出一萬億美元,這表明世界資本主義整體上面臨着新的不穩定。正如ISA在《無序時代》文件中所概述的那樣,各國為對抗疫情的經濟影響而進行的歷史性高水平支出,使全球債務水平飆升至創紀錄的226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這種債務負擔正在壓垮(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為海外大規模帝國主義開支計劃提供資金的能力。

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升溫,然而全球資本主義看起來越來越不穩定。這只能意味着各國統治階級會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攻擊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權利,以應付中美兩國的軍事和經濟博弈。世界正在再次分裂成不同的集團,被壓迫國家的工人階級將被捲入交火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國際社會主義解決方案,反對兩個帝國主義集團,通過建立一個民主的、全球規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

上海封城已進入第七周

上海這座擁有2800萬人口的城市已經歷7周全面封城,而且不知何時封城才會結束。當前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是中國經歷的最嚴重的一次疫情爆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徐建國表示,無論從經濟損失規模還是受到波及的人口看 ,今年疫情比最初的2020年武漢疫情嚴重「十倍」。

包括首都北京在內,全中國近50座城市的3億多人口處於全面或部分封控。習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經濟癱瘓及人道主義危機。封控的實施極為殘酷,並帶有官僚主義粗暴作風。這些都引發了群眾對政府前所未有的憤怒,反映在各社交媒體上揭露警方暴力的發文和視頻中。這些內容很快就被中共審查機器刪除;儘管如此,像《四月之聲》這樣的被禁視頻,卻有數百萬的觀看次數。

在過去一周,上海當局按照習近平和中共中央高層的命令,加強了封控措施。這意味着增加挨家挨戶的訪問,身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大白」衝進居民家中(有時根本是破門而入)噴灑消毒劑,並將人們帶到集中隔離點。這些隔離點均是臨時搭建的「方艙醫院」,其廁所和淋浴設施都很差,人們的隱私無法保障,食品供給不足。最新實施的更嚴格封控規定意味着,如果一個人檢測呈陽性,其所在整棟樓住戶都會被拉去集中隔離。

如此封控政策不但殘酷、極度令民眾反感,而且浪費資源、帶來反效果。醫院和醫保體系的人力財力,正被調去進行全員核酸檢測和管理集中隔離點。這樣一來,當局搞錯了優先事項,老年人和體弱者的疫苗接種則受到影響——中國60歲以上人口是一個特別令人擔心的群體,而這一群體當中仍有40%未完全接種疫苗。綜觀全國,這一關鍵群體接種疫苗次數,已從4月份的每周60萬劑下降到目前的每周30萬劑。中共政權出於民族主義動機,不願批准進口更有效的外國mRNA疫苗(例如輝瑞和莫德納疫苗),這是抗擊疫情的另一阻礙。

在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全面專注於鞏固他的一人獨裁——轉變自中共以前的「集體領導」獨裁統治模式。習近平現在正把他聲稱全球最優越的「清零」政策,作為實質上的效忠宣誓工具,來嚇阻反對、不滿他更加集中個人權力的黨內資本權貴。在其他危機議題(香港、中國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支持、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新冷戰)上,習近平的默認作法是,在其政策受到質疑時,在自身原本立場上走更遠。

因此,儘管釀成經濟災難、失業率飆升,社會上也浮現民眾普遍不滿的情緒,但習近平似乎仍打算將「清零」政策至少維持到二十大。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對中共很友好,但最近卻批評中共「清零」政策「不可持續」,而他這番言論在中國媒體被封殺。過去幾個月,中國幾位知名病毒學家也針對「清零」政策,提出了類似批評——當然,這些評論已經被中共審查機器和諧掉。

清零政策的偏執重創中國經濟

自年初起新冠病毒Omicron病毒株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加上中國民眾接種的國產疫苗保護力欠佳,導致疫情比以往更難以控制。習近平近乎偏執地堅持繼續執行強硬的清零政策,這種刻舟求劍的愚行不僅無助於應對當下的疫情,更在上海造成了駭人的人道災難。在經濟層面上,這一波Omicron病毒株所引發的疫情襲擊了沿海經濟重鎮,除了上海還包括深圳、廣州。令這些重點經濟紛紛陷入了全面或部分封閉狀態。據日本野村銀行估計,整個中國現時有4億人處於不同程度的封控管理狀態之下,他們在過去每年平均貢獻了大約7.2萬億美元的經濟產值。

增長目標

中國政府為2022年制定了5.5%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目標,而根據中國官方的數字,本年一月至三月第一季度的增長為4.8%,當然這數字本身也不太可信。一般而言,由於年度的建設和投資項目剛剛啟動,第一季度的數字通常會稍低。然而,由於上海作為經濟中心的封城狀態是由三月底才開始,對經濟的影響將在第二季度才開始反映。

所以中共的嚴厲封城政策會對一個城市經濟造成多大影響?這數字可以參考同樣進入封城狀態的吉林省。吉林比上海約早半個月開始實施封城,對經濟的影響部分地呈現在第一季度的GDP增長之上,吉林第一季度的GDP數字出現了驚人-7.9%的負增長!雖然東北三省的經濟早已陷入半死不活的狀態,但對比起黑龍江5.4%與遼寧2.7%的增長,吉林的經濟衰退可謂墜崖式下跌。

因此,可以預計,上海第二季度的經濟數字將會出現嚴重萎縮,可能將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而作為經濟中心的上海,它的負面效應將輻射全國,長江三角州地區工業重鎮首當其衝陷入了癱瘓狀態。因此,在理應帶動全國全年經濟增長的第二季度中,中國的數字很大機會急劇下降,而全年的經濟增長也非常不可能達成5.5%的目標。這對於一直走低的經濟增長走勢而言是一個噩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四月中亦將中國本年度的經濟增長預測從4.8%下調至4.4%,但也警告可能會進一步下調。因此總理李克強在四月中就表示要意識到每一波疫情的爆發都將帶來愈來愈高的經濟代價,要求地方政府平衡疫情防控與經濟刺激措施。但具體要如何「平衡」?中共當中似乎也沒有人能說清楚。

而當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基本已採取與病毒共存,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仍堅持清零政策,大規模的停工極大地影響了生產與供應鏈的運作,令外國資本深感憂慮。尤其是這與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巨大經濟動盪相吻合。因此,即使脫鈎進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開始,但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正在使其加速,而外國公司也將加快將生產轉移出中國。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調查顯示, 58%受訪在華美資企業下調本年營的收預期,52%的企業表示在華投資計劃被推遲或已計劃減少投資。商會更稱假如中國繼續清零政策,將會有更多的跨國企業考慮轉移到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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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4 22:29:21 |显示全部楼层
資金外流

加上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的態度令外國投資者更加關注地緣政治風險,西方集團至少在短期內更具凝聚力,中國面臨着越來越大的經濟和外交壓力,包括未來遭遇今天俄羅斯式制裁的威脅,以及經濟脫鈎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加強。另一個額外的風險是中國和美國之間日益擴大的利率差距,美聯儲提高了美國的利率,並將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推高。外資加快了撤出中國。根據人民銀行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4月份外幣存款錄得了負增長,減少488億美元。這種資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是美國利率上升,但也反映了對經濟衰退威脅的普遍悲觀情緒和中國企業違約潮。

外國資金的抽離直接導致了股票市場應聲下跌,四月份至今,中國股市就累計下跌了近5%。而中大型股票指數自今年以來下跌下20%,令中國股票市場成為了僅次俄羅斯的全球表現最差股市。

內企危機

當然,這些負面因素並非只針對於外國資本,國內企業同樣面臨停業停產、工人被裁、消費疲弱、以及債務違約等危機。由於疫情主要爆發在主要工業區,被封控區內的工廠生產線的停工停產影響了下游供應環節,令其他沒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也面臨原料或零件不足而無法生產的困境。華為消費者業務CEO更表示,5月份之後, 所有涉及上海供應鏈的科技和工業產業都將全面停產。而對於停工的製造業企業而言,停產直接造成產品無法如期交付,因而可以預期將會出現大量的違約訴訟,尤其是對外資企業的違約問題,令國內的資本最為頭疼。

有趣的是,網上有消息指有央企因封控政策無法生產,造成海外合約訂單無法如期履行合約交貨。外資方面卻堅持央企要為違約作出賠償,理由是因為中國對外的主要官方媒體《中國日報》(China Daily)報導稱當地沒有受疫情影響,工廠已經全面復工。情急之下,央企的領導稱中國的官方媒體不可信不應作準,真實情況要看BBC或者CNN的報導。

這反映了不管是實際的封控政策乃至宣傳造假都對企業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和困難,即便是國企都在面臨危機,那麼對抗風險能力更低的私營中小企而言,情況更是令他們感到絕望。對很多於處封控地區(尤其是上海)的中小企業而言,長達超過一個月的停工停業令他們的收入直接「清零」。4月30日香港《經濟日報》報導,4成受訪中小企業的經營者表示他們的現金流已不足以再支撐1個月。這意味着到了六月,這些中小企很可能都將要面臨倒閉。而中小企業支撐了中國62%的GDP,當中九成的中小企屬於製造業。假如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將不僅僅是會在數字上重創中國資本主義的成績單,更會連帶波及上下游供應鏈企業,引發經濟危機的漣漪效應。四月份中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PMI指數數字在G20各國中雙雙墊底,情況甚至比深陷戰爭泥潭同時遭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全力制裁的俄羅斯還差。PMI是一個顯示市場狀況和公司預期增長或收縮的指數。

「史上最難就業季」

今年第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率高達22%,部分城市如深圳更高達40%,這些地區的製造企業可謂已經處於整體崩潰的邊緣。而這些企業所面對的困難已經觸發了就業危機,而中國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打擊了城鎮的服務業,偏偏服務業正正是中國城鎮最大的就業源,國家統計局的報告稱2022年第一季度的城鎮失業率已達到5.8%,打破了「十四五規劃」中所提出的5.5%上限,也創下了2020年6月以來的新高。當中最觸目驚心的是青年群體的情況,16-24歲組別的失業率高達18%。5月初,全國大學生畢業就業率只有約20%,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且這個所謂的「城鎮失業率」的統計設計本身就有很大的水份──農民工沒有城市戶籍,失業後沒有任何城市戶籍居民所享有的保障,無法長期留在城鎮中待業只能回到農村生活,這樣的農民工自然就不會被統計入內。而作為中國勞動人口中的絕對主力,農民工失業的情況比城鎮居民嚴重得多。

同時,在幾年前還相當繁榮的中國互聯網企業也紛紛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多家互聯網大廠的裁員幅度更有高達兩成。大批被裁陷入困境的失業員工被迫轉業為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零散工種以維持生計。現時,全國8.8億勞動人口中有2億人口屬於這種所謂的「靈活就業人員」。因此在5月7日,李克強在會議上就罕有地直截了當稱目前全國就業形勢「嚴峻」,並同時提出通過「促進平台經濟(互聯網行業)的健康發展」,以及鼓勵創業創新以帶動就業,這一立場似乎於習近平早前對互聯網行業嚴厲整頓的方向大相徑庭,突顯了兩人在經濟政策乃至防疫方向取態上的分歧。這是中共正在越演越烈的權鬥之一部分。

過去作為決定性經濟增長動力的房地產市場亦隨着債務問題引爆了金融泡沫後深陷困境。根據 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的數據,3月份百強地產公司的房屋銷售,比上年下降 53%。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速也從去年同期的25.6%,到今年1-3月下降到只有0.7%。按此趨勢中國的地產開發投資即將錄得負增長而陷入萎縮狀態。事實上,全國房屋銷售面積及銷售額已經雙雙嚴重負增長,分別下跌了13.8%銷售面積和22.7%銷售額。這些出自中國官方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都明白無誤的表明了房地產市場已正處於一場毀滅性的危機當中。

對於這一系列的危機,中國政府將可能採取什麼樣的對應方法?首先綜合來看,在過去,拉動經濟的三個火車頭──消費、出口、投資,現在都紛紛都出現了問題,消費品零售總額三月同比下跌3.5%,四月的汽車銷量腰斬。外貿訂單無法履約,進出口中斷,三月的外貿訂單下跌了一半。中國海關總署公布,3月進口總值按年跌0.1%,是自2020年9月以來首次下跌,而外界原預計應當是上升8%。上海海關從業者粗略估計,自處於封控狀態以來,每日的帳面損失達100億元人民幣。

四月份災難性的金融數據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數據,這份數據即便在中國政府極力修飾下依然顯得非常慘澹,某些數字甚至比2020年2月首輪疫情爆發的情況下更為惡劣。報告顯示,4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9102億元人民幣,同比下跌51%。人民幣貸款增量6454億元,同比下跌56%。而住房貸款的總量更是萎縮了605億。

有人認為,人民銀行一反常態地沒有像往常一樣於每月12日公布金融數據,而是選擇了在13日星期五晚上才公布,正是由於人民銀行深知數據反映情況非常惡劣,一經公報很可能觸發投資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恐慌與暴跌。

因此可以看出,房貸總量的收縮代表中國民眾的購房意欲亦已「清零」,即使中國政府希望放寬貸款,人民銀行亦決定於4月25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25%,民眾亦不願意再加槓桿舉債消費。中國政府亦嘗試重新加熱房地產市場,針對個人層面,全國各地已有上百個城市開始陸續為房屋限購政策鬆綁;而對於房企層面,中央所謂的三道紅線政策自2021年底亦已名存實亡。但從人民銀行的數字上來看,這些間接的刺激政策都沒有收到效果。

「潤學」

因此,外界普遍預計中國在2022年會再度以增加基建投資,通過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拉動經濟增長並解決需求與就業問題。然而經過了多年的超大規模基建投資,中國不少地方的基建早已陷於飽和狀態,再次以投資基建拉動經濟效果已變得非常低下,且會進一步惡化本來就已經嚴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這樣暗淡的經濟環境,加上當下普遍民眾已被疫情防控以及經濟危機折騰得近乎山窮水盡,對未來前境失去信心已經成為了普遍的共識並形成了社會氣氛。近日一段在網上廣為流傳的視頻正正道出了這種心態,視頻顯示了身穿白色防護衣的警察上門要將戶主拉往強制隔離,並威脅戶主稱如不就範就會面臨處罰並會禍延三代,戶主則斬釘截鐵地回應「我們是最後一代!」因此,近日中文互聯網上討論最熱烈的話題就是「潤學」,所謂「潤」就是音譯自英文「Run」,指的就是討論如何逃離中國。這是繼「內卷」及「躺平」思潮後更為激烈和直接的熱門話題。

部分人現時將希望寄託於這一波疫情受控或平息後, 經濟重回正軌。然而,Omicron病毒株的特性令它幾乎不可能被根除,就如流感一樣只會一波又一波的反覆出現傳播。假如每一次傳播就導致一座中國的城市封控一個月,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全年都沒有一天是處於「正常」狀態,經濟活動將永遠不可能「重回正軌」。因此,為了在保存顏面的情況下挽救經濟,政府可能假裝清零,民眾假裝相信,但事實上與病毒共存。然而毫無疑問,出於確保習近平終身執政的目的,一切的重大政策改變都必須留待下半年中共二十大舉行之後。但實際的情況是:有多少企業和多少基層勞動者能挨到下半年──那怕即使在下半年也不見得能迎來改變?

危機重重

因此,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情況是自「改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最接近懸崖邊緣的時間(假如不是已經在往下墜的話)。我們在1月份《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的文章中就已經指出,社會上已開始出現信心危機,而僅僅三個月的發展就印證了我們的預測,而上海乃至長三角的封城直接加快了這一個進程,擊破了民眾對未來的最後一絲冀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中國隨時都有機會出現爆炸性的經濟危機消息。同時,這次危機亦直接顯示了習近平為了維護個人的專制以及所謂的面子,令中國社會與基層勞動者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都因危機陷於癱瘓,而中國的極權統治現正加劇自己的資本主義危機。要擺脫這一困局,只能通過挑戰專制,只有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經濟,科學而民主地制定合適的公共衛生政策。

「潤學」興起反映中共民族主義維穩愈發無力

中國已經陷入2020年以來最嚴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惡劣的封控實施當下,「潤學」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潤」字諧音英語「run」(跑),「潤學」就是呼籲大家儘量「逃離」中國。

3月最後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題的「移居加拿大條件」搜索量暴漲28倍多,位居中國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對於澳大利亞、美國等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檢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於宣布堅持「清零」政策後,對於移民政策講解的視頻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機構收到的業務量驟增,諮詢者大多為中產階級,也有不少專業人士。中共警覺事態嚴重,因此中國各大網絡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關的搜索量相關信息。

嚴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於感到民族主義宣傳愈發無力,以及害怕外匯儲備不足、專業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種辦法收緊中國人出國出境的空間。5月初,移民管理局頒布新規,稱嚴格限制、「勸阻」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遊和探親)。即使出國留學、就業等在名義上還是必要事務,邊檢人員仍然會對出國人員百般刁難,很多人最終仍然被阻攔;很多網民也爆料說,自己不能以留學為名義辦理護照,甚至自己的護照被剪角作廢,而官方「闢謠」並不可能打消社會大眾疑慮。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政權一直自詡自己嚴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優越性」,試圖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下鞏固自身統治;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對於疫情的災難性應對不當(5月17日,美國官方通報死於新冠人數破100萬大關),也很大程度幫到這一宣傳,但今年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攻破中國防疫大門,廣大工人階級甚至很多中產階級都面臨收入更加不穩定、生活水平惡化、「內卷」進一步加劇的現狀。這些無疑都挑戰着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勝利敘事。可以說,很多人「潤」的念頭,並非始於防疫亂象,但疫情封控加劇了這一念頭。

當前「潤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很多中產階級人群對社會的憤怒,當中部分會走向激進化。所謂「中產階級」,其實主要是相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人;總的來說,因其所處地位,在社會未處於深重危機之時,這一人群總體上政治冷感、「歲靜」或保守,是中共獨裁的重要社會基礎。但現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進一步下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內卷」太嚴重、生活壓力太大,政治環境更加高壓,很多人便覺得中國並沒有比世界其他國家優越,因而動了移民念頭——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產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大部分其實也不具備「潤」的硬性條件,大多數人想「潤」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應,而不是有實際計劃,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留在中國。那麼廣大基層工人怎麼辦呢?特別是,中國只有約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過5000元,而這樣的收入距離移民也差很遠。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民族主義思潮普遍升溫的情況下,不但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為了展現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開移民大門,而且中國移民也不可避免會成為他們移民所在地種族主義攻擊、歧視和歸罪對象。這正反映資本主義的本質:需要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化來維持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權力。同時,很多民眾也會覺得「潤」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行為,因而不甘心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堅守在中國。

「潤學」興起的背後

最終真的「潤」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潤學」興起顯示,民間對於倒車的社會現狀失望和不滿的情緒正急劇升溫。特別是過去幾個月,以防疫為名的粗暴的社會控制持續升級,令中國廣泛人口集體震驚,並且驚醒起來。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普羅大眾,如果不默默接受現狀,或者是「躺平」消極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現在中國一切從上到下的社會問題,根源都是在於中共獨裁統治,以及其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群眾的社會反抗若要觸及根本,必須聯繫到推翻現行威權資本主義體制,而這需要工人階級邁出第一步,發展自己的戰鬥性獨立組織、獨立工會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

疫情封控下中國大學生受盡打壓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學生抗議,反對政府強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體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發了新一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以來,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高度緊繃的狀態。全國各地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團野村估計,中國有46個城市處於全面或局部封城,影響3.54億人。這樣的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疫情,反而使群眾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

在中國的高校制度下,一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達到上萬人,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賴外界的物資保障,這使大學生在高壓管制之下面臨更困難的處境。根據學生在網絡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轉運,被迫和陽性病例一起隔離在宿舍樓中,導致很多健康學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學校,學生也面臨只有乾糧,沒有新鮮的肉或蔬菜。還有一些材料稱,學校連基本的衛生用品或日常用藥都無法提供,尤其是需要醫院開具證明的處方藥,學生們不得不自發地開展以物換物。上海的大學生還報告稱,由於封控下達時他們正在實驗室或者體育館,因此不得不就地隔離,打地鋪席地而睡。

在物資供應相對充足的學校,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同濟大學,提供的豬肉中出現了豬肉絛蟲的卵,這種寄生蟲可能導致患者雙目失明、甚至癱瘓死亡。與此同時,上海梅隴鎮也出現了豬肉絛蟲的案例。可見,這已經不能歸結於「個案」,而是高壓封控下的制度性問題。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鑿鑿地說:「未發現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居民和學生錄製的視頻、拍攝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來風。雖然相關評論在網絡上遭到了大範圍的刪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當時拍攝的圖片。

在封控區以外,大學生也往往面臨額外鎮壓。一方面,政府自89運動之後一直將大學生視為潛在的破壞社會穩定的群體,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壓下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傾向於將大學生嚴厲管控起來。例如說在珠海市,當全體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時候,大學生仍然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很多學生必需的辦證、考試甚至買藥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其他地區,有很多學生表示學校只管控學生卻不管控教職工。這種高壓管制已經脫離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為了統治階級加強鎮壓力度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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