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口学

傑瑞米柯賓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弗裏德裏希 恩格斯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壹 人的發展及其本質

　　（壹）人類的起源

　　蒙昧時代

　　（1）低級階段。這是人類的童年。人還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熱帶的或亞熱帶的森林中。他們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樹上，只有這樣才可以說明，為什麼他們在大猛獸中間還能生存。他們以果實、堅果、根作為食物；音節清晰的語言的產生是這壹時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時期所知道的壹切民族中，已經沒有—個是處在這種原始狀態的了。雖然這壹狀態大概延續了好幾千年之久，但我們卻不能根據直接的證據去證明它；不過，我們既然承認人是起源於動物界的，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這種過渡狀態了。

　　（2）中級階段。從采用魚類（我們把蝦類、貝殼類及其他水棲動物都算在內）作為食物和使用火開始。這兩者是互相聯系著的，因為魚類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東西。而自從有了這種新的食物以後，人們便不受氣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們沿著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狀態中已散布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石器時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謂舊石器時代的石器（這些石器完全屬於或大部分都屬於這壹階段）遍布於各大洲，就是這種遷徙的證據。新移居的地帶，以及不斷的活躍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領，就提供了新的食物，這就是在熱灰或燒穴（地竈）中煨烤的澱粉質的根和塊莖，以及隨著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標槍的發明而間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獵物。像書籍中所描寫的純粹的狩獵民族，即專靠打獵為生的民族，從未有過；靠獵物來維持生活，是極其靠不住的。由於食物來源經常沒有保證，在這個階段上大概發生了食人之風，這種風氣，此後保持頗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亞人和許多波利尼西亞人還是處在蒙昧時代的這個中級階段上。

　　（3）高級階段。從弓箭的發明開始。由於有了弓箭，獵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獵也成了常規的勞動部門之壹。弓、弦、箭已經是很復雜的工具，發明這些工具需要有長期積累的經驗和較發達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時熟悉其他許多發明。如果把已經知道弓箭，但還不知道制陶術（摩爾根認為向野蠻時代過渡就是從制陶術開始）的各民族，彼此對照壹下，我們的確就可以看到，已經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對生活資料生產的某種程度的掌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韌皮纖維做成的手工織物（沒有織機），用韌皮或蘆葦編成的籃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時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經使人能夠制造獨木舟，有的地方已經使人能夠用方木和木板來建築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間，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壹切進步，這些印第安人雖然已經使用弓和箭，但還不知道制陶術。弓箭對於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於野蠻時代和火器對於文明時代壹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

　　野蠻時代

　　（1）低級階段。從學會制陶術開始。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在壹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於在編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塗上黏土使之能夠耐火而產生的。在這樣做時，人們不久便發現，成型的黏土不要內部的容器，同樣可以使用。

　　在此以前，我們可以把發展過程看做普遍適用於壹切民族的壹定時期的過程，而不管他們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隨著野蠻時代的到來，我們達到了這樣—個階段，這時兩大陸的自然條件上的差異，就有了意義。野蠻時代的特有的標誌，是動物的馴養、繁殖和植物的種植。東大陸，即所謂舊大陸，差不多有著壹切適於馴養的動物和除壹種以外壹切適於種植的谷物；而西大陸，即美洲，在壹切適於馴養的哺乳動物中，只有羊鴕壹種，並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壹切可種植的谷物中，也只有壹種，但卻是最好的壹種，即玉蜀黍。由於自然條件的這種差異，兩個半球上的居民，從此以後，便各自循著自己獨特的道路發展，而表示各個階段的界標在兩個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2）中級階段。在東大陸，是從馴養家畜開始；在西大陸，是從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築上使用土坯（即用陽光曬幹的磚）和石頭開始。

　　我們先從西大陸說起，因為在這裏，在被歐洲人征服以前，不論什麼地方，都還沒有越過這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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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級階段。從鐵礦石的冶煉開始，並由於拼音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這壹階段，前面已經說過，只是在東半球才獨立經歷過，其生產的進步，要比過去壹切階段的總和還要來得豐富。英雄時代的希臘人、羅馬建城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時代的德意誌人、海盜時代的諾曼人，都屬於這個階段。

　　首先，我們在這裏初次看到了帶有鐵鏵的用牲畜拉的犁；有犁以後，大規模耕種土地，即田野農業，從而生活資料在當時條件下實際上無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從而也能夠砍伐森林使之變為耕地和牧場了，這件事，如果沒有鐵斧和鐵鍬，也不可能大規模進行。但這樣壹來，人口也開始迅速增長起來，稠密地聚居在不大的地域內。而在田野農業產生以前，要有極其特殊的條件才能把50萬人聯合在壹個統壹的中央領導之下；這樣的事大概從來都沒有過。

　　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全盛時期，我們在荷馬的詩中，特別是在《伊利亞特》中可以看到。發達的鐵制工具、風箱、手磨、陶工的轆轤、榨油和釀酒、成為手工藝的發達的金屬加工、貨車和戰車、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為藝術的建築術的萌芽、由設塔樓和雉堞的城墻圍繞起來的城市、荷馬的史詩以及全部神話——這就是希臘人由野蠻時代帶入文明時代的主要遺產。如果我們把凱撒，甚至塔西佗對日耳曼人的記述跟這些成就作壹比較，便可看出，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在生產的發展上已取得多麼豐富的成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38頁。

　　這是壹個方面。但我們不要忘記，這種組織是註定要滅亡的。它沒有超出部落的範圍；部落聯盟的建立就已經標誌著這種組織開始崩潰，這壹點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企圖也表明了這壹點。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在沒有明確的和平條約的地方，部落與部落之間便存在著戰爭，而且這種戰爭進行得很殘酷，使別的動物無法和人類相比，只是到後來，才因物質利益的影響而緩和壹些。全盛時期的氏族制度，如我們在美洲所見的，其前提是生產極不發展，因而廣大地區內人口極度稀少；因此，人類差不多完全受著同他異己地對立著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觀念中。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無論對其他部落的人來說或者對他們自己來說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個時代的人們，雖然令我們感到值得贊嘆，但他們彼此完全沒有差別，他們都還依存於——用馬克思的話說——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臍帶。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權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確實被打破了。不過它是被那種使人感到從壹開始就是壹種退化，壹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盜、強制、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社會，把它引向崩潰。而這壹新社會自身，在其整整兩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間，只不過是壹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大多數人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而這種情形，現在比從前更加厲害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2頁。

　　但是，人們並不是到處都停留在這個階段。在亞洲，他們發現了可以馴服並且在馴服後可以繁殖的動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獵取；但已經馴服的雌水牛，每年可生壹頭小牛，此外還可以擠奶。有些最先進的部落——雅利安人、閃米特人，也許還有圖蘭人——，其主要的勞動部門起初就是馴養牲畜，只是到後來才又有繁殖和看管牲畜。遊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壹次社會大分工。遊牧部落生產的生活資料，不僅比其余的野蠻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蠻人比較，他們不僅有數量多得多的乳、乳制品和肉類，而且有獸皮、綿羊毛、山羊毛和隨著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紡織物。

　　這就第壹次使經常的交換成為可能。在更早的階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換；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導致暫時的分工。例如，在許多地方，都發現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無可置疑的遺跡；在這種作坊中發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們，大概是為全體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終身手藝人至今仍然如此壹樣。在這個階段上，除了部落內部發生的交換以外，決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換，而且，即使是部落內部的交換，也仍然是壹種例外的事件。但是，自從遊牧部落分離出來以後，我們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員之間進行交換以及把交換作為壹種經常制度來發展和鞏固的壹切條件都具備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間通過各自的氏族酋長來進行交換；但是當畜群開始變為特殊財產的時候，個人交換便越來越占優勢，終於成為交換的唯壹形式。不過，遊牧部落用來同他們的鄰人交換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變成了壹切商品都用來估價並且到處都樂於與之交換的商品——壹句話，牲畜獲得了貨幣的職能，在這個階段上就已經起貨幣的作用了。在商品交換剛剛產生的時候，對貨幣商品的需求，就以這樣的必然性和速度發展起來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8—179頁。

　　近年來，否認人類性生活的這個初期階段，已成時髦了。人們想使人類免去這壹“恥辱”。在這裏，人們不僅以缺乏任何直接的證據為口實，而且還特別引用其他動物界的例子；從其他動物界裏，勒土爾諾（《婚姻和家庭之進化》1888年版）搜集了許多事實，表明完全雜亂的性關系即使在這裏也應該屬於低級發展階段。但是，我從這壹切事實中只能得出這樣壹個結論，即它們對於人類及其原始生活條件絕對證明不了任何東西。脊椎動物長期的成對同居，用生理的原因足以說明，例如在鳥類中，是由於雌鳥在孵卵期間需要扶助；在鳥類中存在的忠實的專偶制的例子，對於人類絲毫不能有所證明，因為人類並非起源於鳥類。如果嚴格的專偶制是各種美德的最高峰，那麼優勝的棕葉就應當屬於絳蟲了，因為絳蟲在其50—200個關節或體節的每壹節中都有完備的雌雄性器官，終生都在每個體節中自行交合。而如果我們只限於談哺乳動物，那麼我們在這裏就可以找出性生活的壹切形式——雜交、類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個體婚制；所缺乏的只是多夫制，這壹點只有人類才能做得出來。甚至我們的近親——猿猴類，在雌雄的配合上也顯露了種種可能的差別；如果再縮小範圍，僅僅考察壹下四種類人猿，那麼在這裏勒土爾諾只能說，它們有時是專偶制，有時是多偶制，而從日羅－特隆的著作來看，索緒爾則斷言它們是專偶制。最近韋斯特馬克（《人類婚姻史》1891年倫敦版）關於類人猿是專偶制的斷語，也遠不能作為證據。總之，現有的材料的性質使得誠實的勒土爾諾承認：

　　“不過，在哺乳動物中，智力發展的程度和性關系的形式之間，根本沒有嚴格的關系。”

　　而埃斯皮納斯（《論動物的社會》1877年版）則率直地說：

　　“群是我們在動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會集團。它大概是由家庭構成的，但是家庭和群壹開始就處在對抗之中，它們是以反比例發展的。”

　　從上述情況已經可以看出，我們關於類人猿的家庭集團及其他共居生活集團還幾乎沒有絲毫確定的知識；現有的材料都是直接互相矛盾的。這也沒有什麼稀奇。甚至我們所掌握的關於蒙昧人類族系的壹切材料，也是十分矛盾，十分需要嚴格考證和精選的；而觀察猿猴社會，比觀察人類社會，還要困難得多。因此，凡根據這樣絕對不可靠的報告而作的任何結論，我們都必須加以摒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44頁。

傑瑞米柯賓

（三）個人得到全面發展

　　在這種共產主義看來，物質的直接的占用是生活和存在的唯壹目的；工人這個規定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共同體同物的世界的關系；最後，這個用普遍的私有財產來反對私有財產的運動是以壹種動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婦女變為公有的和共有的財產——來反對婚姻（它確實是壹種排他性的私有財產的形式）。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頁。

　　……對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所以關於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於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因為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來說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來說作為人的存在，已經成為實際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於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於淩駕於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6—197頁。

　　個人力量（關系）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壹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裏拋開關於這壹現象的壹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頁。

　　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迄今為止的分工方式將完全消失。因為要把工業和農業生產提高到上面說過的水平，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當上個世紀的農民和手工工場工人被卷入大工業的時候，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成為完全不同的人，同樣，用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人來。共同經營生產不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因為他們每壹個人都只隸屬於某壹個生產部門，受它束縛，聽它剝削，在這裏，每壹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壹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中的某壹個部門或者某壹個部門的壹部分。就是現在的工業也越來越不能使用這樣的人了。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機器破壞了的分工，即把壹個人變成農民、把另外壹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的分工，將完全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壹個生產部門轉到另壹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壹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於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壹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壹方面這個社會的建立本身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壹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單從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來看，這也是共產主義聯合體的必要條件。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於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這種狀態是壹切進壹步發展的障礙，這壹點現在人們就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壹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壹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這就是廢除私有制的主要結果。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8—689頁。

　　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壹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壹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壹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壹步發展。關鍵就在這裏。人的勞動生產力既然已發展到這樣高的水平，統治階級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終理由總是說：壹定要有壹個階級無須為生產每天的必需品操勞，以便有時間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廢話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而現在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壹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從來也沒有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無知的人了。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8—259頁。

　　無產階級將取得公共權力，並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質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錯亂。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6頁。

傑瑞米柯賓

十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口

　　（壹）自覺地調整人的生產

　　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並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範圍內實現的復歸。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5—186頁。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壹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壹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頁。

　　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頁。

　　我們由於他的理論，總的來說由於經濟學，才註意到土地和人類的生產力，而且我們在戰勝了這種經濟學上的絕望以後，就保證永遠不懼怕人口過剩。……也必須立刻進行這種變革，原因是只有這種變革，只有通過這種變革來教育群眾，才能夠從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1頁。

　　只有壹種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壹般生產曾經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壹樣。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也日益成為可能。壹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在這個時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生活的壹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學，都將突飛猛進，使以往的壹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2頁。

　　壹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

　　於是，人在壹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壹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壹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他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壹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壹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0頁。

　　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壹個限度的這種抽象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像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節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節，那麼正是這個社會，而且只有這個社會才能無困難地做到這點。在這樣的社會裏，有計劃地達到現在法國和下奧地利在自發的無計劃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那種結果，在我看來，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無論如何，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們自己會決定，是否應當為此采取某種措施，在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以及究竟是什麼樣的措施。我不認為自己有向他們提出這方面的建議和勸導的使命。那些人無論如何也會和我們壹樣聰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1881年2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5—456頁。

　　



　　（二）消滅城鄉對立使人口盡可能平均分布於全國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消滅城鄉對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對立不是空想壹樣。

　　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於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密的聯系，並適應這壹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擴充起來——同時這要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壹成不變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和愚昧無知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斷定人們只有在消除城鄉對立後才能從他們以往歷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這完全不是空想；當有人硬要“從現有情況出發”預先規定壹種據說可用來消除現存社會中這種或其他任何壹種對立的形式時，那才是空想。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6頁。

　　住宅問題，只有當社會已經得到充分改造，從而可能著手消滅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已達到極其尖銳程度的城鄉對立時，才能獲得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消滅這種對立，相反，它必然使這種對立日益尖銳化。……並不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同時就會導致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由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才同時使得解決住宅問題成為可能。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頁。

　　因此，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樣也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需要。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汙染才能排除，只有通過這種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眾的糞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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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從大工業在全國的盡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滅城市和鄉村分離的條件這方面來說，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也不是什麼空想。的確，文明在大城市中給我們留下了壹種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遺產。但是這種遺產必須被消除而且必將被消除，即使這是壹個長期的過程。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314頁。

傑瑞米柯賓

（三）對勞動基金學說的批判

　　公民韋斯頓的論證，實際上是根據兩個前提：

　　首先，國民產品量是固定不變的，或者像數學家所說的，是壹個常量或常數；其次，實際工資總額，也就是說，按照能夠用以購買的商品的數量來測定的工資總額，是壹個不變額，壹個常數。

　　他的前壹個論斷顯然是錯誤的。妳們可以看到，產品的價值和數量在逐年增加，國民勞動的生產力在逐年擴大，而這種日益增加的產品的流通所必需的貨幣數量也在不斷變化。壹年告終時是如此，就可相互比較的各個不同年度來說是如此，就壹年中每個平均日來說也是如此。國民產品的數或量總是在不斷變化。它不是壹個常數，而是壹個變數，撇開人口的變化不談，它也必然如此，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力總是在不斷地變化。的確，假如工資水平普遍提高了，這種提高本身，無論其後果如何，決不會立即改變產品量。這種提高最初可能是由當時的實際情況造成的。但是，如果在工資提高之前，國民產品是壹個變數而不是壹個常數，那麼，在工資提高之後，它仍然是壹個變數而不是壹個常數。

　　但是，假定說，國民產品量不是變數，而是常數。即使如此，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當做邏輯結論的東西，也只是壹種武斷。如果我們有壹個已知數，比如說是8，那麼這個數的絕對界限並不妨礙它的各部分改變其相對界限。如果利潤為6，工資為2，那麼工資可能增加至6，利潤減少至2，而總數仍然是8。因此，產品量的固定不變，無論如何也不能證明工資總額也是固定不變的。那麼，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究竟怎樣證明工資總額是固定不變的呢？不過是武斷而已。

　　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論斷，那麼它也應當在兩方面都說得通，然而公民韋斯頓卻使它只能說明壹個方面。如果工資總額是壹個常數，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減少。因此，如果說工人爭取暫時增加工資很愚蠢，那麼資本家爭取暫時降低工資也很愚蠢。我們的朋友韋斯頓並不否認，在壹定的情況下，工人能夠迫使資本家增加工資，但是，他覺得工資總額是天然固定不變的，工資增加後必然會有壹個反作用。另壹方面，他也知道資本家能夠壓低工資，而且確實經常想壓低它。依照工資不變的原則，在這種場合，也應當像在前壹種場合壹樣，隨後有壹個反作用。所以，工人對降低工資的企圖或對工資已經降低的現象進行反抗是正確的。所以，他們力求增加工資也是正確的，因為任何壹種反抗降低工資的行動都是壹種爭取增加工資的行動。依照公民韋斯頓的工資不變原則，工人也應當在壹定情況下聯合起來，為增加工資而鬥爭。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27頁。

　　經濟學的上述虛構，把調節工資的壹般變動或調節工人階級即總勞動力和社會總資本之間的關系的規律，同在各個特殊生產部門之間分配工人人口的規律混為壹談了。例如，由於市場情況良好，某壹生產部門的積累特別活躍，利潤高於平均利潤，追加資本紛紛湧來，這樣，對勞動的需求和工資自然就會提高。較高的工資把較大壹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這個有利的部門，直到這裏勞動力達到飽和，工資終於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過多，甚至會降到這個水平以下。那時工人流入該生產部門的現象不僅停止，甚至還會發生流出現象。在這裏，政治經濟學家就以為看到了，隨著工資的提高，工人人數“在何處以及如何”絕對增長，而隨著工人人數的絕對增長，工資“在何處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實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壹特殊生產部門的勞動市場的局部波動，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資本的需要的變動而在各投資部門之間的分配。

　　產業後備軍在停滯和中等繁榮時期加壓力於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借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範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這裏正好應該回過來談壹下經濟學辯護論的壹大業績。我們記得，由於采用新機器或擴大舊機器，壹部分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這是“束縛”資本，從而“遊離”工人的活動，而經濟學辯護士卻相反地把這種活動說成是為工人遊離資本。只有到現在我們才能充分地評價辯護士的厚顏無恥。其實，被遊離出來的，不僅有直接被機器排擠的工人，而且還有他們的代替者和企業在原有基礎上實行壹般擴大時通常會吸收的追加人員。現在他們全被“遊離”出來，並且每壹筆希望執行職能的新資本都能支配他們。不管這種資本吸引的是這些工人，還是另壹些工人，只要這筆資本剛好足以從市場上雇走被機器拋到市場上的那麼多工人，那麼對勞動的總需求的影響就等於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少，過剩的人數就會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多，勞動總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過等於就業的人超過“被遊離的人”的那個差額。可見，尋求投資場所的追加資本本來會激起的勞動總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壹種場合都會按照工人被機器拋向街頭的程度而抵消。因此，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的機制安排好，不讓資本的絕對增長伴有勞動總需求的相應增加。而辯護士就把這叫做對於被排擠的工人在被拋入產業後備軍的過渡時期中遭受貧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壹種補償！對勞動的需求同資本的增長並不是壹回事，勞動的供給同工人階級的增長也不是壹回事，所以，這裏不是兩種彼此獨立的力量互相影響。骰子是假的。資本在兩方面同時起作用。它的積累壹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壹方面又通過“遊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壹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於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因此，壹旦工人識破秘密，知道了他們為什麼勞動越多，為他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是提高，他們連充當資本增殖手段的職能對他們來說也就越是沒有保障；壹旦工人發現，他們本身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完全取決於相對過剩人口的壓力；壹旦工人因此試圖通過工聯等等在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組織有計劃的合作，來消除或剝削資本主義生產的那種自然規律對他們這個階段所造成的毀滅性的後果，這時，資本和它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就大吵大叫起來，說這是違反了“永恒的”和所謂“神聖的”供求規律。也就是說，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的任何聯合都會破壞這個規律的“純粹的”作用。另壹方面，例如在殖民地，壹旦有不利的情況妨礙建立產業後備軍，從而妨礙工人階級絕對地隸屬於資本家階級，資本就同它的庸俗的桑喬·潘薩壹道起來反叛“神聖的”供求規律，並企圖用強制手段來阻礙它發揮作用。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5—738頁。

　　大體來說，工資的壹般變動僅僅由同工業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適應的產業後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因此，決定工資的壹般變動的，不是工人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動，而是工人階級分為現役軍和後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是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又被遊離的程度。現代工業具有十年壹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個周期性的階段，而且這些階段在積累進程中被越來越頻繁地相繼發生的不規則的波動所打斷。對於這個現代工業來說，如果有下面這樣的規律，那確實是太好了：勞動的供求不是通過資本的膨脹和收縮，因而不是按照資本當時的增殖需要來調節，以致勞動市場忽而由於資本膨脹而顯得相對不足，忽而由於資本收縮而顯得過剩，而是相反，資本的運動依存於人口量的絕對運動。然而，這正是經濟學的教條。按照這個教條，工資因資本的積累而提高。

　　工資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這種增加壹直持續到勞動市場充斥，因而資本同工人的供給比較起來相對不足時為止。工資下降，於是事情走向反面。由於工資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漸減少，以致資本同工人人口比較起來又相對過剩，或者像另壹些人所說的那樣，工資的降低和對工人剝削的相應提高，會使積累重新加快，而與此同時，低工資又會抑制工人階級的增長。這樣壹來，就又出現勞動的供給小於勞動的需求、工資提高等等情況。這對於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是壹個多麼美好的運動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因工資提高而可能出現某種實際增長以前，已經壹再經過了這樣壹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必然發生工業戰，展開廝殺，並且決出勝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4—735頁。

　　邊沁本人和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等人都利用這壹教條以達到辯護的目的，特別是為了把資本的壹部分，即可變資本或可轉變為勞動力的資本，說成是壹個固定的量。可變資本的物質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資料的量或所謂勞動基金，被虛構為社會財富中壹個受自然鎖鏈束縛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為了推動社會財富中要作為固定資本，或從物質方面說，要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那壹部分，必需有壹定量的活勞動。這個量是由工藝所確定的。但是，推動這壹勞動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數不是已定的，因為這個數目隨著單個勞動力的剝削程度而變化，這個勞動力的價格也不是已定的，已定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彈性的最低界限。這壹教條所依據的事實是：壹方面，工人對社會財富分為非勞動者的消費品和生產資料這壹點無權過問；另壹方面，工人只有在幸運的例外情況下才有可能靠犧牲富人的“收入”來擴大所謂“勞動基金”。

　　把勞動基金的資本主義界限改寫成勞動基金的社會的自然界限，造成了多麼荒唐的同義反復，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來說明。他說：

　　“壹個國家的流動資本就是它的勞動基金。因此，要想計算出每個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貨幣工資，只要簡單地用工人人口的數目去除這個資本就行了。”

　　這就是說，我們先算出實際付給的個人工資的總額，然後我們就可以斷言，這樣加起來的結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強行規定的“勞動基金”的價值總額。最後，我們把用這種辦法得出的總額除以工人人數，就可以又發現平均每個工人能得到多少。這是壹個非常狡猾的手法。它並不妨礙福塞特先生壹口氣說出：

　　“英國每年所積累的總財富分為兩個部分。壹部分用來維持英國本身的工業。另壹部分則輸往國外…… 用在本國工業上的那壹部分占這個國家每年積累的財富的不大的壹部分。”

　　由此可見，從英國工人那裏不付等價物而竊取的、逐年都在增長的剩余產品的壹大部分，不是在英國而是在其他國家資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資本壹起輸出的，還有上帝和邊沁所發明的“勞動基金”的壹部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4—706頁。

傑瑞米柯賓

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很容易解釋。人類支配的生產力是無法估量的。資本、勞動和科學的應用，可以使土地的生產能力無限地提高。按照最有才智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計算（參看艾利生的《人口原理》第1卷第1、2章），“人口過密”的大不列顛在十年內，將使糧食生產足以供應六倍於目前人口的需要。資本日益增加，勞動力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類支配。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壹旦被自覺地運用並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讓競爭自由發展，它雖然也會起同樣的作用，然而是在對立之中起作用。壹部分土地進行精耕細作，而另壹部分土地——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3000萬英畝好地——卻荒蕪著。壹部分資本在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壹部分資本卻閑置在錢櫃裏。壹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或16小時，而另壹部分工人卻無所事事，無活可幹，活活餓死。或者，這種分立現象並不同時發生：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這時，大家都工作，資本以驚人的速度周轉著，農業欣欣向榮，工人幹得累倒了；而明天停滯到來，農業不值得費力去經營，大片土地荒蕪，資本在正在流動的時候凝滯，工人無事可做，整個國家因財富過剩、人口過剩而備嘗痛苦。

　　經濟學家不能承認事情這樣發展是對的，否則，他就得像上面所說的那樣放棄自己的全部競爭體系，就得認識到自己把生產和消費對立起來、把人口過剩和財富過剩對立起來是荒誕無稽的。但是，既然事實是無法否認的，為了使這種事實與理論壹致，就發明了人口論。

　　這種學說的創始人馬爾薩斯斷言，人口總是威脅著生活資料，壹當生產增加，人口也以同樣比例增加，人口固有的那種其繁衍超過可支配的生活資料的傾向，是壹切貧困和罪惡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應當用某種方法把他們消滅掉：或者用暴力將他們殺死，或者讓他們餓死。可是這樣做了以後，又會出現壹個空隙，這個空隙又會馬上被另壹次繁衍的人口填滿，於是，以前的貧困又開始到來。據說在任何條件下都是如此，不僅在文明的狀態下，而且在自然的狀態下都是如此；新荷蘭的平均每平方英裏只有壹個野蠻人，卻也和英國壹樣，深受人口過剩的痛苦。簡言之，要是我們願意首尾壹貫，那我們就得承認：當地球上只有壹個人的時候，就已經人口過剩了。從這種闡述得出的結論是：正因為窮人是過剩人口，所以，除了盡可能減輕他們餓死的痛苦，使他們相信這是無法改變的，他們整個階級的唯壹出路是盡量減少生育，此外就不應該為他們做任何事情；或者，如果這樣做不行，那麼最好還是像“馬爾庫斯”所建議的那樣，建立壹種國家機構，用無痛苦的辦法把窮人的孩子殺死；按照他的建議，每壹個工人家庭只能有兩個半小孩，超過此數的孩子用無痛苦的辦法殺死。施舍被認為是犯罪，因為這會助長過剩人口的增長；但是，把貧窮宣布為犯罪，把濟貧所變為監獄——這正是英國通過“自由的”的新濟貧法已經做的——，卻算是非常有益的事情。的確，這種理論很不符合聖經關於上帝及其創造物完美無缺的教義，但是“動用聖經來反駁事實，是拙劣的反駁！”

　　我是否還需要更詳盡地闡述這種卑鄙無恥的學說，這種對自然和人類的惡毒誣蔑，並進壹步探究其結論呢？在這裏我們終於看到，經濟學家的不道德已經登峰造極。壹切戰爭和壟斷制度所造成的災難，與這種理論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要知道，正是這種理論構成了自由派的自由貿易體系的拱頂石，這塊石頭壹旦墜落，整個大廈就傾倒。因為競爭在這裏既然已經被證明是貧困、窮苦、犯罪的原因，那麼誰還敢對競爭贊壹詞呢？

　　艾利生在上面引用過的著作中動搖了馬爾薩斯的理論，他訴諸土地的生產力，並用以下事實來反對馬爾薩斯的原理：每壹個成年人能夠生產出多於他本人消費所需的東西。如果不存在這壹個事實，人類就不可能繁衍，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則成長中的壹代依靠什麼來生活呢？可是，艾利生沒有深入事物的本質，因而他最後也得出了同馬爾薩斯壹樣的結論。他雖然證明了馬爾薩斯的原理是不正確的，但未能駁倒馬爾薩斯據以提出他的原理的事實。

　　如果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面地看問題，那麼他必定會看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從馬爾薩斯寫作時起，任何人口過剩的國家的情況，尤其是英國的情況，都極其明顯地證實了這壹點。這是馬爾薩斯應當從總體上加以考察的事實，而對這些事實的考察必然會得出正確的結論；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只選出壹個事實，對其他事實不予考慮，因而得出荒謬的結論。他犯的第二個錯誤是把生活資料和就業手段混為壹談。人口總是威脅著就業手段，有多少人能夠就業，就有多少人出生，簡言之，勞動力的產生迄今為止由競爭的規律來調節，因而也同樣要經受周期性的危機和波動，這是事實，確定這壹事實是馬爾薩斯的功績。然而，就業手段並不就是生活資料。就業手段由於機器力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這是僅就其最終結果而言；而生活資料，只要生產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這裏暴露出經濟學的壹個新的矛盾。經濟學家所說的需求不是現實的需求，他所說的消費只是人為的消費。在經濟學家看來，只有能夠為自己取得的東西提供等價物的人，才是現實的需求者，現實的消費者。但是，如果事實是這樣：每壹個成年人生產的東西多於他本人所消費的東西；小孩像樹木壹樣能夠綽綽有余地償還花在他身上的費用——難道這不是事實？

　　——，那麼就應該認為，每壹個工人必定能夠生產出遠遠多於他所需要的東西，因此，社會必定會樂意供給他所必需的壹切；同時也應該認為，大家庭必定是非常值得社會向往的禮物。但是，由於經濟學家觀察問題很粗糙，除了以可觸摸的現金向他支付的東西以外，他不知道還有任何別的等價物。他已深陷在自己的對立物中，以致連最令人信服的事實也像最科學的原理壹樣使他無動於衷。

　　我們幹脆用揚棄矛盾的方法消滅矛盾。只要目前對立的利益能夠融合，壹方面的人口過剩和另壹方面的財富過剩之間的對立就會消失，關於壹國人民純粹由於富裕和過剩而必定餓死這種不可思議的事實，這種比壹切宗教中的壹切奇跡的總和更不可思議的事實就會消失，那種認為土地無力養活人們的荒謬見解也就會消失。這種見解是基督教經濟學的頂峰，——而我們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基督教經濟學，這壹點我可以用任何命題和任何範疇加以證明，這個工作在適當的時候我會做的；馬爾薩斯的理論只不過是關於精神和自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由此而來的關於二者的墮落的宗教教條在經濟學上的表現。我希望也在經濟學領域揭示這個對宗教來說並與宗教壹起早就解決了的矛盾的虛無性。同時，如果馬爾薩斯理論的辯護人事先不能用這種理論的原則向我解釋，壹國人民怎麼能夠純粹由於過剩而餓死，並使這種解釋同理性和事實壹致起來，那我就不會認為這種辯護是站得住腳的。

　　可是，馬爾薩斯的理論卻是壹個推動我們不斷前進的、絕對必要的中轉站。我們由於他的理論，總的來說由於經濟學，才註意到土地和人類的生產力，而且我們在戰勝了這種經濟學上的絕望以後，就保證永遠不懼怕人口過剩。我們從馬爾薩斯的理論中為社會變革汲取到最有力的經濟論據，因為即使馬爾薩斯完全正確，也必須立刻進行這種變革，原因是只有這種變革，只有通過這種變革來教育群眾，才能夠從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而馬爾薩斯本人也認為這種限制是對付人口過剩的最有效和最簡易的辦法。我們由於這個理論才開始明白人類的極端墮落，才了解這種墮落依存於競爭關系；這種理論向我們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終使人變成了商品，使人的生產和消滅也僅僅依存於需求；它由此也指出競爭制度如何屠殺了並且每日還在屠殺著千百萬人；這壹切我們都看到了，這壹切都促使我們要用消滅私有制、消滅競爭和利益對立的辦法來消滅這種人類墮落。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7—82頁。

　　當國民經濟學主張需求和供給始終相符的時候，它立即忘記，按照它自己的主張，人的供給（人口論）始終超過對人的需求；因而，需求和供給之間的比例失調在整個生產的重要結果——人的生存——上得到最顯著的表現。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二）對“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批判

　　現在從頭說起，妳知道，根據李嘉圖的地租理論，地租不過是生產費用和土地產品的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按照他的另壹種說法，不過是最壞的土地的產品為補償它的費用（租佃者的利潤和利息總是算在這種費用裏面的）所必需的出售價格和最好的土地的產品所能夠得到的出售價格之間的差額。

　　依照他自己對他的理論的解釋，地租的增加表明：

　　（1）人們不得不耕種越來越壞的土地，或者說，連續使用於同壹塊土地的同量的資本獲得的產品不壹樣。壹句話：人口對土地的要求越多，土質就變得越壞。土地變得相對地越來越貧瘠了。這恰恰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提供了現實基礎，而他的學生們現在也在這裏尋求最後的靠山。

　　（2）只有當谷物價格上漲時，地租才能提高（至少在經濟學上是合乎規律的）；當谷物價格下跌時，地租必定降低。

　　（3）全國的地租總額如果增加，這只是由於很大數量的較壞的土地被耕種了。

　　可是，這三個論點處處都是和歷史相矛盾的。

　　（1）毫無疑問，隨著文明的進步，人們不得不耕種越來越壞的土地。但是，同樣毫無疑問，由於科學和工業的進步，這種較壞的土地和從前的好的土地比起來，是相對地好的。

　　（2）自1815年以來，谷物的價格從90先令下降到50先令，而在谷物法廢除以前，降得更低，這種下降是不規則的，但是不斷的。而地租卻不斷地提高。英國是這樣。大陸上到處也有相應的變化。

　　（3）我們在各個國家都發現，像配第曾經指出的：當谷物價格下跌時，國內地租的總額卻增加了。

　　在這裏，主要問題仍然是使地租規律與整個土壤肥力的提高相符合；只有這樣，才能解釋歷史事實，另壹方面，也才能駁倒馬爾薩斯關於不僅勞動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質也日益惡化的理論。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3—64頁。

　　李比希的不朽功績之壹，是從自然科學的觀點出發闡明了現代農業的消極方面。他對農業史所作的歷史的概述雖不免有嚴重錯誤，但也包含壹些卓見。可惜的是，他竟會不加考慮地發表這樣的見解：“把土弄得更細並且經常翻耕，會促進疏松的那部分土壤內的空氣流通，擴大並更新受空氣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會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勞動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率增加。”李比希接著說：“這個規律最先是由約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表述的，該書第壹卷第217頁這樣寫道：‘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同雇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相比，土地的產量以遞減的比率增加，這是農業的普遍規律〈穆勒先生甚至以錯誤的公式復述了李嘉圖學派的規律，因為在英國，所使用的工人的減少始終是同農業的進步並行的，因此，這個在英國並且為了英國而發明的規律，至少在英國是完全不適用的〉。’這確是令人驚奇的事情，因為穆勒並不知道這個規律的根據。”（李比希《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中的應用》第1卷第143頁和註釋）且不說李比希對“勞動”（他所理解的勞動與政治經濟學不同）壹詞的錯誤理解，無論如何“令人驚奇的”是，他竟把約翰·斯·穆勒先生當做這個理論的首倡者，其實，這個理論最先由亞當·斯密時代的詹姆斯·安德森發表的，直到19世紀初還被他在不同的著作中加以重復；1815年，剽竊能手馬爾薩斯（他的全部人口論都是無恥的剽竊）把它據為己有；威斯特在當時也與安德森無關而獨立地對此作了闡述；1817年，李嘉圖把它同壹般的價值理論聯系起來，從此以後，這個理論就以李嘉圖的名字傳遍全世界。1820年，詹姆斯·穆勒（約翰·斯·穆勒的父親）把它庸俗化了，最後，約翰·斯·穆勒先生也把它當做壹種老生常談的學派教條加以復述。不可否認，約·斯·穆勒之所以享有那種無論如何“令人驚奇”的權威，幾乎完全是由於類似的誤解造成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傑瑞米柯賓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這部著作第壹版沒有包含壹個新的科學詞匯；這本書只應看做卡普勤教士喋喋不休的說教，只應看做是用亞伯拉罕·聖克拉拉文體對唐森、斯圖亞特、華萊士、埃爾伯等人的論斷的改寫。因為這本書實際上只是指望以它的大眾化的形式來引人註意，所以它理所當然地要引起大眾的憎恨。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30頁。

　　達爾文在他的卓越的著作中沒有看到，他在動物界和植物界發現了“幾何”級數，就是把馬爾薩斯的理論駁倒了。馬爾薩斯的理論正好建立在他用華萊士關於人類繁殖的幾何級數同幻想的動植物的“算術”級數相對立上面。在達爾文的著作中，例如在談到物種滅絕的地方，也有在細節上（更不用說達爾文的基本原則了）從博物學方面對馬爾薩斯理論的反駁。而當馬爾薩斯的理論以安德森的地租理論為依據時，他的理論又被安德森本人駁倒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31頁。

　　朗格先生（在《論工人問題……》第二版中）對我大加贊揚，但目的是為了擡高他自己。事情是這樣的，朗格先生有壹個偉大的發現：全部歷史可以納入壹個唯壹的偉大的自然規律。這個自然規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鬥爭”這壹句話（達爾文的說法這樣應用就變成了壹句空話），而這句話的內容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規律，或者更確切些說，人口過剩規律。這樣壹來，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鬥爭”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中歷史地表現出來，而只要把每壹個具體的鬥爭都變成“生存鬥爭”這句話，並且把這句話變成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須承認，這對於那些華而不實、假冒科學、高傲無知和思想懶惰的人說來倒是壹種十分有用的方法。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1870年6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7—338頁。

　　然而，為了駁倒對人口過剩普遍存在的恐懼所持的根據，讓我們再回過來談生產力和人口的關系。馬爾薩斯把自己的整個體系建立在下面這種計算上：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而土地的生產力按算術級數1+2+3+4+5+6增加。差額是明顯的、觸目驚心的，但這是否對呢？在什麼地方證明過土地的生產能力是按算術級數增加的呢？

　　土地的擴大是受限制的。好吧。在這個面積上使用的勞動力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我們假定，由於增加勞動而增加的收獲量，並不總是與勞動成比例地增加，這時仍然還有壹個第三要素，壹個對經濟學家來說當然是無足輕重的要素——科學，它的進步與人口的增長壹樣，是永無止境的，至少也是與人口的增長壹樣快。僅僅壹門化學，光是漢弗萊·戴維爵士和尤斯圖斯·李比希兩人，就使本世紀的農業獲得了怎樣的成就？可見科學發展的速度至少也是與人口增長的速度壹樣的；人口與前壹代人的人數成比例地增長，而科學則與前壹代人遺留的知識量成比例地發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況下，科學也是按幾何級數發展的。而對科學來說，又有什麼是做不到的呢？當“密西西比河流域有足夠的荒地可容下歐洲的全部人口”的時候，當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種了三分之壹，而這三分之壹的土地只要采用現在已經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產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時候，談論什麼人口過剩，豈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83頁。

　　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最公開的宣戰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由此產生的新濟貧法。

　　關於馬爾薩斯的理論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現在我們來簡略地重述壹下這壹理論的主要結論：地球上永遠有過剩人口，所以永遠充滿著匱乏、貧困、窮苦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數過多，從而分為不同的階級，這是人類的宿命，是人類的永恒的命運，這些階級中有的比較富裕、受過教育、有道德，而另壹些階級則比較窮苦、貧困、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這個實踐上的結論（而且這個結論是馬爾薩斯本人得出的）：慈善事業和濟貧金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們只會維持過剩人口的存在，並鼓勵他們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資由於他們的競爭而降低。濟貧機構給窮人工作同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既然只有壹定數量的勞動產品能夠得到消費，壹個失業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壹個現在有工作的工人失業，所以濟貧機構經營的事業是在損害私人產業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問題不在於去養活過剩人口，而在於采用某種辦法盡可能限制過剩人口。馬爾薩斯幹脆宣布，以往公認的每個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權獲得生活資料的說法是完全荒謬的。他引用了壹個詩人的話：窮人來赴大自然的宴會，但是找不到空著的餐具。馬爾薩斯補充說，於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滾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為他在出生前沒有先問壹下社會是否願意接納他”。這壹理論現在已成為英國壹切真正的資產者心愛的理論，這是完全自然的，因為這種理論對他們來說是最舒適的臥榻，而且對現存關系來說有許多方面是適合的。既然問題不在於利用“過剩人口”，不在於把“過剩人口”變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於用盡可能簡便的方法使這些人餓死，同時阻止他們生出過多的孩子，那麼事情自然就很簡單了。不過要有壹個條件：必須使過剩人口承認自己是多余的，並且心甘情願餓死。但是，盡管仁慈的資產階級已經費盡心機，使工人們相信這壹點，然而目前還沒有成功的希望。相反，無產者堅決相信，他們有勤勞的雙手，他們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無所事事的有錢的資本家先生們，才真正是多余的。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485頁。

　　第三，我們的人已經讓別人把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強加在自己頭上，這個規律的基礎是壹種陳腐不堪的經濟學觀點，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按照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工人總是太多（這就是拉薩爾的論據）。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已經詳細地證明，調節工資的各種規律非常復雜，根據不同的情況，時而這個規律占優勢，時而那個規律占優勢，所以它們絕對不是鐵的，反而是很有彈性的，這件事根本不像拉薩爾所想象的那樣用三言兩語就能了結。拉薩爾從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歪曲了後者）那裏抄襲來的這壹規律的馬爾薩斯論據，例如拉薩爾在《工人讀本》第5頁上引自他的另壹本小冊子的這壹論據，已被馬克思在《資本的積累過程》這壹篇中駁斥得體無完膚了。接受拉薩爾的“鐵的規律”，也就是承認壹個錯誤的論點和它的錯誤的論據。

　　恩格斯：《給奧·倍倍爾的信》（1875年3月18—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413頁。

　　達爾文的全部生存鬥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關於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變完這個戲法以後（正像我在第壹點已經指出的，我否認它是無條件合理的，特別是同馬爾薩斯的學說相關的東西），再把同壹種理論從有機界搬回歷史，然後就斷言，已經證明了這些理論具有人類社會的永恒規律的效力。這種做法的幼稚可笑是壹望而知的，根本用不著對此多費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較詳細地談這個問題，那麼我就要首先說明他們是蹩腳的經濟學家，其次才說明他們是蹩腳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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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主義方式的生產所生產出來的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遠比資本主義社會所能消費的多得多，因為這種生產人為地使廣大真正的生產者同這些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相隔絕；如果這個社會由於它自身的生存規律而不得不繼續擴大對它來說已經過大的生產，並從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僅毀滅大批產品，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那麼，“生存鬥爭”的空談還有什麼意義呢？於是生存鬥爭的含義只能是，生產者階級把生產和分配的領導權從迄今為止掌握這種領導權但現在已經無力領導的那個階級手中奪過來，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順便提壹下，只要把迄今的歷史視為壹系列的階級鬥爭，就足以看出，把這種歷史理解為“生存鬥爭”的稍加改變的翻版，是如何膚淺。因此，我是決不會使這些冒牌的自然科學家稱心如意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1875年11月12—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1—413頁。

　　杜林先生反對達爾文的這個理論，他說：正如達爾文本人所承認的，生存鬥爭觀念的起源，應當到國民經濟學上的人口理論家馬爾薩斯的觀點的普遍化中去尋找，所以這個理論也就具有關於人口過剩問題的馬爾薩斯牧師的觀點所固有的壹切缺陷。——其實達爾文根本沒有想到要說生存鬥爭觀念的起源應當到馬爾薩斯那裏去尋找。他只是說：他的生存鬥爭理論是應用於整個動物界和植物界的馬爾薩斯理論。不論達爾文由於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馬爾薩斯學說而犯了多大的錯誤，任何人壹眼就能看出：人們不需要戴上馬爾薩斯的眼鏡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鬥爭，看到自然界白白地產生的無數胚胎同能夠達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事實上絕大部分是在生存鬥爭中，而且有時是在極端殘酷的生存鬥爭中解決的。正如李嘉圖用來證明工資規律的馬爾薩斯論據早已無聲無息以後，工資規律還依舊保持自己的效力壹樣，生存鬥爭也可以沒有任何馬爾薩斯的解釋而依舊在自然界中進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機體也有自己的人口規律，不過這種規律迄今幾乎完全沒有被研究過，而證實這種規律，壹定會對物種進化的理論有決定性的意義。是誰也在這方面給了決定性的推動呢？不是別人，正是達爾文。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74頁。

　　此外，我不明白，怎麼能夠在現在談論補充馬爾薩斯理論的問題。這壹理論是以人口的增長超過生存資料的增長這壹論斷為基礎的，而倫敦現在的糧食價格是壹誇特二十先令，即不到1848—1870年時期平均糧價的壹半，世所公認，現在生存資料的增長超過人口增長，人口還沒有多到要把生存資料消耗完！如果在俄國農民不得不將他們自己食用必需的糧食賣掉，他被迫這樣做當然不是由於人口增長的壓力，而是由於稅吏、地主、富農以及其他等等的壓力。據我所知，阿根廷小麥價格低廉對整個歐洲（包括俄國在內）農業危機發生的影響，比別的什麼都大。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1895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355頁。

傑瑞米柯賓

（六）消滅相對過剩人口

　　為了把社會生產變為壹個由合作的自由勞動構成的和諧的大整體，必須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也就是社會的全面狀況的變革。除非把社會的有組織的力量即國家政權從資本家和地主手中轉移到生產者自己手中，否則這種變革決不可能實現。

　　馬克思：《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於若幹問題的指示》（1866年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271頁。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壹切階級統治；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壹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礎，是壹切社會貧困、精神沉淪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的目標，壹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這壹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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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1871年9月底10月初—大約11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人和人的利益並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壹致的，因而競爭就消失了。當然也就談不到個別階級的破產，更談不到像現在那樣的富人和窮人的階級了。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05頁。

　　工人階級根據自己的經驗認識到，他們要獲得任何持久的利益，不能夠依靠別人，而應當親自爭取，首先應當采取的辦法是奪取政權。

　　恩格斯：《十小時工作日問題》（1850年2月9日—大約2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6頁。

　　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壹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壹先決條件。但是還不止於此。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壹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壹天比壹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壹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3—564頁。

　　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制度將給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閑暇時間，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恩格斯：《弗·恩格斯對英國北方社會主義聯盟綱領的修正》（1887年6月14日和23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570頁。

　　九 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及相關理論的批判

　　（壹）對馬爾薩斯主義的批判

　　假如讀者想提醒我們不要忘了1798年發表《人口原理》的馬爾薩斯，那我要提醒妳們：他這本書最初的版本不過是對笛福、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唐森、富蘭克林、華萊士等人的小學生般膚淺的和牧師般拿腔做調的剽竊，其中沒有壹個他獨自思考出來的命題。這本小冊子所以轟動壹時，完全是由黨派利益引起的。法國革命在不列顛王國找到了熱情的維護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紀逐漸編造出來的，接著在壹次巨大的社會危機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揚為對付孔多塞等人學說的萬無壹失的解毒劑，英國的寡頭政府認為它可以最有效地撲滅壹切追求人類進步的熱望，因而報以熱情的喝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1頁。

　　但是馬爾薩斯為之效勞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隨著機器的異常的發展以及對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剝削，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必定會使工人階級的很大壹部分“過剩”，特別是在戰爭造成的需求和英國對世界市場的壟斷消失的時候。用永恒的自然規律去解釋這種“人口過剩”，當然比用資本主義生產的純粹歷史的自然規律去解釋更便利，更符合馬爾薩斯真正牧師般地崇拜的統治階級的利益。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4頁。

　　作為所謂“自然人口規律”的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規律，可以簡單地歸結如下：資本、積累同工資率之間的關系，不外是轉化為資本的無酬勞動和為推動追加資本所必需的追加勞動之間的關系。因此，這決不是兩個彼此獨立的量，即資本量和工人人口數量之間的關系；相反地，歸根到底這只是同壹工人人口所提供的無酬勞動和有酬勞動之間的關系。如果工人階級提供的並由資本家階級所積累的無酬勞動量增長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勞動才能轉化為資本，那末，工資就會提高，而在其他壹切情況不變時，無酬勞動就會相應地減少。但是，壹旦這種減少達到這樣壹點，即滋養資本的剩余勞動不再有正常數量的供應時，反作用就會發生：收入中資本化的部分減少，積累削弱，工資的上升運動受到反擊。可見，勞動價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可見，被神秘化為壹種自然規律的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實際上不過表示：資本主義積累的本性，決不允許勞動剝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勞動價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嚴重地危及資本關系的不斷再生產和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在壹種不是物質財富為工人的發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為現有價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產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頭腦的產物的支配壹樣，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受他自己雙手的產物的支配。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6—717頁。

　　如果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面地看問題，那麼他必定會看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從馬爾薩斯寫作時起，任何人口過剩的國家的情況，尤其是英國的情況，都極其明顯地證實了這壹點。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頁。

　　其次，馬爾薩斯利用安德森的地租理論，為的是使自己的人口規律第壹次同時有政治經濟學的和現實的（博物學的）論據，而他從以前的著作家那裏借用的關於幾何級數和算術級數的荒謬說法，則是壹種純粹空想的假設。…………把馬爾薩斯的著作同安德森的著作仔細比較壹下，就可以看出馬爾薩斯知道安德森，並且利用安德森。馬爾薩斯本來就是壹個職業剽竊者。只要把他論人口的著作第壹版同我以前引用過的唐森牧師的著作對比壹下，就會相信，馬爾薩斯不是作為具有自由創作思想的人來加工唐森的著作，而是作為盲從的剽竊者照抄和轉述唐森的著作，雖然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到唐森，隱匿了唐森的存在。

　　馬爾薩斯利用安德森的方式，是很有特色的。安德森維護鼓勵谷物輸出的出口獎勵和限制谷物輸入的進口稅，決不是從地主的利益出發，而是因為他相信，這樣的立法會“降低谷物的平均價格”，保證農業生產力的均衡發展。馬爾薩斯采用安德森的這個實際結論，則因為馬爾薩斯作為英國國教會的真誠教徒，是土地貴族的職業獻媚者，他從經濟學上替土地貴族的地租、領幹薪、揮霍、殘忍等等辯護。只是在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權的利益，同貴族的利益壹致時，即他們反對人民群眾、反對無產階級時，馬爾薩斯才擁護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凡是土地貴族的利益同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發生分歧並且互相敵對時，馬爾薩斯就站在貴族壹邊，反對資產階級。因此，他為“非生產勞動者”、消費過度等等辯護。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24—125頁。

　　安德森是人口論的死敵，他非常明確地強調指出，土地有不斷增長的持久的改良的能力：

　　“通過化學作用和耕種，土地可以越來越得到改良。”

　　“在合理的經營制度下，土地的生產率可以無限期地逐年提高，最後壹直達到我們現在還難於設想的程度。”

　　“可以有把握地說，現在的人口同這個島能夠供養的人口比較起來是很少的，遠沒有達到引起嚴重憂慮的程度。”

　　“凡人口增加的地方，國家的生產也必定壹起增加，除非人們允許某種精神的影響破壞自然的經濟。”

　　“人口論”是“最危險的偏見”。安德森力求用歷史來證明，“農業生產率”隨著人口的增長而提高，隨著人口的減少而下降。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59頁。

　　而馬爾薩斯呢！這個無賴，從已經由科學得出的（而且總是他剽竊來的）前提，只做出對於貴族反對資產階級以及對於貴族和資產階級兩者反對無產階級來說，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結論。因此，他不希望為生產而生產，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維持或加強現存的東西並且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那種限度內的生產。

　　他的第壹部著作，就已經是靠犧牲原著而剽竊成功的最明顯的寫作例子之壹。這部著作的實際目的，是為了英國現政府和土地貴族的利益，“從經濟學上”證明法國革命及其英國追隨者追求完美性的意圖是空想。也就是說，這是壹本歌功頌德的小冊子，它維護現狀，反對歷史的發展；而且它還為反對革命法國的戰爭辯護。

　　他1815年關於保護關稅和地租的著作，部分地是要證明他以前為生產者的貧困所作的辯解，但首先是為了維護反動的土地所有權，反對“開明的”、“自由的”和“進步的”資本，特別是要證明英國立法當時為了保護貴族利益反對工業資產階級而采取的有意的倒退是正確的。最後，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是反對李嘉圖的，這本書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工業資本”及其生產率依以發展的那些規律的絕對要求，納入從土地貴族、國教會（馬爾薩斯所屬的教會）、政府養老金領取者和食稅者的現有利益看來是“有利的”和“適宜的”“範圍”。但是，壹個人如果力求使科學去適應不是從科學本身（不管這種科學如何錯誤）引出的觀點，而是從外部、從與與科學無關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28—129頁。

　　馬爾薩斯牧師就完全不同了。他為了生產而把工人貶低到役畜的地位，甚至宣布要餓死他們並強制他們當光棍。[但是]在同樣的生產的要求減少地主的“地租”時，在同樣的生產的要求威脅國教會的“什壹稅”或“食稅者”的利益時，或者，在為了壹部分代表生產進步的工業資產階級而去犧牲另壹部分本身利益阻礙生產進步的工業資產階級時，——總之，在貴族的某種利益同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時，或者，在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某種利益同保守和停滯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時，——在所有這些場合，馬爾薩斯“牧師”都不是為了生產而犧牲特殊利益，而是竭盡全力企圖為了現有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集團的特殊利益而犧牲生產的要求。為了這個目的，他在科學上偽造自己的結論。這就是他在科學上的卑鄙，就是他對科學的犯罪，更不用說他那無恥的熟練的剽竊手藝了。馬爾薩斯在科學上的結論，是看著統治階級特別是統治階級的反動分子的“眼色”捏造出來的；這就是說，馬爾薩斯為了這些階級的利益而偽造科學。相反，對於被壓迫階級，他的結論卻是冷酷無情的。他不單單是冷酷無情，而且宣揚他的冷酷無情，昔尼克式地以此感到快樂，並且在用他的結論反對“窮人”時，把他的結論誇大到極端，甚至超過了從他的觀點看來還可以在科學上說得過去的程度。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29—130頁。

傑瑞米柯賓

（三）人口過剩的各種存在形式

　　因此，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壹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機，並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體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種趨勢的抵抗，另壹方面，部分地由於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於使那些被機器排擠的工人遊離出來，制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這些人不得不聽命於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由此產生了現代工業史上壹種值得註意的現象，即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壹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經濟學上的悖論，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頁。

　　相對過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個工人在半失業或全失業的時期，都屬於相對過剩人口。工業周期階段的更替使相對過剩人口具有顯著的、周期反復的形式，因此，相對過剩人口時而在危機時期急劇地表現出來，時而在營業呆滯時期緩慢地表現出來。如果撇開這些形式不說，那麼，過剩人口經常具有三種形式：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和停滯的形式。

　　在現代工業的中心——工廠、制造廠、冶金廠、礦山等等，工人時而被排斥，時而在更大的規模上再被吸引，因此總的說來，就業人數是增加的，雖然增加的比率同生產規模相比不斷縮小。在這裏，過剩人口處於流動的形式。

　　無論在真正的工廠中，還是在壹切有機器作為因素加入或者甚至僅僅實行現代分工的大工場中，都需要大量的還沒有脫離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壹過，便只剩下極少數的人能夠被原生產部門繼續雇用，而大多數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們成了流動過剩人口的壹個要素，這個要素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大。其中壹部分人移居國外，其實不過是跟著流動的資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後果之壹，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長得快，英格蘭就是壹個例子。工人數量的自然增長不能滿足資本積累的需要，但同時又超過這種需要，這是資本運動本身的壹個矛盾。資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數量較大，成年工人數量較小。比這個矛盾更引人註目的是另壹個矛盾：在成千上萬的人手流落街頭的同時，有人卻抱怨人手不足，因為分工把人手束縛在壹定的生產部門了。此外，資本消費勞動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經多少衰老了。他落入過剩者的隊伍，或者從較高的等級被排擠到較低的等級。我們看到，正是大工業中的工人壽命最短。

　　“曼徹斯特保健醫官利醫生證實，該市富裕階級的平均壽命是38歲，而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只有17歲。在利物浦，前者是35歲，後者是15歲。可見，特權階級的壽命比他們的不那麼幸運的同胞的壽命要長壹倍以上。”

　　在這種情況下，這部分無產階級的絕對增長就需要采取這樣壹種形式：它的成員迅速耗損，但是它的人數不斷增大。這樣就需要工人壹代壹代地迅速更替。（這個規律對人口中的其他階級是不適用的。）這種社會需要，是通過早婚這壹大工業工人生活條件的必然後果，並通過剝削工人子女以獎勵工人生育子女的辦法來滿足的。

　　資本主義生產壹旦占領農業，或者依照它占領農業的程度，對農業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隨著在農業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的積累而絕對地減少，而且對人口的這種排斥不像在非農業的產業中那樣，會由於更大規模的吸引而得到補償。因此，壹部分農村人口經常準備著轉入城市無產階級或制造業無產階級的隊伍，經常等待著有利於這種轉化的條件。（這裏所說的制造業是指壹切非農業的產業。）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這壹源泉是長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斷地流向城市是以農村本身有經常潛在的過剩人口為前提的，這種過剩人口的數量只有在排水渠開放得特別大的時候才能看得到。因此，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到最低限度，他總是有壹只腳陷在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泥潭裏。

　　第三類相對過剩人口，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壹部分，但是就業極不規則。因此，它為資本提供了壹個貯存著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這種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這種情況使它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它的特點是勞動時間最長而工資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們在家庭勞動壹節中已經看到了。它不斷地從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者那裏得到補充，特別是從那些由於手工業生產被工場手工業生產打垮，或者工場手工業生產被機器生產打垮而沒落的工業部門那裏得到補充。它的數量隨著由積累的規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過剩”工人的增長而增加。但是，它同時又是工人階級中壹個會自行再生產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階級的增長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大於其他要素。實際上，不僅出生和死亡的數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絕對量都同工資的水平，即各類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資料量成反比。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個規律，在野蠻人中間，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間，聽起來會是荒謬的。它使人想起各種個體軟弱的、經常受到追捕的動物的大量再生產。

　　最後，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陷於需要救濟的赤貧的境地。撇開流浪者、罪犯和妓女，壹句話，撇開真正的流氓無產階級不說，這個社會階層由三類人組成。第壹類是有勞動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瀏覽壹下英格蘭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統計數字，就會發現，他們的人數每當危機發生時就增大，每當營業復蘇時就減少。第二類是孤兒和需要救濟的貧民的子女。他們是產業後備軍的候補者，在高度繁榮時期，如在1860年，他們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現役勞動軍的隊伍。第三類是衰敗的、流落街頭的、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屬於這壹類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靈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還有超過工人正常年齡的人，最後還有隨著帶有危險性的機器、采礦業、化學工廠等等的發展而人數日益增多的工業犧牲者，如殘廢人、病人、寡婦等等。需要救濟的赤貧形成現役勞動軍的殘疾院和產業後備軍的死荷重。它的生產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對過剩人口壹起，形成財富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的壹個存在條件。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壹項非生產費用，但是，資本知道怎樣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從自己的肩上轉嫁到工人階級和中等階級下層的肩上。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8—742頁。

　　（四）人口過剩作為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的結果

        如果只把機器看做使產品便宜的手段，那麼使用機器的界限就在於：生產機器所費的勞動要少於使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可是對資本說來，這個界限表現得更為狹窄。因為資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勞動，而是所使用的勞動力的價值，所以，對資本說來，只有在機器的價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機器才會被使用。因為工作日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比例，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壹個國家不同的時期，或者在同壹時期不同的生產部門，也是不同的；其次，因為工人的實際工資有時降到他的勞動力價值以下，有時升到他的勞動力價值以上，所以，機器的價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勞動力的價格之間的差額，可以有很大的變動，即使生產機器所必需的勞動量和機器所代替的勞動總量之間的差額保持不變。但是，對資本家本身來說，只有前壹種差額才決定商品的生產費用，並通過競爭的強制規律對他發生影響。因此，現在英國發明的機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像16世紀和17世紀德國發明的機器只能在荷蘭使用，18世紀法國的某些發明只能在英國使用壹樣。在壹些較老的發達國家，機器本身在某些產業部門的使用，會造成其他部門的勞動過剩（李嘉圖用的是redundancy of labour），以致其他部門的工資降到勞動力價值以下，從而阻礙機器的應用，並且使機器的應用在資本看來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的利潤本來不是靠減少所使用的勞動得來的，而是靠減少有酬勞動得來的。近幾年來，在英國毛紡織業的某些部門中，童工顯著減少，有的地方幾乎完全被排擠掉了。為什麼呢？因為工廠法規定童工必須實行兩班制，壹班勞動六小時，另壹班勞動四小時，或每班只勞動五小時。但是父母們不願比以前出賣全日工更便宜地出賣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機器所代替。在礦井禁止使用婦女和兒童（10歲以下的）以前，資本認為，在煤礦和其他礦井使用裸體的婦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讓她們同男子混在壹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規範的，尤其是它的總賬的，所以直到禁止使用婦女和兒童以後，資本才采用機器。美國人發明了碎石機。英國人不采用這種機器，因為從事這種勞動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用來稱呼農業工人的術語）的勞動只有很小壹部分是有報酬的，所以對於資本家說來，機器反而會使生產變貴。在英國，直到現在還有時不用馬而用婦女在運河上拉纖等等，因為生產馬和機器所需要的勞動是壹個數學上的已知量，而維持過剩人口中的婦女所需要的勞動，卻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國這個機器國家，比任何地方都更無恥地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費人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1—453頁。

　　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對廉價勞動力和未成熟勞動力的剝削，比在真正的工廠中還要無恥，因為工廠所擁有的技術基礎，即代替肌肉力的機器和輕便的勞動，在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時，在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體還被喪盡天良地置於有毒物質等等的侵害之下。而這種剝削在所謂的家庭勞動中，又比在工場手工業中更加無恥，這是因為：工人的反抗力由於分散而減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間擠進了壹大批貪婪的寄生蟲，家庭勞動到處和同壹生產部門的機器生產或者至少是工場手工業生產進行競爭，貧困剝奪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勞動條件——空間、光線、通風設備等等，就業越來越不穩定，最後，在這些由大工業和大農業所造成的“過剩”人口的最後避難所裏，工人之間的競爭必然達到頂點。由於采用機器生產才系統地實現的生產資料的節約，壹開始就同時是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發揮作用的正常條件的剝奪，而現在，在壹個工業部門中，社會勞動生產力和結合的勞動過程的技術基礎越不發達，這種節約就越暴露出它的對抗性和殺人的壹面。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頁。

　　（五）人口過剩和資本積累

　　我們已經知道，機器生產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占領這個生產部門本身。再拿原料來說，毫無疑問，例如棉紡業的飛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的植棉業，從而不僅大大促進了非洲的奴隸貿易，而且還使飼養黑人成了所謂邊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業。1790年，美國進行了第壹次奴隸人口調查，當時共有奴隸697000人，而到1861年大約有400萬人。另壹方面，同樣明確的是，機械毛紡織工廠的興旺，以及耕地不斷轉化為牧羊場，引起了農業勞動者的大量被驅逐和“過剩”。愛爾蘭直到目前還在經歷著這個過程，那裏的人口從1845年以來幾乎減少了壹半，並且還在繼續減少，以達到同愛爾蘭大地主和英格蘭毛紡織廠主先生們的需要恰好相適應的那個程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0—511頁。

　　最近幾年來不斷擴大的幫夥制度當然不是為了幫頭的利益而存在的。它是為了大租地農場主或地主的發財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農場主看來，再沒有更巧妙的辦法能把他的勞動人員大大壓低到正常水平以下，而又能經常擁有壹批額外勞力來應付額外工作，花盡量少的錢榨取盡量多的勞動，並使成年男工“過剩”。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人們壹方面承認農民處於不同程度的失業中，而另壹方面又認為，由於男勞動力缺乏並流往城市，幫夥制度是“必要的”。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雜草的田地和人類的雜草，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的兩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1—802頁。

　　資本主義生產最美妙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僅不斷地再生產出雇傭工人本身，而且總是與資本積累相適應地生產出雇傭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這樣，勞動的供求規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軌道上，工資的變動就限制在資本主義剝削所容許的範圍內，最後，工人對資本家必不可少的社會從屬性即絕對的從屬關系得到了保證。政治經濟學家在本國，即在宗主國，可以花言巧語地把這種絕對的從屬關系描繪成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系，描繪成同樣獨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資本商品占有者和勞動商品占有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系。但是在殖民地，這個美麗的幻想破滅了。到這裏來的許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這裏絕對人口增長得比宗主國快得多，但是勞動市場卻總是供給不足。勞動的供求規律遭到了破壞。壹方面，舊大陸不斷地把渴望剝削和要求禁欲的資本投進來，另壹方面，雇傭工人本身有規則的再生產，遇到了非常頑強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礙。哪裏還能與資本積累相適應地生產出過剩的雇傭工人來呢！今天的雇傭工人，明天就會成為獨立經營的農民或手工業者。

　　他從勞動市場上消失，但並不是到貧民習藝所去了。雇傭工人不斷地轉化為獨立生產者，他們不是為資本勞動，而是為自己勞動，不是使資本家老爺變富，而是使自己變富；這種轉化又反過來對勞動市場的狀況產生極有害的影響。不僅雇傭工人受剝削的程度低得不像樣子；而且，雇傭工人在喪失對禁欲資本家的從屬關系時，也喪失了對他的從屬感情。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1—882頁。

傑瑞米柯賓

盡管投在工資上的可變資本相對減少，工人的絕對人數仍然會增加，這並不會發生在壹切生產部門，也不會均等地發生在壹切生產部門。在農業中，活勞動要素的減少可以是絕對的。

　　此外，雇傭工人的人數盡管相對減少，但仍然會絕對增加，這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只要不再需要每天使用勞動力12—15小時，勞動力就已經過剩了。生產力的發展，如果會使工人的絕對人數減少，就是說，如果實際上能使整個國家能在較少的時間內完成自己的全部生產，它就會引起革命，因為它會斷絕大多數人口的活路。在這裏，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有限制又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決不是發展生產力和生產財富的絕對形式，它反而會在壹定點上和這種發展發生沖突。這種沖突部分地出現在周期性危機中，這種危機是由於工人人口中時而這個部分時而那個部分在他們原來的就業方式上成為過剩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時間。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頁。

　　租地農場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個別情況下，他們達到了目的。但是總的說來，他們的這個要求並沒有成功。他們只好求助於降低生產費用，如大量采用蒸汽發動機和新機器，這些機器，壹方面代替了馬，把馬從經營上排擠出去，另壹方面也把農業短工遊離出來，造成了壹個人為的過剩人口，並由此引起工資的再度下降。這10年來，盡管和總人口的增長相比，農業人口普遍地相對減少了，並且盡管某些純農業區的農業人口絕對減少了，但上述情況還是發生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8—709頁。

　　壹方面是機器的改進，這種改進由於競爭而變成每個廠主必須執行的強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著工人不斷遭到解雇：產生了產業後備軍。另壹方面是生產的無限擴張，這也成了每個廠主必須遵守的競爭的強制規律。這兩方面造成了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供過於求、生產過剩、市場盈溢、十年壹次的危機、惡性循環：這裏是生產資料和產品過剩，那裏是沒有工作和沒有生活資料的工人過剩；但是，生產和社會福利的這兩個杠桿不能結合起來，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不允許生產力發揮作用，不允許產品進行流通，除非生產力和產品先轉變為資本，而阻礙這種轉變的正是生產力和產品的過剩。這種矛盾發展到荒謬的程度：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形式。資產階級已經暴露出它沒有能力繼續管理自己的社會生產力。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5—566頁。

　　壹部分資本在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壹部分資本卻閑置在錢櫃裏。壹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小時或16小時，而另壹部分工人卻無所事事，無活可幹，活活餓死。或者，這種分立現象並不同時發生：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這時，大家都工作，資本以驚人的速度周轉著，農業欣欣向榮，工人幹得累倒了；而明天停滯到來，農業不值得費力去經營，大片土地荒蕪，資本在正在流動的時候凝滯，工人無事可做，整個國家都因財富過剩、人口過剩而備嘗痛苦。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8頁。

　　在資本和土地反對勞動的鬥爭中，前兩個要素比勞動還有壹個特殊的優越條件，那就是科學的幫助，因為在目前情況下連科學也是用來反對勞動的。例如，幾乎壹切機械發明，尤其是哈格裏沃斯、克朗普頓和阿克萊的棉紡機，都是由於缺乏勞動力而引起的。對勞動的渴求導致發明的出現，發明大大地增加了勞動力，因而降低了對人的勞動的需求。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5頁。

　　由此可見，英國工業在任何時候，除短促的最繁榮的時期外，都壹定要有失業的工人後備軍，以便在最活躍的幾個月內有可能生產市場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這種後備軍的擴大或縮小，要看市場能使他們中間的小部分還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雖然在市場最活躍的時候，農業區、愛爾蘭以及受普遍繁榮的影響較少的工業部門暫時也能供給工廠壹定數量的工人，但是這些工人的數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們也同樣屬於後備軍之列，唯壹的區別只在於：正是迅速的繁榮才暴露了他們是屬於這個後備軍的。在這些工人轉到較活躍的工業部門裏面去的時候，他們原來工作的地方沒有他們也行。為了稍微補壹下空子，就延長工作時間，雇用婦女和少年，而當危機到來，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來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位置已經被人占據了，他們自己，至少是他們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這個後備軍就構成英國的“過剩人口”，它在危機時期人數激增，而在繁榮和危機之間的時期人數也相當多。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69頁。

　　

　　（二）人口過剩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

　　因此，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壹個生產部門投到另壹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另壹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專業。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絕對的矛盾怎樣破壞著工人生活的壹切安寧、穩定和保障，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這個矛盾怎樣通過工人階級的不斷犧牲、勞動力的無限度的浪費和社會無政府狀態造成的災難而放縱地表現出來。這是消極的方面。但是，如果說勞動的變換現在只是作為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並且帶著自然規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礙時都有的那種盲目破壞作用而為自己開辟道路，那麼，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壹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系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壹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做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壹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綜合技術學校和農業學校是這種變革過程在大工業基礎上自然發展起來的壹個要素；職業學校是另壹個要素，在這種學校裏，工人的子女受到壹些有關工藝學和各種生產工具的實際操作的教育。如果說工廠立法作為從資本那裏爭取來的最初的微小讓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廠勞動結合起來，那麼毫無疑問，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取政權之後，將使理論的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占據應有的位置。同樣毫無疑問，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工人的經濟關系，是同這種變革酵母及其目的——消滅舊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壹種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壹的歷史道路。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562頁。

　　這同樣會影響到勞動力市場，以致把大量潛在的相對過剩人口，甚至已經就業的工人，吸引到新的產業部門中去。壹般說來，像鐵路建設那樣大規模的企業，會從勞動力市場上取走壹定數量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的來源僅僅是某些只使用壯工的部門（如農業等等）。甚至在新企業已經成為穩定的生產部門以後，從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動的工人階級已經形成以後，這種現象還會發生。例如，在鐵路建設的規模突然比平均規模大時，情況就是這樣。工人後備軍——這種後備軍的壓力使工資保持較低的水平——有壹部分被吸收了。現在工資普遍上漲，甚至勞動市場上就業情況壹直不錯的部分也是這樣。這個現象會持續壹段時間，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潰再把工人後備軍遊離出來，再把工資壓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壓低到這個限度以下。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0頁。

　　每壹次危機都會暫時減少奢侈品的消費。危機使（Ⅱb）v到貨幣資本的再轉化延緩和停滯，使這種再轉化只能部分地進行，從而有壹部分生產奢侈品的工人被解雇；另壹方面，必要消費資料的出售也會因此停滯和減少。這裏完全撇開不說那些同時被解雇的非生產工人，他們由於為資本家服務而得到資本家奢侈支出的壹部分（這些工人本身相應地也是奢侈品），特別是這些工人在必要生活資料等等的消費方面也占了很大壹部分。在繁榮時期，特別是在欺詐盛行期間，情況正好相反。在這個時期，貨幣的表現在商品中的相對價值已由於其他原因（並不是由於現實的價值革命）而降低，所以，商品的價格不以商品本身的價值為轉移而提高。不僅是必要生活資料的消費增加了；工人階級（他們的全部後備軍現在都積極參加進來）也暫時參加了他們通常買不起的各種奢侈品的消費，此外，他們還會參加這類必要消費品的消費，其中絕大部分通常只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才是“必要”消費資料；而這些又會引起價格的提高。

　　認為危機是由於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引起的，這純粹是同義反復。除了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消費或“盜賊”的消費以外，資本主義制度只知道進行支付的消費。商品賣不出去，無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買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費者（因為購買商品歸根結底是為了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但是，如果有人想使這個同義反復具有更深刻的論據的假象，說什麼工人階級從他們自己的產品中得到的那壹部分太小了，只要他們從中得到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們的工資，弊端就可以消除，那麼，我們只須指出，危機每壹次都恰好有這樣壹個時期做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年產品中得到較大的壹份。按照這些具有健全而“簡單”（！）的人類常識的騎士們的觀點，這個時期反而把危機消除了。因此，看起來，資本主義生產包含著各種和善意或惡意無關的條件，這些條件只不過讓工人階級暫時享受壹下相對的繁榮，而這種繁榮往往只是危機風暴的預兆。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6—457頁。

　　在第壹冊，我們已經詳細地論述過，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勞動力總是準備好的；在必要時，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數，即不用增加勞動力的量，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因此，這裏暫時沒有必要進壹步加以論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貨幣資本中可以轉化為可變資本的部分，在應該轉化時總會找到勞動力。我們在第壹冊還論述過，壹定的資本，沒有積累，還是能夠在壹定界限之內擴大它的生產規模。但是，這裏要講的是特定意義上的資本積累，因此，生產的擴大以剩余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作為條件，也就是以擴大作為生產基礎的資本為條件。

　　金生產者能夠把他的壹部分金剩余價值，作為潛在的資本來積累；只要達到必要的數量，他就能夠把它直接轉化為新的可變資本，而不必為此先出售他的剩余產品；同樣地，他能夠直接把它轉化為不變資本的要素。但是在後壹種場合，他就必須找到他的不變資本的這些物質要素；或者像以上說明的那樣，假定每個生產者都是為存貨而生產，然後把他的成品送往市場，或者假定每個生產者都是為訂貨而生產。在這兩個場合，都是以生產的實際擴大為前提的，也就是以剩余產品為前提的；在前壹個場合，剩余產品是實際存在的，在後壹個場合，剩余產品是潛在地存在的，是能夠供應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4頁。

傑瑞米柯賓

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也同在對內政策上壹樣，奴隸主的利益成為指路的星辰。布坎南事實上是靠了發布奧斯坦德宣言才弄到總統壹職的，這個宣言宣布，用購買辦法或用武力奪取古巴，是國家政策的偉大任務。在他執政時期，墨西哥北部已經被美國土地投機分子所瓜分，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壹等發出信號便襲擊契瓦沃、科阿韋拉和索諾拉。海上走私者對中美各國不斷進行的海盜式的遠征，同樣是由華盛頓白宮指揮的。

　　馬克思：《北美內戰》（1861年10月2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351頁。

　　

　　八 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

　　（壹）相對人口過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人口規律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壹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機，並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體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種趨勢的抵抗，另壹方面，部分地由於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於使那些被機器排擠的工人遊離出來，制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這些人不得不聽命於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頁。

　　勞動資料壹作為機器出現，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資本借助機器進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體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的基礎上的。分工使這種勞動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縱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壹旦工具由機器來操縱，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就隨同它的使用價值壹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紙幣壹樣賣不出去。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就這樣被機器轉化為過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這些人壹部分在舊的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反對機器生產的力量懸殊的鬥爭中毀滅，另壹部分則湧向所有比較容易進去的工業部門，充斥勞動市場，從而使勞動力的價格降低到它的價值以下。有人說，需要救濟的工人會得到巨大的安慰：壹方面，他們的痛苦只是“短暫的”（“atemporary inconvenience”[“短暫的不便”]）；另壹方面，機器只是逐漸地占據整整壹個生產領域，因此它的破壞作用的範圍和強度會縮減。壹種安慰抵消另壹種安慰。在機器逐漸地占領某壹生產領域的地方，它給同它競爭的工人階層造成慢性的貧困。

　　在過渡迅速進行的地方，機器的影響則是廣泛的和急性的。世界歷史上再沒有比英國手工織布工人緩慢的毀滅過程更為可怕的景象了，這個過程拖延了幾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結束。在這些織布工人中，許多人餓死了，許多人長期地每天靠2便士維持壹家人的生活。與此相反，英國的棉紡織機在東印度的影響卻是急性的。1834—1835年東印度總督確認：

　　“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織布工人的屍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誠然，就這些織工短暫壹生的結束來說，機器帶給他們的只是“短暫的不便”。然而，由於機器不斷占領新的生產領域，機器的“短暫的”影響也就成為長期的了。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具有的與工人相獨立和相異化的形態，隨著機器的發展而發展成為完全的對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497頁。

　　工廠制度的巨大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和它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必然造成熱病似的生產，並隨之造成市場商品充斥，而當市場收縮時，就出現癱瘓狀態。工業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躍、繁榮、生產過剩、危機、停滯這幾個時期的順序而不斷地轉換。由於工業循環的這種周期變換，機器生產使工人在就業上並從而在生活狀況上遭遇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性，成為正常的現象。除了繁榮時期以外，資本家之間總是進行十分激烈的鬥爭，以爭奪各自在市場上的份額。這個份額同產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資本家競相采用代替勞動力的改良機器和新的生產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現這樣的時刻：為了追求商品便宜，強制地把工資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

　　可見，工廠工人人數的增加以投入工廠的總資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為條件。

　　但是，這個過程只是在工業循環的退潮期和漲潮期內實現。它還經常被技術進步所打斷，這種進步有時潛在地代替工人，有時實際地排擠工人。機器生產中這種質的變化，不斷地把工人逐出工廠，或者把新的補充人員的隊伍拒之門外，而工廠的單純的量的擴大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進來的同時，還把新的人員吸收進來。工人就這樣不斷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趕來趕去，而且被招募來的人的性別、年齡和熟練程度也不斷變化。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2—523頁。

　　如果說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機器使工廠工人遭到的那種身體上的損害，那麼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而且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這壹點我們在以後將會詳細談到。例如，在劍橋郡和薩福克郡，最近20年來耕地面積大大擴大了，而在這壹時期農村人口不但相對地減少了，而且絕對地減少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頁。

　　資本積累最初只是表現為資本的量的擴大，但是以上我們看到，它是通過資本構成不斷發生質的變化，通過減少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來不斷增加資本的不變組成部分而實現的。

　　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之相適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不只是同積累的增進或社會財富的增長保持壹致的步伐。它們的進展要快得多，因為簡單的積累即總資本的絕對擴大，伴隨有總資本的各個分子的集中，追加資本的技術變革，也伴隨有原資本的技術變革。因此，隨著積累的進程，資本的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會發生變化；假定原來是1：1，後來會變成2：1、3：1、4：1、5：1、7：

　　等等，因而隨著資本的增長，資本總價值轉變為勞動力的部分不是1/2，而是遞減為1/3、、1/5、1/6、1/8等等，轉變為生產資料的部分則遞增為2/3、3/4、4/5、5/6、7/8等等。因為對勞動的需求，不是由總資本的大小決定的，而是由總資本可變組成部分的大小決定的，所以它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遞減，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樣，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按比例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並且隨著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誠然，隨著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並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小。積累作為生產在壹定技術基礎上的單純擴大而發生作用的那種間歇時間縮短了。為了吸收壹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種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構成發生新的變化的壹個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壹個源泉。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加快，而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這壹事實，在另壹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像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時而它的積累運動引起周期的變化，時而這個運動的各個因素同時分布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在某些部門，由於單純的積聚，資本的構成發生變化而資本的絕對量沒有增長；在有些部門，資本的絕對增長同它的可變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勞動力的絕對減少結合在壹起；在另壹些部門，資本時而在壹定的技術基礎上持續增長，並按照它增長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動力，時而發生有機的變化，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縮小；在壹切部門中，資本可變部分的增長，從而就業工人人數的增長，總是同過剩人口的激烈波動，同過剩人口的暫時產生結合在壹起，而不管這種產生采取排斥就業工人這個較明顯的形式，還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難於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這個不大明顯但作用相同的形式。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量的增長及其增長程度的提高，隨著生產規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擴大，隨著他們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隨著財富的壹切源流的更加廣闊和更加充足，資本對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結合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技術形式的變化速度也不斷加快，那些時而同時地時而交替地被卷入這些變化的生產部門的範圍也不斷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事實上，每壹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發生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幹涉的動植物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5—728頁。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壹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壹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從屬於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壹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著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膨脹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彈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壹個有彈性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種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湧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湧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需要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常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壹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使過剩人口得到新的補充，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壹。

　　現代工業這種獨特的生活過程，我們在人類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也不可能出現。那時資本構成的變化還極其緩慢。因此，對勞動的需求的增長，總的說來是同資本的積累相適應的。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麼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這些限制只有通過以後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後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於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壹部分工人不斷地被“遊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壹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周期各個時期更替的這種單純的征狀，看做是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正如天體壹經投入壹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壹樣，社會生產壹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於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這種周期性壹經固定下來，那麼，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做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8—730頁。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既是積累的原因，又是積累的結果——使資本家能夠通過從外延方面或內涵方面加強對單個勞動力的剝削，在支出同樣多的可變資本的情況下推動更多的勞動。其次，我們還知道，資本家越來越用不大熟練的工人排擠較熟練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排擠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勞動力排擠男勞動力，用少年或兒童勞動力排擠成年勞動力，這樣，他就用同樣多的資本價值買到更多的勞動力。

　　所以，在積累的進程中，壹方面，較大的可變資本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另壹方面，同樣數量的可變資本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最後，通過排擠較高級的勞動力可以推動更多較低級的勞動力。

　　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遊離，比生產過程隨著積累的增進而加速的技術變革，比與此相適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更為迅速。如果說生產資料在擴大規模和作用的同時，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成為工人的就業手段，那麼，這種情況本身又會由於下述事實而有所變化：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壹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壹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壹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後備軍的生產。這個因素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麼重要，可以拿英國的例子來證明。英國“節約”勞動的技術手段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並且在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中再按年齡和性別進行適當安排，那麼，要依照現有的規模繼續進行國民生產，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絕對不夠的。目前“非生產”工人的大多數都不得不轉化為“生產”工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2—734頁。

　　在手工織工漸漸餓死的那些年代，英國的棉織品的生產和出口都大大增加了。同時（1838—1841年）食品價格上漲了。而這些織工既沒有壹件完整的、可以蔽體的衣服，也沒有足以維持生命的食物。人為地不斷制造出來的、只有在熱病似的繁榮時期才能被吸收的過剩人口，是現代工業的必要生產條件之壹。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這樣壹些現象同時發生：壹部分貨幣資本閑置不用；生活資料由於相對生產過剩而跌價；被機器排擠的工人正在餓得要死。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633頁。

　　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同壹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壹方面表現為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另壹方面表現為所占有的剩余價值或利潤的絕對量的不斷增加；結果，總的說來，與可變資本和利潤的相對減少相適應的，是二者的絕對增加。我們講過，這種雙重的作用，只是在總資本的增加比利潤率的下降更快的時候才能表現出來。要在構成更高或不變資本以更大程度相對增加的情況下使用壹個絕對增加了的可變資本，總資本不僅要和更高的構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快。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發展，要使用同量勞動力，就需要越來越大的資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勞動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必然會產生永久性的表面上的工人人口過剩。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