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3-4-15 14:03 编辑
▲2月28日，王计兵在自家百货商店翻看手机上随时记录的“诗”的碎片
为什么要写诗？王计兵给出的答案是“不得不”——在我心目中，人和动物之间有区别，是因为我们有强烈的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欲望，这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但当有外力压制它的时候，味道就变了。够强烈的时候，就会激发出“淬火”一样的感觉。就像方便袋里装上水，扎一个洞，扎得越狠，喷得越高。
请原谅，这些呼啸的风原谅我们的穿街过巷，见缝插针就像原谅一道闪电原谅天空闪光的伤口请原谅，这些走失的秒针原谅我们争分夺秒就像原谅浩浩荡荡的蚂蚁在大地的裂缝搬运着粮食和水……
写下这首诗之前，王计兵刚摆脱“最危险的送餐经历”。那天晚上，他刚按订单标注的地址送完外卖后，顾客打来电话说地址填错，那是前男友的住址，让他重新送到新地址。返回去取外卖时，王计兵被醉酒的男人拉扯，幸得在场朋友解围。他发现那个男人眼里有泪。把外卖送给女孩后，王计兵说了句，他好像挺在乎你的。女孩也红了眼眶。他因此写下上面的诗篇《请原谅》。
诗人王计兵的另一个身份是外卖员，奔跑的行程累计达15万公里，相当于沿着万里长城跑了15个来回。在城市穿梭的日子里，他看到更多跟他一样为生存奔波的人，外卖员、农民工、保洁员、保姆……他们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奔波，却跑丢了自己的身份：既不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个落脚之地，又不断地远离故乡和父母。
王计兵在奔波的缝隙中写诗，如同来自民间的行吟诗人。2023年，54岁的他出版了诗集《赶时间的人》，其中有些诗出版前就在网上流传，曾有单篇诗歌阅读多达2000万人次。
互联网时代，许多新一代工人不再局限于封闭空间和流水线，从“螺丝钉”到“蚂蚁”，他们有各自的路线，比如外卖轨迹、快递轨迹、跑腿轨迹……王计兵记录下他们共同的狼狈与自尊：我也有自己独立的国度，我沸腾的血，就是我奔流不息的江河，我嶙峋的瘦骨，就是我耸立的山川。
最后一课
浩渺的微山湖前，小小的少年捧着本书，一个人，大声朗读着，读完喊一句“报告老师”，响亮清脆，仿佛置身一节热闹的公开课。表演着，表演着，少年一阵开心，都读完，又一阵失落，这是王计兵发现自己想读书的开端。
回忆中，这是他初二“下学”的节点，发现没有书可以读了。此前他没感觉书有什么好的，每天只知道本本分分把老师留的作业写完。那天，他知道自己从此和读书没缘分了，想到了课文《最后一课》，悲从中来。
家里兄弟三个，王计兵排行最末，小时候身体不好，体力活都是哥哥们承担。他记得自己已经是十六七岁的青年了，农忙的时候，同龄人都去地里收麦子，父母安排他看守晒麦场，和他一道的都是几岁的小孩子。
有一次，父亲在收音机里听到武校招生的广告，说是“文武兼修”，适合体弱的小儿子。到了才知道，只有小学是文武都教，跟王计兵一般大的初中孩子，只在学校的固定时间学武，其他时间到附近学校去读书。那时候没电话，没书读的王计兵给父亲写信，父亲收到信赶到武校，新学期已经开学将近一个月。
武校舍不得放一个生源走，一年的学费是一百四十多元，那是上世纪80年代，抵得上当时“三大件”里的一辆自行车。武校承诺，学成后让王计兵留下当教练。王计兵不甘心，才有了开头的“悲从中来”。后来他跑到书摊去淘书，基本是教材，从初三开始，一直买到高三的，都是语文课本。
念了两年后，1988年，家里二哥娶媳妇需要钱盖房，王计兵中断学业，开始外出打工。先是去沈阳做木工，下工后别的工友基本混在一起打牌消遣，王计兵不喜欢，又跑去书摊看书、淘书。有时候书读到一半，第二天再去发现已经卖掉了，他就自己编情节写下来，慢慢发现写东西这个事情很好玩。有时候再碰到自己“写”过的那本书，惊讶地发现后面的情节和自己编的类似，“我让他这么干，他真就这么干了”，他兴味更浓。
一年后，王计兵返回老家，在村里的河中捞沙，那也是他写作最“狂”的时候。给二哥置办完新房，家里一贫如洗，村里人闲话说王计兵这辈子结婚没指望了，家里穷成这个样子。写作成了他抒发甚至发泄的渠道。有时候写得入神，还会往衣服上写，村里人一度觉得他有些疯癫。
捞沙能挣点钱，父亲把一些零钱拿给他，他继续拿去旧书摊淘书。有次，父亲让他去集市买件毛线衣，打扮打扮自己，给了20元，他全买书了。五毛钱一本是好的书，有些缺页少角的一元钱一堆，王计兵扛回来三麻袋。在其中一本旧书上，他找到了投稿地址，把自己写的《小车进村》寄过去。
那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发表后信心被激发了，后来陆续投了不少，最多的一份稿费有25元。稿费通过汇款单打过来，上面有张菱形的副页，写着“××（刊名）稿费”。去邮局取的时候，王计兵会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裁下来。他把小纸条攥在手里，拿回家保存起来。
越写越多，麻烦也随之而来。文章发布的刊物都是送到村诊所，有次王计兵写本村一个人“不好”的一面，写得“原原本本”，被那人看到后找上家门。还有一次，因为要体验主人公的感受，王计兵决定身临其境，给自己买了一身白衣服，穿着走在街上。在别人看来，这是“大逆不道”，是办丧事才会有的穿着。
父亲知道后，发了很大脾气。此前王计兵借着给家里看桃树的名义，住在桃林。再去看自己的“屋”，发现被一把火烧干净了，还有他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柴堆里还能看到零碎的笔记。他问父亲，看到小说没有，父亲说没有。此后几十年，父子心照不宣，这事没再提。
没几年，王计兵结婚了。新婚时，他兴冲冲地给妻子读自己写的诗，开始妻子还附和几句，日子久了，生活压在这个女人头上，她已难应付这种需要。写诗不是必要，甚至可能引起争执，王计兵也就不念了。
两人婚后去新疆打工，书、纸、汇款单上菱形的小纸条，没一样带得走，“空着身，什么生活都没带，就带着两条命去。”
王计兵回忆，后来夫妻两人在江苏昆山安了家，经营着现在的百货商店，按揭了商店后小区的一套房子，养三个儿女，现在大女儿已经成家，日子这样过下来了。另一面，王计兵没有停止审视这样的日子，眼下，一边经营小商店，一边送外卖，他还一边写诗。
▲3月2日，王计兵出发送外卖前检查车子
应该在六楼
从六楼望下去父亲就像五彩画布上一滴墨他在那里旋转手足无措地找不到应该着落的位置从六楼望下去父亲突然变得很小小成一个城市里可以忽视的尘埃他浮在那里浮在门卫呵斥的声波里……
这篇《父亲从乡下来看我》是王计兵在昆山定居后写的，事实上，诗中的“父亲”并不是他真实的父亲，而是一个拾荒的老人。那天，看到老人想进小区捡纸箱，门卫不让，大声呵斥，这让王计兵感到心疼，“他只是拿个纸箱子，一不犯法，二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但他无能为力，就像自己有时送外卖不能骑车进去，被门卫拦下，只能一溜小跑。
王计兵也不在六楼，他回忆那是一套二层小楼，他就在一楼边上，“我应该在六楼。”这是诗人给自己设定的距离，刚好能看到人影走动，听到一些声音，不至于太近，也不至于太远，而这个拾荒老人，如同“父亲”宿命的另一种反映，父亲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
相比于知识分子诗歌的华美，工人诗歌更贴近生存底色。王计兵也有拾荒的经历，一边生存、一边写诗，是他的常态。
最近王计兵在观察落叶，正是江南初春，树还没全长起来。头天晚上他出门看树，说是看树，不如说奔跑的时候遇见了树。“它没长起来的时候和叶子落下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叶子掉光和没发芽之前，树是静止的，”王计兵头微微侧着，手在空中勾勒着他见过的形状，“我想到落叶，怎么去表达落叶？这个表达太多了……”他继续沉浸于分享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落叶经过岁月的捶打，变成一块烧红的马蹄铁，我就想到这句，等安静的时候再整理出来，但是这不太完美，我总觉得要修改……”
这是他创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写的东西很多，但完成的很少，舍不得丢，他都留着。“特别是被时代淘汰的东西，如果恰巧保留下来了，每一次拿出来心里都有不一样的感觉。”说到这里，脸上细碎的皱褶泛出笑纹，他拉了下上衣，那曾是儿子的校服，大小正合适，他用黑色的笔涂掉学校的logo，穿上。里衣还有一件，属于过世的父亲，他背着妻子，偷偷穿着。二楼还藏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是他“拾荒”所得。
他还专门写过自己“拾荒”的诗《斜坡》：
每次喝空的饮料瓶我都不会丢在路边的斜坡处而是放在平整的地方留给弯腰拾荒的人
我曾经是拾荒者而我半身不遂的母亲也曾在斜坡摔倒加重了病情
人生中斜坡太多
唯有善念始终保持着一小块平地
尽管我的胸口那么小
仅仅只够站稳一只脚
苦难没有以太多的愤怒色彩出现在王计兵的诗中，诗人、批评家秦晓宇称王计兵的诗有“温柔敦厚”之风，他这样承受着生命，也这样写下：
请原谅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时仍有星星在闪耀
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
秦晓宇接触过愤怒的诗篇，知名工人诗歌创作者许立志诗集《新的一天》就是由他编选。2014年9月30日下午近两点，“90后”诗人许立志来到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17层，他疾步走到窗前，向外眺望了五分钟之后纵身一跃。10月1日0点0分，他预设了定时发送的一条微博“新的一天”，准时发布于他已辞别的这个世界的新的一天。
过世前，社会给他的身份是富士康工人，在富士康做流水线工人三年后，距离“新的一天”还有四天的时候，他又与富士康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入职月薪1900元的劳动合同。
对于这种叠加的悲剧命运，许立志在《卡夫卡散文》中画了线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
在生活中不能生气勃勃地对付生活的那种人
需要用一只手把他的绝望稍稍挡在命运之上——
这将是远远不够的——
但他用另一只手可以将他在废墟下之所见记录下来，因为他之所见异于并多于其他人，他毕竟在有生之年已是死了的啊，而同时又是幸存者。
许立志的诗《一颗螺丝掉在地上》是另一种关乎“愤怒”与“批评”的表达：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和王计兵一样，有温柔敦厚底色的还有邬霞，她的代表作《吊带裙》这样写道：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
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褶皱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吊带裙
它将被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这首诗被收录进秦晓宇编选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纪录片《我的诗篇》2015年播出，片子的镜头对准几位工人诗人，邬霞是其中之一，她同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纪录片拍摄时，她的大女儿即将上大学，那是另一条道路，有着新的光景，和她不熟悉的困难。
读《吊带裙》时，邬霞在镜头前展示着她的衣柜，细弯的衣架钩着几条不同的吊带裙，有20块钱一条的，也有25块钱一条的。邬霞嫌厂服肥大，显不出腰身，边说边拿吊带裙对着自己细细的腰身比量。下工后，她回到宿舍，换上吊带裙，拿着脸盆，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到达卫生间，那里有一面窗户，同时是黑夜里明亮的镜子，她会在那里不被催促地照一照自己，转个圈。
温情与羁绊之于王计兵，是和父母、故乡的纠缠与和解，这构成了把他拉往世俗温情的一根绳子，让他不越过最敏感的那条线——死亡。
▲3月2日，王计兵和妻子在自家的百货商店
村口的白油漆
一直以来，王计兵对母亲有一种负罪感，15岁离家，想着等父母年老后带他们到身边尽孝，但等到他们老了，才发现两代人的思想是冲突的。母亲就守在家里，不愿意出来，哪怕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母亲来到昆山，一天到晚闷闷不乐，王计兵讲笑话给她听，也看不出什么开心的反应。不幸福是容易察觉的。最长的一段时间，母亲在这里过了9个月，王计兵每天都用轮椅把母亲从家里推到店门前，“你顺着路哪里都能走，我想你出来走走。”但母亲坐在轮椅上，不下来。
她就在轮椅上愣神，过一段时间，王计兵去看看，还是那个姿势，好像一动没动就钉在那里。
“娘，你想什么，是不是想家了？”王计兵问。
“把我送回去。”
“我带你去附近山上玩怎么样？”
“把我送回去。”
“你想吃点什么，去给你买件衣服吧？”
“把我送回去。”
时间不会等人，赶时间的王计兵体会到了，母亲最开心的是孩子们回到老家。那时，她的笑声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声音很脆。王计兵给母亲读诗，母亲听不懂，他会改里面的一些词，把“母亲”读作“娘”，叫一声，母亲应一声，两个人有了共同的开心。
有次，他把母亲接过来待了四十多天，后20天基本是在医院打吊瓶度过，怕母亲因为心情不好把身体折腾坏，只好送回老家。只三天，病好了。
尘世有他的留恋，王计兵在《我喜欢把父母写进诗歌》中写道：
我喜欢把父母写进诗歌
喜欢他们成为闪光的扣子
扣住我最初的赤裸和不安
……
我喜欢这种感觉，父母在我就不会沦为文字的孤儿
父母是故乡的一部分，王计兵眼睁睁看着老家变成了空心村，只剩老人、孩子，这种感情也成为他创作的情感来源。有次他坐在店里，翻看父母的照片，自己一下子情绪崩溃，刚巧有人进来，看见“我在那里好像精神不正常的样子”。王计兵自己总结，这不符合刻板印象，对方被吓住了。类似的事情多了，王计兵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方法，比如正在流泪的时候来人了，就假装打个哈欠掩盖过去，趁机揉揉眼睛，擦一擦，屡试不爽。
他在《白发》中写道：
白发如霜是不准确的
霜只出现在太阳之前
白发如雪也是不准确的
再大的雪也熬不过季节
我说的白发是一辆辆车离开后
那些在村头眺望的白头
就像是谁随意涂抹的白油漆
“油漆是靠近我生活的物质，长久的、持续的、不容易消逝的，它涂抹在哪里，就好像我发现不管什么时间回老家，永远有白发人在那里，这是擦不掉的一种东西。”王计兵把目光投向远方，也许那里有他看不见的故乡，存在于记忆中的过去的故乡。
我们聊到泰戈尔的一句诗，“印度人的命运，就是给用皮鞋踢他们的人擦皮鞋。”王计兵听完眼睛亮了亮又暗下去，“这句话说得我想流泪，我一直想替父辈人说一些话。”
他觉得默默消失的生命永远比大声叫喊的凄惨得多，也写过类似的悲惨，“就像我曾经比喻过，以前我们在菜园，我曾经掐死过无数的菜青虫，烧死过菜地上爬行的蚂蚁，但是他们从来默不作声，他们没招惹我，可能我只是把它们当作一个发泄的出口，它们只是为了生存。”
王计兵说，他有个最好的兄弟，两人每个礼拜都聊天，年轻的时候在老家拜把子，兄弟开了很多年卡车，但还是处于经济困难的状态。
“你说他贫穷吗？”王计兵自问自答，“倒用不上这个词，他一直处于经济紧张的边缘，收入刚好可以支配开支，就像用一个绳索去套一个圈，绳是刚好的，想让圈子扩大，只有把绳子拉细，拉到一定程度会断掉，生活会断掉。没有宏大的计划，甚至一年半载后的规划都没有，因为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突然，王计兵眼里滚下泪来，一颗接一颗，他小心压低抽泣的声音，怕被几米外的妻子发觉，回身从货架打开一包纸巾，擦完眼睛、鼻子，刚要张口，再次失声，缓和良久，“小时候他是我们中最开心的一个，现在是死得最惨的一个，他过世前三个月给我打电话，说在工地上干活的钱要不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王计兵回忆，那时候自己写诗的事已经有一些媒体报道，老家一些人认为他成了有本事的人，纷纷扰扰的电话打进来，“其实都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但我无能为力，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但这让王计兵觉得羞愧，对不住老家的人，“因为他们的要求太合理了，太普通了。”他补充了一遍，再次陷入抽泣。
为了兄弟，王计兵确实找了一些人帮忙，但没有帮得上的。事办不成，他没给兄弟回话。下一次听到兄弟的消息，就是兄弟吊死在自家院里的一棵树上。絮絮叨叨地，王计兵接着讲了很多兄弟以前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少年得意，他为此写了一首诗：
能把蜻蜓和飞机集于一身的只有我的发小
他出事前给我打过电话
老板许诺的钱一分都要不回来
每次想出各种办法
老板只是像蜻蜓点水一样从他们面前经过
最后发小把自己吊死在自家一棵树上
真像一架失事的飞机
“原谅浩浩荡荡的蚂蚁。”写下这句诗时，王计兵首先想到的是穿行在人群中，从某一个角落甚至不能通行的地方，冲过去，这是外卖员生存状态的反映。
▲2月28日，王计兵在二楼小房间里展示捡来的衣服，里面还放着他的不少“旧物”
风一直吹
这天傍晚，王计兵照例骑上电瓶车送外卖，穿过附近的天桥和街道，来到一条长长的桥上，我问他刚路过的是什么桥，答案在飞驰的速度中流出：“别人都叫它南亚大桥，但其实不是，它有自己的名字。”
这让我想到他的另一首诗，《请叫我王计兵》：
我不叫兄弟
兄弟在别的城市
我不叫父母或孩子
他们都在乡下
我明明一动未动
名字却跑丢了
你可以叫我：上一个
也可以叫我：下一位
迎着夕阳骑行在路上，速度快起来的时候，并不浪漫，这意味着眼睛会分泌更多的泪水。王计兵眼睛不太好了，但还是没戴墨镜或其他防护，一切不简便都会被放弃，他感受着微微溢出的泪，“像盐，既是苦楚，又是滋养。”他想着怎么去表达这份朦胧的感受。
眼睛不是唯一的问题，五年前被诊断出甲状腺肿瘤，王计兵没管它；三年前咽喉肿成鹅蛋，出现吞咽困难，他只好去拿了点药；去年瘤消失了，他没去复查，“已经没有了，查什么？”他边说边检查车子，后座一个挡板出了点问题，他重新绑了根细细的铁丝，“要不要修？”显然，我提了个没用的问题，“不修”，他干脆地回答，车子和身子一样，“多赚一点就好一点。”
送外卖之后，王计兵习惯了在手机上创作。最初他出门带着纸笔，在奔跑中简便得只余下一部手机后，他想到什么，有时来不及写，就发微信语音给自己，哪怕是骑车在路上。骑手习惯了单手操作点击完成订单，也习惯了呼啸的风声作这些诗的背景乐。
《新寺庙》记录王计兵去寺庙送餐的一次经历：
不能确定，我是不是第一个跨进寺庙的送餐人
大雄宝殿众神就位居高临下
只俯视着我一个人
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如果我许愿必能额外得到提前兑现
不用夹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叫号
像某些窗口前众多排队者中的一员
可我并不准备跪拜
时间在催
我还有许多单子需要及时配送
此刻，我才是菩萨
面对众多的许愿人
秦晓宇以此为例分析王计兵创作的这类工人诗歌，“在底层摸爬滚打的人不同于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命处境就是遭受白眼，有时会不自觉把这些外化，作为自己命运的一个点，就像‘螺丝钉掉在地上’，就像这首诗中，既不跪拜，又有自尊，面对外卖订单的许愿人，‘我才是菩萨’，又一个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反转，自尊和反抗的界限是刚刚好的。”
这样的反转与界限也反映在过往的工人诗歌中，那是全球化背景下流水线的纪实：
刷，刷刷刷，中国我制造的鞋子踏遍了七大洲——池沫树《最后完工》
我青春的五年从机器的屁眼里出来成为一个个椭圆形的圣诞玩具出售给蓝眼睛的孩子——谢湘南《前沿轶事》
我每天劳碌不停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郑小琼《工业时代》
……
为什么要写诗？王计兵给出的答案是“不得不”——在我心目中，人和动物之间有区别，是因为我们有强烈的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欲望，这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但当有外力压制它的时候，味道就变了。够强烈的时候，就会激发出“淬火”一样的感觉。就像方便袋里装上水，扎一个洞，扎得越狠，喷得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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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5 13: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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