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帕伦蒂《黑衫军与共产主义者》前言和第一章

小米无人人

之前隐秘战线的主题《再见了，反法西斯叙事》提到了反法西斯叙事在战后被瓦解的状况。我相信很多人为手上缺乏“与右派对线”的材料而苦恼（尽管我认为这种在网上互扔材料的战争对现实是毫无意义的），针对这个问题，我找到了这本《黑衫军与共产主义者——理性法西斯主义与推翻共产主义》（Blackshirts and Reds: Rational Fascism & the Overthrow of Communism），这本书写于新自由主义弹冠相庆的1997年，作者是美国意大利裔学者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耶鲁大学学者，前半部分详细介绍二战前后西方对法西斯主义的包庇、利用的历史，和对共产主义的污蔑，特别是把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后半部分主要是对常见的“共产主义暴政”历史的澄清和作者对共产主义阵营失败教训的想法。
这本书只有一百多页，没有太深入的理论，但可以说是一本证据详尽的反共亲法西斯行径的罗列。我翻译了前言和第一章（约1/7篇幅），很多名词我还没有详细考据，可能有错，此外文献来源的注释没有翻译（因为这些资料基本上没有中文翻译）

前言

    本书面向那些沉浸在甚嚣尘上的正统“民主资本主义”中的人，使他们接触反传统的观点，去质疑自由市场神话的陈词滥调与右翼和反共左翼的顽固存在，并用包容但不失批判性的头脑重新思考共产主义者和其他革命者的被污名化的历史贡献。

    妖魔化共产主义的正统政治观念贯穿了整个政治邻域。就连左翼人士也接受了这样的自由/保守意识形态：给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20世纪的主要运动画等号，当作是同等邪恶的极权主义双胞胎。本书试图显示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不同，从它们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在关于社会平等、私有资本积累和阶级利益的问题上。

    正统观念的神话还让我们相信，西方的民主（由美国领头）以同等的努力，同时拒斥了这两种极权主义制度。事实上，美国的领袖们为了把这个世界改造为跨国企业可以安全地投资和为自己盈利的世界，尽了头等的努力。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利用了法西斯主义来保护资本主义，却声称是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了民主。

    后文中，我会探讨资本主义是如何通利用法西斯主义来扩张和获益的、革命对于推动人类的境况的价值、摧毁共产主义的起因和影响、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分析依旧有效、以及资产阶级势力无情的本性。

    一个世纪多以前，维克多·雨果在他的伟大作品《悲惨世界》里问道：“未来会出现吗？”他在思考一个有社会正义的，免于来自少数人上人的“可怖的阴影”的压迫的未来。最近，一些抄书吏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他们说，共产主义已被推翻，两种制度选择的巨大的斗争已经结束了。资本主义已经完全胜利。不会再有大的改变出现。全球自由市场将千秋万代存在下去。你所看见的就是以后会见到的，永远如此。这一次，阶级斗争真的结束了。所以雨果的问题已经解答了：未来真的已来，但不是他所盼望的那种。

    这种弱智的历史终结论被当作睿智的注解，并被企业控制的媒体下的评论家们广泛接受。它完美迎合了官方世界观，说着上层圈子一代又一代对我们讲的：阶级斗争不是日常的现实，而是过时的概念，不受管控的资本主义会千秋万代运行下去，未来属于那些控制当下的人。

    但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我们真的有未来吗？当这个星球本身已在前所未有地颤抖着，我们更需要对那些把有限的生态资源投入无尽的逐利中的，挥霍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掐灭我们的自由，就为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利己追求的人做一次现实检查。

    历史教导我们，所有统治精英都试图把他们自己呈现为自然的、持久的社会秩序，哪怕他们其实已经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快要失去赖以维持等级制结构和特权的再生产的环境基础了。并且所有的统治精英对于异见总是蔑视和不能容忍的。

    真相，对于那些假装服务社会其实只服务自己——以我们为代价——的人来说，是令他们不适的。我希望这些努力能粉碎这个弥天大谎。真相不一定能让我们自由，像圣经说的那样，但这是迈向自由的重要的第一步。

迈克尔·帕伦蒂

第一章 - 理性法西斯主义

    我走在纽约的小意大利时，路过了一家展示着贝尼托·墨索里尼敬法西斯军礼的海报和T恤衫的礼品店。我进入这家店，问店员为什么会提供这种东西，他回答说：“有些人喜欢它们。而且，你知道，在这个国家，也许我们需要一个墨索里尼式的人物。”他的言论提醒我们，法西斯还未成为历史，它仍然以某种形式存活着。

    比那些海报和T恤衫更糟糕的，是许多作家的“解释”希特勒、“重新审视”弗朗哥，或以其他方式极力洗白法西斯主义者的历史的作品。在意大利1970年代，曾冒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坊产业，产出说墨索里尼让火车准点了，而且还让意大利进入了好时代的文章和书籍。所有这种出版物，加上那些保守派学术研究，都有一点相同：它们对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阶级政策只字不提。这些政权是怎样处理社会服务、税收、商业和劳动条件的？为谁的利益，以谁为代价？大部分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文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注1]

[注1]: 在无数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中，有几部有价值的，没有回避关于政治经济和阶级力量问题的例外，例如：Gaetano Salvemini, Under the Ax of Fascism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9); Daniel Guerin, Fascism and Big Business (New York: Monad Press/ Pathfinder Press, 1973); James Pool and Suzanne Pool, Who Financed Hitler (New York: Dial Press, 1978); Palmiro Togliatti, Lectures on Fasc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Franz Neumann, Behemo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R. Palme Dutt, 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 935)。

大财阀选择了独裁者

    我们从法西斯主义之父看起。贝尼托·墨索里尼，生于1883年，是一个铁匠的儿子，街头斗殴、被捕、被监禁、激进政治活动是他早年男子气概的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墨索里尼是社会主义者。他曾是一个聪明的组织者、鼓动家和有天赋的记者，当上了社会党机关报的编辑。然而，他的许多同志怀疑他比起支持社会主义，更在乎如何推销他自己。果然，当意大利上层阶级用名望、金钱支持和权力的许诺来引诱他时，他毫不犹豫地叛变了。

    一战后期，那个曾经为工人和农民组织罢工的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变成了代表金融家和地主们破坏罢工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利用他从富裕利益集团那里得到的巨量支持，他在全国面前把自己打造成公认的，“战斗者法西斯”（i fasci di combattimento）的领袖，领导着一场穿黑衣，由前军官和地痞流氓组成，除了军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组织有关的东西的厌恶以外没有明确政治主张的运动。法西斯黑衫军把他们的时间用在攻击行业工会成员、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农场合作社上。

    一战结束后，意大利进入了议会民主模式。低工资水平在改善，而火车那时候也已经准点了。但是资本主义经济还处在战后萧条中。投资停滞，重工业产能远没有用满，企业利润和农业出口在下降。

    为了维持利润水平，大地主和工业家将不得不削减工资并提高售价。相应地，国家不得不为他们提供大量补贴和税收减免。为了资助这种给企业的福利主义，大众则会被收更多税，而社会服务和福利支出被大幅削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熟悉这些手段。

    但是，政府这么做不是毫无阻力的。到了1921年，许多意大利工人和农民都组织了工会，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通过示威、罢工、抵制、占厂、强行占领农田，他们赢得了结社的权力和工资、工作条件的改善。

    为了全面束缚工人和农民，统治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们必须废除有利于大众维护自己合理生活水平的民主权利。这个方法就是粉碎他们的工会、政治组织和公民自由。工业家和大地主希望有一个能破坏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场劳工的力量，对大众施以铁腕统治的人来掌舵。对于这个任务，有他的黑衫军团伙傍身的墨索里尼看起来很合适。[注2]

[注2]: 1921年一月到五月之间，“法西斯主义者摧毁了120个劳工总部，袭击了243个社会主义中心和其他建筑，杀死了202名工人（还有44人被警察和宪兵所杀），击伤1144人。”在这段时间里，有2240名工人被逮捕，而只有162名法西斯主义者被捕。从1921-22时期到墨索里尼夺取国家政权为止，“500间劳工大厅和合作商店被烧，900个社会主义自治区解散”：Dutt, 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124。

    1922年，由工业领头人物组成的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伙同银行业和农业协会代表，会见了墨索里尼策划“进军罗马”，资助了2000万里拉。在意大利高层军官和警官的额外支持下，法西斯“革命”——实则一场政变——发动了。

    夺取政权后的两年内，墨索里尼关闭了所有反对意见的报纸，扫平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天主教、民主派、共和派的政党，这些党加起来本来占据大约百分之80的选票。劳工领袖、农民领袖、议会代表，以及其他对新政权不满的人被打、流放，或被法西斯恐怖力量黑衫军（squadristi）谋杀。其中意大利共产党受到的镇压是最重的，但依旧勇敢地保持着地下抵抗，并最终演变为反抗黑衫军和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

    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和资本家以类似的模式勾结了起来。此时德国工人和农场劳工已经赢得了组建工会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和失业保险。但是，为了恢复利润水平，重工业和金融巨头想要降低他们的工人的工资，以及得到大量国家补贴和减税。

    1920年代当中，纳粹冲锋队（Sturmabteilung），或称SA、褐衫军，由商人支持，基本上被用作一支反劳工的准军事力量，恐吓工人和农场劳工。截至1930年，大部分财阀已经断定，魏玛共和国太过袒护工人阶级，已经不再适合它们的需要了。他们开始大力支持希特勒，把纳粹党捧上全国舞台。商业大亨慷慨地为纳粹花钱购置汽车、扩音器来让他们的声音充斥德国的城市和乡村，同时还资助了纳粹党组织、青年团和准军事力量。在1932年7月的竞选中，希特勒的经费足以让他在仅仅最后两星期里就坐飞机前往五十座城市。

    这次竞选中，纳粹党获得了百分之37.3的选票，是它们在全国民主选举中得票最高的一次。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至于他们有何种可靠的选民基础，则主要是在社会上较为富裕的阶层。此外，小资产阶级和许多流氓无产者为他们充当打手，编入了冲锋队。但是，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始至终支持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

    1932年12月的选举中，三个候选人竞选总统：现任总统保守派冯·兴登堡元帅、纳粹党候选人阿道夫·希特勒和共产党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台尔曼在竞选中说道，选举兴登堡就等于选举希特勒，而希特勒会把德国推向战争。资产阶级媒体，包括社会民主派，视这种论断为“莫斯科指使的”。结果在德国国会选举中，兴登堡被再次选上，而纳粹党相比顶峰时的1370万票失去了大约二百万票。

    像往常一样，社会民主党领袖拒绝了共产党在最后时刻联合对抗纳粹的建议。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久就要站到反动右翼那一边，而不是共产主义者那一边了。[注3]与此同时，一系列右翼政党都团结到了纳粹背后。1933年一月，选举才过了几星期，兴登堡便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注3]: 早在1924年，内政部里的社会民主党官员就利用过国防军和法西斯准武装自由军团来攻击左翼示威者。他们监禁了七千名工人，打压共产党机关报：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New York: Henry Holt, 1986), 47。

    夺取国家政权后，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人走上了和墨索里尼大同小异的政治经济路线。他们粉碎了劳工组织，消灭了所有选举、反对党和独立出版物。数十万反对者被监禁、折磨或杀害。在德国，就像意大利一样，在所有团体中共产党遭受了最严重的政治迫害。

    这就是两个民族，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有着迥异的历史、文化、语言和貌似不同的民族性格，却因为相似的经济力量和阶级矛盾状况而走上了一样的道路。在诸如立陶宛、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也都曾因为极力从民主手中拯救大资本而产生了类似的法西斯模式。[注4]

[注4]: 这不是说，文化差别不会导致一些重要的差异。比如，与法西斯意大利相比较，反犹主义在纳粹德国起到的可怕作用。

小米无人人

法西斯主义者支持谁？

    关于谁是纳粹支持者的文献很多，但很少有说明纳粹上台后支持谁的。这是为了迎合保守学术中回避资本主义话题的倾向，以免说出一些可能不受欢迎的东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支持谁的利益？

    在1920年代的意大利和1930年代的德国，本应该永远成为历史的旧工业的弊端，随着劳动条件急剧恶化，又重新显露了。打着从“红色威胁”中拯救社会的名号，工会和罢工变为非法。工会资产和农业合作社被没收，移交给富裕的私人所有者。最低工资法、加班费和工厂安全规定都取消了。

    生产线上的提速司空见惯，对非人的危险工作环境有怨言的工人就等着被开除或坐牢。工人工作时间更长，挣得更少。已经微薄的工资被大幅削减，在德国减少了百分之25至40，在意大利减少了百分之50。在意大利，童工又恢复了。

    当然，民众也分到了一点面包屑。有免费音乐会、体育比赛、一些微薄的社会项目、主要由工人阶级维持的失业救济金，以及用来唤起公民自豪感的炫耀性公共工程项目。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对他们的大资本赞助人感恩戴德，把许多完全有偿付能力的国有钢铁厂、发电厂、银行和航运公司私有化。两个政权都大量动用公共财富重振或补贴重工业。农业企业的耕作得到扩张和大力补贴。两个国家都向大公司许诺投资的回报，同时承担大部分投资风险和损失。就像反动政权通常会做的一样，公有资本被私人资本洗劫了。

    面向一般民众的税收提高了，与此同时，对富人和大企业的税收降低或免除了。富人的遗产税被极大降低，或者整个废除。

    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在1930年代，意大利陷于经济衰退、惊人的公共债务和普遍的腐败中。然而工业利润却在上升，军工厂繁忙地生产着准备日后的战争的武器。在德国，通过大量扩张军工业岗位，失业减少了一半，但总的贫困却因为工资大幅降低而增加了。从1935年至1943年，工业利润大幅增长，同时企业领导者的净收入增加了百分之46。在激进的1930年代，美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高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都曾略微下降；但是在德国，顶端的百分之5的人收入却提高了百分之15。[注5]

[注5]: Simon Kuznets, "Qual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 no. 1, 1956, 5-94.

    即便有这样一段历史，大部分作者仍然忽略了法西斯主义与大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有些人甚至说，企业不是受益者，而是法西斯主义下的受害者。安吉洛·科迪维拉（Angelo Codevilla 1943-2021），一个胡佛研究所的抄书吏，信口开河说：“要说法西斯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政府所有制和对商业的管控”（《评论》月刊，1994年8月）。这样一来，法西斯主义被曲解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其实，要说法西斯主义的含义，那就是政府全力支持资本，全力镇压反资本亲劳工力量。[注6]

[注6]: 前左派，转为保守派的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急忙得出结论，说“把法西斯主义视为大资本的产物”是“胡乱解释”（《新共和》周刊，1995年1月4日）。吉诺维斯这是在支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其认为资产阶级并不是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背后的主要力量。文森特·纳瓦罗（Vicente Navarro）对此回应（《每月评论》，1996年1月和4月），强调“西班牙主要的经济利益集团”，在至少一个德克萨斯州石油百万富翁和其他国际资本的帮助下，的确为弗朗哥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法西斯侵略和政变提供了资助。一个至关重要的来源，纳瓦罗写道，是胡安·马奇（Joan March）的金融帝国，他是自由党的创始人，拥有一家自由主义报纸。尽管他本来是新派人士，反对寡头、土地和反动资本，但是一旦他发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在获得力量，而他自己的经济利益要受到共和主义改革派的影响时，他和那些寡头势力合流了。

    法西斯仅仅只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独裁力量吗？这未必是它的全部，但确实是法西斯主义存在的重要理由，是希特勒本人不断提起的：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救下工业家和银行家。这个话题理应得到重视，但是没有。

    尽管法西斯主义者们可能相信他们在试图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拯救大财阀，但事实上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左翼力量从未强大到可以夺取政权。然而，大众力量确实是强大到足以干预资本积累过程，降低其利润率了。这挫败了资本主义将内部矛盾转嫁给工人阶级的企图。无论革命还是不革命，工人阶级的民主抵抗对于大财阀的利益都是一个麻烦。

    除了服务于资本家，法西斯领袖们也为他们自己服务，见缝插针地给自己捞钱。他们的个人贪婪和他们的阶级忠诚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回事。墨索里尼和他的同伙过着奢靡的生活，在上流富豪和贵族圈子里嬉闹。纳粹官员和党卫军指挥官们通过掠夺被征服的领土、窃取集中营囚犯和其他政治受害者的财物来积累个人财富。其中有巨量的财富来自秘密所有的，有紧密联系的生意，以及把集中营奴隶劳工承包给诸如法本公司、克虏伯之类的公司。

    希特勒通常被描绘成一个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对庸俗的物质不感兴趣。其实，他积累了巨量的财富，且其中的许多是通过可疑的方式取得的。他从公共领域没收艺术作品。他从纳粹党的金库里窃取了大量资金。他发明了一个新概念“人格权”，让他可以对每张有他的照片的邮票收取一小笔费用，他以此赚了数亿马克。[注7]

[注7]: 此前已经有一种嘉奖冯·兴登堡当选总统的邮票。对希特勒没有好感的老兴登堡曾经讥讽地说，他愿意让希特勒做他的邮政部长，这样“他就可以舔我的屁股”了。

    希特勒最大的财源，是一个德国领头工业家们经常往里面捐钱的秘密行贿基金。希特勒“明白只要德国工业还在赚钱，他的私人财源就是取之不尽的。因此，他要设法做到让德国工业在他的统治下比任何时候都过得舒服——办法之一，就是发起庞大的军备项目”[注8]，我们今天称之为臃肿国防合同。

[注8]: Wulf Schwarzwaeller, The Unknown Hitler, 197.

    希特勒生活放纵，完全不是什么禁欲主义者。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他得到了德国税务局的特许，让他不用交所得税和财产税。他有一车库的豪华轿车、私人公寓、乡间别墅、一大群仆人和阿尔卑斯山的一座宏伟庄园。他最快乐的时光是招待欧洲王室成员的时候，其中包括温莎公爵夫妇，他们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之一。

对阿道夫和贝尼托的赞美

    在美国的商业圈中和企业所有的出版社中，都存在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崇拜者。银行家、出版家、工业家们，比如亨利·福特，曾前往罗马和柏林拜见、授勋，以及签署有利可图的交易。他们当中的许多都与纳粹政府有秘密交易，哪怕到了美国参战以后。[注9]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这段时间，《财富》杂志、《华尔街时报》、《星期六晚邮报》、《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基督科学箴言报》等主要出版物都把墨索里尼誉为让意大利免于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救星。他们编造了意大利复兴的幻想，说贫困和剥削都一下子不见了，共产主义者被打败了，社会一片和谐，黑衫军保卫着“新的民主”。

[注9]: Charles Higham, Trading with the Enemy (New York: Dell, 1 983).

    美国的意大利语出版社积极加入了这场合唱。其中两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旧金山的《意大利报（L'Italia）》，主要由阿马迪奥·贾尼尼（A.P. Giannini）的美国银行资助，和纽约的《进步报（Il Progresso）》，为百万富翁格内洛索·波普（Generoso Pope）所有，这两家报纸乐见法西斯掌权，还提议美国也可以通过类似的社会制度获益。

    一些异见者拒绝加入这场“我们崇拜贝尼托”的合唱。《国家》杂志提醒读者，墨索里尼不是在拯救民主，而是在摧毁它。各个进步派系、许多劳工领袖谴责法西斯主义。然而他们的批判想法在美国的企业媒体上很少得到曝光。

    对于墨索里尼如此，对希特勒也一样。出版界对“元首”（der Fuehrer）的独裁行径很宽容。当时有一群要求“给阿道夫一个机会”的强大声援群体，其中一部分是纳粹用钱驱使的。比如，为了让赫斯特集团的报纸更加正面地报导，纳粹向赫斯特国际新闻通讯业务支付了十倍于普通赞助额度的钱。作为回报，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指示他在德国的记者亲善地编写有关希特勒的统治的信息。那些拒绝这么做的人被调职或开除。赫斯特集团的报纸曾经甚至面向显赫的纳粹头目，如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赫尔曼·戈林，开放版面刊登他们的客座专栏。

    到了1930年代中后期，意大利、德国伙同另一个后发工业国日本，在积极寻求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和殖民战利品，这种扩张主义愈发把他们引向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冲突，比如英国、法国和美国。随着战争的乌云积聚起来，美国出版界对待轴心国政权才开始换上尖锐批评的声音。

对非理性意识形态的理性运用

    有些作者会强调法西斯主义多么“不理性”。这么做，他们就忽视了法西斯主义理智地进行政治经济操作的那一面。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对非理性的符号进行理性的操作。法西斯意识形态尤其是如此，它的情绪诉求是为阶级控制服务的。

    首先，领袖崇拜。在意大利语中：il Duce，在德语中：der Feuhrerprinzip。通过领袖崇拜，造成了对国家的偶像崇拜。如墨索里尼所写的，“法西斯的生活理念强调国家的重要性，个体只有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相一致时才能被接受。”法西斯主义宣扬一种包罗万象的专制国家，和一个至高领袖。它称颂人类残酷的征服欲和占有欲，认为平等、民主、合作、和平主义都是懦弱和颓废的想法而拒斥它们。

    墨索里尼写道，对和平的追求“是法西斯主义的死敌。”他在1934年说道，长久的和平是“压抑的”思想。人或民族唯有通过“残酷的斗争”和“征服”才能达到他们的最高境界。“文字固然美丽，”他断言，“但步枪、机枪、飞机和大炮要更美丽。”还有一次，他写道：“唯有战争……会为那些敢于面对它的民族打上高贵的印记。”讽刺的是，大部分意大利征召兵对墨索里尼的战争不买账，在战场上一旦发现敌人用实弹攻击，往往就开始溃退。

    法西斯主义思想强调一元论价值观：Ein Volk, ein Reich, ein Fuehrer（一个民族，一种秩序，一个领袖）。人民不再把自己看作有阶级分化的，而必须把他们自己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富人和穷人融为一体，即一种掩盖当前制度下的阶级剥削从而为经济现状辩护的视角。这与提倡表达群众的诉求，敏感地意识到社会不平等和阶级斗争的左翼议题截然不同。

    这种一元论是以一种对民族的神秘起源的返祖愿望为支撑的。对墨索里尼来说，是恢复罗马人的辉煌；对希特勒来说，则是古代民族（Volk）。一部由亲纳粹者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 【注：原文名字有误】）创作的戏剧《施拉格特（Schlageter）》曾在纳粹掌权不久后在德国全国各地上演（希特勒观看了柏林的首演），它将民族神秘主义与阶级政治对立起来。充满激情的奥古斯特对他的父亲施耐德说：

奥古斯特：可是爸爸，你不会懂的……年轻人对这些老套的口号已经没兴趣了……阶级斗争正在消亡。
施耐德：那么，你们以后讲什么呢？
奥古斯特：民族共同体。
施耐德：这是个口号吗？
奥古斯特：不，这是现实！
施耐德：上帝啊，我们的阶级斗争，我们的罢工，它们难道不是实在的经历吗？社会主义，共产国际，这些难道都是幻想吗？
奥古斯特：这些以前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是历史了。
施耐德：所以，以后就是你们所谓的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了。告诉我，你们究竟是怎么设想的？贫穷、富裕、健康、上层、下层，所有这些分化会在你这里结束吗，嗯？
奥古斯特：你看，爸爸，上层、下层、贫穷、富裕，这些总是存在的。但这些重不重要，取决于你有多看重它们。对我们来说，生活不是切分成工作时间，然后点缀上价格表的东西。相反，我们相信人类以以一个整体存在。我们当中没有人认为赚钱是头等重要的；我们想要奉献。个人是他的民族血脉里的一个血球。[注10]

[注10]: George Mosse (ed.), Nazi Culture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6), 1 16-118.

    儿子的台词揭示了：“阶级斗争正在消亡”。父亲对阶级压迫和阶级不平等的思考被轻易地驳斥为一种不客观实际的思维框架。这里甚至错误地把阶级意识等同为庸俗的对钱的重视。（“我们当中没有人认为赚钱是头等重要的。”）想必财富问题应该留给那些拥有财富的人考虑。我们有了更好的东西，奥古斯特说：一种集权的，一元的，所有人无论贫富，作为一个民族向某种更伟大的荣耀一起奋斗的体验。这样轻易地就把“光荣的牺牲”是以穷人为代价惠及富人的事实无视了。

    这部剧中以及其他纳粹宣传作品里阐释的立场并没有忽视阶级；相反，它敏锐地认识到了阶级利益，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蒙蔽和噤声德国工人阶级中强烈的阶级意识的做法。在狡猾的否认背后，我们往往能发现隐藏的承认。

小米无人人

父权制与伪革命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父权价值观同样是为保守阶级利益服务的。法西斯思想，尤其是其纳粹分支，明确支持种族优越论。人的特性，包括其阶级地位，被认为是通过血缘继承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被视为一个人天然禀性的度量。遗传学和生物学被收编来为现有的阶级架构辩护，这和今天的学院派种族主义者们对“钟形曲线”理论和被解冻的优生学废话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种族和阶级不平等外，法西斯主义也支持性别不平等和反同性恋。早期的纳粹主义受害者包括一批同性恋纳粹党人，冲锋队的领导者。希特勒掌权后，有人仍然对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和他的一些褐衫冲锋队员公开的同性性行为不满，希特勒发布了一项官方声明，坚称这个问题“纯粹属于私人领域”，冲锋队军官的“私生活不应该过问，除非有悖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准则。”

    准军事的冲锋队曾被用来在街头战胜行业工会和共产党人。冲锋队员表现为一支伪革命力量，通过对金融资本的口头谴责来拉拢受苦的大众。当1933年，冲锋队人数飞涨至三百万人时，工业大亨和军事贵族对此感到不安了。必须解决掉那些谴责资产阶级堕落性、要求分享财富、贯彻“纳粹革命”的冲锋队街头打手了。

    用冲锋队夺取了国家政权，希特勒随后就用国家消灭了冲锋队。现在，罗姆的同性恋取向就突然有悖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了。真相是，冲锋队之所以被斩首不是因为它的领袖是同性恋——尽管罪名是这个——而是因为冲锋队现在变为了一个威胁。罗姆和其他大约300名冲锋队成员被处决，其中并不全是同性恋。受害者包括纳粹宣传老将，被怀疑左倾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

    当然，纳粹主义者中有很多极为痛恨同性恋。其中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把同性恋视为德国人男子气概和条顿人道德品质的威胁，因为“同性恋娘娘腔”不能生养或者制造出好的士兵。希姆莱的恐同和性别歧视在他的言论中合二为一：“在美国，一个男人要是看了一个姑娘一眼，他就可能被迫娶她，或者支付罚款……于是美国的男人需要变成同性恋来保护自己。美国的女人像战斧一样——她们会砍向男人。”[注11]这就是纳粹主义最伟大的头脑之一所说的话。随着时间推移，希姆莱把对同性恋的迫害拓展到了冲锋队以外。数千名同性恋公民在党卫队集中营里殒命。

[注11]: 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New York: Henry Holt, 1 988), 91.

    从古至今的社会中，只要有机会，女性就会试图控制她们所生的孩子的数量。这对于需要大量兵员和军工业工人的法西斯父权制是一个潜在问题。只要让女性保持卑微和依附他人，女性就很难把控自己的生育权。因此，法西斯意识形态要弘扬父权制权威。每个男人都必须成为丈夫，父亲，和士兵，墨索里尼说。女人最大的使命就是培养家庭美德，尽心照顾家人，并为国家生尽可能多的后代。

    父权制意识形态与一种保守的阶级意识形态有联系，即把任何形式的社会平等视为对等级制和特权的威胁。父权制支持寡头统治：女人不守规矩了，那家庭怎么办？家庭如果消失了，整个社会架构都要受威胁。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权威、特权和财富怎么办？法西斯主义者很重视今天称之为“家庭价值观”的东西——虽然大部分纳粹头目都很难算得上顾家的男人。

    在纳粹德国，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被用来把正当的不满导向替罪羊那里。反犹宣传是针对不同的受众精心定制的。它告诉极端爱国者，犹太人是异己的国际主义民族。对失业工人，它说他们的敌人是犹太资本家和犹太银行家。对欠钱的农民，它说敌人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对中产阶级，它说敌人是犹太人工会领袖和犹太人共产党员。我们再次看到了一种对非理性图像的清醒的理性运用。纳粹主义者可能是疯子，但他们不是傻子。

    法西斯主义和一般的右翼父权制极权统治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往往会营造一种革命气氛。法西斯主义将看似革命性的大众诉求与反动阶级政治迷惑性地混合起来。纳粹党的全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个听上去是左翼的名字。就如之前说的，冲锋队当中有一种要求财富平均的激进风气，后来希特勒上台后将其镇压。

    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都有意地窃取了左翼的风头。它们有群众动员、青年组织、工人大队、集会、游行、横幅、标志和口号。有很多关于一场振兴社会，扫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纳粹革命”的讨论。

    因此，主流作家们可以随意地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极权主义双胞胎。这是用形式掩盖了本质。两者形式的相似被用作模糊实际的阶级内涵的理由。A·詹姆斯·格雷戈尔（A. James Gregor）、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Ebenstein）、无数的西方政治领袖以及其他据说是民主左翼的人，经常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捆绑起来。于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声称，“企业的崛起事实上同时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它们来自相同的极权主义土壤。”[注12]然而在当时的意大利和德国，大部分工人和农民都能明确分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像工业家和银行家们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憎恨而支持法西斯主义一样，这种区分主要是基于阶级现实的。

[注12]: '2 Chomsky interviewed by Husayn Al-Kurdi, Perception, March/April 1996.

    多年前，我曾说法西斯主义从未成功解决过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矛盾。现在，我的观点则是它确实做到了这个目标——只不过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大众。法西斯主义从未试图给出服务大部分人的社会解决方案，而只会给出反动的，把所有负担和损失施加给工人阶级的方案。剥离了它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工具，法西斯主义无非就是一种对付阶级斗争的最终手段，为了高层金融圈子的利益而用集权方式淹没和利用民主力量。

    法西斯主义是假的革命。它培植民粹政治和革命气氛的表象，但不提及真正的革命性阶级内容。它在鼓吹“新秩序”的同时为相同的旧利益集团服务。法西斯领袖的罪过不是错乱，而是欺骗。因为他们努力地误导大众，不代表他们自己不清楚。

小米无人人

友好对待法西斯主义

    主流作家们很容易忽视的一件事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法西斯主义的合作。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为了他的合作主义，曾经主动对纳粹示好。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许多人，把希特勒当作了抵抗德国共产主义的一座堡垒，而把纳粹德国当作了抵抗欧洲共产主义的堡垒。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同盟几乎没有清除过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除了在纽伦堡审判的一些高级头目。截至1947年，德国保守派已经开始把纽伦堡检察官们描绘成犹太人和共产主义的骗子。在意大利，曾经武装对抗纳粹的的强大抵抗运动很快被当作可疑和不爱国的。战争结束仅一年，几乎所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就从监狱里获释，而同时上百名曾经对抗过纳粹占领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左翼党派人士被关进了监狱。历史被颠倒了过来，黑衫军变成了受害者，共产主义者变成了罪犯。盟军当局曾协助过这些做法。[注13]

[注13]:Roy Palmer Domenico, Italian Fascists on Trial, 1 943-194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 1 ), passim. 在法国也是如此，只有很少的维希傀儡政权合作者被清算。“参与过将犹太人围捕、驱逐至纳粹集中营的人，无论级别高低，都没有一个人因此受过重罚”：Herbert Lottman, The Purg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6), 290. 在德国，很多情况也相似；见Ingo Muller, Hitler's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art 3, "The Aftermath."  在多个远东国家，美军当局恢复了法西斯合作者的权力。例如，在南朝鲜，前日伪军和日伪警察被用来镇压左翼民主力量。南朝鲜军队被交由曾经为日本帝国陆军服务，且“对此感到自豪”的军官指挥。他们当中由许多在菲律宾和中国犯下过战争罪行：Hugh Deane, "Kore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Look Back," Monthly Review, Feb. 1995, 20 and 23.

    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保护下，警察、法庭、军队、安全机构和官僚机构仍然大部分由服务前法西斯政权的人担任，或者由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招募来的人担任——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五十万吉普赛人、数千名同性恋者、数百万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其他民族的始作俑者们逃脱了罪责——很大程度上因为调查这些人的罪行的人自己就是同谋。

    相比之下，在共产主义者掌权的东德，百分之80的法官、教师和军官因为曾与纳粹合作而被替换；数千名纳粹分子被监禁，六百名纳粹党领袖被以战争罪行处决。要不是有如此多的人逃进了西边的怀抱，他们还会处决更多的战犯。

    曾经与法西斯合作过的美国企业怎么样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国家银行曾利用在维希法国的办公室帮助德国洗钱，为纳粹在战争期间的国际贸易提供便利，而没有得到任何惩罚。[注14]诸如杜邦、福特、通用电气和ITT等公司，在敌人的土地上拥有生产燃料、坦克和严重破坏盟军力量的飞机的工厂。战争结束后，它们不仅没有以通敌被起诉，ITT还获得了美国政府的2700万美元作为盟军轰炸德国工厂损失的赔偿。通用电气得到了超过3300万美元赔偿。飞行员被要求在轰炸时避开由美国公司拥有的德国工厂。于是，当科隆几乎被盟军炸平的时候，在那里的为纳粹提供军备的福特工厂却完好无损；以至于，事实上，当时的德国平民开始把美国人的工厂当作防空掩体使用了。[注15]

[注14]: 战争结束后，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赫尔曼·阿布斯（Hermann Abs），“希特勒的出纳员”，被大卫·洛克菲勒誉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银行家。”根据他为《纽约时报》写的讣告，阿布斯“在西德二战后的重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阿布斯与纳粹的关系、他的银行在纳粹占领欧洲的侵略、和他作为I.G. 法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参与了在奥斯维辛使用奴隶劳动的往事，《纽约时报》和洛克菲勒都只字未提：Robert Carl Miller, Portland Free Press, Sept/Oct 1994.

[注15]: Charles Higham, Trading with the Enemy (New York: Dell, 1983).

    几十年来，美国统治者尽他们所能地保护着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存活。从1945年到1975年，美国政府向意大利右翼组织提供了估计7500万美元，其中有的与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MSI）有密切联系。1975年，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华盛顿接见了MSI领袖乔治·阿尔米兰特（Giorgio Almirante），讨论万一意大利共产党赢得选举掌握政权的话，应该考虑何种“替代选项”。

    数百名纳粹战犯在美国如在天堂，不是过着舒适的隐匿生活，就是在冷战期间被美国情报机关主动聘用，或者享受着作为高层人士的保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进入了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的共和党竞选委员会。[注16]

[注16]: 其中一人，博列斯拉夫·迈可夫斯基（Boleslavs Maikovskis），一个逃到西德以逃避苏联战争罪行调查的拉脱维亚警长，与纳粹在两百个拉脱维亚村庄的屠杀有密切关联。他曾在共和党尼克松总统连任竞选小组委员会中效力，然后又逃回了德国以逃避一项美国的战争罪行调查，以92岁高龄死亡。（纽约时报，1996年8月5日）西方情报机关、商业利益集团、军方、甚至梵蒂冈教廷都曾协助过纳粹战犯。1944年十月，德国伞兵指挥官突击大队长沃尔特·雷德（Walter Reder）在意大利博洛尼亚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屠杀了1836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作为对抵抗活动的报复。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替他求情后，他在1985年被释放——受害者亲属对此抗议也无可奈何。

    意大利，从1969年到1974年，意大利军队和民间的情报机构的高级成员、P2，一个高层反动分子的秘密组织、亲法西斯的教廷官员和高级军官、GLADIO，一支北约扶持的反共雇佣军，共同加入了一场称为“紧张策略（strategy of tension）”的恐怖破坏行动。其他参与者还包括一个名为“新秩序”（Ordine Nuovo）的新法西斯秘密团体、北约军官、卡宾枪骑兵队成员【译者注：意大利国家宪兵】、黑手党头目、三十名将军、八名海军军官以及有影响力的共济会成员，如利西奥·杰利（Licio Gelli）（一个在1944年被美国情报机关招募的法西斯战犯）。这场恐怖行动由CIA在内的“国际安全机构”帮助和唆使。1995年，CIA拒绝配合意大利议会委员会对紧张策略的调查（《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1995年4月12日，5月29日）。

    恐怖阴谋包括一系列绑架、刺杀、炸弹屠杀（i stragi），包括1980年八月在博洛尼亚中央火车站的致85人丧生，两百多人受伤的爆炸案。事后的司法调查得出，紧张策略不只是简单的新法西斯产物，而是由反对日渐壮大的议会民主左翼的国家安全力量炮制的一次更大的行动造成的。这个行动的目的是“用一切必要手段防止意大利共产党赢得选票”，同时在公众当中制造恐怖，以破坏多党社会民主，将其替换为专制的“总统共和制”，或者“一个更强健，更稳定的政府”。（《共和报（La Repubblica）》，1995年4月9日；《晚邮报》，1995年3月27、28日、5月29日）

    1980年代，德国、比利时和其他西欧国家有数十人被极右分子谋杀，这些极右分子是为国家安全机关服务的（《Z》杂志，1990年3月）。在美国的企业所有的媒体上，这些恐怖活动大部分没有报导。就像之前意大利的紧张策略一样，这些袭击的目的是造成公共恐慌和疑虑，以破坏现有的社会民主。

    西欧国家和美国当局几乎没有为揭露新纳粹的网络而努力过。当法西斯的恶臭已经浓烈得不可否认时，我们意识到希特勒的徒子徒孙依然在我们身边，并且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机关之间有着危险的联系。

    在意大利，1994年，在与北方分离主义者联盟、工业家和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领导的准法西斯运动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的合作下，全国联盟党，一个扩大版的新法西斯MSI党，赢得了全国选举。全国联盟党利用了人们对失业、税收、移民问题的不满。它主张无论贫富统一税率、教育券制度、取消社会福利以及将大部分服务私有化。

    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在向美国的反动势力学习，如何以准民主的形式达成法西斯的阶级目标：使用积极的、里根式的乐观主义；把穿军靴的军国主义者换成媒体炒作的明星；让人们相信政府是敌人——特别是社会服务部门，同时强化国家的镇压能力；在居民和移民之间煽动种族冲突和仇恨；宣扬自由市场的神奇美德；以及采取使财富向上再分配的税收和支出方式。

    西方国家的保守派利用了稀释了的法西斯公众吸引力。在美国，他们一边呼吁“普通中产美国人”的民粹宣传，一边悄悄地推行服务于最富的人和企业的利益的措施。1996年，众议院的右翼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提出了声称可以振兴整个社会的新的回滚议程，却自称“我是真正的革命者”。无论是在意大利、德国、美国还是任何别的国家，每当右翼提出了“新革命”或者“新秩序”，那就是为一样的旧利益集团服务的，那条人尽皆知的，如此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被裹挟着接受的，社会顶端的人想让我们走的的反动和压迫的老路。

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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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ummov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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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不眠

有意思，人格权是希特勒提出的，随着人工智能ai换脸的发展，什么人格权，肖像权，就如同知识产权一样，及其反动。

小米无人人

乐不眠 发表于 2023-9-13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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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中为“personality right”，我不确定这是否和现在的人格权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