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前途（1993年）

第六章 中国革命的前途

       从1989年革命的失败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

第一，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充当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是完全不合格的。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第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制度，是违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因而就其本性而言，就民主意味着人民大众的权力而言，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在1989年革命时，即当向资本主义过渡遭到了工人阶级的顽强抵抗时是这样；而今天，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得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而只有靠一个极端压迫性的政治制度才能维持一支廉价、驯服的劳动力队伍时，也是这样。因此，争取中国民主的斗争，如果按照其自身逻辑所要求的发展下去，就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第三，劳动人民，由于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难以超越他们个人生活经验的狭隘视野，达到对于社会的科学的和整体的认识，因而仅仅凭他们自己，也就不能够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赢得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建设一支由科学的革命理论所指导的、能够和劳动人民一起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就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条件。

       1989年革命的失败从政治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统治阶级渡过了风雨飘摇的阶段，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重新得到了国际资本的支持，并恢复了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得以确立，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阶段。

       另一方面，1989年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蹶不振。他们在国外的流亡政党濒于瓦解，在国内也不再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在没有任何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情况下，要不是凭着在中美两国统治阶级的外交斗争中充当一枚筹码，他们在政治上还能否存在下去恐怕都成问题。

     但是，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不仅存在着，而且还在不断发展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需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至少是默许，才可能存在下去。但是，在依附性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凭剥削亿万廉价劳动力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这就必然招致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抗。要维持资本积累，中国资本主义就不能不破坏自己的社会基础；而要维持自己的社会基础，中国资本主义就不能不破坏资本积累的条件。要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它就不能不破坏自己的社会合法性；而要维持自己的社会合法性，它就不能不破坏自己的经济合理性。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够同时维持自己的社会合法性和经济合理性，因而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

       的确，从表面上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现在好象是很有力量、很有前途。资本主义积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劲，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了，并且看起来再持续一个十年也没有什么问题。这在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陷于经济停滞、社会矛盾重重而难于自拔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统治阶级在面向未来时充满着自信，百年以来的富强之梦似乎就要变为现实了。但是，所有这一切，决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它的一切内在矛盾，决不是说资本主义经济从此可以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了。正相反，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根本就是术语的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资本主义经济从根本上是不合理的和充满矛盾的。在资本主义积累的高涨中就准备了它日后崩溃的条件。这里，我们不能够详细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只须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积累包含着下面的矛盾：

       首先，在激烈竞争的压力下，资本家不得不不断追求技术进步，以资本（机器设备）代替劳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之比，或者生产资料价值对劳动力价值之比）上升。这样，如果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对劳动力价值之比）不变，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就会导致利润率（剩余价值对全部资本－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之比）下降。〔1〕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利润率下降到了一定点以下：

生产的炽烈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陷入到睡眠状态中。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只有那种在生产上有利润可得并且实际会提供利润的东西方才会被生产出来。......使李嘉图不安的事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推动力，将会由生产自身的发展受到危险。(Marx,1967,259)

       要扭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家阶级就必须努力提高剩余价值率。但是，正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质量上加强了。由于资本主义积累在快速扩张过程中要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这就逐渐缩小了由失业人口组成的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的缩小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而减轻了工人之间相互竞争的压力。这就改变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资本家阶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导致资本日趋集中，因而也就便利了工人的集中和组织，促进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的发展。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有效地防止了剩余价值率的上升。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决没有办法摆脱这些矛盾，任何一次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扩张或迟或早要被长期衰退所代替。在历史上，每隔几十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就要陷入一次长期衰退。在长期衰退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都会严重激化，从而为重大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性。根据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厄内斯特·曼德尔的观点，仅仅依靠单纯的经济调节，资本主义经济是无法走出长期衰退的。因为要摆脱长期衰退，就要大幅度地提高利润率，而这又要求大幅度地提高剩余价值率。但是，资本家阶级想要大幅度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必须与工人阶级进行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事先保证资本家阶级能够赢得斗争的胜利。(Mandel,1995)〔2〕

       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只有用不同寻常的高利润率来解释。这种不同寻常的高利润率，一方面来自对亿万“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则建立在进口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主义积累，按照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或迟或早，利润率会下降到资本主义积累无法正常进行的地步。

       除了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所共有的一般矛盾以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首先，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依附性发展，是建立在进口外国技术、设备的基础上的。中国能够进口这些技术、设备，是因为中国的出口部门能够凭着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是，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历史趋势是以资本代替劳动，也就是趋于不断削弱乃至完全消除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因而从长期来说，将从根本上动摇依附性发展的基础。

       其次，资本主义积累要进行下去，就不仅要能够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必须能够在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但是，资本主义依附性发展建立在对亿万“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人民购买力的增长因而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当然，只要中国还能够在世界市场上迅速扩大出口，一个相对狭窄的国内市场就不会对资本主义积累构成严重障碍。但是，在整个世界经济缓慢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迟早要不能持续下去，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要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实现”问题（一个日益相对萎缩的国内市场），从而使资本主义积累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所有这些矛盾共同构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虽然我们不能够精确地预测中国资本主义在什么时候会陷入重大的危机，根据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从资本主义积累开始进入扩张阶段到长期衰退阶段开始，一般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大约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长期衰退阶段。到时候，所有现存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都会严重激化。中国资本主义能不能从长期衰退中走出来，将取决于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果。

       在这方面，下列因素将对斗争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公开独裁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的统治阶级在政治合法性方面远远不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因而在遇到重大政治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在政治上就处于极端脆弱的地位。

       其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亿万“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没有通过阶级妥协，比如，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缓和阶级矛盾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只有完全地、彻底地表现出来，因而也就必须完全地、彻底地予以解决。改良主义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第三，与大多数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劳动人民是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曾经打倒过压迫者、掌握过自己命运的，是在此以后又受到过多次革命洗礼的。中国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精神状态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样一场革命的国家的劳动人民所无法比拟的。对中国劳动人民来说，剥削、压迫、统治再也不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他们在革命中争得的权利，统治阶级不经过殊死的斗争是决不能夺去的；他们既然经历过革命，就决不害怕再以新的革命夺回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权利、扩大和发展自己的权利。

       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悲观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对绝大多数人民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是从根本上不合理和充满了矛盾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为社会危机和社会革命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曾经以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中国劳动人民，也决不会长期忍受现在的压迫秩序而无所作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次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发生在遥远不可及的未来，进行这场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的责任将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里，不妨借用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评论当时法国的革命形势时所做的预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Marx,1977,297)

附：自由派知识分子论市场经济、民主和革命

       谁有资格提出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方案呢？第一个看起来有资格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的，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正式的反对派、唯一的反对派、民主的象征、王位觊觎者。所以，它不仅承认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矛盾，而且认为那是在现存社会范围内不可解决的矛盾，并因而提出了它的社会改造方案。

       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

对私产与经济自由的剥夺则封闭了市场，保护了特权，偏袒了懒惰，禁锢了创造力，从而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使富国发穷，穷国更穷。而出路只有一条：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边缘》，5）

       人民为什么贫困？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不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而是革命的结果，是革命剥夺了“私产与经济自由”，才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便是“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

     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问题不在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本身，而在于没有“民主政治”。只要有了“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即使不能迎刃而解，也决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民主政治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呢？如果民主政治能够成为被压迫人民手中的武器，用以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那么就可以成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手段。这显然并非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本意。

       “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加上“民主政治”呢？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

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导致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从本质上讲是不稳固的。......财产权和自由市场还必须有政治上的保障，否则就会被统治者的滥权所践踏。（《边缘》，4－5）

所以，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民主政治”就是保障“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但是，统治阶级的“财产权”难道不正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吗？所以，保障“财产权”不就是对绝大多数人民实行政治压迫吗？

       自由派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意识到了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必然意味着侵犯财产。所以，他们才担心“民主政治会释放暴民心理，蜕变成无政府状态，最终又以专制告终。所以，民主政治在战胜个人专制后又面临着一种新的专制的威胁，即多数的专制，特别是道德多数的专制。”（《边缘》，6）什么是“多数专制”？抽象地谈论“多数专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多数”是什么，“少数”是什么，“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是怎样的，才可能理解“多数专制”本身的性质。当“少数”压迫着“多数”，因而实行着“少数专制”的时候，“多数专制”无非是指被压迫人民奋起反抗压迫者的统治。说它是“专制”，就是说它违背一切压迫者的意愿；说它是“多数专制”，就是说它符合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意愿。

       所以，说民主政治面临着多数专制的威胁，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民主政治的威胁。民主，就它的本性而言，就它把权力交给绝大多数人民因而也是被压迫的人民而言，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只有在这点上，自由派知识分子才有了一点老实和科学的态度。

       “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在实践上这就是向人民许诺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确有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被新兴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剥削、劳动者的悲惨状况所震惊。抱着良好的愿望，他们希望这不是出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不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现象，他们希望“使竞争人道化”，他们要为劳动争得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尽可能好的交易条件。但是，这些“好心人”没有看到，劳动和资本的交易条件已经越来越不取决于一国无产阶级和资本的力量对比，而越来越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本的力量对比。一方面，世界资本已经联合起来了；另一方面，世界无产阶级仍然是各自为战，因而各个击破。现在，欧洲的工人已经发现，要保证他们的“福利国家”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最近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的人权之争尤其能说明问题：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凭着它在人权上的“成本优势”，竟能部分地抵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优势，而使后者的人权成为问题。当然，我们应当争取、必须争取颁布有利于劳动者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使竞争人道化”，而在于它有助于揭露以下事实：第一，如果这些法律没有得到贯彻，这些法律就是一堆废纸；第二，如果这些法律得到了贯彻，那么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就难以立足，资本就要外逃，资本积累的源泉就要枯竭，资本主义就要出问题。

       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寻找。那种凭空杜撰出来的社会改造方案是一文不值的。但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来说，要保全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赢得的权利，难道不是只有不满足于这些权利本身，只有不再依靠统治阶级恩赐这些权利吗？那么，如果不把国有制－即统治阶级所有制变为工人阶级所有制，这又怎么可能呢？对于新无产阶级来说，哪怕是要实现八小时工作日，要实现节假日休息的权利，要避免以牺牲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来谋取利润，不也要把资本吓跑吗？那么，哪怕是为了实现这些起码的资产阶级权利，不触犯资本主义所有权又怎么可能呢？对于农民阶级来说，他们的收入要有任何根本的改善，都会对资本积累构成威胁，那么，如果不把积累的权力从资本那里转到劳动人民那里，改善农民状况又怎么可能呢？对于最贫困阶层来说，不剥夺100万个百万富翁，又怎么能解决一亿赤贫的问题呢？所以，被压迫人民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革命。

       自由派知识分子说，革命剥夺了“私产与经济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忘记了，在革命前绝大多数人民根本没有什么“私产与经济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说，革命“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又忘记了，如果不是因为“普遍的贫困和落后”就根本不会发生革命。自由派知识分子说，革命“禁锢了创造力”，“使富国发穷，穷国更穷”。事实如何呢？

       世界著名的统计学家和研究经济增长的专家麦迪逊在他的最近一部著作中，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了全世界199个国家从1820年到1992年一百七十二年间的主要经济指标。这本著作里所提供的有关国际经济发展比较的数据，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完备、最可靠的。尽管在麦迪逊的这本著作中，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被大大调低了，现有数据仍然表明前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有种种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弊病，确实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表6.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0-1989

                    1950  1960  1970  1980  1989

资本主义国家         100   128   174   208   227

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00   127   172   222   240

南欧和拉丁美洲       100   128   178   235   233

苏联和东欧           100   141   198   238   256

中国*               100   143   178   238    /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按1980年价格计算的.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

       表6.1说明，无论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所有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苏联、中国、和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都是比较快的。就是拿苏联和东欧与南欧和拉丁美洲相比，这两组国家在战后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当的，也是苏联和东欧的增长速度比较高。

       在压迫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处于被压迫的状态，被剥夺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享受自己的创造成果的权利，这是社会的创造力被禁锢、被扼杀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这当然是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永远无法理解的。革命，即使不能完成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全部事业，但是，它使“扶犁黑手翻持笏”，它使“大地象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它使绝大多数人民有了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消除在压迫社会中弥漫于人民群众当中的那种麻木不仁、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它的生命力、它的创造力当然远远胜过那些没有经过革命洗礼的社会，胜过压迫社会的正常状态。

       正如阿赞·玛吉贾尼所指出的：

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功的原因，是人们向来不理解的。......有充分证据证明，社会主义实行的（财富）再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源泉之一。......再分配使在贫困煎熬下的亿万人民有了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在旧社会中，他们想改善生活的愿望，想在社会产品中多得一点的愿望，一向被压制。再分配使贫苦人民精神振奋、干劲冲天，这是生产和基本消费增长的重要源泉。(Makhijani,1992,64)

所以，单单革命本身，就可以成为最伟大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发展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基础上，还是为广大劳动群众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创造条件。正是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发展从根本上优越于资本主义发展。正如阿赞·玛吉贾尼所说，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比如考察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食品供应、饮用水供应等指标，那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社会主义是无可争辩的胜利者。（见表6.2）

表6.2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1975年)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主 义

                    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 平均      东欧   中国

人均预期寿命(岁)       70        55     60        70     65

婴儿死亡率(千分之)     25       130    100        30     60

人均每日卡路里摄取量  3100      2100   2400      3200   2200

饮用水人口覆盖率(%)    90        50     65      80-90   不详

*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资料来源:Makhijani,1992,75.

     的确，革命向人民许诺解放，结果却是以一种形式的压迫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革命就是骗局，是一场恶梦，是用千百万人的性命和信仰去换取少数人的功名利禄的肮脏游戏。所以，被压迫人民之所以被压迫，就是因为他们反抗压迫，这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逻辑，这就是被压迫人民应该安于被压迫命运的理由。在我们看来，革命被革命自身所玷污，这一事实不过证明，革命决不应满足于它已经取得的成果，它必须超越自身，必须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否则就不能保住它已有的成就。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所指出的：

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们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Meisner,1986,440)

被压迫人民决没有理由为曾经进行革命而后悔，更没有理由害怕革命。

       的确，被压迫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起来反抗，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压迫者打败，这就是以往一切时代的历史。这个历史现象被有些人拿来做为压迫永恒、压迫天然合理的证据。这些人忘记了，历史上一切实际的斗争，其胜负都不是在书房里论证出来的，而是由实际斗争本身来决定的。压迫社会的矛盾在于，它永远不能避免产生自己的对立面，永远不能避免绝大多数人反抗自己，永远要使自己成为问题，因而也就永远证明不了自己的永恒性、天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