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编注：今年12月26日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自今日起至明年1月1日，红色中国网将逐日发表由红色中国网编辑部成员撰写的纪念毛主席诞辰的专题文章。今天发表的第一篇纪念文章，是由远航一号撰写的。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远航一号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自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的各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不断壮大、不断觉醒，并取得越来越大胜利的过程。这种胜利，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顶点。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现在的大约四十年，是反动和复辟的四十年，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扑的四十年。这种反扑，可能还会持续一个时期。然而，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和复辟，已经造成了新的历史条件，已经为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各劳动阶级的壮大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也就为资产阶级自己的灭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毛主席用其毕生的精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今天，当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即将进入新的高潮的时候，回顾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历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实际认识今天革命斗争的新的规律，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号称亚洲最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至此，自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以后，满清王朝与汉族地主阶级苦心经营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在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年的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全面瓦解，中国彻底沦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自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来，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始终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经济剩余，启动现代资本积累、实现国家工业化，将中国建设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

            洋务运动失败以后，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满清王朝彻底绝望，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即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暴露无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造，一度成为中国各革命与进步阶级的联盟，并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然而，自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就彻底丧失了革命性，堕落为代表城市买办资产阶级与农村地主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党。这个反动的党及其政府和军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腐败无能、丧师失地，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数以亿计人民被侵略者的铁蹄蹂躏。自那时起，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旧的统治阶级，实际上就已经丧失了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资格。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为中国革命指引了方向。

            自从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以后，沙皇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就每况愈下。在1905-1906年日俄战争以后，沙皇俄国更面临四分五裂并沦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危险。旧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无能将俄国工人阶级推到了历史舞台的最前面。依靠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依靠“土地法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事实上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并取得了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

            在德国革命失败以后，苏联就不得不在事实上面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就在事实上由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激进派别演变为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历史条件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一定阶段，在若干的外围或半外围的国家，无论是旧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还是新兴的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包括买办的和“民族的”）都无力解决充分动员经济剩余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问题，因而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并面临分化瓦解的危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全面发动广大的社会底层（农民和城市工人），彻底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改造国家机器，并通过国家的强力手段集中经济剩余、实行快速工业化，才能挽救“民族危机”，从而稳定并提高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在这样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工业化为历史任务的新的国家，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国家是依靠发动整个的社会底层并彻底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建立起来的，因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充分觉醒并起来革命以后的历史产物。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新兴的、革命后的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性愿望及要求，新兴的、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统治集团也必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广大人民群众做出相当的让步，从而为劳动人民提供与一般的外围或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动人民相比更加有利的物质和文化发展条件。

            这样的历史条件也就决定了二十世纪各社会主义国家所不能不面对的基本矛盾。

三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就是：一方面，这些国家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政治觉醒并起来革命的历史产物，因而这些国家必须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性愿望和要求，并且为劳动人民提供最有利的物质和文化发展条件。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因而不得不遵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必须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与外围、半外围以及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为此就要尽最大力量加速资本积累。

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就必须将劳动人民所生产的经济剩余集中在国家手中。为了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还必须要依靠现有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而这些技术和管理人员往往来自于旧的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原来的革命领导集团（“共产党”，其核心成分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被剥削的劳动农民，而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后者，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以后便逐步演变为一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特权官僚集团与主要是来自旧剥削阶级的技术官僚集团一起，掌握着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管理的权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初期，这个新兴统治集团的权力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起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后，在社会主义的党和国家以及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就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主要内容就是：一方面，广大劳动群众（包括城市工人阶级以及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劳动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大的贡献，确保国家获得最大数量的经济剩余，用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国家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基本需要并保证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铁饭碗”、“鞍钢宪法”）；同时，国家保证，劳动群众所贡献的经济剩余将被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不是被统治集团挥霍掉。为此，就必须严格限制特权官僚集团和技术官僚集团的物质特权。此外，党和国家还保证，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将要逐步取消现有的各种特权（消灭“三大差别”），并最终实现不仅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且没有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正是依靠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新中国完成了基本工业化并在满足劳动人民基本需要（特别是在普及基本教育和卫生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然而，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赖以维持和发展的前提是，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特权和技术官僚集团自愿限制自身的物质特权并且不滥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然而，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特权和技术官僚集团的物质特权不断增长的情况。“大跃进”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上层领导集团正在迅速地腐化堕落，正在失去与广大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

面对“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危险，不得已，毛主席只有依靠其个人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巨大声望以及劳动人民对他的信仰，直接号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历史的实际进程证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力量虽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尚未超过中国与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在经历了一场世界范围的阶级大搏斗以后，中国和外国的反革命力量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世界资产阶级于是发动了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反攻倒算。

四

            正如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市场上，资本家之间要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一样；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同样进行着经常的、激烈的乃至你死我活的竞争。这种竞争主要采用战争和争夺世界市场的形式，二者又相辅相成。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基本运动规律，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主要条件。

            然而，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来都不是平衡的。自十六世纪以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就形成了核心、半外围和外围三个结构层次。自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后，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这三个结构层次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核心地区包括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日本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成为核心地区的一部分），总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半外围包括苏联（原沙皇俄国）、东欧诸国、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中东石油出口国、南非和日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南朝鲜加入半外围，日本上升为核心国家），总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外围包括亚洲大部分国家、非洲大部分国家和中美洲、加勒比海诸国，总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三个结构层次，一般来说，是稳定的。但是每隔大约四、五十年的时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遭遇一次严重的、持久的危机，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长波的下降阶段。在长波的下降阶段，核心国家的利润率会急剧下降。为了恢复利润率，核心国家需要将其原有产业的一部分乃至全部转移到外围或半外围地区。这种产业转移会给一些外围国家提供上升至半外围的机会或者给一些半外围国家提供暂时改善自身地位、缩小与核心国家差距的机会。

            比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廉价转让当时一些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就为苏联在短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机遇。但是，苏联并没有摆脱半外围的地位，从沙皇俄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并没有完全消除。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广大的亚洲、非洲和美洲进行了长期的、毁灭性的掠夺。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依靠历史上的掠夺在科学研究和核心工业技术方面确立了巨大的优势，并且通过不平等交换和资本输出继续掠夺广大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资源。在不改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前提下，仅仅靠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竞赛”，是不可能赶超西方的。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新一代城市工人阶级要求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知识分子（即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求向西方的生活水平看齐。由于修正主义集团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一般党员干部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只知道谋取个人升官发财，对于工人和知识分子来说，也就唯有用“物质刺激”的方法勉强维持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在战后二十多年的时间中，美国逐渐将其先进的工业技术转移到西欧和日本，加上这些国家原有的工业基础，西欧、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逐渐接近、赶上并在某些领域超过了美国。这样，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面临劳动成本和资源成本迅速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工业技术水平方面又无法同美国、西欧、日本竞争，陷入了严重困境。

            在苏联和东欧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即特权官僚集团）看来，这种经济困境，为他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天赐良机。从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以及国际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要解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就必须彻底撕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苏联和东欧确立下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通过私有化剥夺劳动人民的各项社会主义权利，从而大幅度降低劳动力成本，并恢复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