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戚本禹
1966年5月12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通知说，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见我们，要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三个人必须在明天（12日）一早赶到上海。
我是5月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我那次去上海原本是为《红旗》杂志组织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的。完成组稿后，张春桥传达中央通知，叫我继续留在上海，参加由
康生、陈伯达、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和尹达、张春桥、关锋、我等人一起组成的
“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班子，就是在这次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中央决定成立新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亦被内定为成员之一。接着，
江青又通知我，要我回北京后，不再去《红旗》杂志了，而直接回中南海，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所以，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中
央办公厅在原来刘少奇住的甲字楼里给我安排了办公室。同时，在钓鱼台也为我安排了办公室。此时中央正在举行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也列席
了这个会议。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
接到徐业夫电话后，我就通知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让我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区的
某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
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上了飞机，我心里就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
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给了我们。在车上，我们就看起了文件。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林彪的信应该是在杭州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可能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当时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去告诉主席我们到了。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
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两面沙发的边上都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我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
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椅子。我们坐下后，都埋头继续看文件。
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我被调去《红旗》后，就没有再见过主席。我在中
南海工作时，平日常骑自行车经过主席居室后门出海办事。偶尔会遇上主席在散步，我远远看见主席在散步，都会立即下车，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可主席看到
我，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会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后，召集了一些人
作了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的。但，陈伯达叫吴江、邵铁真去了，没叫我去。
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入座后，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我坐在他的边上。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只好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斜对着主席卧室
的门，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就看见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起身要让座给她，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
的椅子上去了。我从秦城出来，听到中央某领导人的讲话传达，说早在建国时，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已离异。但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
海时仍与江青同吃、同住。那时主席73岁，江青52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5岁。当时江青刚从苏联休养回国，与主席同吃、同住，两人感情很好，这
是我们大家都知晓的。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江青，仍见到她同主席住在一起。虽然那时江青住钓鱼台
11号楼，主席则住在中南海中，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嗳，它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主席喝了几口麦片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
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
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
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
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
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
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
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
然说过现在官僚特殊阶级已在形成，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随后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
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
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
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公个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这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
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
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
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
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
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这之前对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就抄过、并看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就从引述主席《张鲁
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 “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
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
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接着，我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
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
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
话，然后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
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
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
“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
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
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
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
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那天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地在听。我曾对主席
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
一些情况，但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