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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那天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地在听。我曾对主席
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
一些情况，但也就是这些了。其中对陈伯达、杨成武的谈话可能有失记之处，因为我的记忆力有个缺点，就是记自己的多，记别人的少。关于他们的谈话，可以参考
他们自己的回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主席那儿出来，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锦江饭店。吃过午饭，我们三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主席讲话和文件。对主席的批示我们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我们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这种时候，陈伯达往往都是最起劲的，他亲自动笔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说过，凡写给主席的东西，陈伯达一定要亲笔写，好让主席看到是他的笔迹，知道是他写
的。那天，我和杨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参议，让陈伯达写。我记得，杨成武和我只提了一个意见，即在原来文稿的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
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采纳了，后来的中央文件上也是这么写的。
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当晚，魏文伯、曹荻秋请总理和我们吃饭，总理说他晚饭后要去主席那里，陈伯达就让总理把我们写的东西交给主席。总理还约我第二天早晨
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就去了。没想到，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我说，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总理笑了
笑，谈了几句闲话，就问起我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对我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主席对李秀成的十六字的批示，端正了认识。他很诚恳地对我
说：“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
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当时，我很感动，觉得总理的胸襟宽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东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后来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并为全党习称为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主席之所以这么紧急召我们去上海，就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要把
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通过，并且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
“五七指示”在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但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
去了。因此，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
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
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
纲要，由《红旗》杂志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重要社论，是要经过中央讨论的，比较慢；而在《人民日报》发社论，一般只要总编看一下
就行了，比较快。后来这篇文章就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象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
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
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身体力行的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
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书、谈
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
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
会。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之期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继续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
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仍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曙光，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的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把我国分裂为几大块，以吃掉
我们的不祥之兆。
（海青、国志整理）
附：毛主席“五七指示”全文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
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指的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
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
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
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大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
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