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这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系列文章的第九篇（也是最后一篇），由路石同志撰写。
上个月，我们在红色中国时评《分清敌我友，坚守独立性》一文中讨论了左派队伍当前思想行为混乱的几个原因以及分清敌我友的政治意义，有同志和朋友就文中涉及到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结合这些问题我又重读了毛主席几篇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为纪念主席诞辰，红色中国网主编安排我们撰写纪念文章，这里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今天我们着重讨论怎样认识一些问题，具体干什么以及怎么干的问题。
我们相信，腐朽的资本主义难以为继，反动统治阶级腐败昏庸，工农要革命，社会主义有着光明的未来。可“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没有消灭私有制的具体方略和手段，我们就会像蜜蜂撞在玻璃墙上，有光明没前途。
当前，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得小资产阶级处于政治活跃期，左派队伍中，又以左翼小资产阶级最为活跃，主要表现为与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右派进行口诛笔伐，可是其困境也在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另一方面，因大规模私有化引起的城市传统工人的剧烈反抗进入相持阶段，农民向新工人转化的同时尽管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但这种以争取改善劳动条件为目标的团结斗争毕竟才刚刚起步，无论老工人还是新工人，其斗争还没有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这就出现了左派队伍当前进行的思想舆论宣传斗争与广大工农进行的实际阶级斗争相脱节的现象。这种各自为战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斗争的自发性，从而，思想斗争的混乱不一和工农斗争的屡屡失败就在所难免。怎样解决这一理论与实际不能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不能结合的矛盾呢？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总结和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是一句简单的过时的口号，它包含着我们取得胜利的一切秘密。它是最擅长斗争的无产阶级领袖经过漫长的革命实践总结出来的。毛泽东还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目就是我们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同时，“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根据毛主席所讲的上述要点，下面我们分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
1、进行阶级斗争，就要做阶级力量对比分析，做到知己知彼。这首先就是分清敌我，以确定抓好主要矛盾。
毛泽东就说过，“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革命同志中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革命的总任务就是开展深入广泛的阶级斗争，推动矛盾转化，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今天，一些敌人是披着羊皮的狼，识别它们是这里的关键。其方法还是要坚持阶级分析，并在实际阶级斗争中加以甄别。
但是，在左派队伍中，谁究竟是敌人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相反，认敌为友。有说敌人是美帝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朋友；有说敌人是官僚资产阶级，新型资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是朋友。各自还声言要保这一个打那一个，结果左派内部先打将起来。你要反对，他却说官僚资产阶级内有健康力量，或者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内有进步力量。以点带面，一叶障目，完全没有阶级分析。
2、在实际阶级斗争中区分敌我友，坚守独立性，扩大群众基础。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说到，当前在革命同志中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敌我友不分，远期和近期目标不清，工作方法和手段不当的问题。敌我友不分，不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政治独立性问题，只求一团和气，抱团取暖，热热闹闹，在当前统治阶级的“红袍子”还在迷惑人，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或者冷热起伏严重影响群众的时候，我们如果顾此失彼，没有确定的工作目标和扩大群众基础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就会陷于“中国梦”的梦呓之中昏昏然，就会做了小资产阶级的尾巴，随着人家瞎跑，或者拒绝与左翼小资产阶级的团结，遭到孤立。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如果你不知道要到哪儿去，通常你哪儿也去不了。”那就只好梦游了。所以，首先搞清“谁是我们的同志”，同时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独立性很是重要。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失败和第二次合作的成功都可以归因于这一点。
我们认为，造成我们当前目标任务不明，缺乏有效手段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不抓实际阶级斗争，从而不能科学区分敌我友，进而顾此失彼造成的。
我们的目标总的来讲就是，为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组织我们的同志，团结我们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而这首先要分清敌我友。如果敌我友不分，就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我们的同志，实现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团队，就拿不出一个统一可行的任务和方法；也无法真正团结我们的朋友，陷我们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就不能攻击我们的敌人，却更可能被敌人所打击。要分清敌我友，最科学有效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对社会各阶级阶层进行一个大致的划分。这部分内容我们上篇文章已经做了初步的讨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
我们都承认，阶级分析法是我们分清敌我友的原则和方法基础，而现实中如何做到呢？事实上，如果社会是个存在实际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敌我友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得到澄清的，也只有现实发生的阶级斗争才能厘清这种关系。而不是某人讲了几句马列毛主义的好话，我们主观上就认为他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我们缺钱缺经费，就不加思索地把资本家（即便是所谓红色资本家）拉来当同志；我们需要鼓动、串联，就把流氓无产者和投机客拉来充当我们的同志，做我们的摇旗呐喊者。部分小资产阶级团体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这样的事，那是他们的营生，也是他们的投机性所决定的。如果我们也这样做，其结果就是扰乱了我们的视线，涣散了我们的队伍，为人作嫁跑龙套，更严重的后果是工农无产阶级与我们保持了距离，让我们丧失掉最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个基础。
如果由于缺乏直接接触工农阶级斗争的条件，我们又无视身边发生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群众斗争（大量存在着由直接的阶级矛盾转化而成的社会矛盾），不去进行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直接参与和宣传教育，只是三五成群，谈古论今，期盼时运；埋怨朋友，诅咒敌人，发发牢骚。朋友只会越来越少，我们自己也必将会成为孤家寡人。这就是脱离群众的后果。
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我们处理好敌我友关系的又一个准则，也是我们制定目标任务的前提。日常的阶级斗争考验着我们，锤炼着我们，我们将在阶级斗争中识别同志，在阶级斗争中结交援助我们的朋友，在阶级斗争中了解我们的敌人，了解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主要矛盾规定着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的分散在各地的各同志中的具体目标任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得到确定的。
重庆事件是不是阶级斗争，我们认为是阶级斗争。它是在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和统治危机的情况下，大官僚买办、大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与政治上活跃的进步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薄熙来是进步小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他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对于整个事件，我们一方面指出，在当前危机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集团恐惧革命（居然把改良说成“文革余孽”）而又拒绝改良的时候，改良主义没有出路；同时，面对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和打击报复，我们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坚决的斗争。我们认为，反动派把“重庆模式”贴上毛式社会主义进行攻击，不仅是为了保护其巧取豪夺以及“黑社会化”获得的利益，还在于要削弱一切人民的进步力量和消除任何社会主义的因素，同反社会主义的美帝同流合污。事实证明，这种倒行逆施遭到全国最广大主张正义的受压迫人民的不齿。我们参与这一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完全在于为了团结那些赞成和同情社会主义的进步力量，这股力量在重庆事件之前是没有充分展示出来的。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左派队伍中有人采取了关门主义，结果脱离了群众，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还有不少人，摇摆不定，混淆敌友，“拥X挺X”，涣散了自己的团队，丢失了自己的群众。正是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对敌我友进行了一次有效的甄别。
3、争取小资产阶级，是敌我斗争中谁胜谁负的关键。
重庆事件很好地说明了，当前以至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做好团结和争取小资产阶级进步力量的工作，把它引导到实际的阶级斗争之中。改良主义失败了，大资产阶级不允许；“强国梦”毕竟是一场梦呓，他们何去何从？这部分小资产阶级，今天也有称其为中产阶级，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比较接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态度。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但是也要注意到，今天跑进左派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有不少是被体制内或者市场经济排挤出来的“失意者”，他们的政治热情是间歇性的（所谓三天的革命性），就目前来说最多的也是以三五年为一个周期。在以往的革命实践中，如何正确对待小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有一位党史专家曾这样总结道：小资产阶级“自发”思想的核心是对私有制的眷恋和对资本主义“自由”的向往，革命中，它又可能变成“随时会叛变”的投机性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条心”问题。
今天，革命同志手头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因为急于要争取到活跃分子和青年力量，过度使用我们的人力财力和时间。这方面需要很好地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要求他们结合实际认真学习马列毛经典（不是单纯去啃《资本论》）和深入到实际阶级斗争中与工农无产阶级结合并进行阶级意识的训练改造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红中网编辑水边同志主张的，鼓励有为青年以各种方式去“给资产阶级增加负担”就是参与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很好的办法。与此同时还要认识到，在无产阶级还没有表现出团结、强大和有力之前，还没有制定出科学的未来发展战略和正确的政策策略之时，他们是不能被真正广泛吸引过来的。打铁还要自身硬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在积极促进青年进步，在等待实际阶级斗争迫使他们做出转变的同时，一定要顽强地宣传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宣传社会主义的辉煌历史及其优越性，讨论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意义，在思想舆论上同反动派做坚决斗争中正本清源，教育人民；与此同时，要彻底批判那些为服务于自己的民族主义主张，把毛泽东思想篡改为“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的反动思想，或者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机械地嫁接在今天，企图把国际主义的毛泽东改装成民族主义的毛泽东，把当前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扭转为极力夸大的民族矛盾，为其“保皇救驾”主张服务；还要批判那些把马列毛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简单搬运过来为其主张的、倒行逆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错误观点。这是我们当前思想舆论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述两类小资产阶级旗手，他们一手举着马克思主义，尤其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以此招揽自己的群众（说什么马列主义是外国货，舶来品不服水土，不好消化；毛泽东思想是本土货，易消化，货真价实。这种政治骗子，割裂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动机，就在于抽掉无产阶级解放理论中一以贯之的阶级斗争学说，并把毛泽东思想按自己的需要进行解释包装，以阉割其革命灵魂。这种要人只吃第三个馒头就能果腹的雕虫小技，对那些不善学习思考的人是有着蒙蔽作用的）；一手牵挂着统治阶级中的这个（走资派转化而来的官僚资本集团）或那个集团（改革开放政策培育出的或者引进的新型私人资本集团），利用他们的御用身份或者学者头衔，借助笔杆子和网络优势造势，极大地扰乱了群众的思想。他们从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却将此谓之策略，声言这是保护自己，迷惑敌人，岂知迷惑的恰恰是广大群众。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清算。
有人也许会担心，我们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分裂，达不到团结的目的。我们说，批判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以教育和争取群众，是马列毛主义思想理论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任务。实际上，马列的鸿篇巨著，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机会主义的，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苏十年论战的意义并非邓小平这种实用主义者所能理解的（“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只要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对他人进行百般攻击，尽量做到就事不就人，批判的目的是为澄清问题教育群众，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团结到真正的朋友，发展到真正的同志。我们的批判或者批评一定是要有原则的。我们的同志一定是有共同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之间在原则问题上必须保持一致，在非原则性的具体认识上有可能不同，我们要允许保留意见；我们的朋友，小资产阶级，在立场和观点认识上都可能同我们存在一定差异，只要不是完全对立的，不是蓄意欺骗群众的，我们就应该求同存异。否则，把朋友当同志来要求，最有可能的结果却是，不但做不了同志，甚至连朋友也做不下去。
在前面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过，由于今天的社会是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的，因而在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上呈现出纷繁复杂性，没有经验可循，为我们分清敌我友带来不少困难。我们过去常说，承认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鉴别是否为同志的一块试金石，今天看来其局限性是明显的。首先它是非阶级分析法，是唯心主义的；其次，它分不清我友。比如，文化大革命为我们留下的其中一份宝贵遗产就是有这么一批人，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肯定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在左派队伍中最典型的就是文革造反派和革命老干部及其文革保守派，他们或早或晚都遭受过修正主义集团的打击和排挤。但是他们其中除少数把共产主义作为终身信仰，心系工农，一贯坚持进行实际阶级斗争外，相当一部分是为争取自己的名誉或政治经济待遇而斗争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而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工农群众（工厂企业中以普通工人退休的造反派保守派有所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本阶级队伍，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属性。甚至当年的保守派，由于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起那些“永远的造反派”在现实斗争中表现得更为彻底）。今天还在坚守信仰的老干部们是被三十余年的资本主义现实所教育，但他们却受制于今天的“党纪国法”，或者斗争不得法，或者担心“颜色革命”使革命果实尽失，进行斗争时如履薄冰，投鼠忌器，不能坚决彻底。坚持继续革命理论的造反派们，他们不少人遭受反革命迫害后，被打入社会底层，同时由于统治集团三十余年来对文革的歪曲宣传及其耍弄嫁祸于人的伎俩，使他们完全背负了文革负面的罪责，被群众所误解，事实上造成了与人民群众相隔离。加之反攻倒算诛连亲人，他们的子女得不到正常人的发展机遇，家庭生活陷入窘迫。但是，他们毕竟是“能人”，利用市场经济及其原有的人脉关系，逐渐过上了比较城市工人较好的中产生活。由于这种特殊背景，他们也比较容易被那些一手高举毛泽东大帜，高呼着为文革平反的口号，一面又遮遮掩掩主张“保党救国”或者“左右合流”的“左派精英”所左右。这是他们认识上的局限性，但我们相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至少是革命的同路人，是最近的朋友，随着阶级斗争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一些错误思潮的充分暴露，他们必将加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之中。
二、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
造成我们目前诸多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不能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观察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以及找准资本主义复辟后进行阶级斗争的形式，从而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和斗争策略及其革命必胜的信心。
我们常听到一些议论，说美帝国主义很是强大，对我实行军事包围，阴谋以转基因灭绝中国等等；又说中国将“大国崛起”，有可能成为称雄一方的中华帝国。总之，资本主义不但不会灭亡，资产阶级还很强大。与此相反，听说欧美工人阶级已经消失，变成中产了；在现实中看到的景象更加悲惨：那些有政治觉悟的城市老工人屡战屡败，被逐出了工厂企业，成为散兵游勇，失去了工人阶级属性；新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刚刚学习团结斗争，但毕竟还是在为卖出一个好价钱进行着抗争，还处在自发自在的状态下，还没有一个100多年前马克思时代的工会组织等等。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斗争解放的理论似乎过时了，或者不适合中国当代国情了，怀疑、改造和创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变成了时尚，各种理论五花八门，无产阶级的思想陷入了一片混乱。
我们不否认上述现象的存在，而且某些方面还严重地存在。但它毕竟是现象，不能代替事物的本质。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都熟知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今天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不能活学活用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出阶级斗争的新的方式，同样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一）链条最容易在薄弱环节断裂
500年前的中世纪，人们的头脑完全受宗教所控制，儒家封建皇权、穆斯林封建皇权和基督教封建皇权三分天下统治着这个世界。其中基督教世界的封建中央集权最为薄弱，资本主义萌芽便在这个薄弱环节找到了突破口，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使得统治欧洲人的“上帝”逐渐由金银代替了耶和华，商品拜物教在贵族商人中实际地取代了基督教，野蛮的原始资本积累开始了。暴力掠夺一方面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颠沛流离的流民；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却破坏了传统宗教信仰导致人们的道德沦丧。即便是现代资本主义，同样也是一面物欲横流，一面是精神道德的沦丧，无法根治。可见，这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我们还是来重温《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精妙绝伦的文字吧：“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统治阶级上层的有教养人士为拯救人类精神免于崩溃，为人类描绘了另一种社会状态，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并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这就是500年前一位叫托马斯•莫尔的英国大臣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为人类描绘的理想国（也叫乌有之乡）中的情景。由此，莫尔也就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对抗基因几乎是同一时间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统治确立还不到100年的时候，马恩不仅发现了这种对抗的真实存在，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一对抗性矛盾的规律，它不是描绘和设计出人类解放的蓝图，乞求资产阶级“流淌道德的血液”实现“和谐社会”，而是依靠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暴力铲除私有制度。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生产力），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造了自我解放的理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他们的基本原理还是适用的。但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设想，并没有实现。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当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趋势并不明显，甚至还谈不上。
列宁出生在1870年，这个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初始时期，在他46岁那年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指出了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并运用矛盾不平衡原理提出了链条可能在最薄弱环节断裂的主张，为俄国这种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度进行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1930年前后，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无产阶级革命处于迷茫彷徨，既没有马恩的也没有列宁的现成方案可循的时候，毛泽东天才地运用了他后来概括为《矛盾论》的基本原理，先后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中指出，中国革命的薄弱环节在农村，斗争的方式是武装割据，以此挽救了中国的革命。直到后来形成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路线，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当然，“改革开放者们”同样也进行了哲学的思考，也使用了矛盾发展不平衡原理下的薄弱环节理论，以农村这个社会主义的薄弱环节为突破口，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培植资本和劳动力商品化的路线，稳步取得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事实上，只要条件具备，规律就会出现，原理即可运用，均是手段，区别只在于目的不同罢了。
（二）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1、当前的中国与世界
毛主席在世时，由于拥有了原子弹氢弹这样的“干货”，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那些对社会主义中国深有疑虑的、但却也不愿意加入美、苏阵营的广大不结盟国家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最终形成了中苏美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中国不仅成为全球反霸的领导者，也使500年以来逐步衰落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变修，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那个时代还是可以设想的。当然。历史不能假设，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其结果不是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全面失败。
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由于一张投名状而崩溃。1979年中越战争打破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美进入蜜月期，二大于一的力量加速了苏联的崩溃，由此形成了今日美帝独大的世界体系。然而，同历史上所有强大的帝国一样，顶峰是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只是美帝的衰落由于中国的贡献而延缓了进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拯救了世界资本主义30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就像一棵压垮骆驼的稻草，几乎将经济滞涨的西方经济摧垮。资本过剩，商品过剩，资本家无利可图。正如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朋友时所担忧的那样：“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当里根、撒切尔夫人的美英政府在本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方式是国企私有化），削减工人福利企图降低成本遇到工人罢工斗争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资本家便以再罢工就关厂和迁移工厂到中国相威胁，这自然削弱了工人斗争的手段。只不过当时的国际资本是伪装成“爱国华侨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进来的。如此这般，利用农民工打败了国营企业工人，又以中国工人打败了欧美工人。全球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工人阶级成了孤军奋战的散兵游勇。利用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以及不怕污染，不怕能耗，还有税费减免的好政策，更有数量庞大的由政府管制不准罢工的廉洁劳动力，可以说中国完全成了资本输入的天堂，也由此确立了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角色。从此，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形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
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两点：一是美帝独大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衰落，而且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尽显其中。二是看不出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同美国相抗衡，包括俄国和中国。即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看不到有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
1958年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对当时国际形势总的特点做过这样的概括，即“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经过55年的曲折迂回后又重现了。敌人在下坡，我们在上坡，下坡者失去了控制，上坡者艰难爬行，但上坡毕竟是可控的，是在向上前进。正可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2、无产阶级的前途
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有两点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第一，在国际工人阶级队伍中，中国城市传统工人阶级具有最为先进的阶级意识。他们在建国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巨大能量，他们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姿态确立了自信，释放了潜能，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阶级斗争锻炼，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工人所不能企及的；如果说只有毛主席时代的30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还不完整的话，那么，在 “温水煮青蛙”的后30余年的资本主义进程中，他们完全认识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当家作主意味着什么；什么是资本的力量，受雇佣意味着什么。前后三十年的正反面经验教训，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完全认识到了他们的命运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生死与共的关系，争取社会主义就是在争取自身的解放。第二，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巨大。60多年前的建国初期，中国工人有800万人，400万就业、400万失业，今天包括新工人在内有4亿之众，增长了近50倍，这是世界上数量最庞大、最集中的工人阶级队伍。
有这样一只先进而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在这样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里，又有那么多掌握了先进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人才，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井底之蛙，那么为什么就对社会主义革命信心不足呢？难道我们果真成了那只撞在玻璃墙上的蜜蜂？
显然问题没有这么简单。革命的发生是需要具备一定主客观条件的。列宁曾把爆发革命并取得胜利的条件归结为三条：一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二是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三是要有一个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先进的党。前两条是客观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一条是主观条件，是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关于有形无形组织问题，上一篇文章中曾有过讨论，这里还是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并着重讨论在当前形势下可能采取的新的阶级斗争形式问题（鉴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讨论只能是提纲挈领、抛砖引玉式的）。
读毛主席著作，给人最大的启发，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极为重视矛盾的转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蒋介石军事统治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那么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武装斗争的形式，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所采取的斗争形式就是“文斗”，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式，即无产阶级的专政，劳动人民享有最广泛、最充分的民主权利的同时，将敌人置于劳动人民的监督之下。今天我们实质上完全处在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之下，并且是统治阶级以单方面制定的各式各样的法律法规对劳动人民进行着专制统治（不同于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法规是阶级斗争妥协的产物），除去一些起着国家管理职能的法律法规外，那些起着镇压反抗职能的法律法规，其现实作用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这类“法”几乎成为束缚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而且老百姓离开了“法”的路径就变得手足无措。比如《失业保险规定》中规定，工作满一年被辞退并缴纳过保险金的工人，失业后可以领取一定月份的保险金，但办理条件却规定，必须由原单位前往失业中心办理，不对个人办理，而且需要单位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试想，有几个资本家愿意为他所辞退的工人办理这样的手续？如果我们按照某些人士的主张，推动修改法律法规，只要想一想刚刚废止的劳动教养法规已经造成多少冤魂便可明了一二了。
要找到在当今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方式，我们还是应当回到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去观察，而不能单纯通过理论逻辑推导得出办法。毛主席曾精辟地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个“理”在理论层面上讲，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石，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它解释了世间一切产品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剥夺剥夺者是理所当然的；它解释了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理应而且能够当家做主人。日常生活中也有约定俗成的东西，叫做“合理合法”，而不是倒过来说的。法不责众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说，“理”字当先，要因时因地让“理”字站稳脚跟，同时，“众”是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源泉。“理”不见得是讲给斗争对象听的，而主要是讲给斗争的群众听的（现实中经常遇到的“你讲理他不理睬你，你不讲理他抓你”就是没有解决好“理”和“众”的问题所致）。正如马克思所讲的：“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其实还是那个老问题，革命同志与进行实际斗争的工农群众的结合问题。不可只想着政权的最终解决，小觑一次次的实际斗争。毛主席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夺取政权之前，也是一块块根据地的艰难积累过程。所以，在现实斗争中，究竟采用“以反对修正主义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还是“依理维权” 为好（不可“依法维权”，“法”在专政机关手中，否则会掉进“法”的迷宫受人摆布），应该针对不同的群众或斗争对象，因地制宜地做出选择。
毛主席重视矛盾的转化，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有体现，《论持久战》是其集大成者，“保卫延安”是他的经典案例之一。所谓矛盾的转化，首先是抓主要矛盾，其次，当我们处在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弱的一方，陷于被动状态时，要客观地分析形势，辩证地看到我方强势和敌方弱势，综合进行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采取有效措施，以我之强克敌之弱，以我之柔克敌之刚，推动矛盾转化，使我由被动转为主动状态。
既然无产阶级要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制定自己的战略前景，就要掌握《矛盾论》的精髓，运用矛盾不平衡原理，找到薄弱环节。所谓薄弱环节，就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力量暂时地在某个时间某个区域对资产阶级形成了优势，并可一举攻克之。所可能采取的形式无非是上述阶级斗争方式以更深入更扩大的状态的一种表现。中国的革命无疑将会对美帝独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以毁灭性打击。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程广胜写的《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一文（附于第2页）。
（撰稿：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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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说说: 五星红旗上的四颗小五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说明这四个阶级是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依靠和团结的对象。 文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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