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左派”这个名词回归它的本性

为何我们懦弱而法轮大法却强悍？

俗语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怕死的。这句话套在我们身上，在特色党权贵面前，我们只属于软蛋一类（当然极少数猛士除外），而套在法轮大法身上，他们是横且不怕死的一类。尽管笔者与他们的信仰不同，对那些怒骂污蔑毛主席的法轮功内部的坏分子视之为敌对分子，但是，笔者由衷钦佩那一批批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英勇献“法”的大法弟子们。

法轮大法自1999年被特色党镇压后，这近15年来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一部前赴后继的反镇压斗争历史。法轮大法15年来不屈不饶的护“法”斗争决定了法轮大法在经过几年短暂的挫折之后，变得越来越强，试问现在有哪个特色党权贵们及其公知走狗敢在公开场合数落法轮大法的不是？有特色党邪教办公室副组长李东生被法轮大法祭了旗，有周永康被绑到坛下等着被祭祀，有江（泽民），曾（庆红），罗（干）在海外被通缉，相信现在没有一个权贵们敢露头说法轮功的不是，即使是现任特色党书记和总理也不例外。如果不信就请翻翻现在的中国主流报纸，看看现在的中国主流电视网络，里面是否有“数落”法轮大法的蛛丝马迹？没有！然而就在不远的过去，特色党对法轮大法弟子进行了全面围剿，对法轮大法展开了铺天盖地的立体舆论战。斗转星移，已是沧海桑田，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换位，现在轮到法轮大法对特色党的权贵们进行全面的攻击，而特色党却像斗败的公鸡一样，缩在一边，一动也不敢动。这就是斗争的力量，这也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阐明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矛盾的双方的相互转换，原先占统治的一方，变为被统治的一方，而被统治的一方变为统治的一方。

在与特色党的矛盾斗争中，如果说法轮大法的弟子像战士，那么我们则是十足的乞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如乞丐一般跪着过来，对伪共特色党“一路哀求，一路退让”。结果换来的是特色党权贵们从未中断过对毛主席的所谓“晚年错误”谩骂，嘲讽和污蔑，在毛主席诞辰骂不够，新年元旦接着开骂；对毛主席思想一路阉割，一路弃之如敝屐；对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体随意抓捕关押，对纪念场所肆意捣毁，对妖魔化毛主席的公知走狗进行刻意保护。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拥护毛主席的中国人民受到的待遇为何如此凄惨？法轮大法的弟子人数比我们少得多得多，却能够在短短的十来年期间完成失败抗衡快到胜利的转变，而10多亿中国人民在“改开”30多年，面对特色党的进攻不是退缩就是一败再败。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毛主席思想告诉我们，根本原因是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而法轮大法自特色党镇压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反镇压斗争。也许有人庸俗地认为是因为法轮大法在特色党内有人护着，笔者要问是什么人护着他们？这些人凭什么敢护着围攻前特色党党魁的他们？为什么毛主席建立的党没有人护着我们？

笔者曾感念过2012年的9.15反日大游行，也曾感受到前年去年挺薄运动的滚滚热浪，还沐浴过纪念毛主席120周年诞辰的浓浓同志情。人民表现的力量之大和智慧之高，众多热爱毛主席的同志视死如归，所有这些都让笔者兴奋异常，因为这是法轮大法根本不可比拼的。然而，摆在我们前面的事实却是法轮大法在特色党面前表现得非常强悍，而我们在特色党权贵面前却是如此之颓废，唯唯诺诺，看到特色党权贵们大骂毛主席所谓“晚年错误”，还一个劲替其开脱或像狗一样被训斥得趴在一边一动不敢动。为何？？这不能不引起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革命者和革命同志的深思。因为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将永远在特色党权贵们面前无法翻身。

俗语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指挥下是羊是猪，而一旦变为由毛主席领导就成了虎成了狼。强大的左派在特色党权贵面前像犯了癫痫病一样，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个中原因自然要从左派大佬那里找。毫无疑问，张宏良先生，司马南先生和孔庆东先生等是大家公认的民间“左派大佬”，他们也曾是著名的“重庆三君子”，是右派公知重点攻击的对象。乌有之乡，后来又有红歌会网，是这群大佬们聚集的平台。2012年的9.15反日大游行的胜利和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活动，客观地讲，他们和他们的平台乌有之乡与红歌会网功不可没，说起着擎天柱的作用，并不为过，因为国内大多数热爱毛主席的积极分子都聚集在乌有之乡和红歌会网周围。乌有之乡和红歌会网有足够能力将全国热爱毛主席的积极分子团体串起来共同行动，这也是为何9.15反日大游行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和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活动能够全面开花。他们在这方面的功绩不能抹杀，抹杀就不是唯物。可是为何如此强大的反日队伍即使面对单薄的右派公知污蔑毛主席也显得力不从心？为何面对特色党权贵们大骂毛主席所谓“晚年错误”却是装聋作哑，或者开脱？尤其是为何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挺薄运动中，本应起着中流砥柱的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体却不然被组织起来，英勇反击特色党对薄熙来同志的迫害，而只能散兵游勇地单独作战？按道理，挺薄熙来同志事关“重庆三君子”的切身利益，可他们的表现除重庆事件刚发生时雄了一把之外，忽然像一夜换了个人似的，使出浑身解数急急灭火，以去年的“济南审判”为例，司马南先生似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气定心闲地和气功大师掰手腕，孔庆东先生却接二连三“劝阻”挺薄群众去济南，张宏良先生回家探亲绕道去济南视察。如此一折腾，可想而知，去济南的挺薄群众只能是寥寥，笔者当时还以为他们有什么“灵丹妙药”，薄熙来同志被重判的事实告诉笔者现实并不是笔者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世上没有神仙皇帝。本来在“济南审判”上，薄熙来同志表现神勇，堪有领袖风范，如果组织大批挺薄群众去济南，是胜是负未可知。

薄熙来同志被整倒了，与薄熙来同志相关的人一个个受到审查，检讨的检讨，免职的免职，坐牢的坐牢，可是与“重庆模式”涉入很深的“重庆三君子”却能安然无恙，继续当着民间“左派大佬”，指挥着民间左派群体。尽管如此，笔者还是犯了和薄熙来同志一样的侥幸心理，曾几次公开呼吁“重庆三君子”去和薄熙来同志一起坐牢，因为在笔者看来，这是最好的激发挺薄群众继续抗争的方法，更是延续“重庆三君子”左派政治生命的唯一办法。然而让笔者彻底失望的是：在薄熙来同志被特色党宣布重判，薄熙来同志上诉后被驳回（10月25日）不到两周时间，11月3日张宏良先生发文《保持中国左翼正确的政治方向》，转向呼吁左派群体拥护倒薄手 --- 特色党书记，11月15日，包括“重庆三君子”在内的左派大佬们在乌有之乡云集一堂，宣誓效忠特色党书记。有人把“重庆三君子”的统一变节行动简单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性，但现在笔者却不这么看。还是让我们先把历史的镜头回放到2006年。

2006年前后，可以说是“民间”左派大佬们和“民间”右派大佬们诞生的爆炸期，一个个准大佬们浓妆艳抹地走入人们的视野，他们中有现在著名的左派大佬“重庆三君子”，也有现在大名鼎鼎的右派大佬贺卫方和茅于轼。他们要么是说过一句过左或过右的话而成为大佬，要么写过一篇过左或过右的文章而成为大佬，要么签个名，聚个会就成了大佬，甚至后来打老人一个耳光也可以闻名遐迩……。如果你熟悉美国好莱坞造星工程，你会说：“这怎么看都是‘政治好莱坞’”。确实如此！在宣传包装和轰炸下，这些准大佬们陆陆续续掌控了民间左派和民间右派的话语权，成了我们熟知的货真价实的大佬。

在新“右派大佬”诞生过程中，有一个大障碍，它就是多次进入特色党监狱没有屈服过的右派名人刘晓波。只有这个障碍没有了，新的“右派大佬”才能顺利诞生。“巧合”的是刘晓波因修改和签名《零八宪章》被当局以颠覆国家的罪名收监，消息一经“传出”，准“右派大佬们”纷纷跳出来为其鸣不平，最后结果刘晓波还是被收了监，跳出来的准大佬们却因此接替了刘晓波的位置，成为新的右派大佬。

对于左派大佬的诞生没有这么复杂，因为在这之前，有关和特色党作不屈的斗争，有的甚至牺牲在特色党监狱里的左派英雄们，西方媒体和主流媒体绝不会报道的，左派媒体也没有这方面的榜样报道，所以他们只能是无名英雄，一直不为人知。因此，当准左派大佬张宏良先生2006年发表《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后，这个“民间”左派大佬毫无悬念地横空出世了。有心的读者去查张宏良先生在2006年前所发表的文章，结果肯定失望，因为在网上那是一个空白（2006年，张宏良先生的年龄为51岁）；“打假英雄”司马南先生2008年改行当“反普英雄”；孔庆东先生以前是个武侠研究名人，再往前参加过“六四”……。当然，自古英雄不问出处，但是当我们的事业遇到重大挫折，适当历史梳理是很有必要。

纵观这些“新”大佬们，他们有几个共同点，一. 都来得比较突然，好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二.公开的身份都来自于民间；三.都是中共党员，即特色党党员；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五.都被有影响力的媒介隆重推出；六.在此诞生期间，他们的主攻（研究）方向基本发生重大转折；七.当然，地点也可能算一个，都在北京。

那么这些大佬是自然产生，还是有人为的因素？如果是人为的因素，又有谁有这个本事？从上述大佬们的共同特点和产生时段来看，显然这些大佬们绝不可能自然产生，只能是人工制造。以刘晓波坐牢为例，我们可以追寻“人工操作”的痕迹。刘晓波坐牢是当局设一个局，让刘晓波钻，以便让那些准右派大佬转正。笔者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因为一是《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安然无事，二是3百多签名者只抓刘晓波一人，三是《零八宪章》实质是2006年《西山会议纪要》的翻版，在《纪要》中扬言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是《零八宪章》主要签名人之一的贺卫方，按理他才是最应该被抓进监牢里的那一个，结果刘晓波进去了，他却相安无事，不仅相安无事，而且因为“江湖义气” --- 抗议当局抓捕刘晓波，还顺利取代了刘晓波，和另一签名人茅于轼正式成为新的“右派大佬”。

那么这些大佬们到底是谁制造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弄懂“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