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
谈话的传抄稿
项观奇
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本来没有人怀疑。无论就内容，就说法，就口气，都认为是主席的。而且，是叶剑英最早正式公布出来的，当时，华国锋也没出来辟谣。大家信以为真，很正常。后来，金冲及老师主编的《毛泽东传》出版后，又有吴旭君、张玉凤两同志提供的同样思想的主席谈话的书面材料，大家更不会怀疑毛主席会有这个说法了。
这不是件小事。毛主席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重要。更况，一旦涉及到，到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主义），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包括文革演习）到底该怎么看，毛主席是一个贡献，还是两个贡献，这个问题，就更严肃、更大了。自毛主席去世后，我们和邓小平修正主义斗了这几十年，中心问题，焦点问题，要害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第二件事。
从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看，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文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演习——在他一生中的地位的。这是有道理的。毛主席身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对他总结、发现的这个理论有一种迫切感、使命感、责任感。面对1966年、1967年全国掀起的波澜状阔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要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在当时不止一次对中央文革的笔杆子们说，要写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文章，甚至说，“我写了民主主义论，你们要写文化大革命论”，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我作为一个认真的文革的经历者，在当时就对主席的这个想法，有强烈的认同感，并跟着主席的思想走，直到1975年写出《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我们应该看到，主席不无道理地甚至把他做的第二件事看得比第一件事还重要。因为这是全新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毛主席虽然自己没有写大块文章，但是，思想都是他出的，他一直走在最前面。从1967年叫中央文革写文章，到1975年公布“理论指示”，到1976年以中央文件名义下达“重要指示”，都是围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主题进行的理论探讨。只要了解这个历史过程，了解主席思想的这个发展过程，有那个谈话，是很自然的。
就算没有这个谈话，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也假不了。我的老师金冲及同志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大家，我曾亲口问过他关于此书的写作，他说，此书的最大的价值就是留下了一批大家一般不知道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老师说得对。例如，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资料就是非常宝贵的，是主席思想的最直接的佐证。
可以证明毛主席对文革理论重视的还有更多旁证。例如，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就证明，67年毛主席曾对戚本禹同志说过，“我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要你们写了”。为了证实确有此事，我2010年6月10日打电话给戚本禹同志，核实此事，戚本禹同志的原话是：“毛主席当然有这个话了。而且不只一次对我们说， 你们要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文化大革命论，继续革命论，是不只一次说过的”。为了再次落实此事，2010年11月8日我又去上海拜会了戚本禹同志，并带夏成德同志陪同作证。戚本禹同志再次证实了毛主席确有这个说法，是不只一次说过的。
近日，我在《红旗网》又看到张春桥同志1967年3月4日（据我核对可能是2月24日，上网可查到。）在上海的讲话，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我已核对，是的），这是一次电视转播的讲话。我亲耳听过。据《红旗网》提供的片段，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最近，毛主席又要中央文革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就和吴法宪、戚本禹同志的回忆统一起来了，而且是当时的文字纪录，绝对可靠。可见，毛主席对文革、文革理论的重视是一贯的。毛主席很明白文革演习、特别是文革原则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因此，有所谓“两件事”的说法，就是很自然的，完全是主席的思想。
毛主席的这个传抄稿，我是在1976年批邓那段时间里得到的。主席在。我是拿到了一份钢板刻写的油印稿。我被抄过家，而且，当时还在被批判状态，手边无法保留重要资料（在被清查时，我及时转移走了一些重要文革资料，委托可靠同志保存，后来还我。最近找出一部分，我打算将这些资料留给文革研究单位）。我就把这个谈话抄在了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笔记本上，在这个本子上有我学习马列的笔记和那份《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今天，我把这分传抄稿公布出来，以利此事的研究。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吴德、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传抄）
人过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做：“盖棺定论”，我是未盖棺，也快了，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一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进了北京，总算进了北京城，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不多，虽有那么几个人在耳边唧唧咕咕，无非是让我早把那个海岛子收回来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两件事都未做定，这份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移交，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现在想核对还有可能。王海蓉女士在，问问就是了。再一个值得研究的是时间，我没抄错，这分传单就是写的1月13日。我记得，当时总理去世，十里长街送总理。据说，主席也有说法。对比的说法。没有根据，这里不引用。但是，我想，那时有这样一个谈话是有可能的，好像比6月更可能。
此事现在核实还是可能的，但是，要有人重视，有人管，这就很难了。我过去提过建议，希望整理主席晚年写的那些条子，也有合适的人选，但是，搞修正主义的人怎么会对主席有这分心思呢？
毛主席的思想在，理论在，第二个贡献在，这不是咬文嚼字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打倒背叛毛主席的修正主义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