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自决权 （1914年2—5月）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第九条，近来引起了[我们在《启蒙》杂志[1]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5页——编者注）]机会主义者的大举进攻。俄国取消派分子[2]谢姆柯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报纸上，崩得分子[3]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分别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极力攻击这一条，用极端轻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条。机会主义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这种“十二个民族的侵犯”[4]，无疑是同现在一般民族主义偏向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切合时宜的。不过我们要指出，上述的机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拿出过什么独立的论据：他们都只是重复罗莎·卢森堡在1908－1909年间用波兰文写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和自治》的论点。所以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对于卢森堡的“新奇”论据，也要给予最多的注意。 1．什么是民族自决？要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所谓自决，首先自然就要提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了解自决？是从法权的各种“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义中去寻找答案呢，还是从对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研究去寻找答案？ 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和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甚至没有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借嘲笑马克思主义纲领“不清楚”来敷衍了事，这是毫不奇怪的，同时大概由于头脑简单，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民族自决问题不仅在1903年通过的俄国党纲中谈到了，而且在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也谈到了（我将要在适当的地方详细地谈这个问题）。但是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罗莎·卢森堡曾多次宣布说这一条似乎太抽象，太形而上学，而她自己正是犯了这种抽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正是罗莎·卢森堡经常陷入泛论民族自决问题（甚至非常可笑地空谈怎样去认识民族意志的问题），而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事情的本质究竟是在于法律的定义，还是在于全世界民族运动的经验？ 确切地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立刻就会把罗莎·卢森堡的论据驳倒十分之九。民族运动并不是第一次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着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结论说：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关于为什么只能把自决权了解为国家分离权，而不能了解为任何别的东西的其他理由，我们下面再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罗莎·卢森堡如何企图“避开”成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有深刻经济原因的这一必然的结论。 考茨基的小册子《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新时代》[5] 1907一1908年卷第1期附刊，俄译文载于1908年里加出版的《科学思想》杂志），罗莎·卢森堡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她知道，考茨基在那本小册子的第四节里详细地分析了民族国家的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奥托·鲍威尔“低估了趋向建立民族国家的力量”（见小册子第23页）。罗莎·卢森堡自己引用了考茨基的话：“民族国家是最适合现代条件（即不同于中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等等条件的资本主义的、文明的、经济上进步的条件）的国家形式，是使国家最容易实现其任务（即能保证资本主义最自由、广泛、迅速发展的任务）的国家形式”。这里应当再补充考茨基的一个更确切的结论，这就是他认为民族复杂的国家（即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所谓多民族国家），“由于某些原因，始终是内部结构不合常态或不够发展的（落后的）国家”。不言而喻，考茨基所说的不合常态，是指不适合于那些最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言的。 现在我们要问：罗莎·卢森堡对考茨基的这些历史经济的结论，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这些结论正确不正确呢？是考茨基所提出的历史经济理论正确，还是鲍威尔所提出的那个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理论正确？鲍威尔的明显的“民族机会主义”立场，他的拥护民族文化自治[6]的观点，他对民族主义的迷恋（如考茨基所说“有些地方强调民族成分”），他“过分夸大民族成分而完全忘记国际成分的态度”（考茨基），究竟同他低估趋向建立民族国家力量的态度有什么联系呢？ 罗莎·卢森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看出这种联系。她没有仔细地考虑鲍威尔的理论观点的整体。她甚至完全没有把民族问题上的历史经济学理论同心理学理论加以对比。她只是用下面的意见来反对考茨基。 罗莎·卢森堡为了证实这个大胆的意见，接着就大发议论说，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使弱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虚幻的东西。她大声疾呼地说：“对那些形式上取得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多少对瑞士人来说，能够真正谈到‘自决’吗？他们的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第500页）最适合条件的，“并不是考茨基所认定的民族国家，而是强盗国家”。然后她就列举了几十个数字，说明英法等国所属殖民地面积的大小。 看了这些议论，不能不对作者不通事理的本领表示惊奇！用庄严的神情教训考茨基，说什么小国在经济上依赖大国，说什么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用强盗手段征服异族而互相斗争，说什么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仍然存在，这是一种可笑的幼稚的卖弄聪明的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都和问题毫不相干。不仅小国，而且象俄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富强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不仅巴尔干的几个蕞尔小国，就连十九世纪的美国，在经济上也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经说过了。[8]所有这些，考茨基和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是这同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罗莎·卢森堡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族经济独立、经济自主的问题偷换了民族政治自决问题，民族国家独立问题。这种聪明的做法，正象一个人在讨论议会（即人民代表会议）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应有最高权力这个纲领要求时，竟扯到大资本在资产阶级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十分正确的见解一样。 毫无疑问，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亚洲，大部分不是处于“列强”殖民地的地位，就是保持着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和备受压迫的国家状态。可是，这种尽人皆知的情况难道能够丝毫动摇下面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吗？这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我们不知道，亚洲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也象欧洲那样，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亚洲的实例是拥护考茨基而反对罗莎·卢森堡的。 巴尔干各国的实例也是反对她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在巴尔干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正在随着在这个半岛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形成起来。 所以，无论是全体先进文明人类的实例也好，巴尔干的实例也好，亚洲的实例也好，都同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相反，而证明考茨基的论点绝对正确：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趋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至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看来，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支持“民族国家”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下面将要详细地谈到。现在，我们只是阐明一下“自决”这一概念的定义，不过还应当指出，罗莎·卢森堡倒还知道这个概念（“民族国家”）的内容，而拥护她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如李普曼、谢姆柯夫斯基、尤尔凯维奇之流，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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