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结束语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自决权问题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1896年伦敦大会的决议也好，自决权只能了解为分离权也好，组织独立民族国家是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趋势也好，都是不容争辩的。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困难的情况是，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正在共同奋斗，而且应当共同奋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统一，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和黑帮的民族主义影响。在被压迫民族中间，无产阶级组成独立政党的过程，有时会引起同该民族的民族主义进行非常残酷的斗争，以致使人迷失方向，忘记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 但是这种迷失方向，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各民族无产者共同斗争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应当从“克拉科夫的”观点，而应当从全俄的观点来提出政治问题。但统治全俄政治的是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一流人。他们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因为异族人抱有“分立主义”思想，怀有分离念头，他们就对异族人进行迫害，杜马、学校、教会、营房以及在千百种报纸上，宣传这种迫害，实行这种迫害。正是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毒素毒化了全俄政治空气。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而使反动势力在全俄巩固起来，那是这个民族的不幸。怀念1849年和1863年，成了一种活的政治传统，如果没有大风暴发生，这种传统恐怕还要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阻碍一切民主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运动。 毫无疑问，不管被压迫民族（而被压迫民族的“不幸”，就在于人民群众往往被“本”民族解放的思想所迷惑）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时看起来多么合乎清理，但是在事实上，从俄国阶级力量的客观对比来看，拒绝维护自决权，就是最凶恶的机会主义，就是拿科科什金之流的思想来腐蚀无产阶级。而这种思想，其实也就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思想和政策。 因此，如果说最初一个时候，还可以把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当作是波兰的、“克拉科夫的”一种特殊的狭隘观点（不难了解，全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大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分离权，决不排斥某个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宣传反对分离，正象承认离婚权并不排斥宣传反对某个离婚案件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嘲笑谢姆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现在所“煽动起来的”那种莫须有的“矛盾”的。）而加以宽恕，那末到了现在，当民族主义，首先是政府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到处盛行的时候，当这个民族主义已在指挥政治的时候，这种狭隘观点就成为不能宽恕的了。实际上，现在一切民族中的机会主义者都抓住了这种狭隘观点，否认“风暴”和“飞跃”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终结，而倾向于科科什金之流的自由主义。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一定会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而以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哪些阶级占首要地位为转移。1905年以前，我们几乎只知道有民族反动派。革命以后，我国就产生了民族自由派。 事实上我国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即整个现代资产阶级，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往后必然会产生大俄罗斯民族民主派。“人民社会”党[55]创始人之一的波舍霍诺夫先生，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56] 8月号上让人小心对待农夫的民族主义成见的时候，就表示了这种观点。不管人家怎样诬蔑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把农夫“理想化”了，可是我们总是而且以后还要继续把农夫的理智和农夫的成见，农夫反对普利什凯维奇的民主主义立场同农夫想跟神甫和地主调和的倾向严格地区别开来。 无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就应当考虑到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不是对它让步，而是要同它作斗争），而且将来也许还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考虑到这一点。[例如，把波兰民族主义演变的情况，由贵族民族主义变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然后又变成为农民民族主义的情况考察一下，是很有趣的。路德维希·伯恩哈特在他写的《普鲁士的波兰人》（《Das polnische Gemeinwesen im preussischen staat 》，有俄译本）一书中，自己站在德国的科科什金的立场上，却描写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德国的波兰人组织了一种“农民共和国”，这就是波兰农民的各种合作社和其他种种团体都紧密团结起来，为民族、为宗教、为“波兰人的”领土而斗争。德国人的压迫使波兰人团结起来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并且还把波兰贵族、波兰资产者和波兰农民群众中间的民族主义思想相继激发起来了（特别是1873年德国人开始反对在学校里教授波兰文以后）在俄国也有这种趋向，而且不仅是对一个波兰。]1905年以后，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大大觉醒了（例如第一届杜马中的“自治联邦派”，乌克兰运动、穆斯林运动的发展等等），这种觉醒一定会使城乡大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加强起来。俄国的民主改革进行得愈慢，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迫害和争执也就会愈顽强，愈粗暴，愈残酷。同时，俄国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特殊反动性，将会在某些被压迫民族（它们在邻国有时享有大得多的民主）中间，引起（并加强）“分立主义”趋向。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种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它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极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在本文已经排好版以后，我收到了《我们的工人报》[53]第三号，在这份报纸上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谈到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他写道： “这个条文是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898年）决议中机械抄袭来的，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是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决议中搬来的。从当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条文，正是按照社会主义国际所赋予它的那种意思来解释的，即解释为政治自决，民族在政治独立方面的自决。民族自决这一公式既然是指领土独立权而言，当然也就完全没有涉及究竟应当怎样在某一国家机体内部调整那些不能或不愿退出现有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可见，弗拉·科索夫斯基先生的手头是有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决这一概念的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含义。请你们拿这件事实同崩得《时报》[57]编辑部让李普曼先生侮辱纲领并宣称纲领不清楚的事实对照一下吧！！崩得分子先生们那里的“党性”道德，真是奇怪得很……至干科索夫斯基究竟为什么硬说代表大会通过的自决条文是机械的抄袭，那就只有“真主知道”了。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想要反驳”，至于用什么反驳，怎样反驳，为什么要反驳，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反驳，那他们是根本不知道的。 写于1914年2－5月 载于1914年4－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 按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507－567页 署名：弗·伊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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