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绝对要求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来，那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观点看来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并且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议机关等等方式，这样那样地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吸引到政治生活中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斗争争取的是一般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一个居民阶层——农民投入了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贸易周转的各个民族更加接近，彼此杂居，而把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资本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 当然，这两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了起来；同时各个国家还因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正是在这里，我们也就遇到了罗莎·卢森堡的议论中最软弱的地方。她拚命用一套反对我们纲领第九条的“厉害”字眼来点缀自己的文章，喋喋不休地说它“笼统”“死板”，是“形而上学的空谈”等等。这位著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责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就是反辩证法观点）和空洞抽象的观点，我们自然也就应该期待她给我们作出一个用具体历史方法研究问题的榜样。这里所说的是在一个一定的时代——二十世纪初期和一个一定的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罗莎·卢森堡想必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俄国究竟处在什么历史时代？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究竟有哪些具体特点？ 可是罗莎·卢森堡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民族问题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俄国究竟摆在什么地位，俄国在这方面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在她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人们告诉我们说：巴尔干的民族问题跟爱尔兰的不同；马克思在1848年的具体条件下怎样估计过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整页都是引证马克思的话）；恩格斯怎样估计过瑞士各森林州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以及1315年的莫尔加顿的战役（整页都是摘引恩格斯的话和考茨基所加的有关评注）；拉萨尔认为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是反动的等等。 当然不能说这些意见和引证有什么新奇之处，但不管怎么样，读者感兴趣的是再一次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用什么态度分析各国具体的历史问题。只要重读一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摘录来的那些大有教益的话，就会十分明显地看到罗莎。卢森堡已经陷入何等可笑的境地。她雄辩地义愤地鼓吹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但是她丝毫没有打算确定一下，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究竟有哪些特点。罗莎·卢森堡举出一些表明别人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问题的例子，好象是故意在强调善良的愿望往往把人引入地狱，人们用好心的忠告掩饰自己不愿意或不善于在实际上利用这些忠告。 请看一个大有教益的对照。罗莎·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口号时，引证了她在1898年所写的一篇证明“波兰工业发展”迅速并且向俄国推销工厂产品的著作。不用说，从这里丝毫也不能得出什么有关自决权问题的结论，只不过证明旧的贵族波兰已经消灭等等罢了。但罗莎·卢森堡总是不知不觉地作出这样一种结论，就是在那些促使俄国同波兰结合的因素中，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纯粹经济因素现在已经占了优势。 可是，我们的罗莎一谈到自治问题时，就来证明波兰王国有特别的权利要求自治[见《启蒙》杂志1913年第12期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28—35页——编者注）]，虽然她的文章的标题是一般《民族问题和自治》。为了证实波兰有权要求自治，罗莎·卢森堡就认为俄国的国家制度——显然是按其经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方面的标志来说——是构成“亚洲式的专制制度”这一概念的种种特征的总和（《社会民主党评论》第12期第137页）。 大家知道，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展，那末上述的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如果在国家制度显然带有资本主义以前性质的国家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末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区域脱离整体的可能也就愈大，因为连接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可见，罗莎·卢森堡甚至在关于俄国政权的社会结构对于资产阶级波兰的关系问题上，也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而关于俄国民族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出来。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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