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空想的卡尔·马克思和实际的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说波兰独立是一种“空想”，并且常常把这句话重复得令人作呕，她用讽刺的口吻感叹道：为什么不提出爱尔兰独立的要求呢？ “实际的”罗莎·卢森堡，显然不知道卡·马克思对于爱尔兰独立问题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这一点值得谈一谈，以便说明应当怎样用真正巧克思主义观点而不是用机会主义观点来分析具体的民族独立要求。 马克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习惯用“查看牙齿”的办法来检查他所认识的那些社会主义者的觉悟性和信念。马克思认识洛帕廷以后，在1870年7月5日写信给思格斯，极力称赞这位俄国青年社会主义者，但是同时补充说： “……弱点就是波兰问题。洛帕廷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完全同英国人——例如英国旧派宪章主义者——对于爱尔兰所说的话一样”。[28]马克思向压迫民族中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询问了一下他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就能立刻发现统治民族（英吉利和俄罗斯）中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缺点；不了解他们对被压迫民族所负的社会主义义务，一味重复他们从“大国”资产阶级方面接受来的偏见。 在谈到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积极主张以前，我们必须附带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一般民族问题总是采取严格的批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例如1851年5月23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由于研究了历史，他对波兰问题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波兰问题只有暂时的意义，即只是在俄国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义。认为波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种“大胆的蠢事”。“一分钟也不能认为，波兰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俄国的文明、教育、工业和资产阶级成分，要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29]恩格斯不相信波兰贵族的起义会成功。 可是这些非常英明的和有远见的思想，绝对没有妨碍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十二年以后，即俄国仍然处于沉眠状态而波兰已经沸腾起来的时候，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 1864年，马克思起草国际告工人阶级书[30]时写信给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说，必须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马克思写道：“当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比较次要的国家。”[31]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理论同忽视民族运动的观点却有天壤之别。 1866年来到了。马克思给思格斯的信中谈到巴黎“蒲鲁东派”，说他们“宣布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他们简直太可笑了”（1866年6月7日的信）。[32] 马克思在1866年6月20日写道：“昨天国际总委员会讨论了目前的战争问题……果然不出所料，讨论归结到了‘民族特性’问题和我们对该问题的态度……‘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以及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33] 从马克思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工人阶级是最不会把民族问题当作偶像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一定就唤起一切民族都来争取独立生活。可是，既然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产生了，那末回避它，拒绝支持其中的进步成分，这在事实上就是陷入民族主义偏见，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模范民族”（我们再补充一句，或者是享有建立国家的特权的民族）。（再参看马克思1867年6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读了《泰晤士报》[34]的巴黎通讯。得知巴黎人发出了反对俄国而拥护波兰的呼声…。这真使我感到满意。蒲鲁东先生和他那个学理主义的小集团不是法国人民。”）[35] 我们再回来谈谈爱尔兰问题。 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在他的书信里有下面几段话表述得最清楚： “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36]……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马克思在1867年1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37]他在同年11月30的一封信里又补充说： “我们应当劝告英国工人怎样做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Repeal(脱离）联盟这一条（所谓联盟是指英国同爱尔兰联盟，而脱离联盟就是指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简单地说，就是写明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解放爱尔兰唯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就是英国党的纲领唯一可以采纳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马克思非常重视爱尔兰问题，他曾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就这个问题作过几次一个半小时的报告（1887年12月17日的信）。[39] 恩格斯在1868年11月20日的信里指出“英国工人中间有仇恨爱尔兰人的心理”，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1869年10月24月），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又写道： “从爱尔兰到俄国iｌn’y a qu’un pas（只有一步之差）……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领地找到它们的根源。关于克伦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假如没有必须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统治和形成新的贵族，那末连英国也会呈现另一种局面。”我们还要顺便指出马克思在1869年8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波兰工人因为有了他们柏林同志的帮助，在波兹南举行了胜利的罢工。这种反“资本老爷”的斗争虽然采取的还是低级形式，即罢工的形式，但它在铲除民族偏见方面，要比资本家老爷们口头上空谈和平的声明更为重要。”[40]马克思在国际里对爱尔兰问题所执行的政策，可从下列事实看出： 1869年11月18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在国际总委员会内关于英国内阁对赦免爱尔兰人的态度问题讲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的话，并且提出了下列决议案： “决定：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写道，他准备在国际总委员会对爱尔兰问题作一个报告，其内容将如下述： “……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断绝现在同爱尔兰的关系，完全不顾所谓‘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因为‘替爱尔兰人主持公道’这一点在国际总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极深刻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根据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国工人说明的。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44]（这是美国报纸，马克思在很长一个时期为该报撰稿）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又提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着重号是马克思自己加的）[43]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读者现在想必完全明白了吧。 “空想家”马克思竟如此“不实际”，公然主张爱尔兰分离，而这种分离在半个世纪以后也还没有实现。 马克思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呢？这个政策是不是错误的呢？ 马克思最初以为能够解放爱尔兰的不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运动，而是压迫民族中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的一切可能的相互关系（这正是现代俄国民族问题极其困难的地方），是无法预先估计到的。 但是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自由派的影响，成了他们的尾巴，由于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而使自己失去了领导。爱尔兰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加强起来，并且采取了革命的形式。马克思重新审查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作了改正。“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只要爱尔兰还没有摆脱英国的压迫，英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英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爱尔兰来巩固自己并取得养料。（也象俄国的反动势力靠俄国奴役许多民族来取得养料一样！） 马克思在国际中提出了同情“爱尔兰民族”和“爱尔兰人民”的决议（聪明的耳·弗拉·大概要大骂可怜的马克思忘记了阶级斗争了！），鼓吹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 马克思这一结论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呢？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般说来早已完成了。但是爱尔兰还没有完成；只是现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英国自由派的改良才正在把它完成。如果英国资本主义的覆灭，象马克思最初所预料的那样快，那末爱尔兰就不会有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了。可是这种运动既然产生了，马克思就号召英国工人支持它，给它以革命的推动，为了自己的自由把它进行到底。 爱尔兰同英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联系，当然比现在俄国同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联系要密切些。当时，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的“不实际”和“不能实现”（单就地理条件，以及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原则上虽然是反对联邦主义的，但他这次却容许联邦制，[顺便谈一下：不难看出，为什么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看来，即不能把民族“自决”权了解为联邦制，也不能了解为自治（虽然抽象地说，两者都是包括在“自决”这个概念之内的）。联邦权根本是荒谬的，因为联邦制是双边协定。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纲领内一般地拥护联邦主义，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象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荒谬的。]只要爱尔兰的解放不是通过改良的道路而是通过革命的道路，即通过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的爱尔兰人民群众运动来实现就行了。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来解决历史任务，才能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社会迅速发展。 结果不是这样，原来爱尔兰人民和英国无产阶级都软弱无力。直到现在，才由英国自由派和爱尔兰资产阶级通过卑鄙的交易，用土地改革（缴付赎金）和自治（现在还没有实行）来解决爱尔兰问题（乌尔斯脱的例子表明这是很难办到的）。究竟怎样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空想家”，说他们提出的是“不能实现的”民族要求，说他们受了爱尔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芬尼亚”运动无疑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的影响等等呢？ 当然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也实行了真正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使爱尔兰和英国都不致把必要的改革迟延半个世纪，不致让自由派为讨好反动势力而把这种改革弄得残缺不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它警告人民要反对世界各国、各色人种和各民族中的那些市侩的“奴仆式的急性病”，这些人一看见有人要改变某一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和特权所造成的国界，就急忙宣布说这是一种“空想”。 如果当时爱尔兰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没有采纳马克思的政策，没有提出主张爱尔兰分离的口号，那他们就会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错误，就会忘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而向英国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让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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