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903年的纲领及其取消者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是1903年的代表大会[45]通过的，这次大会的记录现在已成了罕有的珍本，所以现在绝大多数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不知道纲领个别条文的来由（尤其是因为有关文件并不是都能公开传播的……）。因此，把1903年代表大会上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首先应当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文件虽然非常少，但是就从现有的文件中仍然可以完全明显地看出，所谓自决权向来都是指分离权而言。谢姆柯夫斯基，辛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所以怀疑这一点，说第九条“不清楚”等等，只是因为他们无知或漠不关心而已。还在1902年，普列汉诺夫在《曙光》杂志上维护纲领草案中的“自决权”时就写道，这个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一定是必需的，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是必需的”。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不敢把它提出来，唯恐触犯我们大俄罗斯同胞的民族偏见，那末我们口里所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句可耻的谎言……”[46] 这是维护这条纲领的基本论据的一个非常中肯的说明，正因为它非常中肯，所以那些批评我们纲领的“忘本的”人，过去和现在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它。不承认这一条，不管拿什么理由作借口，事实上都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可耻的”让步。既然谈论的是一切民族的自决权，为什么说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让步呢？因为这里所谈的是同大俄罗斯民族分离。无产者联合的利益，他们的阶级团结的利益，都要求承认民族分离权，——这就是十二年前普列汉诺夫在上述那段话里所承认了的道理；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对这一点稍微思索一下，对于自决问题也许就不会发表这么多谬论。 在批准了普列汉诺夫所维护的这个纲领草案的1903年代表大会上，主要工作是在纲领委员会里进行的。可惜，纲领委员会的讨论没有作记录。而关于这一条的记录恰巧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只是在委员会里试图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对“承认自决权”提出异议。读者如果愿意把他们的论据（瓦尔沙夫斯基的演说，他和加涅茨基的声明，见记录第134－136页和第388—390页）拿来同罗莎·卢森堡在上述我们分析过的那篇用波兰文写的论文的论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论据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普列汉诺夫是驳斥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发言人）究竟是怎样对待这些论据的呢？把这些论据无情地嘲笑了一顿！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建议取消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意见的荒谬性被揭露得如此明显，如此清楚，以致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都不敢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重复自己的论据了！！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张在大俄罗斯、犹太、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会议上没有希望被通过，于是就退出了大会。 这一段历史轶事对于每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纲领的人当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在纲领委员会上被彻底击破了，他们放弃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己观点的企图，——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实。难怪罗莎·卢森堡在她1908年写的那篇文章里很“谦逊地”隐讳了这一点，大概是因为一想到代表大会，就觉得太不愉快了吧！同时，她把瓦尔沙夫斯基和加涅茨基在1903年用全体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名义提出的、而罗莎·卢森堡和其他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却始终没有敢（而且现在也不敢）再提的关于“修改”纲领第九条的这个令人发笑的拙劣建议，也隐讳过去了。 可是，如果罗莎·卢森堡为了隐瞒自己在1903年的失败，不肯讲出这些事实来，那末关心自己党的历史的人，就要设法认识这些事实并好好考虑它们的意义。 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在退出1903年的代表大会时给代表大全的声明写道：“……我们提议，把钢领草案第七条（现在的第九条）改写为：第七条、建立保障国内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记录第390页）总之，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关于民族问题发表的意见是很不明确的，他们所提出来代替自决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别名而已！ 听起来几乎很难令人相信，但是可惜这都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上，虽然五个崩得分子拥有五票，三个高加索人拥有六票，而柯斯特罗夫的发言权还不计算在内，但是结果竟没有一票赞成取消自决这一条。有三票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补充这一条（即赞成哥里德勃拉特所提出的条文：“建立保障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机关”），有四票赞成李伯尔所提出的条文（“各民族有自由发展文化的权利”）。 现在，当俄国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它的纲领中把民族政治自决改成“文化自决”了。这样看来，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朋友们同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干得很出色，竟提议用自由派的纲领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了！而他们还责备我们的纲领是机会主义的纲领呢，难怪这种责备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里只是受到嘲笑而已！ 我们知道，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人反对过“民族自决”，那末这些代表究竟是怎样了解这个“自决”的呢？ 记录中的下面三段话可说明这一点： “马尔丁诺夫认为，决不能给‘自决’这个名词以广义的解释；它的意思只是说民族有权实行分离而组成单独的政治整体，而决不是地方自治。”（第171页）马尔丁诺夫当时是纲领委员会的委员，在这个委员会里，卢森堡的朋友们的论据是受到驳斥和嘲笑的。当时，马尔丁诺夫按他的观点来说是个经济主义者，是个激烈反对《火星报》[47]的人，如果他当时发表了为纲领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不能同意的意见，那他当然会被驳倒的。 当委员会工作结束以后，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纲领第八条（现在的第九条）时，首先发言的就是崩得分子哥里德勃拉特。 哥里德勃拉特说：“‘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争取独立，那我们就不能反对它。就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正式婚姻，那我们就不应去妨碍它。在这个范围内我同意这种意见。”（第175——176页）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根本没有就这一条发过言。哥里德勃拉特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在纲领委员会上所说的话；在该委员会里，详细而通俗地解释了“自决权”的意思就是分离权。在哥里德勃拉特之后接着发言的是李伯尔，他说： “如果某一民族不能在俄国境内生活，党当然是不会妨碍它的。”（第176页）读者可以看到，在通过纲领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在自决“只”是意味着分离权这一点上没有两种意见。当时，连崩得分子也懂得这个真理，而只是在目前这个反革命继续猖獗和“背叛之风”盛行的可悲时期，才出现了一些因无知而胆大妄为的人，说纲领“不清楚”。可是，在未谈到这些可怜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之前，我们姑且把波兰人对纲领的态度问题作个结束吧。 他们参加第二次（ 1903年）代表大会，并且声明说绝对必须实现统一。“可是，他们在纲领委员会里一遇到“挫折”，就退出了代表大会，而他们的最后几句话就是载于代表大会记录的书面声明，其内容就是上面摘录过的那个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来代替自决的建议。 1906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党了，可是他们无论在入党的时候，或者在入党以后（无论在1907年代表大会上，在1907年和1908年代表会议上，或在1910年中央全体会议上），都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俄国党纲第九条的任何建议！！ 这是事实。 不管人们怎样花言巧语，但是这件事实毕竟明显地证明，罗莎·卢森堡的朋友们都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的争论和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已经把问题完全解决了，证明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了错误，因为他们在1903年退出大会以后，又于1906年入了党，而且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党的途径提出修改党纲第九条的问题。 罗莎·卢森堡的文章是在1908年由她自己署名发表的。当然谁都从来没有打算否认党的著作家有批评党纲的权利，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同样也没有一个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机关提出修改第九条的问题。 因此，托洛茨基为罗莎·卢森堡的某些崇拜者效劳，真是熊的效劳[48]，他以《斗争》杂志[49]编辑部的名义在第二期（1914年3月）上写道：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自决权”毫无政治内容，应该从党纲中删去。”（第25页）喜欢为人效劳的托洛茨基比敌人还危险！除了“私下说的话”（就是播弄是非，托洛茨基向来是靠这个过日子的）以外，他找不到什么证据来把一般“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算作是罗莎·卢森堡每篇文章的拥护者。托洛茨基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描写成没有气节、没有良心、连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党纲都不尊重的人。好一个喜欢为人效劳的托洛茨基! 1903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因为自决权问题而退出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托洛茨基还可以说，他们认为这个自决权没有什么内容而应该从党纲中删去。 可是，自此以后，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又加入了拥有这一纲领的党，而且从来没有提出过修改党纲的建议。（有人对我们说，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夏季会议上只有发言权，他们对于自决权（分离权）问题完全没有参加表决，而在发言中一般地反对过这种权利。他们当然完全有权这样行动，并且完全有权照旧在波兰宣传反对波兰分离。但是这跟托洛茨基说的不完全相同，因为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要求“从党纲中删去”第九条。） 托洛茨基为什么对他的杂志的读者隐瞒这些事实呢？只是因为他想借此投机，挑起波兰反对取消派的人同俄国反对取消派的人发生意见分歧，并且他想在党纲问题上欺骗俄国工人。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从一方投奔另一方。现在他是同崩得派和取消派合为一伙。而这些老爷们对党是不讲客气的。 请听听崩得分子李普曼所说的话吧！ 这位先生写道：“十五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党纲里提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条文时，每个人＜！！＞都曾问过自己：这个时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答＜！！＞。这一名词至今还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疑团。实际上，当时很难驱散这个疑团。当时大家都说：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把这一条具体化的时候，就让它是一个疑团吧＜！！＞。生活本身会指明这一条应当包含什么内容。”这一个侮辱党纲的“没有穿裤子的孩子”[50]不是漂亮得很吗？ 他为什么要侮辱党纲呢？ 只是因为他一窍不通，什么都没有学过，连党史都没有读过，而只是落入取消派队伍，在取消派队伍里，对于党和党性的问题“照例”是赤身裸体，毫不害羞的。 在波米亚洛夫斯基的小说里，有一个神学校的学生常常以“把痰吐到装满白菜的桶里”而自鸣得意。崩得派先生们更进了一步。他们把车普曼之流的先生们放出来，让他们当众把痰吐到自己的桶里。至于国际代表大会通过某个决议，至于崩得自己的两位代表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曾表示完全能够了解（虽然他们非常“严格”批评过和坚决反对过《火星报》！）“自决”的意义，甚至赞成自决，这一切又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党的政论家”（别开玩笑了！）象神学校的学生那样来对待党史党纲，那不是更容易把党取消吗？ 你们再看另一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即《钟声》杂志[51]的尤尔凯维奇先生。尤尔凯维奇先生手头大概有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因为他引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一段由哥里德勃拉特转述过的话，并且还表现出他知道只能把自决解释为分离权。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乌克兰小资产阶级中间造谣诬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主张俄国的“国家完整性”（1913年第7—8期合刊第83页和其他各页）。当然，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要离间乌克兰的民主派同大俄罗斯的民主派，除了这样造谣诬蔑之外，是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的。《钟声》杂志这个著作家团体的全部政策，就是实行这样一种离间，鼓吹乌克兰工人分离出去，组成特别的民族组织！（请特别看一下尤尔凯维奇先生为列文斯基的《加里西亚乌克兰工人运动发展简史》1914年基辅版所写的序言。） 分裂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市侩团体，——这就是《钟声》杂志的客观作用。这种团体在民族问题上散布一些极端糊涂的思想，当然是完全相称的。不言而喻，尤尔凯维奇和李普曼之流的先生（他们一听见人家把他们叫作“与党貌合神离的人”，就气得“要命”），简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们到底打算怎样在党纲上解决分离权的问题。 现在再看第三个而且是主要的一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即谢姆柯夫斯基先生。他在取消派的报纸上，当着大俄罗斯公众的面“大骂”党纲第九条，同时又说他“由于某些理由不能赞成”主张取消这一条的意见！！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 1912年8月，取消派代表会议[52]正式提出民族问题。一年半以来，关于第九条的问题，除了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的文章之外，没有看见过一篇东西。而且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反驳党纲时，又说他“由于某些（是不是一种不便对人说的病症？）理由不能赞成”主张修改党纲的意见！！我敢担保：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种机会主义的例子，很难找到这种比机会主义更坏的背叛党、取消党的例子。 谢姆柯夫斯基的论据是怎样的呢，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他写道：“如果波兰无产阶级想在一国范围内同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共同进行斗争，而波兰社会中的反动阶级则相反，想使波兰从俄国分离出去，并且在全民投票（全民公决）中获得大多数赞成分离的票数，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议会中究竟是跟我们的波兰同志共同投票反对分离呢，还是为了不破坏‘自决权’而赞成分离呢？”（《新工人报》[53]第71号）可见，谢姆柯夫斯基先生连他所说的是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他没有想一想，分离权的问题，正好不是由中央议会来解决，而只能由实行分离的那个地区的议会（议会，全民投票等等）来解决。 无论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或科科什金之流甚至把分离的念头也当作罪恶的时候，居然有人撇开真正实际的具体政策问题不谈，而象一个小孩那样发问：如果大多数在实行民主时都赞成反动派，“那又该怎么办呢”！大概整个俄国的无产阶级今天不应该同普利什凯维奇和科科什金之流作斗争，而是要放过他们，去同波兰的反动阶级作斗争吧！！ 这种荒谬已极的议论意写在取消派的机关报上，而该报的思想领导者之一，就是尔·马尔托夫先生，就是那个起草了纲领草案，并且在1903年努力使它通过，后来又写文章维护分离自由的尔·马尔托夫。现在尔·马尔托夫大概是按照下列原则发表意见的： 那里用不着聪明人， 他把谢姆柯夫斯基这个烈阿德派去，让他在日报上向那些不了解我们党纲的新读者们曲解党纲，制造无穷的混乱！ 取消派实在是跑得太远了，——连过去许多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点党性。 当然不能把罗莎·卢森堡同李普曼、尤尔凯维奇和谢姆柯夫斯基一班人等量齐观，但是她的错误恰好被这班人抓住了，这个事实也就特别明显地证明她陷入了怎样的机会主义泥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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