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8年10月，苏维埃俄国新生不及一年，正在经受帝国主义妄图将它“扼死在摇篮里”的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如列宁所说，经过“四年多最痛苦最反动的战争”，欧洲各国“都使人感到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气息”。 就在此种时刻，考茨基抛出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这个“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的”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他摆出“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架势，颠倒历史，罔顾现实，“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鼓吹“纯粹民主”与“和平变革”，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诋毁苏维埃俄国，从思想理论上为帝国主义效劳。 列宁奋起应战。 他在自己《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行将问世之前，于同年10月11日的真理报上，先行发表了同名短文，予以迎头痛击。 列宁在这篇战斗檄文最后写道： “欧洲的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之流、列诺得尔之流、韩德逊之流、韦伯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 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纠正这个缺点，但它现在还是一个大不幸和大危险。
因此必须用一切办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支持各国都有的真正国际主义无产者的革命组织。”（《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8卷第96页）
此后，列宁于此书的序言中指出：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中文单行本第2页） 历史总是在新的基础上不断重演，螺旋式地向前行进。 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正又见证着这种“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吗？ 我们不正是必须进行“无情的战斗”吗？ （二）
我们看到：二十年前，有88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建立74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轻易地自取灭亡”了。 我们又看到：三十多年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建立62年有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实践完全证明了列宁所指出过的“最大的不幸和危险”。 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十年论战”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列宁号召的“无情的战斗”。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赢得革命胜利而成为执政党之后，逐渐蜕化变质，由革命的政党变成叛徒的政党，奴才的政党，是当代世界“最大的不幸和危险”。 这就是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幸和危险”。 还在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就预见到：“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帝国主义就“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可列宁当年还未曾预料到，有13亿人口之众的、号称“特色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中国，如今在“共产党”领导下，竟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盗、全世界人民公敌美国帝国主义“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并且慷慨解囊，“救了资本主义”！ 看看我在前此《“警钟”为什么失灵？》一文中，粗枝大叶地勾画出的那帮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流社会”精英们的咀脸吧！他们不正是表明自己是考茨基的徒子徒孙，活脱脱地像列宁当年痛斥他们的祖师爷那样吗？请看：“多么渊博呵！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无微不至呵！呵，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呵！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里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用犹大的接吻奖赏他，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 至于这帮子人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彰明昭著，多少同志已进行了无数揭示，毋需赘言了。去年4月问世的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尽管大可商榷，但在这方面倒还是作了一种新的概括，值得一读，谨录于下。 “现在的右派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爱美国没商量，动不动就是‘今夜我是美国人’。投怀送抱，不管你要不要我，反正枪打不走，弹打不飞，我和你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而左派动不动就是重新当老大的强国梦，‘中国模式’独步天下呼之欲出，其实都是春秋大梦。中国再特色也改变不了当今世界的格局，格局决定一切。苏联解体，多想融入西方世界，十年过去，热脸贴了冷屁股，逼你捡起枪，继续玩后冷战。中国给西方打工，中国制造实质是由中国制造，就算按购买力标准计算中国GDP世界第二，肉大身沉，佛大泥多，缺少骨骼，缺少牙齿。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人家损失的是虚拟经济，而我们损失的是实体经济。更别说不少中国人，刚过两天好日子就找不到北，梦想自己大国崛起，在亚洲‘搞亚帝国主义’。在美欧眼里，俄罗斯的分量重于中国，这世界的游戏规则和格局百年未变，今后几十年也改不了。当年毛泽东反苏联的修正主义，反什么？反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全民国家、全民党’，想和美国‘和平共处’。但中国能搞30年的改革开放，没有毛泽东晚年设计的中美交好、抵制苏联，能有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吗？西方能向中国开放吗？格局和游戏规则都没变。这是全世界的大道理，硬道理。中国在这样的格局中，自己要什么？自己是什么？自己舍什么？需要有清醒的认识。美欧仍欺负我们，对霸权，当然要反抗，不能反抗也应该反对。对国内，仍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仍有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仍需要大量的资本家。但对官产学媒、款腕星等强势群体日益尖锐的矛盾，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首先是团结弱势群体，这是世界普照之光下的大格局决定的，摸路的日子长得很，危险随时存在。” （三） 革命尚未成功—— 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去年9月贡献了《1911》一书。此书最后一章与最后一节，均以此为题，意味深长。 尤其令人深省的是，他在此书最后引用了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写的《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此文中说： “中国多年之恶俗，经此次小变，又获一痛切之教训。使华人果有志革新，则不可不追惩往失，力怯积弊。盖安乐主义之流毒，不徒使百体废弛，精力萎靡，而贿赂公行，赋税苛暴，其害中于道德政事国家人民者，不可胜计。人人以安乐为先务，于爱国爱民之念，悉皆抛弃无遗，虽乱亡即在目前，亦有所不恤。为中国国民者，乌可以不醒此大梦也哉？ 其次则中国国民性，又有修饰文字之弊。袁氏颁布命令，往往好用华美之文词，以自文饰。非援用古圣贤之格言，则侈爱国爱民之苦衷。在言者恬然不以为耻，见者亦夷然不以为怪，此盖习惯使然，尤为中国可恐之一事！盖重文字而轻实行，则凡古圣先贤之所垂训，经史集传之所记述，皆不免为悦耳目娱心志之具，无复有感化世人之能力。甚且躬蹈万恶，仍可假文字以欺人！以如是之民族，而欲求存于世界竞争剧烈之场，不可得也。” 又说：“今观中国疆吏，大都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吸人民之脂膏，饱一己之囊橐。盖上有奢侈虚饰之元首，斯下有贪婪卑污之官吏，循此不变，乱亡可计日而待！所愿今后中国之政治家，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尚节俭而黜奢华，敦诚朴而矫虚饰，庶民风可以丕变，国基可以永固，则袁氏者，未始非中国万世之炯鉴，而其死诚乃中国之大幸也……”。 正如王树增所言：“大隈重信的文章今天读来，仍会令有血性的中国人毛发悚然。” 实际上，经历辛亥革命之后，再经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又经“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用大隈重信所说，对照今日之中国共产党，对照今日之中国，亲眼见证列宁当年所说的那种“最大的不幸和危险”，使人益更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了。 王树增《1911》一书最后说道： “孙中山一生颠沛流离，从未‘安乐’过片刻，这位为了‘全数’人民的利益永不妥协、永不言败的斗士至死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站在祖先留下的广袤而丰饶的土地上，千百年来这个民族心怀向往。 心之向往，虽死犹生。” 正是。（2011年1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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