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第二章）

（二）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既不是人民自由选择的产物，也不是对经济规律的科学认识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暂时给1949年以来被压迫人民反抗国家官僚阶级的斗争划上了一个句号。统治阶级取得了胜利，人民力量被打垮，这就为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改组生产关系创造了条件。

       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认为：“‘客观经济规律’......要求根据赢利的标准来经营经济企业，按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科学的’方法来加强管理的权威。”(Meisner,1986,466)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客观经济规律”既不客观，也不科学。改革的历史条件就是，统治阶级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改组生产关系，因而由压迫引起的矛盾只能通过加强压迫手段来解决。正是从压迫者的眼光看，资本主义的管理秩序比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先进得多.科学得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统治阶级的统治越来越建立在以资本主义方式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国家官僚阶级因而逐步地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

       由于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法律上采取了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但是，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单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完全可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相容的。在这个问题上，要紧的不是所有权的法律形式，而是各个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必然要求将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公开的私有制，这决不妨碍统治阶级的个人成员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盗窃国库来积聚私人财富。

       统治阶级盗窃国库的主要手段有：（1）“官倒”。据官方学者计算，全国每年由价差.利差.汇差和其他杂项形成的“租金”（即可以凭垄断权力攫取的非生产性利润）总额有4000多亿元，“其中的40％落入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寻租者手中。”（<新华文摘>1992年第二期，56）

       （2）“官炒”。“官炒”炒的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房地产和股票。股票是虚拟资本，它的价值可以超过它所代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几倍.几十倍。炒房地产主要是炒土地，土地本身无价，但其市场价值可以百万.亿万计。所以“官炒”积聚财富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官倒”。

张某是一位副市长的儿子，前几年顺应潮流，从经委机关跳入“海”中，办起了一个名为国营实为私营的贸易公司。其父主管建筑系统，他自然以做建材为主。不必他求人，也不必他父亲开口，“懂味”的建筑公司总是到他这里买建材，而且从不还价。仅仅两年多时间，就赚了近200万。1992年，这位张总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登记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然后，他向一家银行送去一辆进口轿车，三部“大哥大”电话，要求贷款800万元，......张用这800万元在海南买了25亩地，4个月后又以1900万卖出......”（<经济潮>总第三期，32）

       1992年，全国批租土地总数220平方公里，总收入525亿元，中央财政只拿到26.25亿元。在北海市，最好的土地从政府转让出去仅9.7万元/亩，市面上最高炒到176万元/亩。“炒地远比开发赚钱，实业更比不上。”海口市最繁华地段，从政府转让出去是每平方米150元，建好的商品房卖到每平方米3000－4000元。有的城市每平方米只有5元，还有分文不取的。（<中国房地产导报>1993年第20期，18－20）

       我们无从知道炒股票导致多少国有财产流失。但从几个具体的例子中业可见一斑：

上海有个“杨百万”，专做股票生意。去年三月间，一次抛出6800股“电真空”股券，每股价差近50元，一下子就获利34万元。（<中国劳动科学>1992年第三期，15）

某报记者的关系网四通八达，......搞到一批法人股后，他就找到迫切需要购买的单位，转手“批发”出去，“批发费”100％。自然，由于股票上市以后价格总要翻上几番，......100％的“批发费”虽然高得惊人，但还是有大利可图，......几次折腾下来，这位记者就成了一个“百万元户”了。（<经济潮>总第三期，54）

       （3）官僚机构自办经济实体，攫取巨额垄断利润。1992年，全国新增公司22万户，公司总数比1991年增长88.9％。“这些新增的公司大多是机关办的经济实体。”“全国有60％以上的机关创办了经济实体。”（<经济潮>总第三期，25）“甚至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开办了一批豪华饭店，军办工厂为市场生产电冰箱.钢琴.电视机和民用客机。有400个军办工厂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了销售代理。”(Smith,1993,97)

       官僚机构自办的经济实体，除了有条件搞“官倒”.“官炒”以外，凭籍官僚机构的垄断权力，可以得到远非正常利润可比的垄断利润。

一家物资公司千辛万苦弄到一批钢材，急需1000万元贷款，找到某工商银行，行长说：“最近资金比较紧张，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们行自办的实体昨天刚批去了1000万元贷款，目前还没有提走，我看你们可以和他们联系，合起来做。”于是，以物资公司名义要的贷款最后落到了银行自办的实体手中，银行的实体不费吹灰之力得了一半的利润。（<经济潮>总第三期，26）

       （4）统治阶级上层直接与外国资本勾结，帮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人民，再从外国资本取得的巨额利润中分一块赃。外国资本要通过剥削中国人民取得高额利润，需要逃避进出口管制，逃避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少交或不交利润税，尽量取得廉价或无价的土地......所有这些都需要身居高位的统治阶级成员帮助才行。所以，外国资本需要一部分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充当这样的买办资本家：

大批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在美国和欧洲的最大的银行和跨国公司（在华办事处）这充任职员。......其中绝大多数人当然会为他们的老板服务，......“买办”就是指这些人。(Hinton,1993,96)

袁先生，45岁，共产党员，......一张名片上写着他是广东省东莞市（东莞是外国在广东投资的热点之一）副市长。另一张名片上写着他是香港Fook Man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有几百万银行存款。袁还是另外三家香港公司的董事，是洛杉矶一家有500间客房的饭店的部分所有者，他还计划把自己的势力发展到新加坡和法兰克福。中国人把这种人叫做“假洋鬼子”。这是19世纪对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国买办的讠虐称。袁对此欣然接受。他说：“我们在赚钱......”(Smith,1993,98)

       统治阶级大规模盗窃国库，巨额国家财产转化为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财产，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陷入财政危机。为了克服财政危机，就要开源节流。开源，主要是提高消费品价格；节流，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

       以“价格改革”为名，消费品价格连年大幅度上涨。（见表2.1）

表2.1  中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1981-85    1986-90

年均财政赤字(亿元)        122        475

财政赤字占国民收入比重(%) 1.8        3.5

城镇消费品价格

年平均增长率(%)           4.2       13.1*

*系1986-89年

资料来源:马宾;<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四期,21

     官方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不能归咎于改革，在改革以前，城市长期存在消费品短缺，短缺实际上是“隐蔽的通货膨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有比一切社会现象都看做是资本主义道路社会现象，才能理解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短缺”经济和“通货膨胀”经济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关系。“短缺”意味着根据货币以外的标准分配社会财富。这种标准可以是政治权力.社会特权，也可以是基于社会平等，或者优先照顾弱者。而“通货膨胀”无非是这样一种社会的特有现象，在这种社会中，谁有钱谁就是老大。

       贝特兰在70年代访问中国后曾经这样介绍当时中国的价格制度：

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取决于不同的政策。

1.必需品贸易利润；必要的话国家还会给予补贴。比方说粮食，是国家专控物资，从农民收购的价格实际上等于零售价。也就是说国家要负担销售.运输等项成本。......总的来说，几种基本食品的销售价格近年来降低了，但是从人民公社收购的价格并没有下降。例如，每50公斤大米的销售价从1950年的17.63元下降到1970年的16.40元。同样，在不提高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情况下，也可以提高从人民公社收购的价格......

2.对人民健康必需的商品按成本价销售，也就是销售中不得利润。比如，药品价格随着成本下降而下降。20万单位盘尼西林的价格，从1953年的2.10元降到1970年的1.23元......

3.日常必需品价格也是便宜的，但要加上一定的利润。例如，每50公斤煤块的价格，从1950年到1970年，由2.80元下降到2.50元。

4.至于非必需品（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等），一般固定在“历史形成的价格”上。这些产品成本价格的任何下降，都用来增加社会积累基金。

主要是要理解，中国的价格体制不仅关系到政策，而且体现着政治－取决于政治和社会的考虑。(Bettelheim,1974,64)

       所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决不仅仅是一般地由于社会总供求之间的不平衡，它实际上是国家既定政策的产物。在“价格改革”的旗号下，把一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交给自由市场支配，实际上是牺牲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到1991年，绝大多数社会产品都由市场自由调节，这就为物价飞涨扫清了障碍。〔3〕

       削减社会福利：据全国总工会测算，各地实行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三项改革，职工须承受部分占其生活费支出的6－7.5％。

       通过掠夺国库，而归根结底是通过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在少数人手中积聚起了巨额财富。“大陆人口的3％（约合三千万人），属于富有者阶层。他们的私人存款占全国居民储蓄存款的40％，即人均1.5万元左右。”（<北京青年报>1993年12月28日）1992年，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额达到了18000亿元，照那“40％”推算，“富有者阶层”拥有的个人金融资产总额应在7000亿元以上。这7000亿元从哪里来呢？

       如果我们假设，从1986年到1993年每年有1000亿元国家财产被转化为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财产，那么，在这期间他们便一共积聚了8000亿元财富。显然，所谓“富有者阶层”绝大多数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私人资产阶级。私人资产阶级不是统治阶级，它不依靠政治垄断权力，而依靠剥削雇佣劳动发财。私人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会不会使它成为一支民主力量？它能不能领导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

       在一份官方学术刊物上居然出现了这样一段奇文：

一个社会的主体，不只决定于某阶级人数是否最众，同时还决定于该阶级的财产数量，即须用财产加权......从无产阶级中“先富起来”而脱胎形成的有产阶级，正以其日益增多的人数和日益积累的资本，成为社会成份的主流，成为社会主体，这是一个好的变化......经济利益的增长，必然促使有产阶级寻求政治发言权，并力求通过各种立法途径，干预政府决策。它意味着原有宪法的过时，意味着政治结构的改组......有产阶级不会再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它将影响未来一千年，主宰未来一百年。（孤闻）

       谁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呢？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专政呼之欲出啦！作者拐弯抹角地发明了一个“有产阶级”的概念。谁是有产阶级呢？是官僚资产阶级吗？官僚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统治阶级，还何须“寻求政治发言权”？所谓“有产阶级”无非是指私人资产阶级。那么，私人资产阶级能不能“影响未来一千年，主宰未来一百年”呢？纯属幻想。

       首先，私人资产阶级实力非常弱小。根据官方统计，1990年中国私营企业共有98000万户，注册资金总计45亿元，平均每户不到5万元。（韩明希，前言）即使考虑到官方统计有低估的成分，私人资产阶级的实力也决不到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个零头，竟想“以其日益增多的人数和日益积累的资本，成为社会成份的主流，成为社会主体，”正无异痴人说梦。

       无疑，官僚资产阶级有其寄生性的一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妨碍的一面。从这个角度说，私人资产阶级也有争取民主的要求。但是，与专制政权带给私人资产阶级的利益比起来，专制政权的祸害只能算是一点回扣。私人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一样，都是剥削阶级，都靠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发财。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的工资越低越好，福利越少越好。工人越是缺乏斗争力量，资本家的这些愿望就越容易实现。而工人越是没有政治权利，工人就越是缺乏斗争力量。私人资产阶级自己当然也渴望得到政治权利。但是，如果为了自身得到政治权利，必须让工人阶级也得到政治权利的话，这个买卖未必划得来。私人资产阶级关心的是，如果实现了民主，我能得到比目前更高的利润率吗？如果不能，私人资产阶级当然对民主不感兴趣。如果实现民主以后情况与现在差不多，或者极不确定，那又何必为此折腾上十来年.闹个天翻地覆，甚至冒革命的风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