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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1年5月第4期
2.1901年7月第6期
3.1901年9月第8期
4.1901年10月第9期
5“为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1901年10月第9期副刊）
1.1901年5月第4期
奥列霍沃－祖耶沃（尼科尔斯克镇）。在叙述萨维·摩洛索夫的病院情况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先谈几句话来说明一下当地的情况。我们奥列霍沃－祖耶沃的工人，很愿意通过工人的报纸《火星报》，把我们这里有时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情况，介绍给我们本地的工人、其他城市的工人以及别种行业的工人们知道。用不着说，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非常关心工人的问题，也有很多人虽然自己不是工人，但是对这些问题也十分关怀，同情工人阶级的运动……尽管臭名昭彰的神甫同资本家以及俄国政府的官吏狼狈为奸，用他们的各种狡猾的诡辩使我们处在愚昧无知的境地，但是工人们还是看到自己的可怜的奴隶地位。尼科尔斯克镇上有两个厂主，一个叫维库尔，另一个叫萨维·摩洛索夫。在他们那里工作的，大约有二万五千人，而奥列霍沃的居民，总共才四万人，他们散居在九平方俄里的面积上。人口数量虽然这么密集，但是工人运动却非常静寂和消沉。这种消沉现象主要是由于精神饥饿而引起的。同首都或其他大城市不一样，我们这里买不到书籍，而大城市的工人也绝足不上我们这里来。因此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各地的情况。我们又无法自己去了解，一方面既缺乏勇气，另一方面又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物质情况大抵就是这样。我们丝毫没有加以夸大，这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这里有两所医院，一所是维库尔的，另一所是萨维·摩洛索夫的。我打算尽力谈谈萨维·摩洛索夫给工人办的医院。这所医院坐落在一所铸铁厂（专门替上述两家工厂包工）和工人住宅（宿舍）的附近，对工人住宅说来，这是个凶恶的去处，而对病人说来，尤其险恶。摩洛索夫以相当的代价，把医院交给一位“名医”——巴席莱维契大夫。巴席莱维契大夫对待病人，活像个屠夫。他决不白白替人治病，他能巧妙地扒掉病得奄奄一息的工人的身上的皮。茶和糖，病人是享受不到的，只给他们白开水喝，就连白开水，也仅仅供应到傍晚六点钟。给他们吃的东西，非常简陋，份量很少。晚饭，给他们吃些酸汤，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薄粥。病人都饿坏了。只有有朋友送吃食的人，才能不空着肚子。由于病人都吃不饱饭，巴席莱维契大夫从不禁止别人把东西送到医院里来。因而病人家属就带来了酸菜、青鱼、面包、葛瓦斯[1]，总之，样样都有。一锅食物一次能够供几个（四、五个）病人吃。病人的内衣脏极了，经常可以在床单和枕套上发现令人十分怀疑的斑渍。有一个工人谈起他访问这所医院时说：有一次，我上医院去看病人。我走到我的朋友跟前，发现他旁边还躺着一个病人。这是一个青年人，他身上穿着一件肮脏的长衬衣，一条龌龊的短裤衩和两只颜色不同的袜子（一只是白色的，另一只是红色的）。这个病人是腿上有病。我讲话的时候，这个青年的眼睛老是贪婪而又狠狠地盯着我，最后他终于说道：行行好事，给我一块面包吃吃吧，我快要饿死了，没有人来看我。医院里的治疗也是惹人气愤的，他们光用清水和一些廉价的药面。巴席莱维契本人很少替病人看病。他雇了两个大夫，自己只是监督发药。
这里还有一个产科。这个产科对待产妇的冷漠无情的态度，特别受人注目，它只在产前两天才接受孕妇，理由是她们来早了，要多付饭食费。那年十月发生了一件十分气人的事：助产士回绝了一个产妇，把她打发走了，产妇离开医院没多远，就在半路上生产了。
同志们，像你们所看见的，我们在萨维·摩洛索夫医院里的地位，是很不愉快的。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精力都变成了摩洛索夫之流的百万富翁的钱财。摩洛索夫越过越有钱，而我们为了糊口，不得不苟延残喘地生活下去。可是，我们要是落到残废院里，又将怎样呢？在下一封信里，我们还会看到我们可以料想得到的事。
1901年5月，第4期《火星报》
2.1901年7月第6期
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方面报导了许多关于一些小工厂闹风潮的情况。这些风潮表明，危机所引起的严重的贫困，以及各地社会民主党人所领导的鼓动工作并不是无影无踪地就这么过去的。
过了复活节，舒勃柯夫纺织厂借口调皮捣蛋，开除了十二个工人。这十二个工人要求厂方按照例规发给两个星期的工资，而且一定要达到目的。照例，驻厂检查员不但不支持工人们的合法要求，还企图利用叱责和谩骂来吓唬他们。工人们的坚持精神，迫使这个“法律的守卫者”履行自己的义务，工人威胁地要控告他。
德米特里·布林工厂的工人们，粉碎了厂主剥夺他们休假过5月8日圣约翰节日的阴谋。这家工厂过去逢到这一天，一直是放假的。同时，那儿的女工也想提高工资，但是没有成功。
6月4日那天，А·И·迦莱林工厂的全体工人都跑去找驻厂检查员，要求他撤换工人讨厌的记工员。这个要求提得相当强硬，以致驻厂检查员只好劝告他的上级接受这个要求，而且终于实行了。
卡拉施尼柯夫铸铁厂（有二百个工人）实行减薪，把工人的工资减低了一半。5月1日那天，铸工和厂方之间的紧张局面尖锐到了极点。七十个铸工拿了月薪以后，申明他们不愿意按厂方提出的条件续签雇用合同，要求按照旧条件签约。旧条件是半年一期（现在是一月一期），而且工资按冬季的标准计算。厂方拒绝了工人的要求，扬言要雇佣别的城市的工人来替换他们。铸工们都齐心一致地不肯按原来的条件续签雇用合同，跑去找驻厂检查员，要求他从中调解。被检查员借口老板有权变更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拒绝工人的请求，毫不干预这件事。厂方开始在舒雅和莫斯科两地招募工人。莫斯科方面应募的工人有十个。雇佣他们的时候，瞒着他们，不让他们知道：雇用他们，是要叫他们去代替罢工的工人。厂方答应他们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每月可以拿到75－80个卢布，甚至还要多些。可是，莫斯科人一到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便看出招募他们来，是干什么的。他们向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人说明，他们是被骗来的，要是事先知道这儿闹风潮，他们决不会来。“打这时候起，伊万诺沃人和莫斯科人彼此彻底团结起来。而且，莫斯科人马上就去找驻厂检查员，责怪厂方不该把他们骗来。这时候，厂老板害怕事情弄糟，便把一个不好对付的铸工先送回莫斯科去了。”在舒雅雇好的铸工，听到这儿闹工潮，便不肯来了。于是，卡拉施尼柯夫工厂便把一部分紧急订单，交给舒雅的一家匿名的工厂去做。这家工厂的老板和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老板是亲戚。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工人去找社会民主党的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党委会，要求他们去影响舒雅方面的工人。党委会向这家匿名工厂的工人散发了传单。传单煽起了罢工，工人要求厂方不接受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订单。厂方答应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号召工人不要中断工作，同时等待老板回来。老板回来以后，做工的工人得到伏特加酒的“犒赏”，而那些在老板回来以前没有做工的工人遭到了罚款。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工潮，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最后还是厂方作了某些让步才结束的——把工资提高到冬季的标准。莫斯科人都回去了，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铸工们，替他们筹集了盘缠。通讯员这么写道：“老板的奔忙，结果是给自己的工人介绍了莫斯科人，因而替他们效了劳，并且告诉他们说，本地工人的经济要求比别的城市的工人低得多。”
当然，所有这些反抗的现象，不可能不引起沙皇的走卒的干预。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警察最近特别敏感，监视着工人，5月1日那天，到处都是警察。”5月17日到6月18日的夜里，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上空响起了宪兵的警笛声。十九个工人在这次警笛声中被捕了。我们好容易才弄清下列几个被捕者的姓名：Г·里雅宾、H·哥洛霍夫、别洛夫、柯洛廖夫、莽里勃夫、柴洛夫、巴林诺夫、鲍格拉派夫、摩克罗耶夫、沃罗毕尧夫、索柯洛夫、迦拉文。被捕者一部分关在当地的监狱里，有的关在各个工厂的看押所里。许多人都到监狱里去审问。他们盯住三个被捕者不放。地方警察局长和宪兵队长亲自过问案件。他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高明，常常逮捕一些目不识丁的人。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我们后来弄明，在动手逮人以前，巴林诺夫曾被人叫去见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动员他给宪兵当狗腿子。巴林诺夫说，大伙都认识他，会很快把他活埋掉，因此他不肯干。警察局长答应给他两三支手枪，叫他不必害怕。然而，这点还是不能打动巴林诺夫。过了两天，宪兵队长又把巴林诺夫请去了，答应比警察局长多给五个卢布（警察局长曾经答应给他十五个卢布），要求巴林诺夫供出首脑们。巴林诺夫又拒绝了。这才把他逮捕，而且毫不含糊地怀疑巴林诺夫就是首脑。我们无从知道，巴林诺夫对他没有拿十五个卢布是否感到惋惜，然而我们确信地方警察局长和宪兵队长一定感到很遗憾，因为他们准备出十五个卢布，都没有弄清一个首脑。
大家都要求谨防迦莱林工厂的事务员柯雷契甫（皮肤黯黑、驼背，话音低沉）。过去，有一次他被捕后，把他知道的事全都说了，以致很多人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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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雅城来信，谈到巴甫洛夫纺织厂（约有三千个工人）的令人气愤的情况。这家工厂的老板和他的几个儿子，都是色鬼。其中有一个儿子，淫乱得到了发疯的地步。现在，他的精神已经不正常，染上了花柳病。鉴于这种情况，一个姑娘置身在这里，要很安全地逃避掉这些恬不知耻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代表和国家政府的官吏的凌辱，是非常困难的。这里的老板雇佣着一些特别女工，专门替他们引诱年青的花姑娘。巴甫洛夫把他的厂变成了他的一座特殊的宫闱。那些职员也仿效老板和他的卑鄙无耻的儿子，胡搞一气……工厂里空着很多机床，上面都蒙着草席，原因是老板害怕闹工潮，不敢把男子汉雇到自己的厂里来，而女人又由于体力太弱，不能在这些机床上工作。任何一个男工和女工的心里，都对巴甫洛夫工厂里的情形感到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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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一个城市来的消息说，我们城里不久前搜捕过人。逮捕是在深更半夜里进行的。现在，宪兵队长那里存着很多案件。不用说，别的城市里也在捕人，因为他们发现了秘密出版的书报。而我们这里逮人的原因是，他们发现已经检阅过的书刊里有问题，哪怕一本、两本，都是这样。宪兵队长在审判中总是问道：
“你为什么要买这本书？”
“买了看的。”
“你干吗偏要买这种书，而不买别的书啊？”要不就问：“你为什么只看书，而不自己写呢？”或者问：你为什么不像他——舒雅城的宪兵队长那样过荒淫无耻的生活呢？他、宪兵队长总是和厂老板巴甫洛夫醉得像脏猪似的，然后他们就这么当众接吻，同时把他们共有的感情流露在他们的两对使人感到奇怪的眼神上。逢到这种时候，巴甫洛夫总是嘱咐某个鸨婆子（他在自己的厂里养了好几个这样的鸨婆子）去安排一个姑娘，而她把这件事做得就像烤个小鸡似的。俄国资本主义的代表和宪兵当局的代表，都干这种勾当。他们千方百计地要使群众处在愚昧无知的境地。因而，工人决不挟着书本在城里走，为的是不让警察看见撕掉它。他们一看书就问：“这是什么书？”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阅览室的附近。有一次，资本家巴甫洛夫、政府官员、宪兵队长和俄国神甫——凶手叶甫拉庇出门，动身到离舒雅很远的地方去，目的是暴饮一顿。他们真是喝醉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和他们伙在一起），开始胡闹一通，险些打起架来。后来，他们全都强迫叶甫拉庇穿着肥大的僧衣跳舞。然而，喝醉的神甫叶甫拉庇很倔强，说什么也不肯跳。于是，怒气冲冲的朋友们便把这个酩酊大醉的神甫撵了出来。神甫徒步走了九俄里，回舒雅城去〔路上差点滚到河沟里），派出去的马车花了很大的劲，才在第十俄里的里程上赶上这个倔强的神甫，把他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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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霍沃－祖耶沃方面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3月19月，尼科尔斯克镇又逮捕人了。洛达柯夫被捕了（几天后，又被放了出来）。织布工人伊凡诺夫、清扫工阿卡冯诺夫的一家都遭到搜查，据说索尔则夫的家也被搜查了。这一次突袭的根源，据我们后来查明，是奸细尼特金（真名：德米特里耶夫）干的。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大约是在八个月前被维库尔—摩洛索夫工厂的新厂长斯柯攀莱夫带进去的。他在斯柯攀莱夫的指示下进行活动，从他那里领取各种费用的款项，德米特里耶夫－尼特金住在工房里的工人中间。他的特征是，现年三十三岁，身量比中等身材略高，体格结实，额角宽大，眼睛灰黑，嗓音温和，说话时额部起皱，神色抑郁。
1901年7月第6期《火星报》
3.1901年9月第8期
博戈罗德斯克（莫斯科省）的一个工人写信告诉我们说：
当然，俄国拥有若干工人城市，像：圣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基辅、哈尔科夫等。工人在那里过着有文化的生活；社会主义思想在那里也能找到通往工人住宅去的大路、街道和胡同。那里有很多有觉悟的工人，他们正在从事自己的日益增强的事业。那里有知识分子在推动着这个运动……然而，俄国还有一些工人城市，社会主义思想直接通到那里是非常困难的，那里的文化生活被活生生地使劲捏死了。那里，工人过着没有丝毫文化娱乐的生活，他们只能用老板卖给他们的烧酒（现在由官家专卖）来消遣，或者请工人中间擅长弹琴和舞蹈的人来作乐一番。这种地方活像一个小小的死水塘，水面上满布着水草，而且水草一直伸到塘底下，淤积着粘泥，而粘泥又接住抛到死水塘里来的一切东西。格罗霍夫纺织厂（在博戈罗德斯克附近），就可以算在这个范围之内。这里几乎没有文化生活。文化生活只要一产生，就很难立足。这里缺乏知识分子（假定我要在这里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话，也只能指一些官吏和另外一些没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一批阿谀拍马的小人，所谓“心腹”）。有教养的工人是很鲜见的。有教养的工人在这里受到一点压迫，就离开这里了。而被监视的人也不可能到这儿来，因此这里什么书籍都没有，无论合法的书也好，违禁的书也罢。如果，大城市有个工人到这里来，打算进行宣传的话，立刻就会受到厂方的注意。厂方处理事情，比军事法庭还快：立刻查明，就把他远远地赶出工人宿舍。我们现在想在这里谈谈这些工人宿舍。我的厂主扎哈尔·莫洛叔甫拥有一个男子（独身的）劳动组合——大约有八百人，还有一个女子劳动组合，都为它们建立了宿舍。另外，他还专为有家庭的人盖的宿舍。男子劳动组合占着整整一座三层楼房。尽管房子里没有取暖和通风的装置，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善工人的情况。工人住得非常挤，就是在兵营里、医院里、监牢里也决不会这么挤……床铺有两俄尺[2]宽，当中拦着一块高高的木板，作为每个工人的界线；每张床上放着两个垫褥，或者两条鼓鼓的被服。总而言之，每一部分都得住上一百多口子。床和床之间的距离是一俄尺，床头前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两个抽屉，桌主把自己的衣服、糖、茶叶放在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箱子。凳子、椅子或者长凳，简直就没有，只能坐在床上。要是工人全都聚齐了，那么每一个角落就会有四个人。那时候，讲话要不让隔壁的人听见，根本就办不到。住工人宿舍虽然算是不花钱，但是每一个卢布工资里却被扣去两个戈比，带家眷的人则被扣去三个戈比。
宿舍里的厕所的位置，放得很不是地方，都在主要的住屋附近。楼下饭堂的紧旁边，就是厕所。厂方竭力不去打扫它。由此可以想象到，这个邻居对饭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899年工人们要求在工人宿舍里得到比较宽敞一些的住处。厂方同意了，并且挂出一块牌子，说明每一个人应得多少立方公尺的空间（一俄丈[3]）。厂方在执行这一决定时，迅速从工人中间开除了六十个所谓“不满”分子，而且在这以后又破坏了牌子上规定的标准。
家属宿舍是由若干小房子组成的。每幢小房子里住四户或五户人家，约十三到十五个人。家属宿舍里很不卫生。厂方强迫工人自己出钱买墙壁纸裱糊。在亚历山大宿舍里，一座三层楼高的房子造成五层楼。这幢房子的第一层楼有一半以上的高度是在地平线底下，而五层楼简直是个阁楼。这一年7月，厂方着手修理这些宿舍。工作做得非常巧妙，巧得以致二层楼塌下来，压在楼底下睡觉的人的身上，同时连带把上面的人也给翻下来。我看见一个娘儿抱着吃奶的孩子好容易才从这个戏棚底下爬出来；一个男人也抱着血淋淋的脑袋从另一个地方钻出来。无法再看下去了，得赶快到厂里去。宿舍里的伙食坏透了，一个在大城市里住过的、要不就是在厂里安家的人，甚至愤慨地上厨房里去责问；往往，有人饿了，还是忍着，不肯去吃饭。可是，伙食费却相当贵……扎哈尔·莫洛叔甫在任何吃食上都要净赚二成半或三成的利润。在住房方面，莫洛叔甫从我们的每一个卢布的工资中扣二个戈比，因此每年光从男子劳动组合方面就能赚两千三百卢布，他在伙食上的利润，每人每月按一个卢布计算，一年是九千六百卢布。他一年光从男子劳动组合方面总共大的可以赚到一万两千卢布。1899年，当男子劳动组合的全体成员，对伙食表示不满，要求改善，同时不在老板开设的商店里购买物品的时候，老板便对工人们嚷道：“我要毁掉这些房屋，让你们自己找房去住。”伙食是由两个组长管理的，他们是过去被众人选出来担负这个职务的。他们现在还继续做组长，虽然工人对他们很不满意。不久前，有三个工人表示不满，出来反对组长，但是他们立刻就被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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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霍沃－祖耶沃的工厂工人的住宅问题。人人都知道，各大城市里的工人的住宅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凡是工资高的地方，那里的住宅问题就会引起很多各种不幸的事件，引起无穷的苦难、疾病、愁闷和丑陋的生活。住宅越是宝贵，住房的每一平方俄尺的租金越高，住屋的设备也就越糟。这种情况对工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房主除了在每一俄寸[4]的地板面积上向工人榨取暴利以外，对工人的生活，既不给予任何方便，也不给予任何照顾。
我们镇上的人口本来就增多了，而且现在还在迅速地继续增加着。然而，镇上过去就没有过好房子，而目前也还没有。尽管每年都盖了很多新房子。但是，这些房子都盖得很匆忙，很马虎，全都是用洋钉钉起来的。十四、五间屋子只装一个洋炉子取暖，或者装一个只值三个卢布的铁炉子，烟囱从这种炉子上延伸到所有的屋子里去。这样的火炉和烟囱决不能把屋子烤暖。屋子只有在夏天才是干燥的。冬天，衣服都因为屋子潮湿而霉坏，如果湿掉的话，好几个星期都不会干，住在里面的人也经常感到头痛……屋子都用最薄的薄板子做成的活隔扇拦截着。这种板子常常是用坏的大桶和坏的大抽屉做成的，手指头可以从板缝里塞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好多地方的缝隙都很大。墙上糊壁纸的屋子很少，即便某个工人的屋子里糊着壁纸，也是他自己出钱买的和自己糊的。窗子的前面常常挂着窗帘。很多窗帘都能遮住屋子里的景况。当然，也会碰到一些比较体面的屋子。这毕竟是少见的。家家户户的主妇都没有空余时间来料理家务，因为她们在工厂里做工的钟点并不比她们的丈夫少。屋子里的隔扇，哪儿都没有做得和天花板一般齐，按照房主们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卫生。据他们说，这样，整幢房子的空气都会一样，每间屋子也能平均地分配到暖气。根据正面所述的全部情况，可以肯定地说，在大约拥有好几千居民的祖耶沃，决不可能找到一间可以容两、三个人居住、讲话又不会被别的房间里的人听见的屋子。这种情况把某种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限制得几乎不可能进行。
五、六个人决不能聚集在一间屋子里来进行有一定程序和一定规模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房租逐年逐年地上涨，引起了工人的极度不满。他们经常去找厂主，交涉房贴的问题。我们这里的一个工厂的厂主发给男女工人每人一个半卢布的房贴，而另一个工厂却发两个卢布。这家厂主付两个卢布的房贴，是由于工人坚持的结果，工人们在这上面达到了目的。当然，住在工人宿舍里的人，什么房贴都拿不到。一个自己租房住的工人虽然可以得两个卢布房贴、而妻子也可以得一个半卢布，但是他还要付出很多的租金。他们两个人如果都在只付一个半卢布房贴的厂主那里工作，那根本是不够付房金的，原因是租金三个卢布的屋子是绝无仅有的，大多数都超过四个半卢布。因此，人人都想住工人宿舍，何况私人房子又离工厂太远。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住宅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厂主们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他们是怎样干预的？他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问题，而工人们又是怎样看待工人宿舍的？大家都知道，很久以来，厂主们就把我们工人兄弟当作是某种半个人性的动物（直到现在，在承包基本建设的包工头那里还存在这种情况），像：粗木匠、泥瓦匠、砌桥匠、马夫，以及烧窑厂和铁路上的掘土夫，等等。因此，厂主给工人们盖的房子都很简陋、狭小，而且十分肮脏。奥列霍沃还有一些旧宿舍。这些旧宿舍和新宿舍比较起来，相形之下，显得很可怜。人住在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厂主们还是不肯把它们拆掉，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单身工人往里面塞。这些是最坏的宿舍，它们的结构，一半是砖瓦，一半是木头。现在有许多宿舍，是按照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上的最新成就建筑起来的。当然，厂主营造这些宿舍，是有他们的打算的。人人都知道，厂主要是不盖宿舍的话，房租就会一倍两倍地往上涨，而工人还要在上工的路上浪费很多时间（现在全部住在宿舍里的工人，至少有二万人光景）。房租一涨，而房贴也将随着增加。假定不住宿舍的工人的数目少去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三千人，按每人费两个卢布计算，每星期为二万五千卢布，一年将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而这些钱，厂主是非付不可的。因此，厂主盖宿舍，可以长期地用不着付房贴。如果宿舍盖好后，能使用百把年的话，那就太好了，太合算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模范宿舍里的情况。关于这些模范宿舍，可以这么说：它们对工人来说，已经相当好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它们对一个南方的或者彼得堡的工匠来说，不仅感到不舒服，而且还会起恶感）。模范宿舍里装着自来水管子，供应干净的清水；屋子和走廊的墙上都粉刷得雪白；屋子里的窗户很宽大，高达一俄丈以上；走廊和屋子里都装着暖气；任何时候都预备着充足的热水；床都是上好的木材做的，等等。这也就是说，在清洁卫生方面，仿佛一切都很好，似乎很关心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但是，蜜桶里要是渗进一勺柏油，就糟了，何况还不止一勺。第一，屋子的面积太大（大约有三俄丈长，五俄尺宽，而且几乎有两俄丈高），它不是供一户人家住，而是供三户人家住。这三户人家是这么居住的：两户人家的床铺放在屋子的两边，第三户人家住在乡下人的高木床上。说真的，这种高木床是相当大的，人站在上面，头不会碰到天花板。高木床成了悬空的屋子。下面的两户人家，各占半间屋子。这样，宿舍就不止住千把人，而是住一万多人。这种居住条件不断地产生许多不便，引起许多不愉快的事。一间屋子里的邻居常常彼此吵架，甚至动手打架。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某人家的一个人，手不干净（偷窃），以致弄得同住的人家很不高兴。第二，厂主的狗腿子和警察的特务（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宪兵的谍报员也住在这里）经常密切监视着宿舍里的工人，而厂里的行政管理处也竭力事先给工人定好作息时间。因此，每一个人放工回来，只好蒙头睡大觉，就连这点也有人监视。第三，他们还严禁工人三三两两地在走廊上、过道上、屋子里、厕所里聚会，并且禁止他们议论任何事情，居然连凑在一起小声说几句话都不许。他们不是借口公共安宁去挑剔工人，就是无端指责他们破坏公共秩序。第四，谁都不得高声朗读报纸和书籍，甚至不准在自己的屋里对不识字的邻居读书报。第五，禁止任何游戏；甚至同住在一个屋子里的人，譬如为了抽根香烟，也要向邻居征求类似许可的什么话。晚上禁止工人同宿舍内外的人来往和留宿。
尽管有这样的迫害和警察的监视，人们还是愿意待在这种房子里。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租的房子的情况要比这里坏得多，还要额外地多付钱。因此可以理解到，自租房子的人总是渴望着住宿舍，而且常常羡慕那些住宿舍的人……厂主们营造新的宿舍，破坏了祖耶沃地方的房主们的一切主动精神（创举）。他们中间谁都不敢盖新房，害怕厂主们再盖一、两座新宿舍。那时候，成千成千的人都将搬到宿舍里去住，他们的房子便会空闲下来。这种恐惧心理强迫他们完全放弃盖房的打算，要不，他们就得营建上面所说的那种房子。奥列霍沃－祖耶沃人
1901年9月10日第8期《火星报》
4.1901年10月第9期
奥列霍沃－祖耶沃。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鉴于《火星报》最近在奥列霍沃－祖耶沃广泛传布，和我们无法从口头上警告所有的同志，我们要求报纸载文叫同志们提防下列几个人：M·阿罔诺夫（助理工匠），矮个子、麻脸、厚嘴唇、脸上有几颗痣、口齿伶俐、说话时唾沫四溅、三十五岁左右、头发淡黄，旧教的传教士，替宪兵队工作，同奥列霍沃的正教传教士尼古拉耶夫过往甚密；И·С·沙波夫，在工厂的食品店的肉食部当门房，肤色黝黑、目光凶恶、说话又低又快、中等身材；В·П·马佐林经常在工厂的厕所里夸夸其谈地罔论社会主义和各种迫害，他打听到什么，便立刻把它说出来。这人比中等身材略矮，说话带鼻音，身体孱弱。我们现在警告符拉其米尔和克略兹姆的人，德米特里·尼特金（见第6期《火星报》），现在已经在符拉其米尔当了警犬。我们这里争先恐后地阅读《火星报》，不论来多少份，全都被人阅读着。《火星报》使工人们都感到运动的强力高涨。大家都纷纷议论第3期《火星报》上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大家都想弄到这份报纸。在个别会议上，工人们希望《火星报》就这个问题再刊登几篇文章。关于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军警的冲突，议论得很热烈。这些冲突只是整个运动的开端。如果说，这种冲突将来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奥列霍沃的工人现在就没有做错。但是，这种冲突将是极其残酷的，不应当赤手空拳地去对抗武装部队，“木棍和刺刀是同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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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现在我们这里开始迫害所有衣着讲究、外貌聪明的工人。每一个厂主都暗中命令他们的管理人，要他们对待工人，只要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他们。如果有个工人衣着比较好，那就必须把他赶出工厂。因而，工人们便被迫穿起“瘪三”的衣服。他们很不愿意雇用男工，但却乐意把工厂大门对女工敞开。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女工们还在忍着，没有吭声。博戈罗德斯克方面的扎哈尔。莫洛叔甫特别喜欢雇用比较愚昧的梁赞人。
对工人的监视，日益加紧。有一家工厂的门房不久前在厂门口搜查了一个上工人宿舍里来打算搜集某些情况的工人。这个门房凭什么权利搜查这个工人呢？伊万诺沃的市长捷尔别辽夫在他自己开设的工厂里，利用加班的活计把工人折磨得疲倦不堪；这种加班活计有时候拖长到全夜。布雷林工厂在发工资的时候，千方百计地克扣工人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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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戈罗德斯克。开设在博戈罗德斯克的格罗霍夫工厂，拥有一万三千名工人，是俄罗斯的最大工厂之一，被公认是—座“设备完善”的防治厂，而在关怀工人方面也是受人赞誉的榜样。第8期《火星报》上的一篇通讯，向读者报导过博戈罗德斯克工人现实生活中的一面——住宅情况。我们现在根据该地的几个同志寄给我们的通讯，来谈谈格罗霍夫纺织厂的劳动条件。
那里的卫生情况很糟，而染布车间的卫生情况尤其糟。这个车间由于厂房盖得马虎和修膳不当，干活很不安全：天花板快要崩塌，地板没有钉牢，而且也不去整修它；地板的隙缝有寸把宽（这是故意做了当染水沟道用的）。这种沟道使窒息人的蒸气不断地从地板底下冒上来。通风设备很不够。墙上和天花板都长霉了。“到处都堆着妨碍人走路的垃圾。”——通讯员这样写道。
这一切情况并不是发生在什么偏僻的角落，而是发生在离开莫斯科几十俄里的莫斯科省。政府十分关怀莫斯科省的情况，竭力把它放在“加强保护”的地位上。正像大家所见到的那样，政府在保护而且是加强保护莫斯科省的时候，却忘掉了保护工人的生活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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