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2]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3]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
在军事上，立三路线尚未完全影响苏区，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则完全影响苏区，使红军遭受更大的失败。
在组织上，苏维埃运动后期打击干部、胡乱肃反等等，比立三路线更厉害。
主观主义者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如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党的路线，尚未作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4]，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
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5]“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当时认为“罗明路线”[6]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7]，整个
中央苏区都弄成是“罗明路线”。这篇反“罗明路线”的纲领性的文章，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错误是:(一)取消反帝运动，(二)放弃苏区，(三)富农
路线，(四)官僚主义。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会[8]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 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它的来源是:
(一)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
(二)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9]等人的影响。
(三)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是:
(一)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延安处在和平环境的后方，主观主义表现严重，但在全国也存在着主观主义。
(二)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四)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五)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斯大林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10]。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六)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过去卫生部门一个负责人违反对专家的政策，本位主义，违反共产主义道德，所以被撤职。
(七)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必须从原则上开展斗争。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务主义。
(八)报纸上要多登文章，奖励辩证唯物论的文章，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
(九)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11]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
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
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
政治要注意时局动向，中央委员必须增加政治知识。
军事是目前战时必须研究的业务。
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十)要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过去资产阶级提出的科学方法，但还要综合。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
(十一)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决议。
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
(十二)教育委员会(以洛甫[12]为首)的工作，先进行调查，再进行改革。
(十三)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十四)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十五)电告少奇、恩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十六)实行全党动员，除增强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13]外，再写些文章。
根据《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