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组织的霸权

帝国主义借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措施来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结构性调整措施是国际货币基金贷款给第三世界时，开出来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在80年代之前就存在。但是在80年代外债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所开出来的条件更为苛刻，基金对借债国内政所干涉的范围也比早年贷款时所要签的项目更要广 。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内容一般包括下面几项：

＊负债国要将它的货币贬值以便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赚取外汇，用所

得的外汇来还债。

＊降低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像削减对贫穷人在食物、公共

交通和水电上的补贴，并削减公共健保以及教育等项的开支。除了削减开支外，并规定这些国家增加税收。用紧缩政府的财政政策来抑制物价上升。

＊提高国营企业出售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

＊控制通货膨涨，缩紧银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资上涨

＊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外资拥有100%的股份），取消之前对将外资股份

限制在49%以下的规定。

＊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因此可供外资收买，包括外资用债券换股权。）

＊取消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和对进口管制。

当一个国家接受结构性调整措施之后，它的政府就失去了管理经济的主权，国际货币基金不但要干涉在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也要干涉它的货币政策。借债国必须要根据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条款来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有关福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府税收。结构性调整措施规定欠债国要执行紧银根的货币政策，以便控制通货膨涨。并且在措施中要欠债国限制工资上涨。在结构性调整措施下这些欠债国的经济经过了澈底的重整。虽然履行结构性调整措施的同意书是由欠债国政府签订的，但是真正的负担却落在劳动人民的身上。

80年代初第三世界进入外债危机后，这些国家在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整顿下，它们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长达十年都无法恢复。到了90年代中，这些国家的经济才刚有些起色，就又遭到墨西哥危机的波及。墨西哥的危机尚未结束，在亚洲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就开始了。

从这次石油美元在循环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无比的霸权。结构调整措施中的条款一方面，是国际垄断资本针对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计策，目的是为了解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制定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主权，削减这个阶级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不能继续借助国家的力量来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和抗衡。在国际货币基金结构调整措施的压力下，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尽力减少进口，并且增加出口，以便用它们出口赚来的外汇还债。拉丁美洲国家虽然经过了三十年的进口替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能够自力更生。他们的工业生产所需的机器和零件很多都还是依靠进口，外汇不够支付进口时，生产就不能继续。

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与新自由主义横行

因此到了80年代末，结构调整措施取消了落后国家对本国经济的保护，落后国家在被迫削减关税和取消对进口的限制，更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后，也就必须要放弃战后前一阶段的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被外资收买之后，落后国家的资本就更进一步失去与外资竞争的能力。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结构调整措施把这些国家保护本地资本的措施解体，以「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削减了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保护他们本国市场的力量。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大力量，和国际垄断资本借着帝国的力量，通过所谓国际金融组织来对他们施加压力。相比之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认识到自己力量是如何的簿弱，这个阶级看到为了他们的利益，甚致于他们本身的存亡，他们都得跟国际垄断资本合作，取得国际资本的信任。他们放弃了前一时期由他们所领导的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为了谋求这个阶级自己的利益，积极的加入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就怕自己赶不上这趟“全球化”的列车。

结构调整措施中的条款最主要还是针对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当地政府履行这些条款时的真正牺牲者。在接受结构调整措施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只有更加萧条。在进口受到限制之下，许多工业停止生产，工人大批失业，就是仍然有工作的工人也受到工资下降和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在经济重整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为了争取外汇，在世界银行的督导下，由国家辅助大型商业性的现代化的农场，来发展农业出口，农村中的许多小农因此破产，他们在农村中失去谋生的路，被迫移居城市，但是在城市里也没有他们能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条件。（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本地小资本的经营也因为利率提高而负担加重，他们常常在周转困难下被迫破产，再加上一般人购买力低落，小资本的经营和生存就更加困难。

在外债危机的这些年中，落后国家不但没有能得到外来的资本，反而为了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而输出了大量的资本。根据一个估计在1982 年到1990 年的八年中，落后国家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13450亿美元，但是落后国家的外债在1990 年时与1982 年外债危机开始时相比，不但没有减少反增了 61%。(George， XV - XVI)

在外债危机开始后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了80年代中之后，国际垄断资本和代表它们的帝国利用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内的控制权，借着向拉丁美洲国家逼债的机会，一步步的打破这些欠债国了在战后在进口替代发展策略下对外资的各种限制，完成了它们（特别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的控制。80年代末，拉丁美洲因危外债所逼，它们必须履行国际货币基金苛刻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包括其中债券换股权的条例。债券换股是这样进行的：当欠债国家实在还不起债时，它们只好将他们的国有企业中的资产用发行股票的方式出卖。外国资本在世界债券巿场上用低价购买拉美国家的债券（因为这些国家的债券风险大，所以它们的售价常是票面价格的一半或更低到仅是票面的20％。）外国资本买了债券后拿到拉美国家，将债券以票面价值换取当地私有化后的企业的股票。这里用墨西哥作例子说明：假如，一美元相等于十个墨西哥彼索，外资可以用30万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张票面100万美元的墨西哥债券，他们买到这张债券后，拿到墨西哥就可以换成价值1000万彼索的墨西哥新私有化后企业的股份。

外国资本就变成这些私有化企业的股东，它们也就借着这个机会重新进入第三世界国家。80年代初，墨西哥还不出欠债时，美国金融大亨们有这么个说法，他们自问自答的说：「墨西哥有没有能力还它所欠的1000亿美元的债？」「当然有能力还，墨西哥有石油、有矿山，怎么会没有能力还债？」从80年代初到今天，第三世界大批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之后，只要有钱可赚，这些企业的股票不是被外资用债券换走，就是很快的被外资用极低的价格买去。

从1982 年起墨西哥和其它几个拉美国家经历了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它们被跨国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逼的走头无路，跨国资本等待着开放这些国家的市场，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作了一连串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再拿墨西哥作例子：到了80年代中，墨西哥总统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开始了全盘的经济改革。马德里的椄班人是他手下的卡罗·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萨利纳斯出生于一个很有声望的政治家庭（被称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于哈佛大学，他完全椄受了新古典学派市场至上的理论，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萨利纳斯在1988 年当选墨西哥总统，当选后他继续和扩大了前任总统的经济改革。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将它的企业全面开放给外资、削减进口关税、取消金融管制、并进行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从1982 到1992，墨西哥将大批国营企业拍卖，十年中墨西哥的国营企业从1200家降到260家，这1000家被私有化的企业占墨西哥企业总数的10％。其中包括航空公司、旅馆、海港、矿产公司、钢铁公司、农业企业、飞机场、公路、桥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电话电信企业、收音机和电视广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烟草专卖等。( Leon，167-68) 李恩对墨西哥大量出卖国有企业大为赞扬，把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当政时的私有化说成是他任内最伟大的成就。这些企业的私有化中很多都是为了还债而拍卖的，原来国有的企业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完成私有化，国有企业就在债券换股权下转变为外资企业。

1992年时，美国的前联邦准备银行的主席吴克（Paul A. Volcker) 对这一段的展这样说：“这些国家的治国哲学，它们的经济政策，甚至它们的政治体系都经历了彻底的改变，它们从过去几十年来腐朽和无效率的经营方式中转变过来，它们不再用高的壁垒来保护它们的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或抵制外资企业... ，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政策都被抛弃了。它们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关税和其它进口限制，它们将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电话公司、甚至银行。...现在外国投资者和当地资本合作变得容易多了，外资甚至可以参加属于敏感性的石油探采和石化工业。“ (Volcker, 208-209)

从吴克的这一段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拉丁美洲国家在改革中所起的变化，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是支持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改革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样的顺利完成。因为他们对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所以可以在其中分得利益。

在石油加价后的石油美元再循还中，第三世界国家背上了外债，借着外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大国的资本进入了欠债国家，将这些国家的经济以新自由主义的哲学作了全面改革，重新取得对这些国家更加澈底的控制。在长达十多年的危机中，美国再度显示出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 根据卡普思坦 (Kapstein) 的调查，美国政府不但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和其它石油出口国家，接受以美元作为支付进口石油的货币，并且也说服它们将卖石油所得的一部份美元用来买美国的国家公债。石油出口国家从它们的1250亿总收入中，用了480亿美元用来买资本主义大国的国家公债、股票和长期的直接投资，另外，差不多相同的数额（占总额的37%）则存入私人商业银行 （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的部份）。

在1974 年到1976 之间，因为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所以石油的真实价格（以日元或一些欧洲国家货币计算）并没有上涨，反而是下降了。而且石油出口国家所持有的美国国家公债也跟着美元的下降而贬值了。因此，在石油美元再循环的过程中，美国和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资本是主要的受益者。卡普思坦认为石油美元的再循环延缓了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我们看到在延缓危机的过程中，国际金融资本继续获得高利。到了80年代危机爆发了出来，国际金融资本却不必承担任何损失，它们在帝国的保护下，以国际货币基金为中介来将由危机造成的灾难的损失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

资本主义在战后经过了二十年的蓬勃发展，到了7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危机再一次明显化。随着经济危机，凯恩斯的一套调节国内的经济政策也告失效。这样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为了应付新的情势，资本主义大国作了相应的调整。那就是由美国总统雷根和英国首相柴契尔带头所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些国家将它们国内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取消对资本的管制，它们的统治阶级更向工人阶级进攻，解除工会对工人的保护。在国外则是协助垄断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全球化。而“国际”金融组织则是垄断资本向世界各地扩张的极为有利的工具。随着帝国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就蔓延到全世界。拉丁美洲的外债危机尚未平息，亚洲的经济危机就在90年代后期爆发了。国际货币基金在这次危机中，用了同样的伎俩来取得对亚洲国家的控制。在一些国家紧急需要外汇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贷款给它们，也就逼这些国家签下条件比80年代更为苛刻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在这一新系列的措施中，基金更加明目张胆的显露出它的攻击性和侵略性。

以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所签订的结构性调整为例，除了之前的一些惯例的条款外，更包括了韩国要协助外国公司收买韩国资本所拥有的企业、取消对外资在韩国购买债券的限制、取消韩国对日本进口的限制、取消韩国公司从国外借款的限制等等。除此之外更要求韩国将劳动市场进一步弹性化，也就是要韩国政府削减工会对工人的保护，以便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和减少工人的福利。（华尔街日报 1997 年 12月 26日，A-25 ）

上面只是用石油美元再循环的例子来解说国际货币基金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最明显的一些功能，但是这样的例子只能说明国际货币基金庞大的霸权的冰山一角。下面继续分析世界银行的霸权，之后再对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如何协助帝国主义扩张和巩固帝国的势力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