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转移与劳工的罢工力量 资本的转移会造成新的劳工斗争,那么资本采取结构调整的办法呢?实际上劳动生产组织的转变对劳工运动影响的单向性,其程度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小。后福特时代,很多产业采用了及时生产(just-in-time)的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从而能够增强工人基于他们在生产中采取直接行动的谈判力量。这不仅仅适用于及时生产的行业,对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工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及时生产,应该是源于日本汽车行业的”精益生产“,主要的特点是通过配件生产分包出去的方式,实现零库存生产。这种分包机制,不同于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劳务派遣。在这里,分包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零库存“,这样工人的罢工才会导致整个产品链的停滞。关于这点,我也是看了后面第二章才理解的,原本以为文中提出了关于劳务派遣工人斗争一个重要理论。众所周知,劳务派遣制度是目前不仅困扰中国工人,也是困扰韩国、日本、台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人的劳工难题。 至于实际存在的国家主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的侵蚀。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很容易认为这不过是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罢了。而且事实上,提出”别无选择“的撒切尔夫人,正是首倡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不过,这种论调,今天仍然可以在中国媒体上见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工人运动猛烈的时候,就会有人言之凿凿的说”什么给工人加工资,资本家就会把生产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云云。这样的论调,实际上正是配合资本全球化,配合资产阶级在全球联合起来的论调。 那么与资本在全球联合相对的,劳工的斗争是否形成了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呢?理论上说,要对抗资本全球化,工人阶级确实需要在全球联合起来,实现新的劳工国际主义。而且事实上近些年的工人斗争也确实在这个发展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离形成一个超越国家的国际工人阶级,还有很大的距离。不过具体到中国工人的斗争,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国际主义支持的例证。远的如烟台澳利维工人的斗争就得到了丹麦工会的支持;09年的本田工人罢工也得到了日本工人的支持;富士康事件后港台的劳工组织都做了抗议和声援,而今年传说中的富士康加薪据说也是美国苹果工人工会对苹果公司施压的结果。 另外,说到目前全球工人没有形成一个跨国的工人阶级,也是由于很多反全球化的工人斗争,最后反而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因为资本家可以利用贸易保护的空子进行配额生产,即一方面通过配额生产获取政府补贴,另外一方面通过资本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地区获得高利润。更重要的是,反全球化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利用(中国随着危机后工业资本的近一步聚集,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民族主义的声音也越来越喧嚣了),真正成为妨碍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的阻力。历史上一战前国际主义的消亡,工人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也是因为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蒙蔽(当然更深刻的内因是修正主义占据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工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时,作为修正主义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必然是很大的祸害。而要从根本上剔除这个祸害,取决于工人是否能正确看待国家、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如何评估工人相对于他们的国家、雇主以及在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的‘当权派’(the powers that be)的谈判力量的长期动力机制“。 那么劳工的斗争力量的源泉究竟是什么呢?作者分析这种力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组织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前者指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最重要的组织性力量就是工会和政党。后者则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这种力量又分为两个子类型:市场谈判力量(源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和工作场所谈判力量(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 那些认为世界劳工运动危机的人认为,全球化削弱了工人的组织性力量(传统左翼政党的向右转甚至叛变工人)和市场谈判力量(通过资本的转移制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后福特主义的施行又削弱了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但是由于“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所以新的劳动力聚集地区,必然会加强该地区的工会力量。而且,随着革命的回潮,左翼政党也会再次展现出他的力量。同时,资本的转移并没有导致明显的劳动力竞次现象(近些年中国沿海地区新工人斗争的升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一定程度的”民工荒“)。而前面说过,及时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后福特主义并没有导致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削弱。所以其中关键在于,工人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当工人打破各种幻想,与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斗争,建立起斗争的自信后,今天一些悲观者所看到的工运危机的阴霾将一扫而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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