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该文作者秋火同志长期在南方某地做工人研究工作，并从托派立场出发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向，并主办“工人先锋网”。该文错误甚多，很多方面站在小宗派立场，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和工人运动的主流，同时幻想无政府工团主义，但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值得马列毛左派探讨。 关于革命工人运动的17点独立思考（2012年7月）
前言：目前的形势是日益趋近革命形势（两三年到五年的前景很可能出现大变局），一小部分先进分子想到需要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但这些人可能更多是各自孤立、多个不相关小圈子的状态），极少数人是想到了革命性的工人运动，而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更是首先开始了目标明确、但轮廓还在成长中的改良主义工运。总体上看，中国工人斗争的频密度和规模在过去十几年来都走在世界前列，而且还越来越激化，大有斗争水平（包括自我组织水平）突变飞跃的可能；但是自觉的工运势力还极为薄弱，很多方面接近于零。
从更大的历史及国际角度看，整个左翼处于长期泥潭化、越来越陈旧生锈并且面目模糊的状态，多数左翼与独立工运空前严重脱节。国际左翼在腐烂，中国左翼早已腐烂且烂中更烂、争相投奔大资产阶级或对工人阶级极度隔膜。无论国内外，少数革命左翼都面临工人运动与革命运动分离、有待将两者连结起来相互促进的庞大艰巨重任。全球资本主义却更自觉地运用它在各地各国的不均衡性，分裂工人阶级、遏制疏导工人抗争与群体暴动，金融寡头在美欧占领运动的抗议下岿然不动，国际产业链更加紧密地团结于资本纽带上。
今天的局势，至少有这几个关键特征：其一，全球的群众运动正在逐步重新复苏和升温，其中尤以中国工人与其他被压迫群众的集体抗争特别突出（而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被资本榨取的工人剩余价值的来源地）。其二，国内外左翼都在烂化，不仅仅是中国主流左翼在资产阶级化，而且最近半年来欧洲的选举也显示出更多群众在向右转，这也折射出目前国际左翼的挫败、困境。其三，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的同时，却在国际联合层面上（包括经济联合与政治联合）却都显著地增强了。
我认为，目前呈现出群众运动“才起步又踌躇”或“欲言又止”的状态（埃及、希腊的群众和中国广东的工运、香港的左运都不同程度的是这样），国内外都呈现为某种暂时的沉闷。实际运动上是这样；所以更多人在观望或暂时限于小圈子争取青年，却难以继续推进群众斗争。但目前的局势却非常有利于反思——大胆突破各路左翼教条的反思（因为在目前局势下几乎所有左翼都没能有效抗击右倾的、政治上更强的资产阶级攻势）、大胆地突破革命工运传统并思考前路（因为革命工运在各国都已非常边缘或不复存在----但历史却在重新呼唤它的兴起）、大胆地突破左翼小圈子进行独立思考（因为斗争形势的积极转变以及中国资本主义[正走向帝国主义]的崛起，使得左翼分化、使一些小圈子分解破碎）。
以下是我新近时期一些自学、有关讨论和思考的结果（虽然某些思考看起来似乎“很超前”，但我认为总算是为早已落伍于20世纪革命现实的革命马克思派挽回了一点应有的尊严，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仍然是极富有生命力的，只有在这个重新开始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才可能重新被激发活跃起来）。
1、过去左翼都太强调政治机会主义给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带来的失败，太强调这个原因。诚然，机会主义作为工运的重要内在因素，从内部破坏工运，是有很大的作用，诚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在工运内部的政治代理。但今天我们应该鼓足勇气承认：20世纪工运革命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和被叛卖，首要原因是在于有组织有意识的工人阶级自我不够强大，而机会主义相对来说更是相对次要的外部原因。
从历史上看，早在机会主义者进攻工人阶级、试图勒住工运之前，在革命工人与其他革命者看来，前者就不再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当1919年德国社民党的艾伯特们暗杀革命工运领袖之前，早在1914年他们就全面叛卖工人、投靠资产阶级指使各国工人自相残杀的帝国主义战争了，这难道不是明显的事实吗？当1926-27年斯大林要求和谐党坚持与资产阶级合作、对激进土改中被国民党军官杀死的农民熟视无睹之前，斯大林就已经在1923年直接负责导致德国工人的起义失败了；更后来到1937年的斯大林反革命匪帮，更是直接派大批KGB特工去暗杀、虐杀数以百千计的西班牙工人革命者。
2、过去左翼都太强调“正是因为合格的工人先锋党缺席，导致这次革命失败”，以至于这个结论成为经典的“托派八股”，用以指导一切实际运动（毛派其实也一样的——更多强调党的因素，甚至还更强调极少数领袖的个人作用）。的确，工人先锋党是必须的，也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在某些斗争的时刻关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当列宁托洛茨基所处的那个大革命时代渐渐退潮后（二战以后），再只是这样强调、反复强调下去，就会渐渐“忘了”一个必须的重大前提，那就是工人先锋党不能长时间地脱离有组织的群众运动、长时间地处于群众运动的相对低潮而存在。这个前提在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里本来就存在着，所以没有被讨论过，但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时代过后，这个前提就必须分外注意了。
在最近一个左翼通信里，我这样说：“以人体为比喻虽然不够完美：群众性的各种工人组织就是肌体和血肉，党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离开了血肉身躯的大脑是绝对不可能保持新鲜活力的，但没有脑子的躯体只会是行尸走肉。但我也知道，革命工人运动不简单是这样的关系，因为每一个‘血肉肌体’（包括非党的工人组织）中都会有‘大脑’即有独立思考的自觉力量”。概括来说，工人先锋党必须建立在广大的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基础上，这不简单是在工会等组织之外建一个党，而是从各个工人组织、工运先进团体的核心先锋重组为一个党。
3、上述观念非常激进，因为它等于否决现有绝大多数左翼（现在左翼通常不是那样的）。但我不指望这样的先锋党立即就能建立起来，因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尚未大规模出现，而政治性的思想启蒙仍然处于很初步的水平，在即将到来的大变局中发展新的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并且一开始就试图把它们结合起来），这些更基础的工作无可回避。对工人革命政治急于求成，只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并且会把未来的革命形势变成一场新的政治投机大赛——不过那些政治投机只会局限于一些没有历史前途的小圈子，我们不必过于担忧它们的危害作用。现在，更重要的是如何帮助工人阶级自我主体的成长，以及有关的和其他的基础性工作。
4、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一战前先后在法、英、澳、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涌现的工团运动，我认为就是一种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而且它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民主意义和群众性，传统的马列派都太忽视、甚至太贬低工团运动了。用工会代替国家政权、推翻资本主义，这难道不就是一种革命社会主义主张吗？
我初步形成一种观点：以产业工会为首要工具的工团运动，部分地显示了世界工人革命最有前途的方向，以国际产业工会代替民族国家的政权——乃是最可能终结以金融资本支配国际产业链条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方式（1934-38年美国产业工会运动也具有革命工团运动性质，当时美国一些局部地区一度濒临工人革命）。工人先锋党必须结合革命的工团运动才能建立稳固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权，十月革命建立的苏俄之后来蜕变，主要教训就是自觉地排斥了民主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列宁、甚至托洛茨基对工团运动的贬低，以及他们对工人反对派的贬斥（列宁将工人反对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新努力说成是半无政府主义的），乃至最终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工人反对派的压制，都说明了这些困在落后农民国家的古典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很不够理解最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群众性工人革命（当然，1920年代还是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初期）；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都处于正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领导层，即使他们仍然思想坚定政治过硬，可是官僚化的趋势局限了他们对工人阶级最新发展的认识（有一个叫做米洛诺夫的工人反对派发言人的话对此非常有启发，这是一种基于工人阶级立场的唯物主义，参见这个文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列宁把革命工团运动说成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我们今天必须尽早清算列宁的这个重大错误。 （一些读笔还在整理中，还有一些阅读等……）
5、事实上，1919-1921年苏联700万产业工人在1917年革命后纷纷自发接管工厂和社区，由这种经验和土壤所产生的工人反对派，乃是整个20世纪里，唯一一个实际尝试把革命工会运动（工团运动）与工人先锋党结合起来的一个工人党派。
正如托洛茨基不得不承认的，当工人革命胜利后应该让工会接管国家经济的全部管理工作，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党纲所规定的。（托著引用党纲记录说得更加透彻明白：“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工作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这一段更加具体、清晰：“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组织”，出处看这里。）在与工人反对派争论时，列宁等人都公然违背党纲，把工会说成是工人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那么谁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呢？或许是列宁等党国首脑吧？——工人反对派当时就这样尖锐地直言。托洛茨基比较诚实地承认这个方向，在我看来托是想让工人的工会逐渐把握国家的政治经济管理（工人反对派也认为托比较诚实些，但觉得托这种看法说明他不信任工人）。
工人反对派的争论在各种观点上的具体探讨，还大有可研究可探讨之处，这个问题我认为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现实意义。因为大规模的工会运动直接激化为革命性质的运动（即革命工团运动），这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内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是完全可能大规模再现的。有趣的是，在1987-90年的韩国工运中，在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中，这种革命工团运动方向的情况就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过，这两个国家、连同目前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点：在运动爆发以前工人没有任何组织，而一部分工人要想到组织就首先会想到工会。结果，当韩国和波兰爆发工会运动时，这两国的工会都不只是西方意义上的那种日常斗争的工会，而是承担了工人的各种期望和努力，混合了多重性质的组织。举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例子：在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中，团结工会不止是工会，还同时接近于一种工人接管社区的准工人政权（以至于后来波兰国家与工会形成类似双重政权的对峙局面，当时国际左翼也注意到了这个非凡的现象），团结工会内部形成的某些政治性派系则像是工人革命先锋党的雏形。
6、目前中国尚未经历过剧烈而尖锐的全国性阶级冲突，各种泛左仍未完全清晰地凸显出来、撕破脸，这种局面下不宜太强调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因为即使做出批判，也不易使人理解，反而徒增不必要的隔阂。这是其一。其二——更重要的是，对于我这样的革马派来说，有些目前选择毛左或其他革命派立场的人，大不一定真正理解他们的立场在更高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将意味着怎样的危害，而当他们未来遭遇到更高水平的阶级斗争时，立场还会变化，尤其是青年更是如此。
7、但是这并不是说，批判机会主义就不重要了。根据我已做出的判断（参见我今年写的三月报告），未来两三年内发生第一波群众运动大变局，资产阶级的主流反对派（改良主义左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会拿到更大的政治果实。由此，机会主义会得到一批新血的补充，从而开始崛起。所以，革命者务必由始至终地坚持对机会主义的革命批判，有志于革命的青年也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立场问题、尽快确定自己的立场，决不能认为这是“现在先搞改良、以后再定”甚至“可有可无的”。实际上，一个立场确定的革命青年也完全可以参与非政治性的改良活动（例如NGO的活动，但如果是红歌会的改良活动就不行了，因为红歌会是明确支持薄瓜爹的政治团体），只是自己暗自遵守一定的革命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一种精明而又值得肯定的努力。
如果现在没有一定的立场的话，即使是现在看起来貌似革命的青年，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也完全可能成批成批地发生重大倒退，有几个可预见的因素：①中国帝国主义正在崛起，将成为21世纪地球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必将极大地影响几代左翼运动；②未来十年之内的第一波或若干波群众运动，很可能会推动出某种类似代议制党派民主的格局，从而打开反对派精英上升到统治集团位置的政治渠道，这将进一步腐蚀左翼运动；③在群众运动暂时退潮时，各路泛左与主流改良派很可能围绕一些不大不小的工人斗争事件形成各自为政、又其乐融融的工运繁荣假象（类似于李星在2007年俄国工运报告里所描述的）。————而到那个时候，革命派的立场也会更加明确和通俗易懂，而且我们今天所建立起来的革命批判，将从属于未来的那个光辉的革命派的历史脉络之一部分。我们今天的革命批判，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思想清算，更将被未来的革命工人运动批判地继承。
8、关于革命民主派：实际状况。实际上，中国有共运以来至今，有很多名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实质上都是革命民主派。革命民主派，也可叫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就是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以实现某种民主为最高目的。至于具体是什么样的民主，围绕不同的民主，革命民主派又能进一步分出若干派系。举例来说，在1949年以前的中共其实很多人都只是革命民主派，中共当时的纲领就是“新民主主义”，按此纲领第一步就是要追求实现既非资产阶级性、又非无产阶级性的某种人民民主，而且这个阶段要持续几十年之久（按照49年以前老毛自己的公开说法）。然而托派又高级到哪去？实际上陈独秀至死都是一个革命民主派，当陈独秀发现苏联无望再改良回转到无产阶级民主后，他就认为苏联也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了，所以他在后期遭到当时的许多青年托派的反对，尽管陈独秀至死都没有完全脱离与中国托派的同志关系。托派多数派领袖彭述之其实也是革命民主派，他在1930年代初的托派党内辩论中对“不断革命论”的理解其实就是略加修饰的革命阶段论，彭述之的意识形态理解力其实并不差——他能够从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角度去理解佛教、庄子等古老思潮流派，但是他与脱胎于五四洗礼的众多革命民主派没有本质区别，他亲身经历的半途而废的25-27年大革命并没有给他更高的阶级斗争理解力。（顺便一提，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09年录入了几篇彭述之文章后却嘎然而止的直接原因，我硬盘里还保存着他1930年代初在狱中写的一篇辩论的打字稿半成品，他写的那些自称不断革命论的详细得过于罗嗦的文章最终让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因为我凭我脑袋保证，他所说的绝对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革命阶段论。）
历史发展到今天，目前中国的毛左与托派里，仍有一大堆人是革命民主派。有些毛左是说得很明白的——他们也认为现今中国是资本主义、需要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认为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权，下一个阶段才是无产阶级夺权。这样看，托派立即就能指出这是革命阶段论。但实际上如今的托派里，也有不少人实际上是革命民主派。例如目前香港先驱社的刘宇凡、许由。许由在08年评论吐蕃问题时曾被“鲍迪埃”批评为从阶级立场后退、取了一种激进自由派的立场，因为当时许由认为吐蕃的工人阶级力量还很薄弱，如果先能实现自由权和族群自决就不错了，然后再发展社会主义的力量，——这看起来像是革命阶段论的策略，只不过他谨慎地限定在吐蕃这个资本主义的局部区域使用这种策略。准确地说，这是革命民主主义的主张，也就是革命民主派。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留意过去十几、二十几年里刘宇凡、许由等署名的文章，都能发现民主主义的痕迹甚至公开强调“民主主义”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这些署名的作者从来没有清算过自身政治路线中的民主主义。目前的香港激进青年组织“左翼21”，以我远观之，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我不清楚有多大，那就是激进民主派的倾向最大了，而激进民主派里可能更多还是“民主党左翼”或“比民主党更左一点”，革命民主派恐怕都没几个。除此之外，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支持者赤旗，也是一个很明显的革命民主派，而且可以感觉出来CWI在欧洲和前苏联系统的多个国家都扮演着“左翼社民党”的形象，团聚了许多类似或就是革命民主派的人。可想而知，在赤旗的影响和争取下，CWI中国支持者里更多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托派（即不断革命论的奋斗者），而是革命民主派，甚或更宽泛的激进民主派。
9、关于革命民主派：如何看待和对待他们？前面我说过过去左翼太强调批判机会主义（见第1点），实际上不宜太强调批判机会主义（见第6点），就目前阶级斗争尚未尖锐化、绝大多数左翼都很不成熟的情况下，我重新认为：（1）不应该一概地把革命民主派斥为机会主义者，（2）在指责他们的机会主义时最好就事论事，而不是轻易对他们的政治存在下最终定论，（3）把革命民主派看做一个随着阶级斗争必将发生重要分化的群体，并始终注意他们的分化，（4）在现阶段把革命民主派视为一个需要具体审视、长期观察的盟友，从而既不当作不可调和的死敌、也不轻易引为同一战壕的同志。
这样的做法并不是机会主义，而是更加符合目前实际情况的。其一，正是近几年来我接触到许多左翼青年，使我感觉到很多青年并没有自觉到底的政治立场，更多只是根据某些词句和简单的逻辑就确信了毛派、新左或托派，在这种情况下批判机会主义往往会让人不理解、反而阻碍有效的思想澄清与实践进步。其二，更重要的是目前的阶级斗争状况仍不够明朗和清晰，这种现实本身就会让人暂时迷惑于派系分歧；假如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各阶级更加自觉地相互冲突，那么政治派系之间的分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模糊，而会严重起来。比如说，现在拥护党内老左派的某些新左和毛左，貌似与托派还能客客气气地就历史问题对话一番，即使前者拥护西南的不厚书记、而后者反对之，但不厚书记毕竟还没有机会影响全国的实际斗争；可是假如现在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地区阶级冲突，到了官方出兵镇丫、引发全国抗议的程度，同时党国高层公开分裂，这种情况下党内老左必定会偏向高层分裂出来的某一上层派系、从而与群众运动形成某种对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各自的追随者即使都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也不得不被迫公开对立了。正是因为现在阶级斗争还没到那个程度，没有出现这种公开检验各方实际立场的全国性重大冲突事件，所以许多派系之间的界限还很模糊，一些明明是更加激进的革命青年却站在有老左后台的派系圈子里，另一些明明只不过是左翼社民的青年却站在貌似很革命的托派队伍里。这种局面很难人为改变，革命者只有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配合局势、多做有深度的思想澄清和阶级分析，以此广泛争取团结革命民主派里的有为青年（而不是一对一地辩论说服他们）。
10、再谈革命民主派：俄国革命的例子。十分有趣且值得深思的是，1917年二月俄国革命刚开始时，俄国所有的社民工党派系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他们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革命民主派。只有托洛茨基等极少数革命者，他们更早就确认了社会革命一开始就应该由无产阶级直接向着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目标迈进。1917年3月底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会议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列宁这个老牌的革命民主派，迅猛转向鲜明的不断革命论立场，即在二月革命爆发后不到一个月的那次会议上列宁就认为现在必须立即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使苏维埃（工人代表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
（二月革命爆发于俄历2月23日，公历是3月8日，正好是妇女节那天。距离3月底、4月初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会议不到一个月，如果革命民主派硬要说这二十几天的时间就是“民主革命阶段”“已完成了”，那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解决任何民主革命任务，既没有实现停战，更远远没有完成土改，民主自由的普及也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实际上列宁在革命局势迅变的重大历史机会面前，十分果断、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革命阶段论）。
俄国革命就是这样奇怪地完成的：绝大多数领袖的革命意识都远远落后于崭新的革命现实，先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再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纲领已经宣传了十几年之久，结果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才二十几天就首先由俄国左翼工运最有影响的领袖列宁所抛弃，然后在群众越发激进化的支持下（包括工厂委员会运动的迅速发展），革命运动的各派系代表人物分化重组，把自下而上的群众压力灌注到少数的革命派领袖身上，从而迅速推高了整个运动的革命自觉力量，到1917年7月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有50万俄国工人走上街头高呼革命派的口号“一切权力归工人代表会”。此后，革命派的群众更是迅速增长，最终促成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但问题就在于，即使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那些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革命民主派仍然表现出了对新生工人政权的很大不理解和实际排斥，这表现在苏维埃工人政权确立以后，不仅国内孟什维克、社革党人、而且第二国际的主流派系也对该政权横加指责，最大的指责就是认为这个政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权，而没有遵循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其实当时的政权并不是一党政权，而是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革党的两党联合组阁，而且苏维埃公开声明：只要愿意遵守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决议和目前革命既成政权的事实，任何社会主义的党派都可以参与苏维埃，即工人代表会的议会）。
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是是非非、布尔什维克当年做法的具体考量，仍值得再深入研究。我目前的观点是：尽管当时布尔什维克的确不够民主，但这也是当时群众运动水平不够的表现（布党其实是提早发动起义的，十月革命时的群众运动水平既不如二月革命时，也不如1905年革命，更不如后来1936年西班牙革命内战）；即便如此，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党人的起义仍有优先的历史正当性，因为没有任何革命党有权为了“选择更好的起义发动时机”而放纵迄今为止最好的起义发动时机，一个革命党派对待历史，绝对不能像在实验室精心调配试管里的化学成分那样、必须把一切元素都调配到最佳比例才发动起义，那是书呆子式的态度，那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阶级斗争。等你把各种有利于“革命最佳时机”的条件都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时，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屠刀也就快劈开你的脑袋了，到那时你只好去天堂里建设民主社会主义了。只能说布党被迫在不够完美的时机条件下选择了发动工人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暂时处于不够民主的状态；更关键的问题其实是，在紧接着的工人国家建设上，革命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工人政党的成员应该致力于切实推动工人民主，使政权朝向无产阶级民主化。但是，在之后几年里，那些革命民主派（左翼孟什维克、社革党及其他派系）却只是简单地要求多党民主，并且不考虑阶级斗争中的实际站队——这一点非常要命，因为在1918年3月以后相当一部分的孟什维克和社革党拿起了枪杆子反对工人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仍要求把这些武装反对者也纳入苏维埃多党制，这简直是书呆子开国际玩笑。
（实际上在1918-1920年内战中后期，在苏联远东一些半独立的小国家也出现了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社革党等派系多党执政的局面，但如果有组织的工人民主缺席的话，那种形式民主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11、今天中国，无论毛派托派和其他泛左派，或者自由派和其他改良派，以及统治阶级的各个潜在的急进派，他们的代表人物，几乎都追求在未来最近的革命局势中争取壮大自身政治集团的本位利益、最好是争取建立一个大有影响力的党派。这是他们的思路。
其他数量很少的革命左派，他们一方面由于厌恶上述政治、厌恶钻营于争权夺利，另方面也确实由于自身力量薄弱、难以去争取政治影响，所以他们大多竟表现出一种非政治化、甚至反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包含着对上述病态政治乱象的健康抵制，但长远来说不利于“工人革命政治的探索”，也不利于那些真诚渴望革命运动的革命青年少走弯路。
更少数的革命者（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我”）的做法应该是：坚持工人革命政治探索的方向，继续谈论涉及政治的重大现实问题（但宜更少而精），在这个一般方向下把最大精力集中于研究：作为工人自我主体的工人组织。研究工人阶级组织的现状、未来与全部历史经验。在将来的群众运动中，首先和主要抓住这个问题，寻求推动实践上的进展。革命者把重点首先、优先、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上，这与其他绝大多数左翼把重心放在他们政治活动者的壮大实力影响力的组织上，这是两条极为不同的路线，在未来的现实中可以并行，但也可能发生尖锐冲突，为此要做好一定心理准备，做好藐视一切反对派政治舆论的精神准备（但同时又保持工人革命方向的政治探索）。这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
12、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工人运动，也有人一直在搞某种革命运动，但是能把工人运动与革命运动有机连结在一起的人是少而少之的。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既是工人运动里的资深活动者，又是革命运动里的资深活动者，他自己能够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践上把两方面运动融会贯通。据我所知，毛左和托派里分别都有几个这样的人物；不过，问题在于，这些人仍然是上述（第11点）那种把争取建党作为首要任务的思路。
正如我上面已说过，革命的关键问题不应该全部集中到革命党派身上，因为没有强健肌体的大脑是不能独立存活下去的。我当然认为大脑很重要！但大脑的重要性岂能割裂向它供氧供血的肌体来单独谈论？更何况最好的革命先锋党，它的核心成分应该包括来自各个先进的群众团体（例如具有战斗性的群众工会、农会、工人代表会和工厂委员会等）的觉悟分子。如果离开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我主体的创建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在群众运动爆发时、或之后才可能出现），建立革命党派的活动就很容易流于形式或肤浅。关于这一点，中国毛派的闹剧笑剧儿戏丑剧还不够多吗？关于这一点，当代的其他泛左、乃至托派的失败例子，我也是知道一些的。
所以我的结论很明白：很需要把工人运动与革命运动有机连结在一起，其目的不是尽快地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党派团体，而是为了更自觉、更有力地推动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运动，在这种推动中那些最努力、最理解当前工作与工人解放之关系的先锋分子，自然将成为未来的工人革命先锋党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将来的工人革命先锋党肯定是由多个部分重组而成，包括来自革命运动与激化后的工人运动中的人，以及吸收其他零散化、原子化的先锋分子。根据20世纪前期法国和美国工运的经验教训，搞工运与搞政党政治者两种人群在同一党内的实质分离，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将这两部分人有机连结起来，以便促进阶级斗争每一次必要的团结，正是一个具有革命枢纽意义的问题。
13、最近我对一个朋友说，回顾我过去几年的努力，其实我正是做一种类似于把工人运动与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努力（当然严格来说现在还没有工人运动、也没有多少像样的革命运动，更准确说我是想把这两种历史方向结合起来）。但是我做得并不好，而且事实上我常常没有充分了解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所以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我的努力呈现多头并进的乱象，好像什么都想做，其实这才使得什么都做不好。所以接下来我应该考虑把自己的具体方向更集中于两三个方面，而它们的显著性质都在于把工运方向与革命方向结合起来。
其实我在几个月前写的《革命形势迫近》那份长篇报告里也谈到了三个出路：发展民众团结阵线，发展革命工人运动，重大现实问题的思想清算。这三个方向于个人（我）而言，是可以并进的，但具体到个人，应有侧重。就我目前（十年之内）来说，侧重点应该就是革命工人运动，民众团结阵线其实最低也可以作为个人的一种公共活动的社交态度、而不必作为一种专门工作，至于重大现实问题的清算---由于我才疏学浅，未来十年还是以学习为重，所以应该多写读书笔记、作为斗争的辅助线。而革命工人运动，其实正是要首先投入工人运动，特别把重心放在研究和促进工人组织方面，从将来群众运动活生生的现实中观察、捕捉革命方向，研究促进它。
14、最近一年来我一直呆在工厂，我在工厂工人中的生活累计不过15个月，我将在适当时候写一篇“融入工人”有关争论的回顾与总结。我仍然大力支持“融入工人阶级”的主张，只是懒得再喊口号，但我愿意为一切愿意进厂的革命青年提供参考意见和供参考的帮助方式。“融入工人阶级”并不限于去做普工（也可以做有关工厂和工业区、有助于深入工人的其他职业），也不一定要长时间地呆在工厂（半年以上算是长时间，不过我长时间地呆厂里是有个人原因，比如说缺钱，呆在厂里倒是很容易省钱的），但它一定得要数年时间才有可能完成，其标志是心理上完全融入工人、命运维系于工人并因此得到周围多数工人的认同（这样来看我仍处于融工的初期，准确地、诚实地说我仍然不是工人阶级一分子，我得继续努力）。如果存在工人运动的话，参与工人运动也可以实现融工，但也需要数年时间，而且最好还是得大量地亲身接触工人、了解工人（有工运存在的话就不一定进厂才能做到这一点，但进厂做工无疑是最直接最自然的方式）。
“融入工人阶级”的主张，其思想的基础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因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不是一句离开实际生活的理论空话，你连工人阶级的实际工作生活都不了解，你站什么阶级立场啊？一场工人斗争，罢工者提出的诉求，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的工人阶级立场在哪？当然，被压迫阶级也有同情工人的感情，但那还不是工人阶级革命者的立场。阶级立场不是一种思想观点，不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摆的pose，而是实际生活的反映，是社会实践的反映，是阶级存在所决定的。在我看来，有些在校学生虽然观点很激进、很革命，还参加过左翼运动，甚至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力也非常好，甚至也做过许多工人调查或做工实践过、甚至进一步参加过有左翼介入的工人罢工（这里所举例的类型我都当面见过），但我认真考察过他们的状况与冷静思考后仍然认为，这些在校学生仍然不是工人阶级一分子，他们的命运出路以及人生观上仍然有很大可能走向非工人阶级革命的方向。他们应该找稳一种有效参与和服务工人解放方向的工作（我不止在说职业），如果这样的工作能与职业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冲突，那当然更好。在我看来，最适合与工人解放方向兼容的工作，就是普通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方向。
（最近我在另一处日志里谈到革命青年不宜去做职业知识分子，因为会受到资产阶级主流文化极大影响，且脱离工人阶级的物质生产实践[尤其现在没有工运的情况下]，有一位学生朋友反驳我的看法并撰文谈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个问题我过段时间有空时一定详谈。这里简单地说，目前在中国做职业知识分子，即使那个知识分子是非常真诚向往工人革命，他也会受到极大压力和极大困惑，从一个正常的人的角度看，极少有人能够承受住这样的压力和困惑，除非是久经革命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就像圣西门那样即使晚年坐在屋子里也能写出震撼历史的共产主义著作，曾被恩格斯称为极具天才的共产主义者。圣西门是经过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洗礼的战士，今天中国尚未出现这样的天才战士，我们还是不要自比圣贤为妙。）
15、“融入工人阶级”的主张是唯物的，但又必须懂得辩证法，否则你即使融工也只会沦为你周遭环境的奴隶。
最近我也对某友说，近一年多来我的融工及反思，不断地提醒自己当初（2010年11月）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判。机械唯物主义这个词在那场争论中的意思是我提出的，很简单：用自身所处的那个狭小的客观环境和客观条件，来局限、限定、规定自己的主观努力。这个意思再清楚不过了。纵观我一直以来的做法，的确我在许多环境下都尝试抵抗周遭环境，由此坚持一些工作和学习，也由于自身意志薄弱才特别强调精神力量（这其实无可厚非）；当遇到某些环境巨大压力、而难以改变时，我虽然也像其他人一样会妥协，但为了自己的坚持，最终会出走、选择更适合的环境和条件。
偏偏有人就歪曲理解，说我是唯心主义，是那种完全不顾客观环境和条件，“要求外在环境无条件服从自己”，是强调“主观因素起绝对作用”的“意志论”。如果我真的是这种“意志论”，我就不会选择融入工人阶级以及不断地变换环境，我就会认为即使整天坐在电脑前也能用“精神原子弹”摧毁资产阶级统治了（事实上很多左派革命家就是这么做的，呵呵呵）。无稳定职业的边缘游民，容易倾向唯心主义；知识分子习性的人，容易倾向机械唯物主义；而有的知识分子式的边缘无业游民，则容易在唯心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之间摇摆。我与那位朋友深入交谈惊喜地发现，他是少有的能够理解我到底在说什么的人，他也以自己的语言指出相当多左翼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不懂得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这些原理在生活中是同时发生、交互进行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直板的教条关系。
大多数左翼恰恰是很难接近既唯物又辩证的实践方向：既懂得必须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又决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客观限制，而是时时保持广阔的视野、广泛的学习和灵活的思考，一有机会就要把能推动的进步往前推进一点——即使那种进步是如此细微，比如说，只是多费了一些闲空时间帮助一个进厂青年解决他所提出的困惑，仅仅是那么小的进步也是值得的，因为这不仅仅会是一个进步的事实（虽然它可能是短暂的），更是一种卓绝的辩证努力精神的具体表现。如果没有这种挤破石缝也要努力生长、求取阳光的主观努力，愚蠢地以为客观历史条件会“自动”地、或以“神秘形式”“自己寻找”解决问题、实现历史需求的人，那么这种想法的人只会把自己与他人孤立开来，只是把自己置于“历史”之外，貌似唯物得不得了，其实是把“历史”神秘化了。
这种机械唯物主义者还忘了一点：人类社会历史虽然与自然界一样遵循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但这个原理在自然界是无意识地起作用，而在社会历史上却必须通过人的意识与行为起作用。
16、进一步说，机械唯物主义可能有非常多样的表现形式，以下这些现象可以归结为各种各样的主义、政治问题以及有多种复杂原因，但它们之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机械唯物主义。
（1）局限于目前工人斗争阶段的人屈服目前斗争现状、转向经济主义，即认为工人斗争应该避免讲政治（却不懂得工人不止有经济诉求也有其他社会性质的诉求，并潜伏着争取更高社会地位和更多社会权利的“准政治诉求”，例如要求改组工会，涉及到政治上的结社自由权）；（2）不适宜接触或很少接触青年的人，干脆认为争取青年毫无必要、甚至认为这只是政客行为（却不懂得哪怕争取到一个“保质期”只有两年的青年也会有利于工人实践及资料整理工作的人力紧缺问题）；（3）看到目前专制压力太强大，觉得还是首先争取政治自由算了（却不懂得一旦专制被突破，无产者就决不会只争取自由，还会同时要更多利益乃至很快涉及到要求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4）看到目前国内经济还有很多落后的现象，就认为社会主义太超前，还得让资本主义来补课（却看不到国际范围的资本主义早已成熟、熟到烂透、烂到不断破坏生态平衡与穷人家园）；（5）看到群众暂时迷惑于某个统治阶级人物、以为他能真正能改良而拥护他，有的人就自觉地假装支持那个统治阶级人物，欺诈性地为那个人物唱赞歌、为统治阶级者涂脂抹粉。（6）………………
（还可以有很多，任何保守的客观局面，只要你妥协于它、认可它将长久甚至永久存在，据此制定奋斗路线——就是这种消极无奈而愚蠢可悲的简单粗鄙的逻辑，有趣的是许多这种逻辑明明是很愚蠢，但他们总是自以为最有智慧、理论最深刻、论据最充足。）
17、克服机械唯物主义，走向革命的辩证法的办法（注意，这个办法不是包你一用就灵的江湖神药，具体还要看你的悟性和审思力）。首先要在实践上融入工人阶级（注意是融入、是为了最终使命运维系于工人，不只是去了解工人），同时最好也到处走走、与革命运动各色人等交谈，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审视各方，在这样做之后再去思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等问题，找一些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来看，再投入（或同时就在）社会工作中边做事边思考。另外，我还想到一点，我觉得恐怕只有怀着主人公的态度，全盘对待工人阶级革命解放事业，才更可能实际地把握辩证法。不过据我看来，怀着主人公态度对待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左翼实在太少太少，即使有，相对于整个阶级事业人群来说也是很偶然的。
不过，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理解唯物的辩证法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也许会有所增加。当然，最终只有在整个机械僵化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盛大狂欢打破时，才会涌现出大批理解并运用革命辩证法的青年和工人吧！托洛茨基曾经在1907年流亡欧洲后接触了革命运动的许多庸俗市侩分子（当时他是27到三十几岁这样），他在那时开始想到：“一个人的脑子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因素，仅仅消极地吸收某一思想体系中的若干部分，还是根据这一思想体系，进行自我教育、重新改造自己的全部心理特征，这两种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特征只有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同各种传统和习惯进行彻底决裂的时代才能得到发展。”
实际上，从2011年开始，这个世界又开始进入新一轮历史性的革命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再过不了几年也将以全新的姿态从中国的深厚的工农根基里爆发出来。我们即将或正在日益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这将为全面的自我教育与自身心理改造提供决定性的基础。这是唯心主义吗？不。那些机械唯物主义者……革命的风暴将把他们从呆板的生活方式中连根拔起。
秋火 写于2012年7月11日-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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