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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帝国主义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至于美国，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南部各州仍然保留着种族隔离制度。所以可以说，直到上世纪五十或六十年代以前，多数欧美国家甚至不符合起码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的标准。即使是今天，美国宪法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仍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 所以，比较准确地说，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般情况。只有相对少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各自历史的一小部分时间里基本上保障了大多数人口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而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段，一般是实行剥夺无产阶级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可以实行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以实行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而只能实行专制？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切“自由”和“民主”，其大前提，必须是不能威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威胁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严重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那么，或者资产阶级必然要采用专制或法西斯主义来镇压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必须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一旦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必然不会单纯地满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点十分可怜的、残缺不全的所谓“民主”和“自由”，必然要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代之以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 那么，在中国现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自由”和“民主”的空间呢？众所周知，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中国资产阶级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中国资产阶级财富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对社会主义遗留的国家和集体资产的盗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产阶级确实有了罢工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普选权（而不仅仅是一些出不了北京城的空洞法令和宣言），中国的劳动力还能廉价吗？那些所谓“民族工商业自由资产阶级”的利润又如何保障呢？利润没有保障，无产阶级与所谓“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联合的基础又在哪里呢？ 那些“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再有矛盾，再缺乏远见，总不会连这个基本的利害关系都看不清吧？他们连那个不疼不痒的“劳动法”都不能容忍，还能容忍无产阶级的罢工自由和普选权？更何况铁心兰兰同志所谓的“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还包括了不少港资、台资以及大量依托出口加工制造业的沿海资本，都是明摆着的买办资产阶级。 在中国现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重新建立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般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才可能有保障。 反之，如果人为地将中国未来的社会进程分成几个阶段，又凭主观想象将资产阶级分成几个“等级”，然后又夸大这些所谓“等级”相互之间的矛盾，而无视他们根本阶级利益一致的方面，其结果，必然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丢了社会主义的西瓜，民主自由的芝麻也捡不到。二十二年前，中国无产阶级丢了马列毛，跟在自由派屁股后面争“民主”，付出了血的代价，就是前车之鉴。这样的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 铁心兰兰同志这样重视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问题，或许也有实际的考虑。按照铁心兰兰同志的思路，如果没有政治自由，无产阶级就要被镇压，如果被镇压，就不能搞政治斗争。关于这个问题，铁心兰兰同志是既多虑了，又有些自相矛盾。 首先，如果因为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就不能搞斗争，那么无产阶级又怎么可能争取到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呢？是靠资产阶级发善心，还是资产阶级都是书呆子，真得都相信他们自欺欺人的那一套所谓普世价值？靠“猫论”出身的中国资产阶级可是最讲究实际的。 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真地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吗？到目前为止，在已经实行了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靠正常的资产阶级宪法程序，还从来没有社会主义过渡成功的先例。智利的社会主义过渡曾经有希望，但是阿连德迷信资产阶级宪法，自己最后牺牲在法西斯主义者的枪口下。可见，就是有了所谓“自由”和“民主”，一旦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也会毫不犹豫地将所谓宪法仍进垃圾堆的。 倒是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镇压出了布尔什维克党，镇压出了苏维埃；在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下，镇压出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镇压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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