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又得外奖了,且还是美国人专设的华语文学奖,他秉持一贯的编故说事风格,于颁奖典礼上以《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为题大放厥词,其中有一初尝糖味母亲的念日情怀:
“有位母亲七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电视上或是村人的谈论里,当大家看到或谈到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时,那位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败退时,一位穿着破烂、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她。这位母亲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竟然那么甜。所以她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终生都渴望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去。”
这段故乡旧闻其实改编自藏族干部娜喜对解放军入藏的回忆:
“当时解放军就借驻在孤儿院旁边的小学里。我们常常会偷偷跑到解放军驻地“偷窥”。那群哥哥姐姐们也发现了我们,然后跑过来笑着跟我们这些脏兮兮的孩子打招呼。 由于当时我们听不懂汉语,与解放军哥哥姐姐们的交流完全靠手势,但我从他们的脸上感受到了温暖和亲切。他们不像那些官家、贵族家的人一般刻薄冷酷。一次,一个姐姐笑着递给我一颗彩纸包着的东西,示意我剥开放进嘴里。当我把它剥开放进嘴里的那一刻,那甜蜜的味道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的味蕾。后来我知道这是糖果,那个甜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住了,那颗让我甜了一辈子的糖果,是解放军给的。”
把解放军身上的糖果移花接木给日寇的手法,真不输莫言在《丰乳肥臀》中以接生特写来美化鬼子: “一个白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的日本军医跟随着他的长官,走进上官鲁氏的房间。军医皱着眉头打开药包,戴上乳胶手套,用寒光闪闪的刀子,切断了婴儿的脐带。他倒提着男婴,拍打着他的后心,一直打得他发出病猫般的沙哑哭声,才把他放下。然后他又提起女婴,呱唧呱唧地拍打着,一直把她打活。军医用碘酒涂抹了他们的脐带,并用洁白的纱布把他们拦腰捆扎起来。最后,他给上官鲁氏打了两针止血药。”
一次接生或一颗糖果能抵消屠杀三十万生灵的罪孽吗? “2014年,我把村里这位母亲的心愿带到了日本去,从此有了更多的日本读者和老人,都渴望到这个村庄走一走,渴望见到这个村里的人。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
如此体贴日本人,难怪阎连科与莫言齐入最受日人喜爱的支那作家之列。其实亲扶桑人士真想化解一切的话,与其妄想一颗糖果的神奇效果,不如诚心面对一位尼姑的惨痛过去,那是温书林于《南京大屠杀》的控诉:
“ ‘老太太又发疯了,唉!’行人驻足,回头。 她弱小的身躯剧烈地摇晃着,终于栽倒在地,口吐白沫。 我和几个路人把她送进医院。两鬓斑白的H医生很生气地用听诊器敲着桌子问:‘是谁让她到老槐树那儿的?’ H医生告诉我,这位老人叫静缘,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他惨遭日本鬼子蹂蹲,地点正是那棵老槐树下。 我被极大地震动了,半个世纪的漫漫岁月,竟无法抹平她心里的裂痕。那该是何等的令人发指的暴行! H医生把一本珍藏多年的英文日记拿给我时说:‘日本兵攻陷南京时,特莉萨•英格尔小姐正在教会医院工作,他记下了许多中国人被害的情况。1939年回国时她把日记给了我。’ 我翻到了日记的第25页: 近日来,几乎天天有被日本人强奸致死致残的中国妇女被送到送院。 上午11时30分,一个名叫叫静缘的13岁中国尼姑被抬进医院。她们的庵观早己被日本兵焚烧,师傅被强奸后,痛不欲生,跳入火中自焚,她侥幸逃出,蹲在一棵大槐树下,今天早晨6点被四个日本兵发现。他们轮流着发泄了兽欲之后,又疯狂地虐待她……三天之后她才醒过来,但精神已失常。” 当天入夜后,温书林一人徘徊于长江边,面对大江东去逝者如斯,他感嘆:“时光可以流逝,受害人终离人世,然而历史无法忘却也不应该忘却。”并沉吟: “作为历史的回顾,我们不能只有四大发明,古国文化,开元盛世,丝路花雨,也应该有南京大屠杀。” “记住这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它会让我们更加明确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是的,南京大屠杀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一代又一代去熟读它,读出我们的血性与应有的方向。别具用心,借一颗糖果做文章者太可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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