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帝国主义问题、不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不管他们在反对所谓“国内的”资本主义问题上多么激进,到头来只能是一场骗局。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客观上的代理人,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不同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离开帝国主义去反对修正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
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以“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为限的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与那种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受“忆苦思甜”的教育,学校经常请来一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他们回忆自己从12岁就来到天津市进厂学徒,在旧社会如何受尽压迫和欺负,经常说得老泪纵横。但是在伤心之后,他们总是把泪水一甩,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在旧社会,每家都有一本血泪账,但是我们之所以受苦,那都是因为旧社会万恶、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万恶,毛主席领导共产党、解放军把帝国主义打跑了、把地主资本家打倒了,我们才获得解放。你看,这些老工人都能够从内心把握列宁所说的“一切关系”,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本领,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哺育。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这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
只具备了唤起民众的物质与精神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毛主席特别重视政治动员的决定性反作用。“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没有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在《论持久战》的“抗日的政治动员”这一章第(六七)节中,毛主席接着对什么是政治动员和怎样进行政治动员,都有详细的阐述,因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再一一引证了。
【 总之,我们已经确实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自发高潮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越会无比地增长起来。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加以讨论。】
毛主席说过,要先做人民的学生,再做人民的先生。这个两方面,忽视哪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也是不对的。
【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起来,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的其它各种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危险的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毫无远见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别色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只有在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在书房里幻想出来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而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列宁在《怎么办》中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必须向工人灌输”,第二层意思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必须把理论、方针、战略、策略的问题搞清楚,否则“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
列宁的论敌、那些崇拜自发性的经济主义者,说列宁强调党的理论建设是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
列宁教导我们,“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过去毛泽东的理论力量来自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今天应当是“把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今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譬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按照毛主席的看法,“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的老家在外国,推翻这座大山,是要结束它们在中国境内的统治,那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是国外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就不同了。在毛主席领导时期,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早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被作为新中国的两个基本经济政策提出来了,在相当的时间内,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新中国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它们不承认中国的独立,而且长期进行经济封锁,想困死我们。因此,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做出的以下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国内矛盾和国外矛盾的一度分离或分隔,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度脱钩,造成了不少人盲目的思维惯性。他们继续沿用这种方法来看待改革开放后、入时后的中国社会矛盾,看不到或不重视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帝国主义推行资本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放开眼界 把握全局
【 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有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的工作,但是参加这些组织的人们中间,对于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些迫切问题的材料,却几乎没有人去专门收集。】
我觉得,列宁指出的这样一个倾向,在我们目前的同志当中,也是存在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要注意着眼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那些最迫切的问题,抓住牛鼻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对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但是调查研究要高屋建瓴。要学会抓住政治中的中心,阶级斗争中的纲,这就是上面反复提到的时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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