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3月9日所结束的南韩大选中，右派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以些微的差距击败了原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这使得共同民主党在执政一届后，又被拉下台变成了在野党。

在这场大选中，有诸多值得注意的细节。首先，这次的南韩大选是有史以来差距最小的大选，国民力量党仅胜出0.73%的得票率；第二，这次大选也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选举，其选举过程、政见甚至是候选人本身，都充斥着诸多批评与民怨。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从政治、社会等面向，探讨这次大选为何会饱受各方批评，以及解析这场「最糟选举」背后的南韩结构性问题。

性别对立

这次选举之所以被称为「最糟」，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两大党不仅无力解决南韩深刻的性别对立，甚至还透过民粹式的政见将之进一步激化。

在南韩，女性长期受到压迫已是众所皆知的事实，比如2018年爆发的N号房事件，以及女性长期在职场所遭受的性骚扰和薪资不平等[1]，都让全球女权团体与进步人士为之动容。自Me too运动在全球受到广泛关注后，南韩女性权益也逐渐成为南韩进步团体所关注和奋斗的目标。然而，南韩至今却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性别工资差距最大的国家[2]，且女性遭受到网路暴力、数位暴力的比率也连年提升[3]。更直观的调查显示，女性对性别歧视感到司空见惯的比例较男性更高，且更倾向认为自己是教育、收入等性别不平等下的受害者。

在这些不平等的巨大压迫之下，不少女性主义团体变得更加偏激，其政治内涵也充斥着更多极端且深化性别对立的错误讯号[4]。较知名的此类女权论坛包括Megalia和Womad，其不仅被视为父权沙文主义的「镜像存在」，同时也仇视着所有男性──包括LGBT群体[5]。因为这种性别上的对立，诸多南韩年轻男性开始倾向所谓的「女权发展已过度、且不愿放弃女性红利」的身分政治观点，使得性别对立愈演愈烈。

回到这次大选，尹锡悦民粹地利用了南韩年轻男女间的性别对立，且为了争取年轻男性的支持，不仅说出生育率低是女权主义的错，甚至发表要裁撤女性家庭部的政见，借此来争取反女权与厌女群众的选票[6]。

与之相似的是，尽管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尝试延续文在寅时期的政治路线，承诺缩减性别薪资差距，但为了顾及男性群众，李在明同样「平衡地」发表了「不应歧视男性」的言论[7]。除此之外，李在明所提出的政见也因为共同民主党长期存在的性犯罪争议而备受质疑。诸如2018年忠清南道行政首长安熙正的性侵案，还有2020年针对已逝世的首尔市长朴元淳的性骚扰指控，都让不少年轻女性对共同民主党感到失望和不满。

对改革的失望与愤怒

但是，上述提到的性别对立是否有具体地反映在这次选举呢？我们从以下资料可以看到，有58%的20岁世代男性更愿意把票投给尹锡悦，而20岁世代女性则完全相反，倾向投票给李在明的比例也同样是58%。另外一份综合三家南韩广播公司的报导也反映了相似的结果，20至30岁世代男性支持尹锡悦的比例约为59%和53%，而女性支持尹锡悦的比率则只有34%。

然而，以上性别壁垒看似分明的调查，实则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投票动机。除了南韩社会舆论研究所（KSOI）的选前调查指出，有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支持两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外，更有不少南韩女性直言，投票给共同民主党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

上述资料无疑更清晰地佐证了共同民主党的失利缘由：对于追求进步与性别平权的群众来说，共同民主党的政治破产加剧了这些群众对政府改革的不满。在性别政策上，尽管共同民主党信誓旦旦地提出缩小两性薪资差异的政见，但在该党过去执政的五年间，女性家庭部促进女性权益的预算支出却不到3% ──这也间接让尹锡悦能在竞选中用「裁撤女性家庭部」的口号吸引男性群众的支持；而对女性来说，裁撤该部门固然是打压女权的表现，但实际上她们却也无法从该部门中获得任何具体帮助。

另一方面，文在寅过去曾推行过无数次抑制房产价格的打房政策──诸如屯房税和资本利得税──但这些政策不仅没有减缓青年买房的压力，甚至还使得都会区房价与租金屡屡创新高。而在去年3月所爆发的南韩土地住宅公社贪腐案更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南韩青年不再对共同民主党的住房政策抱有幻想。

另一方面，文在寅时期的防疫政策也饱受诟病。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不仅使青年失业率攀升、非典型劳动不断增加，文在寅政府更放宽了中小企业对劳工的加班上限，让更多劳工被迫面临过劳的生活；而当劳工群起反抗、试图争取劳权之际，政府又迅速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工人的抗争运动[8]。

在这样的结构因素之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共同民主党会在本次大选中失利了。

南韩社会右倾了吗？

那么，共同民主党的失利，是否代表南韩社会已「右倾」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

3月3日，右派势力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不仅宣布退出选举，还与尹锡悦达成协议，表示两党将在选后进行合并。报导指出，安哲秀在在尚未退选前的支持率约7.7%，在所有候选人中排名第三。尽管安哲秀所代表的国民之党无法与两大党抗衡，但无论是出自弃保效应的考量还是其他何种因素，国民之党与国民力量党的联合确实让右派势力在选前变得更加稳固。

对于建制式的传统右派势力来说，以民粹之姿快速崛起的尹锡悦无疑是将共同民主党拽出青瓦台的最佳选择。在这个基础之上，尹锡悦自然也就能快速填补「对共同民主党改革破产感到失望」与「对传统政党不满」所开启的政治真空。

可是，以上只是说明了尹锡悦为何能在这次选举中胜出，而不能代表南韩正在「右倾化」，因为全国右翼的在这次选举中总得票数并没有增加。相较2017年，如果把右翼与保守派候选人洪准杓、刘承旼和安哲秀选票相加，右翼总票数约为1,704万张选票。相较本次选举，在右翼力量没有分化且仅有尹锡悦这「单一选项」的前提下，右翼也仅斩获了1,639万张选票。

依循这个逻辑，即便共同民主党在这次选举增加了272万票，且也有着较上次选举更高的得票率，但若对比文在寅在执政初期所挟带的高支持率（83%），以及其在2020年末因疫情冲击而带来的普遍愤怒（反对声浪开始大于支持，直至任期结束），我们仍可以清楚看到群众的情绪落差与失望是何等巨大。这在在呼应了我们于前述所强调的观点：群众将票投给共同民主党，已不再是支持这个政党、认为这个政党可以带来改变，而是仅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大选后的震荡

我们可以基于以下几个面向，探讨尹锡悦上台将造成那些变革。

首先，尹锡悦更强调新自由主义式的政策──如减少对房地产市场的管制、松绑对民间企业的监管──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原本就已饱受高房价、低薪与过劳之苦的青年，势必会进一步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我们也不该忘记，在南韩疫情仍未消散的前提下，新自由主义式的政策也会强化固有且缺乏保障的非典型劳动。

住房政策上，尹锡悦虽承诺建造更多住房（包含30万套低于市价的住房[9]），但却也表示新政府将减少干预住房市场。很显然的，在经历过文在寅时期20次以上的打房失败后，南韩社会上对于政府大力干预房地产的「打房手段」已深深地感到不信任。而南韩房地产在近几年之所以会有剧烈涨幅，其背后主因在于疫情下的低利率刺激政策涌入房市，及文在寅对于房地买卖与租贷市场的控制，导致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及政府增税转嫁在租客身上，最终形成南韩房地产不降反升的矛盾现象。

实质上，要解决住房问题，需要更加大量、廉价甚至免费的公共住房才有可能减缓房地产市场过热的问题，而不是「放宽监管」的房地政策。除此之外，尹锡悦所提出的兴建250万户住房目标，也比李在明的311万住房政见来得更保守[10]。由此可见，尹锡悦的房地产政策仅是为了回应社会上对于文在寅打房的不信任，而并非想真正解决住房问题。

对外政策上，尹锡悦将更加忠诚地与美国帝国主义保持距离。南韩作为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盟友，其对巩固印太战略、维系多边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若尹锡悦更大程度地与美国靠拢，势必也会给予美国更多出售军备至南韩的客观诱因，这就预示着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将迎来更不稳定、更加尖锐化的发展可能性。[11]

该怎么做？

从共同民主党在2017年的高支持度到现在的落败，就印证了其并非青年与劳工的坚实盟友。可是，尽管南韩青年群众已看破了共同民主党的政治马脚，但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其他的投票选项。更甚者，部分群众可能因此被以民粹之姿崛起的尹锡悦所蛊惑，进而做出错误的政治选择。我们必须强调，尹锡悦所带来的新自由主义式政策不仅不会解决南韩社会问题的一分一毫，更会使原有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最终受到冲击的，仍是基层的劳工与青年。

但是，从右翼总票数并没有增加这点来看，我们仍可以清楚看到南韩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右倾」，这也就代表了三点重要的政治讯号：

1.尹锡悦之所以能胜选，其主要因素仍是群众对共同民主党的失望与愤怒。

2.依据历史的发展经验，民粹主义的右翼制度将带来更多的政治不稳定。

3.自由派的政治破产，加上右翼势力并未增长，意味着劳工力量仍有发展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相信南韩的战斗性工人仍能在日后组织起来，对抗尹锡悦的右翼政府。更重要的是，南韩工人与青年必须从自身权益出发，建立反对压迫的群众性政党。倘若这个政党得以组建和发展，那么在经历共同民主党的失败后，广大劳工与青年也就有更大的机会能以自身的阶级力量来填补固有的政治真空。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受媒体所关注的「性别之战」，其背后的问题关键仍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至今，追求经济的平等依旧是南韩女权运动的诉求核心，即让女性在职场上也能享有相同的薪资与福利待遇。而对于南韩年轻男性而言，「买房、成家与立业」的父权刻板印象也同样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加上越来越严苛的劳动环境与逐渐高涨的房价，使得年轻男性越发容易以「性别红利」等具有身分政治性质的视角来看待女权运动。简而言之，阶级的经济不平等非但使男女劳工皆得在夹缝中求生存，更加剧了父权制度下的性别对立。

这也就说明，若要真正解决性别上的对立，需要将女权运动与劳工运动所互相结合。正如前述，倘若缺乏经济上的基础，男女劳工不仅都难以在高压的社会环境下获得实质上的权益，更会因此落入民粹主义抑或身分政治上的错误。也只有将两者结合，我们才能真正破除南韩性别上的对立，并且让男女劳工都能更好地享受到经济果实。

[1] 如2019年所推出的南韩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就是相当好的例子。

[2] 根据报导，2019年南韩女性劳工的年薪仅为男性劳工的66%，比起20年前增加不到一个百分点。

[3] 外媒指出，南韩女性遭受偷拍的犯罪总数仍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光是在2008年至2017年间，此类案件在总体性犯罪的占比就增长了五倍！

[4] 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在身分政治当中，透过自身身分认识到受压迫的事实，而社会主义者也会毫不犹豫地和受压迫者站在同一阵线。但社会主义者并不认同身分政治当中的「受压迫的根源来自于自身身分的对立面」观点，例如我们并不会认同女性受到的压迫来自于男性。

[5] 举例来说，Megalia就曾出现过「如果生男孩就堕胎吧！」的论调，而在Womad中，诸如「LGBT运动等同反女权运动」的反同性恋论调也随处可见。

[6] 详文点此。

[7] 详文点此。我们必须强调，尽管南韩存在不少右翼女权团体，但女性较男性承受更多性别压迫仍是不争的事实。李在明的这番言论表明，其并非真心诚意的想解决南韩内部积存的性别不平等，而是试图透过折衷的方式来争取年轻男性和女性的支持。

[8] 关于疫情与南韩工人的抗争，可参考我们过去的分析。

[9]为解决青年家庭购屋的压力，尹锡悦承诺兴建30万户「低于市价（尚不知实际价格会比平均房价低多少）」的住房，并且放宽房屋贷款，且若有需要，这些住房能在五年后卖回给政府。详文请见：https://reurl.cc/VjrQ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