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德制夷：蒙古入贡与王越之死
朱佑樘“以德治国”的理想不仅体现在内政上，在外交上也是如此。
弘治元年，朱佑樘任命许进为大同巡抚。这个许进之前积极参与弹劾汪直和陈钺，被朱见深下狱审问过。按照文官集团的道德标准，有这种经历的那当然是“正人”，必须要重用的。朱佑樘一上台，他就被多次推荐，委以重任。
许进刚来到大同，小王子也来了。早大同城外连营三十里，自称“大元大可汗”，要求“入贡”。许进向朝廷报告情况，绝口不提兵临城下的事，而是说：“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原来小王子是因为受朱佑樘即位而受到感化，所以才来入贡的。
朱佑樘竟然相信了许进的鬼话，同意小王子入贡：以后我们可就是“天朝和属国”的关系了。
可问题很快出来了：小王子派了五百人来入贡，一路好吃好喝，强买强卖，几倍的赏赐都拿回去了，但没多久又带兵到河套抢劫。
言官们愤怒了：说好的“感恩向化”呢？
面对诸多弹劾许进的奏章，朱佑樘坚持认为只要我以诚待人、别人一定会诚以待我。这些破坏民族团结的声音被置之不理。
弘治三年，小王子大举入侵河套，两边都上阵砍人了，这下该撕破脸了吧？但在和平使者许进和热情好客的皇帝推动之下，双方关系很快恢复如初了。
朱佑樘和许进始终认为：可以用儒家之道来感化小王子，让他成为大明的朋友。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设想：小王子统帅的蒙古鞑靼部既然承认了自己是大明的“朝贡国”，那他就可以阻挡更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的入侵，成为中国北方的屏障。这可是堪比汉朝招降呼韩邪单于、唐朝招降突利可汗的盛事啊！[1]
但他们也不想想，汉朝招降南匈奴单于呼韩邪，是持续一百年以上对匈奴的残酷打击之后才取得的成果。而且招降以后，也没有指望呼韩邪单于能帮助他们防卫北匈奴，陈汤依然远征五千里把北匈奴单于斩首；唐朝招降突利，也没指望他能帮忙解决突厥问题，而是派李靖出塞三千里，杀敌上万，活捉吉利可汗。明朝根本没有这种军事优势，怎么可能天上掉馅饼，突然让一个强邻变成屏障呢？
在朝廷上下一片祥和气氛中，河套地区的蒙古人越来越多了。当初朱见深逼着大同军户卖儿卖女凑足战马、预征一年以上的赋税，十多万将士多年浴血奋战，王越和汪直出塞千里冒险奇袭才收复的河套平原，就这样被蒙古人不声不响的给占了回去。[2]
弘治八年，小王子正式撕破了对明朝的伪装，攻打甘肃、宁夏、宣府，三入辽东，基本上从西到东把“九边重镇”虐了一遍。弘治九年，又到宣府、大同、榆林一带烧杀抢掠。朱见深十多年心血稳定下来的北方安定局面荡然无存。
这种情况下，实在是没办法再假装小王子是北方的“屏障”了。许进此时已经被升官了，不再负责边境防务。朝廷讨论了半天，始终提不出合适的候选人。朱佑樘可是真着急了，一咬牙，做出了他这辈子最大胆的决定：
召回汪直！召回王越！
汪直又从南京回来了，从奉御重新升为太监；王越恢复爵位，再次担任三边总制。
朝廷这下算是炸了锅了。北方被蒙古打成狗了那都是小事，可以慢慢研究对策；汪直复出可是要动摇祖宗基业的大事，必须立刻制止。无数大臣上书强烈抗议，还有官员要求辞职，表示与汪直水火不容。
朱佑樘自当皇帝以来，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没办法，只好把汪直遣送回南京去了，不过没有贬职，还是太监。
这样，大臣们才勉强同意让王越复出，担任三边总制。
弘治十一年，王越复出后第二年，小王子再次入侵河套。王越第三次使出他的看家本领：后方偷袭。派出六千骑兵，从宁夏（银川）出发，分为三路，七十三岁的王越自带一路，避开蒙军主力，向西北行军三百里，翻越贺兰山，衔枚夜袭[3]，大败后方守军，斩首四十三级，俘获牛马六百余，焚毁各种帐篷等物资。小王子闻讯立即退兵。
《贺兰山后大捷》
王越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 地空虎穴藏勍[4]掠，天运神机破大奸。 杀气平吞湖海水，威声高压贺兰山。 凯歌齐唱红旗舞，报道元戎得胜还。
进士出身的王越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明朝著名的诗人，其诗风以重现汉唐边塞诗的气魄与雄浑而闻名。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边塞诗，也是最后一次军事胜利。
这次胜利让他又一次升官，官居一品。但这些并没有什么用。文官集团针对他的打击早就在酝酿了。那个收黄米白米的李广在贺兰山大捷之前一年死掉了。朱佑樘拿着那个账本谁也没有追究，但文官们却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往王越头上扯。扯来扯去，说王越几年前曾经跟李广结交，让李广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让他重新回到都察院当官，只是因为遭到言官上书反对才作罢。
这事儿有可能有。因为王越一向不太讲究，当初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跟汪直结交，贬官回到老家后天天花天酒地，一点也不低调。现在换成了李广受宠，估计黄米白米也该送就送。
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王越一边在前方打胜仗，言官们一边在后面弹劾他勾结李广，有不法行为；另外就是领兵深入敌境，虽然打赢了，但是把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属于贪功冒进，不可效法等等。
对此，如果换了朱见深，既然王越还有用，那是一定要护着的，一边要下诏安慰王越受伤的心灵，一边还要谴责言官生事——当年他就是这样保护项忠、韩雍和商辂的。但朱佑樘什么也没有做。
贺兰山大捷之后五个月，王越在一片弹劾声中，“忧恨而卒”，享年七十四岁。
王越死后，天下再无人是小王子的对手。此后关于蒙古入侵的记录，明军就只有“败绩”、“逗留不进”、“久无功”之类的记载了。
弘治十三年冬天，小王子再次率众南下，侵占河套。这次把王庭都搬过来了。朱佑樘实在忍无可忍，任命朱晖（威宁海之战前，被汪直和王越支开的大将军朱永的儿子）佩大将军印，统领五名正一品武将，太监苗逵监军，尽遣明军主力，兵分五路进剿。等大军开到宁夏，蒙古人已经“饱掠而去”，明军“斩首三级”，宣布取得了胜利，然后退兵。
但蒙古军队并没有真的撤退，不过从宁夏跑到了固原、平凉、庆阳一带抢劫。这几个地方的守将全部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战，任凭蒙古军队横行。朱晖带领大军慢悠悠的开过去，等蒙古人抢够了，在后面截杀了几个掉队的，斩首十二级。
为了这十五个首级的战功，“边民死者遍野，诸郡困转输饷军，费八十余万”[5]。
战后，朱晖上报了有功将士一万多人。朱佑樘全部给予赏赐，并派出太监在北京城门举行仪式，欢迎得胜归来的明军将领，给二百多人升官一级。
——不管怎么说，这可是贺兰山之后三年来对蒙古最大的胜利啊！
朱晖报功人数虽然有点夸张，好歹还有十五个首级作为支持。就在之前一年，三万蒙古军到大同一带劫掠，守军龟缩不出战。等到蒙古军队劫掠八天之后，满载而归，游击将军张俊这才带领六百人追击，连一个首级都没有捞到，就上报邀功，声称自己击退了三万蒙古骑兵。
朱佑樘见了奏报大喜，把张俊提拔为大同总兵！
这件事情实在过于荒唐，想不通朱佑樘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当时连蒙古人退兵的时候敢于象征性的追击一下的将领都没有了，张俊还能算是比较勇敢的。除此以外实在找不到别的解释。
当上总兵的张俊后来再无尺寸之功，屡屡被弹劾遇敌怯缩不敢出战，朱佑樘一概不听。
弘治十七年，小王子主动绝贡，连派几十个人进来说几句好话就能领一大堆赏赐回去的事都懒得干了。
朱佑樘“以德制夷”的策略终于还是失败。
[1]“朝廷能与小王子通和，若汉之呼韩，唐之突利，使为外藩，瓦剌虽强，岂能越小王子而入哉？”《孝宗实录》卷九十七
[3]衔枚：突袭的时候，人嘴里衔个东西，保证不开口说话，以保持安静。
[4]勍（读音，晴）：强敌。
[5]《明史·朱晖传》
四、叶淇变法：政商结盟与“开中法”的废弃
弘治时期边防的溃败，除了缺乏优秀的军事将领以外，“开中法”的废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开中法”，就是“用民间的粮食换官方食盐的制度”。
盐在古代是官方控制的，民间不允许制造和销售食盐，贩卖私盐是重罪，要杀头的。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有人建议说，边境需要军粮，但是从内地运粮非常麻烦，建议让民间帮忙运输粮食，运一石粮食到大同，就给他发一引盐（200斤）的领取凭证，也就是“盐引”。然后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凭证到沿海的官方盐场去领盐，领到之后再销售获利，弥补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
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办法，并且立为制度，这就是“开中法”。
这个制度很有意思，有点像现代流行的“PPP（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属于“公共事务外包与特许经营权捆绑”的这么一种制度安排：运输军粮是典型的政府公共事务，而食盐专营的权利则是只有政府才能授予的权利，把二者捆绑起来，解决边关粮食问题，理念非常先进而且实用。
就好像现在有些地方，搞城市建设没有钱，政府就请一些投资商来投资，修建道路、桥梁等市政设施，修完之后不给钱，直接给他一块地让他自己建房子卖来弥补成本。就是一样的意思。
“开中法”的好处是中央政府不用直接去组织粮食运输，哪个地方需要军粮了，就申请“开中”，就让民间商人去给运过去，谁想赚这个钱谁就去。比较方便快捷。这个事儿如果政府来做，就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转运体系，养起来一大批人，非常费力，也容易产生腐败。
“开中法”与军屯制度一起，成为明朝边镇军粮最重要的两大制度保障。
民间商人对于参与“开中”颇为积极，不仅组织运粮，还有很多盐商干脆雇人在边境地区开垦土地，在当地种粮然后卖给军方，获得盐引，被称为“商屯”。这就省却了长途运输之苦。边境地区人口比较稀少，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大大巩固了国防。
但这个制度跟所有其它制度一样，随着整个国家统治集团的腐朽而问题越来越多。
比较典型的，就是很多盐商把粮食交给军方，拿到盐引以后，长期领不到盐。这就像现在的“打白条”，钱是应该给你，但是暂时没有，就先欠着。
很多有专门生产盐的“盐户”——这些人跟“军户”一样，世代以熬盐为业，国家发给他们固定的海滩用于熬盐，然后规定每年要熬多少盐，按照固定的价格卖个政府。由于国有盐场腐败严重，盐户的海滩等生产资料被权贵兼并侵占；或者政府收购盐的钱被中间大量克扣等等，大量“盐户”生活困苦甚至逃亡。盐产量因此受到影响，不能按期供应食盐，你拿着盐引也没有用，只能等。
另外，有很多权贵能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盐引，不走“开中”，拿着这些盐引去盐场直接领盐。这些盐就被权贵领走了，真正辛苦卖粮运粮的商人却长期拿不到盐。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商人对参与“开中”的兴趣就越来越弱了。弘治四年的时候，因为小王子入侵缘故，边关需要更多的粮食，中央特批了一定额度的“开中”来给军队发粮，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粮食被运过来卖给军队。这反应出“开中法”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急需改革。
“开中法”一直是户部管着的，改革措施也交由户部研究。这时的户部尚书叫叶淇，趁机提出了一个改革建议：改“运粮开中”为“纳银开中”，也就是商人不用运粮食到边关了，改为直接交银子到户部，户部收到银子以后直接给商人盐引，然后再用这些银子来向边关运粮。这样商人的参与积极性就能大大提高。
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并很快付诸实行。表面上看起来效果很好：商人们很开心，马上就交了很多银子到户部领走了盐引。一年之内，户部管理的国库收入增加了一百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粮食，真正的银子也就才200万两，这一下就增加了一百万两，可以说是暴增。
但这个改革似乎有个问题：改革“开中法”不是为了解决边关粮食紧缺的问题么？怎么改来改去变成了户部发大财，商人很高兴，那边关的粮食问题呢？
答案是，边关的粮食问题就没人管了。银子交到户部以后，户部也不可能辛苦费力的去组织粮食运输，就干脆把这笔银子直接发给军队自己去买。
发粮食和发银子，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以前是直接把粮食运到前线，环节很少。现在从户部发到前线，平白无故多了好几个层级。“过手三分肥”是中国官场的基本规律，而且克扣银子比克扣粮食方便得多。到了前线，还要军队自己去组织粮食采购，采购过程中又是层层回扣。最后真正能到士兵肚子里的粮食，就大大减少了。
不仅如此，既然可以“纳银开中”，那么还辛苦费力的在边关屯田就没有意义了。商人们撤回了在边关种地的雇工，边境地区人口迅速减少。这直接导致了边境经济萧条、粮食储备下降、粮价飞涨。户部多收的那一百万两银子，除了贪污克扣以外，还有很大程度上被边关地区粮食价格上涨给抵消了。
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言：“叶淇变法，开中法遭到破坏。两淮地区的商人从边关撤走，西北地区的盐商也干脆搬家到两淮（中国主要食盐产地）。边关经济萧条，一石米的价格高达五两银子（正常价格是一两银子左右），粮食储备也因此匮乏。”[1]
要解决商人不愿意参与“开中”的困境，方法是很容易想出来的：可以改变粮和盐引的兑换比例，比如以前运一石米到大同可以换一引盐，那么以后可以换一点五引盐，不就有人运了？或者是打击盐场腐败，对于不能如期交盐的盐场官员进行处罚；还有就是禁止权贵从特殊渠道搞到盐引等等。这些做法，才是“对症下药”。
这些措施，叶淇都不提，偏偏提了一个只对商人有利，而对边境粮食保障不利的改革建议，这是为什么？
因为废弃“开中法”带来的严重问题，言官们开始弹劾叶淇，揭露出来了他的很多背景：叶淇，江苏淮安人，这个地方正是中国最重要的食盐产地，盐商云集。其中著名的徽州商人集团，就靠近这里，有很多徽商到两淮来做盐业生意。叶淇家族与徽商多有通婚关系，徽州盐商大部分都跟他关系很好。
《续文献通考》中《盐铁》一节中记载：“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
两淮地区靠近食盐产地，但是远离边境。在“运粮开中”的制度设计下，徽商要运粮去边境或者到边境屯田，成本都很高。而中国另外一大商人集团——晋商，也就是山西商人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同、太原就在山西，另外几大边镇离得也很近，从山西运粮到边关成本很低。所以，靠近两淮的徽商反而搞不到食盐，而天下盐引大部分都归于晋商。
于是，徽商就利用和叶淇的姻亲关系，不断游说，请求废除“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这样，只要把钱交代户部的运司，拿到盐引，剩下的就是领盐和卖盐了。而在这方面，靠近盐产地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徽商就比晋商更有优势。
变法之后，徽商实力大增，迅速超过晋商，成为了盐商主力。与徽商广泛结为姻亲的叶淇家族，自然也是愈加兴旺发达。
从叶淇变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政商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明史》记载，叶淇是一个清官。我们姑且相信这个结论。但叶淇本人有没有收受盐商的贿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徽商通过各种渠道对叶淇施加影响，最终改变了政府决策。这个决策有利于集团利益而不利于国家利益。代表国家利益的皇帝朱佑樘对此全无察觉。至于因此受到损失的前线士兵，则完全没有发表意见的渠道。
“开中法”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边防困境。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变成了徽商从晋商手中夺取利益的手段。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
前几年，大家都很关心出租车公司收的“份子钱”太多，导致出租车司机收入低下、生活困难的问题。各种媒体不停的报道、曝光，大家讨论了很久，最后政府决策出来：为了提高司机收入，出租车涨价——人民群众交通成本提高了，而份子钱则一分没有减少。
——很多政策从好的出发点开始讨论，最后却讨论出来一个跟初衷背道而驰的政策出来，看起来很荒唐，但其实这就是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这一点，古今皆然。
[1]原文：“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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