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一问：财富都去哪儿了？
面对军事上的一再失利，以及刘大夏所汇报的“军民穷困”的情况。深居皇宫的皇帝朱佑樘感到十分困惑，再次召见刘大夏来做更进一步的询问：
“永乐年间，太宗（朱棣）每隔几年就大举领兵北伐打击蒙古，而且又迁都、修建长城等等，无不耗费巨资，也没听说出现财政困难。如今我既不修建宫室，各方面都百般俭省，为什么反而财用不足呢？我听人说，天下的财富，不在政府手中，就在老百姓手中，但现在政府也缺钱，人民也生活穷困，钱都跑到哪里去了？”
——朱佑樘发出这样的疑问，说明他当了十七年“圣君”之后，终于开始意识到哪里不对头了。
钱既不在政府手里，也不在老百姓手里，那么，国家的财富都去哪儿了？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帝国兴衰存亡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从被朱佑樘提出，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解决。
对这个问题，刘大夏回答得倒很干脆：“祖宗之时，民间出一文钱，政府就得一文之用。如今从民间取的钱数倍于当年，但实际进入政府口袋里的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
皇上追问：“那剩下的十分之七八到哪里去了？”
刘大夏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乞退奏”，也就是说让我想想，回头写个奏章来解释。
皇上不依不饶，说：“不行，你得当面跟我解释清楚。”
刘大夏“仓卒不能对”，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当年在两广当官的时候，发现官员们的俸禄，跟镇守太监的日常花销比起来，微不足道。可见很多钱都被镇守太监贪污了。要是把镇守太监都给裁撤了，民间的钱就能到政府口袋里了。”
皇上就说：“以前也有人说过应该裁撤镇守太监。但我也想过，这是祖宗设置的，已经很久了，突然裁撤也会有问题。比如某某太监，在地方治理方面也是做出了贡献的。以后任用镇守太监，一定要像某某这样的，不达到这个标准的我就不再任用就是了。”
从这段对话来看，刘大夏的改革建议跟“叶淇变法”一样，属于“发现了问题，开错了药方”，而且是故意开错药方。他开的这个药方直指宦官集团，把国计民生问题当成政治斗争的弹药了。
镇守太监当然会贪污，但地方官员也同样会贪污。镇守太监的权力比较有限，主要就是了解情况向皇帝汇报。他们不直接掌握司法、行政、税收、治安等军政权力。不能干预地方官员的人事任免，也无权参与官员的政绩考核。
腐败的官员们为了不被告状，就向镇守太监行贿，并容忍他们的一些不法行为，这就是镇守太监的主要腐败来源。遇到不卖帐的官员，镇守太监除了到皇帝面前去说坏话以外，并没有其他办法。
像汪直推荐的“清官”杨继宗到浙江到巡抚，跟镇守太监张庆闹矛盾，张庆就托张敏到皇帝面前说坏话，皇帝不听，张庆就只好老实点；
云南镇守太监钱能，因为贪污行为屡屡遭到云南巡抚王恕弹劾，王恕是出名的清官，钱能抓不到他的把柄，就没办法向皇帝告状。还好钱能急中生智，逆向思维，托关系在皇帝面前说王恕的好话，把王恕升官，到南京去当兵部尚书，这才把王恕躲过去了。不过后来钱能还是没跑掉，因为他自己没过多久也被调到南京，去当守备太监（比南京镇守太监低一级，负责管理南京武备库），正好归兵部尚书管。到了南京以后钱能就彻底老实了，再没听说过有什么劣迹传出来。
所以，镇守太监的腐败只是文官集团腐败的一个附属品。如果官员自己没问题，镇守太监也干不了什么坏事。
我们知道，一个官员群体的腐败程度，必然跟他们掌握的权力大小成正比例关系。这样不同的职位才有“肥缺”和“清水衙门”的区别。镇守太监就是一个监察职位，贪污的渠道有，而且不小，但不大可能比掌握司法财税大权的地方官员贪污的更多。
而且，省级以上部门才有镇守太监，总数加起来也就几十个。皇帝向刘大夏咨询国穷民困的原因，这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军屯制度的破坏、“开中法”的废弃、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税负不平等、吏治败坏等等，都比镇守太监的贪污对国家影响更大。刘大夏偏偏只往几十个镇守太监的腐败上去找原因，显然并不是想真心想帮助皇上解决问题，而是想趁机打击宦官集团。
朱佑樘被刘大夏这么一说，又开始“反躬自省”，觉得好像是自己袒护太监一样，还理亏了，也就不敢再往下追问。
六、党争误国：开拓西洋与征讨越南的搁浅
关于这个刘大夏，除了在皇帝面前说宦官坏话、动用十五万人修建的黄河防灾工程只管了一年就崩溃之外，还干过两件“大事”。
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时候，项忠已经完成了荆襄地区的征讨回到北京，原杰完成了荆襄治理，两广局势已经稳定，韩雍被迫退休，王越则已经把蒙古骑兵从河套赶走了——正是明朝中期国力最为鼎盛的时刻。
这个时候，太监汪直向皇帝朱见深建议：恢复西洋贸易，仿当年郑和下西洋故事。朱见深表示支持。不过此时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1433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参与此事的人基本都已不在世上。而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一直由兵部负责保存，朱见深于是命令兵部尚书项忠去调阅资料。
兵部档案馆归职方司管理，此时职方司的负责人就是刘大夏。档案馆方面找了半天，说资料已经找不到了。项忠很生气，说怎么可能找不到，肯定是档案馆没认真找，要处分相关负责人。刘大夏就说：
“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花费了数十万的钱粮，军民死亡数万人，就算得到什么宝物回来，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一大弊政，大臣应该进谏阻止。旧的档案别说找不到了，就算找得到，也应该一把火烧了才好。”
经过一番争论，项忠最后接受了刘大夏的看法，回复皇帝说档案找不到了，把这个事情给糊弄了过去。成化十三年正好是西厂开设、撤销、再开设的关口，朱见深和汪直忙着跟官僚集团斗法，下西洋这个事儿也就被压了下来。
四年以后，也就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安南入侵老挝，然后又越过老挝入侵八百（今天的缅甸地区）。在八百被击败，损失惨重。汪直得知后，上书建议进攻安南，趁机收复朱棣时期的领土。朱见深再次让兵部提供朱棣时期进攻安南的资料。刘大夏故技重施，又说资料找不到了，并再次劝诫兵部尚书余子俊：如果擅开战端，西南地区局势一定糜烂。
余子俊最后也被刘大夏说服了，把出征安南的意见顶了回去。
从刘大夏后来的一贯表现来看，他属于那种“逢宦官必反”的路数。他之所以反对下西洋和收复安南，恐怕主要原因并不是觉得劳民伤财，而是因为这两件事都是太监提议的。如果成功，将会增强宦官集团——特别是汪直的势力。
兵部尚书项忠和余子俊显然都不相信刘大夏“资料找不到了”这种鬼话。
此外，项忠在朱见深的授意下，用残酷手段驱逐荆襄流民，造成数万甚至十数万的人民死亡，满朝文武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照样我行我素。现在，刘大夏一句“下西洋劳民伤财”就能说服他改变看法，违背皇帝的命令。这可能吗？
余子俊也是军事专家，在北方跟蒙古打过不少仗。他跟王越是当时北方边境的“双子星”，王越擅长进攻，余子俊擅长防守，特别是后方负责安抚和镇压已经归顺的少数民族部落。在该不该征讨安南的问题上，余子俊肯定有自己的看法。没带兵打过一天仗的刘大夏说一句：“一旦开打，西南局势就要糜烂”的话，打了几十年仗的余子俊就改变看法、突然“醒悟”。这种情况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现。
那么，项忠和余子俊怎么就都被一个年轻的部下说服了，决定违抗皇帝的旨意呢？
通览史料，能够找出来的比较合理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刘大夏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对汪直有利，所以您应该反对。”
从刘大夏后来的作为来看，他是那种“逢宦官必反”的路数。项忠跟汪直的关系搞得很僵，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在马文升和陈钺争论是否要讨伐建州女真的过程中，余子俊是支持马文升的，还上书弹劾陈钺。因为汪直的保护，陈钺才安然无恙。
我们在前面讲过，陈钺曾经在汪直面前不停的讲某人坏话，结果某人因为别的原因离职回家了，《明史》为了黑汪直，就说：如果此人不离开，一定会被汪直陷害。这个人就是余子俊。
这样，朝中的大臣们就在像刘大夏这种反宦官激进派的影响下，团结起来，搁置了再次开辟西洋贸易和收复越南的建议。
失去了这次机会之后，中国再也没能开拓海洋。一直到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开始试图沿着当年郑和西进的道路重新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此时，距离汪直的提议被搁置已经过去了五百四十多年。
中国也再也没能收复越南。一直到1979年，越南再次犯了他们五百年前犯过的错误：攻击老挝和柬埔寨，试图称霸中南半岛。刚刚掌权的邓小平做出了跟汪直当年差不多的决定，出兵越南。由于越军主力还在柬埔寨，中国军队很快就攻占了北部重镇凉山。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迫使越南从柬埔寨和老挝退兵，维护了中南半岛的战略均衡。但当时已经是现代社会，中国已经不可能就这样把某一部分越南领土纳入版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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