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仁不秉政：“仁宣之治”与明朝衰落的开始
第二个需要补充说明的皇帝是明宣宗。
《明史》里面把仁宗、宣宗和孝宗并列为明朝三大圣君。仁宗朱高炽登基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明史》把他抬得很高主要是他为朱棣“靖难之役”后被杀的大臣平反了，说他们忠于建文帝是行为是正确的。这个事情很得文官集团的欢心。不过除此之外，仁宗没有时间来证明自己在其它方面的治国才能。宣宗则执政十年之久，需要细说。
宣宗和孝宗的风格非常相似，就是勤政、节俭、任用贤臣、对外主张和平主义、不怎么重用太监等等。基本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浓浓的儒家风格。
宣宗处在明朝的前期，继承的是朱棣开拓出来的强盛江山，而且只当了十年就去世了，内政方面的问题比孝宗时代要少得多，也没有叶淇变法、治理黄河这些事儿。还有就是宣宗毕竟是朱棣一把手教出来的，跟着朱棣多次远征大漠，所以打仗方面水平要高一点。登基三年以后，御驾亲征，出喜峰口，在会州打败蒙古骑兵，也算是威风了一把。又派遣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享受到了永乐盛世的余威。
但“仁慈君主”的通病在宣宗身上也同样存在，主要就是被文官们团结起来忽悠。宣宗时期著名的“三杨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在忽悠皇帝方面也不含糊。
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是杨荣。这个人比较懂军事，深受朱棣的信任。在三杨内阁里面，算是军事问题的专家，边防的事情皇帝一般都问他。但他也很能受贿，跟边将之间有很多说不清楚的经济往来。阁臣勾结边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些事情渐渐的被宣宗察觉，他就单独召见首辅杨士奇，说：“我听说杨荣经常收受边将的礼物，其中就包括军马，而且数量还不小。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杨士奇就装糊涂，说：“不知道。我觉得不大可能，我看杨荣家没养多少马啊？”
宣宗说：“你不知道，他收了马之后很快就拿到市场上去卖了。这些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还有就是杨荣老是跟我说，要求启用一些被贬谪的边将。这些将领都是太宗（朱棣）处罚的，我也查问过，罪名确实。根据旧制，这些人是不能起复的。我觉得这跟他收了边将的钱有关系。这种人我看不能放在身边当内阁辅臣（荣交通边将甚密，岂可任于亲密之地？）。”
杨士奇说：“杨荣是老臣，跟随太宗多年，对边防的情况很熟悉，跟边将关系好也是正常的。边将能干与否、边防强弱如何，他知道得最清楚。我跟杨溥都不如他。现在用人之际，虽然有这些问题，我看对他的错误还是要包容。”
史书上说，宣宗听了杨士奇这番话，也就作罢了。还觉得杨士奇宽宏大量，不排挤同僚，对他更加信任了。真搞不懂这个皇帝是个什么逻辑。
杨荣得知此事以后，非常感激杨士奇，从此二人关系更加密切。杨荣在贪污受贿当然毫不收手——反正皇帝都调查清楚了也没把他怎么样。所以后来杨荣的孙子杨泰、曾孙杨晔父子二人也是有样学样，行贿受贿，在老家横行霸道，打死人命，最后被汪直收拾，这是有家学传承的。
杨士奇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杨溥是个老实人，不主动拿主意，什么事情都服从领导安排。而杨荣之前对杨士奇不太服气，因为杨士奇不是进士出身，是朱棣编《永乐大典》的时候招进翰林院的普通文人，后来因为机缘巧合得到重用的，把干了六年首辅的杨荣给挤到次辅的位置上去了。所以二人关系一直不好。现在杨荣也欠了杨士奇的大人情，内阁就在杨士奇的领导下变得更加团结了。
杨士奇的儿子在老家也是横行霸道，为了争夺田地的事情，累计打死了数十条人命。在当地民愤极大。地方上无人敢管。内阁也一直捂着不让宣宗知道实情。直到宣宗死后，朱祁镇继位，太监王振才下令追究杨荣的贪污和杨士奇儿子的人命案。杨士奇的儿子被捕，但看在杨士奇的面子上，没有立即判刑，只是关着。等到杨士奇因病去世以后，才将其处决。
杨士奇在内阁任职长达四十余年，其中担任首辅二十一年。内阁在他的领导下，养成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非翰林不能入阁。因为杨士奇和杨荣都是从翰林院提拔起来的，所以就喜欢提拔自己在翰林院的门生弟子。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套规矩：内阁主要成员都在翰林院兼职，内阁首辅一般会担任翰林院的一把手，然后就会从翰林中挑选优秀的人来当自己的“学生”，形成师生关系。这就建立起了比较稳固的利益同盟。然后首辅就会任用自己的学生做官、入阁。这样，辅臣退下来之后，他们的学生还在，就可以继续照顾他的利益，保持他的影响。这就有了“非翰林不能入阁”的传统。
这个传统极大的加强了科举精英的利益集团化，用师生之间的裙带关系来取代任人唯贤和政绩考核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它封闭了地方上实干派官员的晋升之路。一个人考中进士之后，最重要的不是到地方上历练，而是赶紧到翰林院混日子，等着被首辅大人或者其它阁臣相中，当他们的“学生”，然后就可以平步青云，等着入阁拜相了。
那个时候的翰林院，就有点像前些年的共青团中央。我有几个在里面工作过的朋友，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里之前本来是一个服务教育青年的组织，管理好各级团组织和一些社会服务机构，风气很正，大家都比较踏实认真的工作。但自从出了几个国家领导人之后，风气就变了，日渐官僚化，年轻人都想往里面挤，在里面混日子官升得快，一提拔出去就至少是厅局级甚至省部级领导，把别人在地方上辛苦奋斗几十年的目标就达成了、把人家几十年才能上去的位置给占了。这对基层官员、实干派官员的士气，是一种极大的打击。
——为什么中央领导喜欢提拔翰林而不喜欢提拔基层实干派官员呢？因为翰林没有政治资本，用谁不用谁全凭领导的“眼光”，受到提拔任用就必须向领导个人效忠，报效“知遇之恩”；实干派在地方上有资历、有政治资本，出了成绩晋升是应该的，提拔上来未必买领导的帐。所以用翰林更有利于扶植私人势力。
杨士奇和杨荣还干了两件“大事”，跟后来的刘大夏交相辉映：第一就是安南地区不断出现暴动，军队虽然不断的镇压，但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他们就劝宣宗主动从安南撤兵，放弃了越南北部的中国领土；第二就是终止了下西洋的活动。原因都是因为这两件事劳民伤财。
这样，在明代最有名的“三杨内阁”主持下，内阁大臣带头贪污，带头纵容子女违法犯罪，带头拉帮结派、提拔亲信，又互相袒护，共同劝诫皇帝要宽厚仁慈、不要随便处罚犯了错误的官员或将领。当然被官僚集团交口称赞，视为大贤臣。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的腐化堕落速度大大加快了。
杨士奇他们主张放弃安南，是因为老是有独立势力煽动人民起义，镇压不完。说起来是利国利民。但为什么老是有人民起义呀？就是因为官僚体系和军队加速腐化，官逼民反。为什么官僚体系加速腐化，选不出像样的、能干的官员去管理安南？根子就在内阁。重要的官员都是内阁选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明王朝二十年前刚征服安南，二十年后就选不出能镇守的官员出来了？内阁用人不当、任人唯亲恐怕才是主要原因。
还有，为什么军队二十年前能够攻下安南，现在反而连小规模的反抗都镇压不了？二十年前又是迁都又是下西洋又是打蒙古的，啥事儿都没耽误，现在下西洋也停了、都也迁完了、蒙古也不打了，光剩下一个安南都守不住。战斗力下降如此厉害，又是谁的责任？边将的任用皇帝都会征求杨荣的意见，杨荣以内阁大臣身份收受军马贿赂，为违法犯罪的边将说情，军队战斗力能不下降吗？
杨士奇和杨荣把持内阁二十多年，特别是仁宣两朝，皇帝对他们可谓言听计从，难道他们不该对安南的丢失负首要责任吗？
一个地方的吏治没搞好，选派官员不当，激起人民反抗，然后又无力平叛。就做出忧国忧民的样子，请求皇帝节约军费，放弃万千将士浴血奋战才取得的国家领土，难道不是千古罪人吗？这样的官员怎么能被称为贤臣呢？
杨士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官僚主义领导，和稀泥的高手。在朱棣执政的时期，也是这样。凡是有官员的过失被举报到朱棣那里的，杨士奇都想办法劝诫皇帝不要追究。
有一次，广东布政使徐奇托人到北京到处送礼。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份送礼名单被竟然被朱棣看到了。名单里面没有杨士奇。朱棣就召见杨士奇询问如何处置。杨士奇说：
“徐奇当时去广东上任的时候，群臣作诗文赠行，当时恰逢我得病未有参与，所以唯独没有我的名字。如果我当时无病，是否有我的名字也未知。况且赠礼都是小东西，应当没有其他意思。”朱棣听从了杨士奇的意见，烧毁了名单，不追究受贿官员的责任。这个事情传出来，百官自然又是对杨士奇交口称赞，视之为千古贤相。所以他在内阁做官，大家都表示支持，稳稳当当干了二十多年首辅，波澜不惊。
仁宗年间，有一个御史在写奏章之前总喜欢到处拿给别人看，作为炫耀。这是严重违反监察纪律的行为，等于公开了你要弹劾谁、找谁麻烦，当事人知道了就可以提前花钱或者托人来摆平。仁宗下令对其做降职处理。杨士奇向皇上说情，又把他官复原职。
从史书记录来看，杨士奇自己其实倒还颇为清廉，不怎么贪污，而且工作勤奋踏实，工作之余主要就是读书和写文章，有很多文集流传于世。怎么看怎么都是大臣的典范。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好好先生，只关心自己的官位是否稳当。同时处事圆滑、谁都不得罪。别人要整他，抓不着把柄；他也不会主动整人，还不分青红皂白对手下的各种过失一律宽容。这种人官僚集团是最喜欢的。至于说你工作勤奋，制定了很多好政策，那都无所谓，反正你不会处罚人，官僚集团自然会按照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去执行。
而杨荣呢？就是一个既聪明能干又贪婪的家伙。在建文帝手下不得志，趁着朱棣造反攻入南京，他主动跑去拜见朱棣，说：“陛下应该先去太祖（朱元璋）坟前祭拜，再去皇宫称帝。这样才能名正言顺。”这次政治投机非常成功。朱棣因此对他另眼相看，加以重用。从此飞黄腾达。
——我们也不是说政治家就一次政治投机都不能搞，也不是说一个官员只要有贪污受贿的行径就一棍子打死。但如果一个官员既靠政治投机往上爬，坐在位置上又搞贪污腐败，还要说这个人是个好官、贤臣恐怕就难以让人信服了。
对官员们来说，首辅大人不拿钱就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情，这是高风亮节；次辅大人收了钱就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情，这也不错，是诚实守信。都是贤臣。
这两个人这种风格，在朱棣这种“恶霸皇帝”的领导下，还是能做点实事的。朱棣其实不怎么反贪污。他杀人最多的主要是刚刚夺取皇位之后对建文帝旧臣的清洗。政治反对派被清理干净以后，对官员的特权腐败这些问题不太上心。所以我们不把他列入“雄猜之主”的行列。但作为创业皇帝，他是很不好惹的，做事情极有主见，也不容易被糊弄。还搞了个东厂来盯着大家干活，谁偷懒收拾谁。杨士奇和杨荣在他手下，就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建言建策。提得好的朱棣就接受，说的不对的就不听。至于军队管理，都是朱棣亲自在抓，杨荣也没机会替犯了法的将领们说情。
到了宣宗时代，问题就很突出了。宣宗自己什么事情都拿不定主意，又心慈手软，完全依靠着二杨主持政府工作。一个好好先生，一个贪污受贿，你说这国家能治理成啥样？边将给杨荣送马难道会白送？一转身肯定要从军队里面把好处捞回来。反正皇帝是个软蛋，首辅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次辅天天收黑钱、拿钱就办事，还有什么可怕的？侵占军队土地、役使士兵给自己干私活、私吞军费军马、提拔手下主要看谁送钱送得多等行为自然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军队纪律的败坏。军屯制度的废弛，就是从宣德时期开始的。宣德三年，宣宗到边关阅兵，就已经发现军队队伍不整、对军令反应迟缓，下令把相关将领的衣服脱掉，以示羞辱。一个叫夏原吉的大臣就反复劝谏说：“将军们都是国家的爪牙，怎么能够这样冻着呢？万一冻死了怎么办？”宣宗耳朵又软了，说：“看在先生的面上，就饶了他们这次。”也就不再追究将领们懈怠的责任。
夏原吉、杨士奇这些人总的来说都是好人，而且聪明能干。但治军治国这种事情，光靠勤奋能干、待人宽厚是不行的，大臣这样做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就是负责行政嘛，掌握最终生杀大权的皇帝也这样，问题就严重了。
就像朱元璋在《大诰》里说的：“这军官们，如今害军呵！他那心哪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要想让有权有势的文官武将们，抵抗住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贪一把的诱惑，光靠道德说服是不行的。对这些行径，朱元璋抓住一个杀一个，尚且禁不住，更何况宣宗和杨士奇这样？
宣宗去世之后，由于新皇帝朱祁镇年幼，杨士奇又继续当内阁首辅。杨荣则继续贪污。“二杨”继续把持朝政。有一次靖江王朱佐敬派人给杨荣送黄金，被太监王振抓到了证据，想要治罪，又被杨士奇给拦下来了。杨荣去世后，杨士奇继续当首辅，一直到正统九年他儿子杀人的事情被告发，被迫辞职，不久病逝。五年之后，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二十万大军在土木堡被蒙古五万骑兵彻底击溃并屠杀。
土木堡惨败的原因，首要的当然是朱祁镇和太监王振指挥失误、组织不当。但蒙古两三万骑兵就能轻松屠杀二十万明军，而且还是京城的精锐。军队的战斗力之差也可以想见。
在大军返回途中，就已经出现了缺粮的情况。军事后勤保障能力也有问题。
在蒙古骑兵合围之前，朱祁镇曾经派出五万人马北上抵抗，为其余的部队南下赢得时间。但这五万人马也是很轻松的就被蒙古军队消灭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如果这五万人马能够按照1万比3千的比例给敌人以杀伤，也可以让蒙古军队死伤过半，土木堡之变同样不会发生。但他们连这种抵抗力都没有。
二十万大军其实并没有越过长城，而是在长城以内的地区被蒙古军队屠杀的。蒙古军队轻松的就攻占了好几个明军把守的重要据点，才形成了合围之势。特别是当时离得最近的重镇宣府，里面有三万精兵，武器弹药粮食充足，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火神枪4223”，这都是些先进武器，对付骑兵相当给力。蒙古大军穿过宣府的防区进攻其它据点，开始对皇帝亲自统帅的大军进行合围的时候，宣府守将竟然龟缩在城中，没有提供任何支援。
所以，土木堡之败，不仅是一次军事指挥的失误，也是明朝军事组织能力、军队战斗力全面下降的结果。对这方面的问题，宣宗、杨士奇、杨荣要负重要责任。俗话说：“慈不将兵”，宣宗舍不得让治军松懈的将领在大冷天脱光衣服冻上一会儿，怕把这些国家的爪牙们冻坏了，到了土木堡，蒙古军队可不会这样心疼人。
有人把土木堡之变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其实不是这样，明朝开始衰落就是从“仁宣之治”开始的：终止了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的巨额收入消失，官员腐化问题加剧、军队纪律废弛，军屯遭到破坏，最终因为腐败和军费短缺丢掉了安南。这才是衰落的开始。
宣宗以后，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也都是比较老实的所谓“守成之君”。太监集团和勋贵集团的势力在土木堡被一网打尽，文官集团势力如日中天，腐败情况继续恶化。
这两个皇帝也都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来阻止这一趋势。朱祁钰除了坚持要废掉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外，对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基本上言听计从。
而朱祁镇这个人，除了因为政治需要杀掉于谦之外，其实是一个很好心的谦谦君子，性格温和，跟人一说话就让人如沐春风那种；勤俭节约，不大修宫室；跟钱皇后感情很好，不怎么贪恋女色；荆襄叛乱，认为不过是农民吃不饱饭闹事，只派人安抚而拒绝派兵镇压，可谓爱民如子；临死前还下令终止了殉葬制度，不准宫人陪葬。
但这种“好人”，偏偏治理不好国家。甚至说的重一点，这种“好人”当国家最高领导人，就是国家的祸害。
所以，在“慈不将兵”这个成语后面，我们还可以再加上四个字：“仁不秉政”。心慈手软的人，就不适合来当政治决策者。因为政府掌握着天下的威权，负责协调各种重大利益冲突，如果狠不小心来做出决断，对身边的人严加管束、严加防范，甚至痛下杀手，那这些人就可能因为个人的私利而滥用权力，淘空国家的根基。
——做政治决策这件事情，是比较违反人性的。人性都是由亲到疏，从近及远的：先要照顾好父母亲人，才能去顾及邻里朋友，最后还有余力，才去帮助是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但搞政治，却必须反过来。首先要为那些千里之外、毫不相识的普通人考虑，担心他们的疾苦；为了保护这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利益，对身边人就不能讲情面。对政治决策者来说，跟你打交道越多、越是天天见得到的人，就越容易利用你掌握的权力来谋私利，因此也就越是需要防范和猜忌。心慈手软的、只相信仁义道德就能消除人性中的缺点的人，一定搞不好政治。相反，真正能搞好政治的，在普通人看起来，往往也都是冷酷无情、猜忌多疑的性格，不太像个好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秉持的天下国家的大仁大义，而不是个人的小仁小义。
土木堡之变虽然惨烈，但只损失了十余万人，对明朝的国力影响并不大。一场死亡十几万人的失败并不能成为一个拥有七八千万人口的帝国从盛到衰的转折点。武则天时代，仅两次对契丹的战争死亡人数就超过了土木堡，但很快又集结大军成功镇压了契丹叛乱。也没耽误唐朝经济社会继续往前发展，十多年之后还出现了开元盛世。明朝中前期的人口数量早就超过了盛唐，很快又在北京保卫战中取得大胜。说它是因为土木堡而衰落的，并不合理。
真正的问题是：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这四个皇帝，都属于努力想治理好国家、能够听从大臣们的意见，仁慈宽厚，爱民如子的“贤君”。连续四十年的“仁政”，官僚集团和军队的内部腐化势力失去控制，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土地兼并严重、权贵特权横行，人民开始不堪忍受。所以，等朱见深继位的时候，才会面临着那种天下大乱的可怕局面：荆襄暴动、两广叛乱、四川赵铎起义、宁夏满俊起义，甚至连最富庶的江浙地区都有小规模的暴乱。
这种人民反抗遍地开花的局势，不可能突然间从地里冒出来，必然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从永乐盛世至今四十年的“仁君贤臣辈出”搞出来的局面。如果不是著名“昏君”朱见深启用了韩雍、项忠、陈钺、王越这一批按照儒家标准来看人品都有很大问题的军事人才，血腥平乱，恩威并施，然后又利用汪直和西厂铁腕治吏，严查运河驿站、整理军屯、抓捕杨晔、严惩杨泰、贬谪覃包、处罚驸马……搞得权贵们要跟汪直拼命，明朝就真的可能立国一百多年就灭亡了，
而经过朱见深和汪直这一对“昏君权宦”整顿之后，国家骤然中兴，屠建州女真、破蒙古王庭，天下太平，农民起义不见踪迹，又开始研究如何收复安南和恢复下西洋了。
孝宗继位，重启“圣君贤相”模式。天下承平十八年，号为“弘治中兴”，而社会矛盾又像“仁宣之治”一样开始不断积累，对外战争不断失败。帝国重新回到了向下坠落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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