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讪君卖直：痛骂皇帝的言官们
万历皇帝给张居正降罪，抄了张居正的家之后，很快就发现问题有点不对劲了。
考成法被废除了，政府办事效率立刻直线下降。以前什么事情让张先生去办，很快就给办好了，办出成效来回复了。现在很多命令，发出去就跟石沉大海一样，问起来总是这个部门推到那个部门，那个部门推到这个部门，理由倒是很充分，反正事情就是没办好。政府税收又恢复到了之前那种不断被拖欠、每年只能征收到百分之四五十的状态水平，财政开支很快就捉襟见肘了。
言官们解放了，内阁管不着了。据说这是“言路大开”的好现象，言论自由嘛。但放开之后就是对官员政务的监督不见了，改成天天上奏打嘴仗，你骂我、我骂你，说的都是一些跟治理国家没什么关系的事。
明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政务公开做得很彻底的时代。言官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公开抨击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人。而且各种奏章，经皇帝批阅发下来的，不管皇帝的意见是赞成还是反对，当天就要抄在邸报上公开发布，并印刷或抄录很多份，送到在京官员和地方重要官员的府邸——所以被称为邸报。
邸报没有保密规定，随便传抄，到大街上去发都行。实际上当时就有商人干这个赚钱，因为有很多人愿意花钱订阅。官员说了什么，皇帝批复了什么，全国人民都会很快知道。内政事务基本没有秘密可言。像宪宗时候，官员质问皇帝为什么专门跟万贵妃睡觉，不跟其她妃子睡觉的奏章，也是第二天就抄录下来发往全国，供大家传阅。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今天专门设置一批官员，主要工作就是批评中央政策，对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高级官员进行人身攻击，连私生活都可以揭发，而且不用提供证据。然后《人民日报》就天天刊登这些辱骂中央领导人，抨击中央政策的言论，还第一时间公布领导人之间的公文往来情况。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明朝就是这个样子。
内阁管理言官的制度被废除以后，言官们很快就把邸报当BBS论坛了，天天在上面发帖子，刷屏，打口水仗，争当网红，各种帽子满天飞。
这背后，是各种政治势力在博弈。幕后的大佬们把官职俸禄都很低、说话又可以不负什么责任的言官当成武器，进行争权夺利。
比如，万历十二年，张居正死后两年，御史丁此吕上疏揭发礼部侍郎高启愚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出题《舜亦以命禹》，是在建议张居正当皇帝。因为根据儒家学者编写的历史，上古帝王舜是通过禅让的方式把位置传给禹的。
这是一个政治阴谋。因为高启愚去当主考官是首辅申时行推荐的。如果用这么重的罪名扳倒高启愚，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让申时行引咎辞职了。
这事儿要是在清朝，高启愚马上就会被拉出去砍头。但明朝不会发生这种事。首辅申时行坚决反对这个弹劾，认为根据朦胧的字面意义就给人安上谋逆大罪，是非常危险的先例，无论如何不能开。
申时行立刻遭到反击，又钻出来几个言官连续上疏，说申时行在堵塞言路、包庇亲信。万历皇帝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他正在气头上，凡是跟张居正有关系的事情都容易让他生气，于是下令罢免高启愚。申时行只能申请辞职，次辅许国也表示要和申时行一起辞职。
但这个时候有人提醒万历皇帝，那几个言官都是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的学生。实际上，他们发起攻击，就是为了打击申时行，还有次辅许国——他也是申时行的亲信。如果把申时行和许国赶走，那么王锡爵就是首辅的第一人选。王锡爵当上首辅以后，他们这些门生弟子当然就可以指日高升了。
这些言路官员品级很低，也没有实权。所以往往会铤而走险，采用这种方法来谋取政治前途。幸好王锡爵这个人比较正直，也看出来了其中的问题，于是上书为申时行辩护，并说自己绝不袒护自己的学生。万历皇帝才恍然大悟，下令把那个几个家伙贬出北京。
言官们除了进行这种文官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骂皇帝。
这也是帝国政治的一大传统。凡是能够把皇帝骂得猪狗不如的人，不管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证据，都会被文官集团捧为英雄。名气打出来之后，很快就会得到升官的机会。海瑞就是一个成功典型。因为把嘉靖皇帝骂得狗血淋头，正直的名声立刻传遍中国，一个举人出身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处长，竟然获得了应天巡抚这个天下第一肥差。晚生后辈们当然要大力效仿。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皇帝长期生病，不能上朝。他对自己疾病的描述是：“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
对于皇帝竟然不准时上朝和文官们讨论国家大事这种问题，文官们当然非常不满。给事中雒于仁可能学过点医术，就借题发挥，写了一篇《酒色财气疏》，毫无根据地侮辱万历皇帝，说皇帝陛下你生病不能上朝，病根我都跟你分析出来了，主要就是四点：第一，酗酒；第二，好色；第三，贪财；第四，脾气暴。如果能把这四个问题改掉的话，您的病自然就会好了。
这个雒于仁有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万历皇帝长什么样，因为他的级别太低。医生看病还讲究个望闻问切，他根据皇帝说的十几个字，就把病根和治疗方法都给分析出来了，也算是神医。
事实上雒于仁扣给万历的所谓酒色财气四字，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以酒而论，没有任何实例能够证明万历皇帝经常过度饮酒。明史专家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论证雒于仁的言论的时候，唯一能够举出的万历醉酒的例子，是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万历八年，小皇帝喝醉酒然后写自我检讨的事情。然后说，既然万历十八岁的时候喝醉过，所以他在八九年后还经常酗酒是很有可能的。
这样的逻辑并不能成立。如果万历亲政以后，仍然继续纵酒无度，何至于在史料中没有一点记录？年轻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喝醉过一两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怎么能以此为证据推论他一直在酗酒呢？
至于色字，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相反，万历倒是一直专宠万贵妃，终身感情都很好。
事实上在雒于仁之前就有人攻击过万历好色了。万历十四年，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主事也是在没有见过万历长啥样的情况下，听说皇帝有头晕目眩的毛病，就上疏分析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樊树志在《晚明史》里面就根据这个，说万历的病根在于“衽席之娱”，“即耽于女色，房事过密”，并且赞誉卢洪春说这些话是“一片赤胆忠心”。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这句话用来说中国人有点打击面太广，但用来形容那些“存天理、灭人欲”的伪善道学家确实很合适。卢洪春和雒于仁就是理学思想培养出来的好苗子，非常善于在“衽席之娱”上浮想联翩。不过著名贤君明孝宗可不好色，也不酗酒，天天跟士大夫们打成一片，三十多岁就病死了，之前也头晕目眩、卧床不起，这该怎么解释呢？
至于贪财，万历皇帝自己反驳的也很清楚了：
“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
这里说的张鲸是东厂太监，之前遭到文官集团的轮番攻击，要置之于死地。万历皇帝一直没有处罚张鲸。就有官员上疏说：“前数日流传，鲸广献金宝，多方请乞，皇上犹豫。”也就是“流传”一种说法，没有证据。雒于仁把传闻当事实，说皇帝收太监的贿赂，实在很不靠谱。
万历皇帝反驳得很对：要是贪财，直接把张鲸抄家不就完了，收什么贿赂？太监是家奴，皇帝抄太监的家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比抄文官方便多了。
至于说爱生气，那倒是有道理。天天被这些没根据的言论人身攻击，还要抄到邸报上全国传阅，为人民群众提供八卦素材。这种事儿摊到谁头上都会生气。这奏章一传出去，过几天就会成为全国人民茶余饭后讨论的热门话题：“哎呀，听说皇帝房事过度，搞得头晕眼花、腰酸背痛，啧啧啧。”换了我也想把这帮家伙抓起来打板子。
对皇帝进行这种无根据的人身攻击，有一些人是真的被理学思想洗脑了，但大部分不是。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搏出位，得大名，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
蔡明伦的《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一文中说：有些人在上疏中对万历的漫骂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伦评论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的体无完肤”，他总结说“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
蔡明伦分析道：“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
这是文官集团对抗皇权的一种基本方法。目的就是鼓励大家去反对皇帝的各种决策。你不是有廷杖吗？那好，我就把挨廷杖吹成是一种荣誉，谁挨了廷杖谁就是英雄，把他抬到天上去，这样你廷杖的威慑力就降低了。
这种风气发展到明末，就有些贪名好利的政治投机分子，主动去申请廷杖。而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去激怒皇帝，让皇帝生气了打自己一顿板子。挨完打之后，立刻成为文官集团的英雄，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要位置有位置。
比如，张居正“夺情”事件的时候，那五个认为张居正必须回家守孝，把张居正骂得禽兽不如的官员，就如愿以偿地申请到了廷杖。特别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听说皇帝下令廷杖四个反对夺情的人，就赶紧写了一封奏疏交上去，大骂张居正，为的就是能够赶紧补上一个廷杖名额。万历皇帝果然满足了他的要求。
被打完以后，这五个都被革职了，但其正直无畏的名声传满天下。
五年后，张居正死了。这个五个人全部起复，全部升官。
刑部员外郎（副厅级）艾穆，“居正死，复起户部员外郎，迁右佥都御史”，最后的职务是四川巡抚（省长）。
刑部主事（处级）沈思孝，“居正死，召复官，进光禄少卿”，后来又迁太常少卿，迁顺天府尹（北京市长）。
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居正死之明年，用贤复故官，进右赞善”，最后官至吏部左侍郎（副部长）。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居正死，廷臣交荐，召复故官，进右中允。”最后的官职是掌南京翰林院（院长）。
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居正殁，召拜吏科给事中”，最后官至吏部左侍郎（副部长）。
所以，廷杖是个好东西，挨打之后升官快啊。你为文官集团挨了打，集团的同志们能忘了你吗？
风险当然存在。这五个人算是运气好，五年以后张居正就死了。也有可能等不到年头的。比如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竟然干了四十七年。这个雒于仁就没有等到起复升官的那一天。大臣不断地推荐起复，但万历坚决不批。雒于仁也想不到万历这么能熬。因为明朝皇帝一般也就是在位十几年。万历皇帝已经在位十七年，头晕眼花病不能上朝了，根据历史经验合理推测他估计也快挂了。这不是正是学习海瑞的好时机么？岂料万历这病怏怏的身体竟然还能再坚持三十年，成了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个买卖就做亏了。但我们也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如果万历皇帝没几年就病死了，雒于仁一定会被起复，而且会跟那五位一样，不断升官。
风险是有的，没风险的事情怎么可能给你那么多好处？这就是文官集团开出的价码，有可能骂完之后被廷杖打死了，那你就只能名垂青史了；也可能像海瑞那样吃几年牢饭没受什么罪就出来了，火箭式的升官。就看你愿不愿意赌一把。
大部分人估计是不愿意拿自己辛苦考来的功名去冒险。但肯定会有人，而且有很多人是愿意的。对大部分低级官员来说，在官僚体系中升职希望十分渺茫，熬一辈子就是个副处长、处长退休，这绝不是他们希望的生活，不是他们的人生理想。想尽办法激怒皇帝，换来廷杖或者免职，一夜之间即可名满天下，还有很大的可能嗖嗖嗖的往上升官，这种事情当然可以考虑的。
那个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回到朝廷任职以后，继续以攻击皇帝为能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这样写道：
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匆闻，英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官再次廷杖。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唯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对此，万历皇帝看得比较准，核心就是“讪君卖直”。这个卖不是卖弄，而是真的销售，把它销售给文官利益集团，从他们那里换来官位或者其它利益。不仅是名垂青史这种虚无缥缈的名誉，而且有非常现实的政治回报。
其实不仅是廷杖，不仅是骂皇帝，只要是对抗皇权受到皇帝处罚了，都会赢得好名声，是升官的捷径。就算被罢免了，在老家依然可以得到照顾。作为“反对暴君的义士”，你名气很大，会有人来请你去撰写墓志铭，给自己的府邸题词等等，并支付价格不菲的“润笔费”；还可以出自传挣稿费赚钱；你要办个书院招生讲学，因为你是义士，也会有人赞助支持；中央的老关系也还在，地方官员会很尊敬你，找他们办个事儿一说老子是当年骂皇帝挨过廷杖的，就会受到英雄般的接待。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仅得了个“虚名”而已。
万历二十二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为不断推荐皇帝讨厌的人当官，激怒了万历，被革职回家。回到家里，他就开办书院，宣传士大夫才应该是天下的主人，以及政府应该给工商业富豪们减税。 地方官员就给找地方，富商就给提供资金赞助。书院很快就开起来了，被命名为“东林书院”。这就是东林党人名义上的起源了。
相反，跟顾宪成同一时期的思想家李贽，皇帝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因为大力宣传反对理学思想的观点，揭露理学士大夫们虚伪无耻的真相，就不断遭到迫害、驱逐。最后被文官们诬告，被捕后自杀于监狱，其著作被列为禁书。
这就是权贵利益集团的厉害之处——皇帝不管是处罚还是奖励，只能盯着身边的几个人，而权贵集团则无所不在，不管你在朝还是在野，都会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照”。
四、国本之争：皇位继承权的合法性问题
当辱骂皇帝和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成为一种荣耀之后，皇帝再要想通过文官集团干成什么事儿就很难了。甚至可以说就基本不可能。
不管他下什么命令，文官集团都会上疏批驳，找各种借口拒不执行。他只能对文官们的提议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是不能自己提出建议。而且，如果作出否定的回答，文官们往往会再次上奏，变着理由请求皇帝同意；或者干脆闹辞职。
万历皇帝刚开始还比较配合，正常批复文官们的各种奏章。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不仅外廷的事务他做不了主，内部事务也要被文官干预。这个问题就是立他哪个儿子当太子的问题，也就是“争国本”事件。
“争国本”和嘉靖“大礼议”是明朝文官集团和皇帝对抗的两件大事。“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争国本”则最终以万历皇帝的妥协而结束。
万历皇帝一直宠爱郑贵妃，想立他和郑贵妃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他之前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叫朱常洛。文官们认为根据嫡法，当然应该立长。万历十四年，朱常洛六岁的时候，文官们就提出应该立刻把朱常洛立为太子。
万历皇帝则一直拖着不办，文官们就一直催，经常有言辞激烈的上疏说他被郑贵妃迷住了之类的，万历也时常动用革职、充军甚至廷杖的手段来收拾那些说得太过分的。但官员们就像敢死队一样的往前冲，大有“廷杖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罢免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的气魄。
万历一直在等，等着文官中再次出现像张璁、霍韬这样的人，出来表态说立谁当太子是皇帝您自己可以决定的。那么这个事儿就可以办了。
他等了十五年，文官集团始终铁板一块。因为这一次文官集团的要求不像“大礼议”那么荒谬，“立子以嫡，无嫡立长”确实是符合礼法的。跟不准别人认自己亲爹还是不一样，不会有人为了这个事儿挺身而出站到皇帝一边。
但是，立谁为太子，皇帝也确实有自主选择权。考虑到政治稳定的需要，皇帝一般应该尊重嫡法，但皇帝的选择权优先。
南宋后期的权臣史弥远曾经假传宋宁宗的圣旨废掉了太子，找了一个跟宋宁宗血缘关系很远的宗室子弟来当皇帝。史弥远自己就是标准的儒学士大夫，当朝的其他文官也毫无意见。史弥远完成废立以后就大力启用理学人士。史弥远扶持的这个皇帝死后的谥号还被大臣们定为“宋理宗”，也就是符合理学思想的好皇帝。
连宗室子弟越过太子继承皇位这种事情，理学家们都完全认账。万历皇帝本人在没有立太子之前，在两个儿子之间选择一下就绝对不行。这充分展现了理学士大夫们“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优良传统。
在“争国本”事件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坚决的当然就是以理学正统自居的东林党人。那叫一个正气凛然，好像全天下最正义的事情就是这个，如果皇帝不尊重嫡法，大明王朝就国将不国。所以他们宁死也要跟皇帝对抗到底，因为这是正人君子的唯一选择。
但他们想不到，装过头了容易遭雷劈。所谓“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很快他们就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对抗，万历屈服了，立朱常洛为太子，立朱常洵为福王。
朱常洛后来当了皇帝，是为明光宗。明朝最后两个皇帝：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都是朱常洛的儿子。天启皇帝的儿子早夭；崇祯皇帝上吊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在战乱中失踪。这个时候，南京的明朝留守中央政府就需要找人来继承皇位。而血缘最亲的显然就是朱常洛的兄弟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也死了，但是他有一个儿子朱由崧。这种情况跟朱厚照死了以后，朱厚熜（嘉靖）跟朱厚照的关系一模一样。
根据嫡法，根据嘉靖皇帝继位的先例，当然应该立朱由崧为皇帝。这个时候东林党人发现，当年“争国本”的时候他们是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的，跟朱常洵有仇。如果再立他的儿子为皇帝，那岂不是很吃亏？所以他们就表示，什么嫡法之类的都是浮云、浮云，还是立贤好，立贤吧。于是他们推荐朱常洛的堂弟、万历皇帝的弟弟的儿子朱常淓继位。结果在清兵南侵的危机关头，南明政权因为皇位继承人争议发生内部分裂，为南明的快速灭亡又出了一把力。
东林党人就是这么奇葩，天下太平的时候，认为皇帝从容选择太子人选会让国家陷入危险境地，千古伦常就此断绝；在半壁江山沦陷的时刻，则认为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搞点新花样是不错的选择。
前有宋理宗的例子，后有东林党人推荐朱常淓继位的举动，我们就不难看得出来，理学思想并不真的无法认可皇帝选择太子。“争国本”事件的核心主要还是为了夺权，向皇帝夺权。它就是一场文官集团进一步限制皇权的政治行动。
之前嘉靖皇帝也没有立太子，而是把他的两个儿子都给封王。文官们也抗议过几回，但鉴于嘉靖皇帝比较生猛，把他逼急了容易出人命，几次抗议无效之后就算了。
万历皇帝也多次使用廷杖来对付反对他的文官，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嘉靖时期的廷杖老是打死人，而万历时期的廷杖从来没打死过人，连打残都没有。说明万历还是心软，没让锦衣卫认真打。
不认真打的结果就是镇不住。嘉靖搞两王并封十分顺利，万历皇帝也想把朱常洛和朱常洵同时封王，就死活通不过。言官们交章抗议。内阁直接驳封，把皇帝的敕书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拒不执行。内阁首辅王锡爵想和一下稀泥，说同时封王也可以，但是你得把朱常洛交给皇后抚养，这样朱常洛就有嫡子的身份，相当于给立为太子打了包票。
这个事儿一传出去，就被东林党人轮番攻击，逼得王锡爵退休回家养老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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