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东林党人：激进的理学官僚集团
东林党是文官集团中的激进派。他们总的主张跟文官集团是一致的，但是要极端得多。
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以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思想为指导，强调理学思想是唯一真理，主张建立理学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强烈要求由士大夫而不是皇帝来统治国家，把包括心学在内的明末各种社会新思潮视为异端加以严厉打击。
在经济上，他们由官僚集团控制的大土地和大工商业资本提供支持，要求政府大规模减税，削减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政府开支，尤其仇恨张居正逼着全国官员完成税收任务的改革措施。东林党就是被张居正改革给逼出来的。东林大佬顾宪成和邹元标在张居正执政期间，都跟张居正发生过冲突。
在政治上，他们还不能完全掌控朝政。万历时期，其成员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的中下级位置上。相当于激进派在野党，一方面雄心勃勃地想要夺取执政权，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没有实际掌握政权，不太了解“当家”的难处，一味地强调其理学极端主张，而不考虑这些极端主张可能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军费不够了怎么打仗，钱粮不够了怎么救灾这种问题。
在对抗皇权方面，东林党又主动充当文官集团的急先锋。一旦大臣们中间有谁想向皇帝妥协让步，他们就一拥而上对其进行攻击，以达到清理门户，保证内部纯洁的目标。
在组织上，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高攀龙是精神领袖，在政府担任高级职位的李三才、叶向高这种实权派大佬是幕后操纵者，一些低级官员如邹元标、杨涟则是冲在第一线的政治打手，负责出头露面对政敌进行攻击，关键时刻充当炮灰。此外，还有东林书院的书生们作为在野势力，提供社会舆论支持。
在个人操守上，顾宪成这种理论家形象比较不错，没什么劣迹。主要是因为他已经不当官了，依靠官僚和富商的资助管理书院，经费足够花，出行都会带着一大群书院学生当随从，当然也就可以对外树立清廉的形象。
但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东林党大佬，比如李三才，则是理学家“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伪善典型。万历年间三大殿遭了火灾需要重修，作为漕运总督的李三才不断上书要求停止，认为修建三大殿的木材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对于皇帝派太监征收矿山和榷税，他也极力对抗，反复上书劝诫皇帝不要收税，而且说得非常恳切：“皇帝爱珠玉，而百姓爱温饱；皇帝爱子孙，老百姓也爱家人，为什么要因为皇帝的喜好而让老百姓妻离子散呢？”可见他对皇帝是严格要求的。
但是他自己的家产高达四百多万两银子，而且还把皇帝用来修三大殿的木料挪用来给自己修豪宅。李三才出行的时候，鲜衣怒马、随从如云，往往堵塞道路。为东林党人大力粉饰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李三才“性不能持廉”。他跟顾宪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不清楚对方的底细，就只请顾宪成吃普通的饭菜；聊完之后发现是同路人，第二天马上就换上豪华大餐，搞得顾宪成莫名其妙。他却大笑说昨天没钱，今天正好有笔收入，就全部用来请你吃饭了。这句话非常虚伪，因为他是巨富，不存在没钱的时候。
李三才的贪污行径后来被河南道御史刘光复弹劾。万历皇帝让工部和兵部派人去联合调查，情况属实。在皇帝三次下令从江南购买木料的过程中，第一次少了三万三千六百二十二根，后两次总共少了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四根，其中很大部分就是被李三才拿去给自己修豪宅去了。而且李三才家盖的房子还有的占用了不少公家的土地，修房子的工人是私自役使国家军士。万历皇帝下令把李三才革职为民。①
如此看来，李三才的奏章应该写为“皇帝爱珠玉，百姓爱温饱，老子爱豪宅”才比较恰当。
所谓东林党人的气节，主要就是这种一边认为皇帝家房子被火烧了也不能修，一边把御用木料拿来给自己盖豪宅的作风。
有顾宪成这种高名大儒装点门面，李三才这种权谋人物操纵局面，然后就是一些极端分子出面冲锋陷阵了。这些人有的出于政治投机，有的则是被理学思想洗脑，各不相同。
此外，还有以叶向高为代表的当朝大臣，政治倾向于东林党相似，便与这些人建立政治同盟，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可以算是东林的同盟军，也是可以算是东林党成员，怎么说都行。因为古代社会还没有近代政党的概念，组织系统不够严密，党与非党的界限不清楚。
尽管如此，东林党作为一个政党的雏形算是建立起来了。有共同纲领、有经济基础、有策划组织者、有同盟军，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冲锋陷阵。其团结程度远远高于相对松散的文官利益集团，对抗皇权的战斗力就很高了。
所谓末世变法，必出党争。张居正变法，激起了官僚集团的剧烈抵抗，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出现了东林党。
张居正死后，真正的改革派已经被全面淘汰，不再有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只不过在反改革派内部，一部分人还希望维持大局，在保证权贵利益的前提下，协调各方矛盾，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这部分人就是在朝保守派；而另一部分人则一点也不肯妥协，以文官集团的利益为唯一出发点，要求建立一个纯之又纯的理学士大夫专制理想国。这一部分人，就是东林党。
保守派的代表，是张居正死后的内阁首辅申时行。
他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在官员考核中大和稀泥，让绝大部分官员都能够顺利过关。但是他也反对把张居正开棺戮尸，对改革派大开杀戒。在文官和皇帝中间，努力调和，避免出现激烈的冲突。他跟徐阶一样，是“调停国手，甘草宰相”。
申时行干的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和平解决了皇帝和文官们关于在紫禁城内操练禁卫军问题的冲突。
这个事情也是文官们搞出来的十分无厘头的要求——皇帝在紫禁城里面操练禁卫军难道还会有问题？在文官们看来，当然有问题。因为这可能导致太监掌握兵权，或者出现江彬那样的深受皇帝宠爱的武将，总之就是可能把万历皇帝引向朱厚照第二，必须防微杜渐，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萌芽阶段。但他们也找不到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接二连三地上奏，皇帝都给驳回了。
文官们就找到申时行，说你作为首辅不能阻止皇帝这么做，就是失职，你得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申时行当然理解文官集团的诉求，但是他也不想直接跟皇帝发生冲突，那就可能重演正德和嘉靖初年的悲剧。
申时行的手段十分高明，他直接找到了陪同皇帝操练的那几个太监，告诉他们文官集团不希望看到皇帝花太多时间在军事训练上。
他质问那几个太监，几千个官兵带着武器在皇帝身旁，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人参与做坏事的阴谋？万一有变，其他警卫人员救护不及，谁负得起这样重大的责任？诸位身为将领，又岂能置身事外？
这些质问当然全都是借口。申时行接下来委婉地对他们提出警告：不管是刘瑾还是江彬，虽然能够一时得到皇帝的宠信，但是最终都死得很惨，关键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文官。过去一百年来，跟文官作对的太监、武将都没有好下场。如果他们不能够规劝皇帝放弃操练禁卫军，那么他们也可能重走刘瑾或江彬的老路。
这种类似于黑社会死亡威胁的方法非常有效。太监们虽然很想讨皇帝欢心，但也知道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文官们有一百种办法把他们置于死地。这些太监很快就对阅兵操练失去了热情，并找各种理由劝皇帝去干点别的。操练的事情就这么慢慢荒废了。
像申时行这种和稀泥高手，在张居正变法之前，一定会被朝廷上下交口称赞为千古贤相。但在张居正变法以后，反改革的理学极端势力抬头，这种和稀泥的方法就无效了。
在“争国本”问题上，申时行一方面表态支持文官集团的诉求，催促皇帝早点立朱常洛为太子；另一方面却私下跟万历皇帝说，如果您真的想拖一拖，也是可以的。这个表态被曝光，言官们立即大力上疏弹劾申时行首鼠两端、不堪为国家重臣。
万历皇帝当然支持申时行，连续罢免了几个弹劾申时行的言官。但这完全无济于事，一波又一波的弹劾接踵而来，言辞越来越激烈，大有当年反对张居正“夺情”之势。
申时行知道自己已无法见容于文官集团，被迫辞职。
①《明神宗实录》卷526、527。
六、贪腐横行：明末官场乱象
连申时行这种“调停国手”都不能容忍，可以看出来东林党在政见上有多么极端。
东林党的出现，有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文官集团腐败无耻到了一定程度，一个是理学思想僵化到了一定程度，才能搞出来这么一朵奇葩。
首先谈腐败。当时的文官集团已经极度的腐败无耻了。
嘉靖年间，一个吏部的普通办事人员的职位，就需要花上千两银子才能得到。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说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价码：“巡抚级别的官员，需要花五六千两银子；知府级别的，大概要两三千两银子。”这个价格也是在级别和资历够的情况下需要花的钱，不是进士花钱也买不到。①
至于入阁，天启年间黄尊素说：“大拜（指当内阁首辅）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也就是要想被文官内部推举为首辅，四处打点至少需要花费数万两银子。从最尊贵的内阁大学士，到县官、小吏，竟然全都需要用钱来打点才能换来官位。
有很多人采取集资或者负债买官的方式来谋求官位。集资，也就是几个人一起筹钱买到一个官位，然后其中一个去当官，在官位上拼命贪污，贪污出来的钱大家按照股份分红；至于借钱买官，则是上任以后连本带利要还回去，当然要抓紧贪污，才能回本。崇祯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不过他也就讲讲而已，没办法改革。
由于贿赂、请托走后门的问题太严重，到了万历二十二年，吏部尚书孙丕扬竟然想出来了一个神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抽签。有官员职位空缺了，就把所有资格符合的候选的名字写到竹签上，竹签放到竹筒里面摇，摇出来的是谁这个位置就给谁。全程公开，欢迎监督，童叟无欺。他认为这样最公平——其实主要是因为走后门的权贵太多，谁都得罪不起，干脆就抽签，抽不到你们就别怪我不给你们面子。
孙丕扬的抽签政策招来一片骂声，大家说你个吏部选官员也太不严肃了。后来这个制度又给废除了。废除了之后，大家发现选出来的官员还不如抽签抽出来的。因为抽签还有个概率问题，偶尔会有能干的人被抽中，不抽签了就得全靠行贿请托走后门胜出了，反而更糟。于是忧国忧民的人们又呼吁，还是恢复抽签吧，抽签好。②
此时，科举制度已经大大腐化，权贵之家的儿孙们纷纷考中进士。考成法已经废除了，言官御史们忙着监督皇帝没工夫监督官员。你说这个国家的官僚集团会搞成啥样？
文官集团一边正气凛然地跟皇帝争论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一边明码标价，出售官位，形成惯例。对皇帝严格要求，对自己网开一面，成为官场的常态。孙丕扬被《明史》称赞为清官，顶住各方压力，自断财路，拼了命才搞出一个抽签制度出来。但是打开《明史》，万历到崇祯年间的官员，竟然绝大部分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在传记里面都被称为廉洁正直，果敢有为，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好官，这样的“正史”显然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晚明官员集体的贪污腐败，最大的一块，不在于直接收受贿赂，主要还是利用特权兼并土地和垄断商业店铺。五品以上的官员，几乎每家都是大地主、大商铺老板兼放高利贷的，很少有例外。某人一考中进士并被授予官位，家里马上就会来一大群主动要求投献土地的，因为他已经可以享受免除土地钱粮和徭役的特权了。
徐光启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据他自己记载：“江南役重甲天下，……祖父以役累中落。……一启中举，尽免其役，家业复振。……与市为贾，骤富焉。”也就是之前因为徭役太重而家道衰落，他一中进士，很快就能够享受到当官的特权，家业也就复兴了，然后又去搞些商业活动，立刻就暴富起来。
此外，官员之家还可以隐藏一大批人口，作为家仆，在他们家里为他干活领工资，但是不在地方户口登记簿上登记，就可以躲避人头税、徭役等等。
在万历三年到达中国的西班牙人马丁·德·拉达修士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说：“士绅的人数接近税户，这是我们旅经各地发现的。有的纳税户是按六、八或更少的人数纳税，尽管他们户内人口更多，他们好些人都这样告诉我们的。例如有个叫夏苏的人对我们说，他户内有七十人，但他只纳七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六十人，他只交四人的税。”
拉达这段话是为了说明明朝沿海人口众多的，但无意间也揭露了士大夫隐瞒人口逃税的事实。其中第一句尤其惊人：“士绅的人数接近税户。”也就是当地的人口几乎都被官僚士绅纳入到自己家族名下了，没有登记到官僚家族的纳税户口已基本不存在。这句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官僚士绅阶层隐藏了超过他们家族人数大约十倍的人口以逃税的事实当是基本准确的。
可以合法隐藏土地和人口逃税，正是士大夫发财致富的一大关键。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也说：“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土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间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除了土地和商业，利用“驿站”发财也是明朝官员的一大陋习。明朝驿站的维护和运行，都由民户按田粮的多寡来负担。许多官员甚至家属，纷纷利用驿站搞免费运输。除了运送自己的行李外，还给其他商家承运物资。故每有官员过驿，则出现“轿或一二十乘，扛或八九十抬，多者用夫二三百名，少者用马四五十匹，民财既竭，民用亦疲”的局面。
更奇葩的是，那些不喜欢骑马或不会骑马的官员，大多数出行靠坐轿子。因没骑马，便要向驿站收取“马干银”（意思是我没骑你的马，你得把那笔省出来的钱给我）。偶尔有官员骑马，则要向驿站收取“惜马钱”（相当于马的保护费）。如果驿站不交纳这笔费用，官员们就会折磨周遭农民提供的马匹，要么割马耳，要么断马尾，甚至把马折磨死。
崇祯十年（1637年）秋，徐霞客在广西游历。他纯粹是个人行为，不是公事，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里人手不够时，还用“二妇人代舆”——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
在《粤西游日记三》中，徐霞客记载了崇祯十年十一月下旬的经历。这位有马牌的先生驱赶着夫役整天赶路，傍晚时分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众夫役开始逃散，徐霞客赶紧抓住一个捆上，牵着进了村。村中男子已逃遁入山，徐霞客便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搜出两位妇女，命令她们去找人搬行李做饭。被捆的人质和他的同伴们也大呼大叫，让村里人接班。过一会，负责驿传事务的老人来了，徐霞客说，老人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子孙，不得不来。这老人的儿子是个瘸子。
吃过饭，上了老人和妇人为他铺好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我喝令快去给我找抬轿子扛行李的夫役，然后躺下）。”徐霞客能够周游中国，写下《徐霞客游记》，就是利用驿站这么走下来的。③
根据海瑞的记录，他在当知县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往来的官员及其亲友在驿站横吃横喝，用夫用马，造成的巨额负担，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
除了驿站费用，上级到下级地方视察或者路过，地方上还必须高规格接待。海瑞记录，淳安县一个县，每年用于接待过客的费用就超过了一万两千两银子。经过他大力削减，给削减到了每年九百多两，降低了90%以上。海瑞还说，如果按照朱元璋定的规矩，只要九十多两就能解决问题。我这九百多两，也是严重超标的。
海瑞的标准之所以超标，是考虑到物价和照顾高级官员体面的考虑，州府以上大员过境还是要给准备鱼肉，不能全是素菜。也就是说，以海瑞制定的能吃饱、吃可口的标准来衡量，这种腐败造成的奢侈浪费一个县一年最少在一万两银子。淳安还不在主要的交通干线上，在浙江属于内陆偏远地区。交通要道所在地区的问题更严重。上级曾经要求淳安分担旁边几个县的接待成本，因为那些县在主干道上，压力大得多。被海瑞给硬顶了回去，他跟上级说要我分担也可以，先把他们的接待成本也降下来90%再说。
明朝大概有1400个县，按照淳安的标准算，每年超标接待吃喝费用就高达1400万两。而后来日本入侵朝鲜，明朝去支援，累计打了四年仗，总军费才800万两银子。
而且，这种接待过客的成本一直在快速增长。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出任淳安知县后，在当地老人中进行过调查。据老人说，近20年民间比前20年苦，负担重。近四五十年又比前四五十年负担重，这就是因为官员的招待费用越来越丰厚了。
明朝的陈全之《蓬窗日录》卷四中的一则记载，更加精确地支持了这种民间感觉。他说淮扬驿递，嘉靖初年，每年接的证明信大约三千。不过20年，如今上万了。所用的船也比过去大，需要三倍于前的纤夫才能拉动。也就是说，驿站的负担二十年间增加了三倍。④
若按照这个速度，到了万历中后期，每年全国的超标接待、公款吃喝费用加起来怕不得两三千万两白银？难怪后来打辽东没钱，军队发不起工资哗变，原来就是传说中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在朝鲜打日本每年才两三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就打赢了。明朝后期真要军费每年能新增加一千万两银子，军官们的贪污和吃空饷也没那么严重的话，不要说打后金、打蒙古，就是组成一支舰队去把日本灭了，把马六甲从葡萄牙手里收回来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明朝在大航海时代没有走向海外扩张，不是因为朱元璋搞过什么海禁，不是皇帝思想保守、专制独裁。核心原因就是官僚集团太腐败，把国家吃穷了，把军队搞垮了，没办法对外扩张。
然而明朝官僚们贪污腐败的行径还远远不止于一个超标接待和大吃大喝，还有一个大头就是大规模的私下加派钱粮。因为官员的花销全部都要从老百姓头上出，花得越多就要加派的钱粮也就越多。崇祯时期的兵部尚书梁廷栋就说：“如今人民的穷困，其实并不在于辽东的军费。一年之中，官员们私自加派的钱粮不计其数。每次官员到了考察期进京汇报工作、等待升官的关头，来一趟每人最少要花五六千两银子。全国范围内，每一次大规模的考核选任知府、知县，各种跑官的花销，就要加派数百万两银子。皇帝派官员下去巡视地方，各地馈赠的礼物，多的可以达到两三万两银子。同样，全国范围内派中央官员去巡视一遍，老百姓又要加派一百多万两银子。”
除了私派钱粮，当然还有私派劳役。崇祯七年的时候，大名府要往辽东运米豆，按照规定，运输找脚夫拉车应该支付工资。因为已经“一条鞭”了，劳役折钱上交，再找人干活就应该付工资。发工资这种事当然不在官府考虑范围之类，还是得免费运输。如果这样也就罢了，人民群众也没把所谓的“一条鞭”当回事，对国家徭役还是认账。但开州的具体承办人员“私派里甲小车两千余辆”用来给自己运送货物，如果车夫不想运，每辆车还要交二两银子的运输费。⑤
官员贪污的第三个大头就是枉法敲诈。这个很常见，不用细说，就是谁家吃了官司，就得给官府送钱，不然肯定断得很严，或者在监狱里面关着莫名其妙就死掉也是可能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吃完被告吃原告”。做个生意，则要各方孝敬，不然各个部门就会不断跑到你这里来查税找麻烦，让你这个生意没法做。严嵩当权的时候，他们家的仆人只要拿着严嵩的名帖到某个钱庄去，就能拿到三千两银子，因为这张名帖可以保护这些商家免受普通官吏的敲诈勒索。
上面讲的这些，是贪污腐败的大头。还有很多小政策，也是无孔不入的腐败。
比如“马政”，明朝时中央政府负责马匹管理的太仆寺，并不直接养马，而是把国家的马匹分散到老百姓家中寄养。按明初的规定，凡是为政府代养马匹的马户，国家要半免或全免其赋税，并划给相应的草场。
到了明朝后期，养马户也只剩下了义务而没有丝毫的权利。草场什么的就别想了，早被权贵兼并走了，饲料来源自己想办法。而且，你养好马之后交上来，如果不贿赂太仆寺官员，他们就会以马匹质量不合格拒绝验收。验收不过，你的马就白养了，就会面临高额罚款。以致出现了“养马之费什一，为马而费者恒什九”，其大意是，养马本身需要10两银子，那么为了让马通过验收而向官员行贿的钱至少得90两。
总之，腐败的花样实在太多，无法列举。底层人民是苦不堪言。
随着腐败而来的，就是官员们变得越来越无耻。
无耻是腐败的原因，也是腐败的结果，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无耻的人才会贪污——这里指的是扣除准合法的“常例”之后另外的贪污；反之，贪污成风之后，正直能干的人必然会不断从官僚体系中被淘汰，提拔起来的人只会是越来越无耻。
一个王朝，开国的时候往往比较清廉，官场主要是一批既能干又清廉的人物主导；然后就是腐败程度不断增加，官场开始由一批能干但是腐败的人物主导；到最后，腐败程度加深，能干的人也被淘汰出局，官场就被一批腐败，无耻，而且无能的人物主导。
中国目前已经过了第一阶段，正在向第二阶段迈进。现在抓出来的贪官虽然腐败，但基本都还是很能干的。官僚系统中正气尤存，贪腐之风虽然盛行，但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只会贪污而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很难被提拔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如果没有最近的反腐败风暴，用不了多久，就可能开始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了。
万历时期，张居正被清算以后，官场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腐败分子已经大获全胜，国家再也没有恢复向上发展势头的希望。在腐败分子内部，还要展开激烈斗争，进一步把有点良心、愿意为国家做点事儿的人物彻底清除。这就特别需要东林党人这种极端分子来充当政治打手，完成这个任务。
①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一章 农民战争的背景”。 ②吴思：《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载《潜规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吴思：《县官的隐身份》，载《血酬定律》。 ④吴思：《县官的隐身份》，载《血酬定律》。 ⑤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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