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癸亥京察：保守派与宦官的结盟
面对接踵而来的惨败，帝国的最终负责人——天启皇帝愤怒了。天启二年二月，广宁失陷之后一个月，他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惊忧。……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不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①
这道诏书跟万历皇帝在万历四十一年下旨切责官员党争是一样的意思。天启皇帝的大意就是说：国家现在处在危急关头，你们这些官员上书，竟然还在互相挑小毛病、搞党争，不说一件正事。广宁陷落，主要就是经略和巡抚不和。你们怎么就不吸取教训，搞好团结，还想重蹈覆辙吗？
天启告诫百官，要虚心，要“协力共图宗社大计”、“毋事空言”。最后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再有像以前那样小题大做混淆是非的，绝不姑息。
但天启的警告，并没有发生任何效果，这群人还是老样子。两个月以后，天启继续下诏书悲愤地说：我刚说了你们不许乱传谣言乱攻击，你们却还在闹。自从努尔哈赤崛起后，国家财政紧张，军队伤亡惨重，你们除了互相吵外，半点好主意都拿不出来。我自从当皇帝以来，一直兢兢业业地操劳国事，你们这帮官员却天天胡闹。再有结党排诬的，我就要用国家大法来收拾你们了。②
这次天启皇帝发了狠，以后再有大臣胡闹，就开始罚俸，也就是扣工资。但这种轻微的处罚根本没用，大臣们该吵还是吵，该务虚还是务虚。
天启所说的传谣言乱攻击，除了文官们彼此之间的争权夺利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针对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和东厂太监魏忠贤的谣言和攻击。
东林党把李选侍赶走了之后，没想到又冒出来了一个客氏。客氏是皇帝的乳母，天启就是吃她的奶长大的，感情比只抚育了他一年多的李选侍要深厚得多。天启成年以后，客氏也一直留在宫内，还找了一个“对食”——也就是坐在一起吃饭的假夫妻——魏忠贤。客氏照顾天启的生活，魏忠贤就给皇帝办事、当秘书。这两个人都是看着天启长大的，彼此之间感情都很好。
移宫案的时候，魏忠贤是站在李选侍这一边的。在大臣们让还是皇长子的天启离开乾清宫的时候，魏忠贤奉李选侍的命令出面阻拦，因此跟东林党结下了梁子。太监王安带人驱赶李选侍，顺便就把魏忠贤也给打了一顿，一块儿给撵出了乾清宫。
但魏忠贤因为和客氏的特殊关系，没过多久就又给调回到了皇帝身边工作。刚开始是派去修建万历皇帝和光宗的陵墓，表现出色，工程进展很快，因此还受到了皇帝的嘉奖。对于王安在移宫案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污蔑李选侍害死皇帝生母王氏的事情，天启应该是没过多久就基本调查清楚了。在天启元年的七月，天启皇帝下令驱逐王安；天启二年正月，王化贞丢失广宁的同一个月，天启又把“移宫案”主谋刘一燝给免职。
此时东林党仍然把持着朝政，首辅还是东林大佬叶向高。但经过辽东惨败，天启皇帝对于文官集团已经失去了信任，他任命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身份提督东厂，派出太监前往山海关搜集情报，恢复了被东林党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绕过文官系统又建立了一套通过太监来直接了解和指挥军队的系统。这些事情的主要执行者就是魏忠贤。
对这种事情，文官集团当然要大大跳起来反对。他们开始不断编造谣言，说天启皇帝每天就沉溺于木匠活儿，不理朝政，把所有事情都交给魏忠贤去处理；魏忠贤和客氏勾结，对后宫的妃子堕胎，不让皇帝生孩子，而想把宫外的已经有身孕的女人送进宫来生太子夺取大明江山；还怀疑天启皇帝本人跟客氏有一腿；又有说法说魏忠贤其实没有阉割，是皇帝和魏忠贤都跟客氏有一腿，所以才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等等。
这些传言都是没有根据的瞎说。天启皇帝任用魏忠贤的核心原因就是东林党执政之后在辽东的连续惨败。他必须要找到可以信赖的、能干实事的人来处理辽东危机。他刚上台的时候后金还在长白山的大山里头晃悠，不过一年多一点，都快打到山海关了。按照这进度，攻破北京也要不了多久。没有一个智力正常的国家元首会不对这种事情做出激烈的反应。他要再由着东林党这帮人胡来，没准就要当亡国之君了。
东林党却利用这些传言来对客氏和魏忠贤进行攻击。他们中的一些头脑简单的愤青，如杨涟、左光斗、周嘉谟等人则对这些谣言深信不疑。他们宁可相信自己在政治上失势，是因为桃色新闻造成的，也绝不愿意相信是军事惨败造成的。
辽东、辽西两次军事大溃败的主帅都是东林党选派的，东林党当然不会认为这跟皇帝讨厌他们有任何关系，以至于皇帝连续两次下旨严厉指责都被完全忽视。相反，皇帝好色乱政、玩物丧志、宠信奸佞是文官们最喜欢听的故事，但凡有一点蛛丝马迹，都要详细地记录下来，写到正史当中去，以证明国家的任何问题都是皇帝昏庸所致，文官们没有责任。
实际上对于魏忠贤和天启皇帝的关系，作为内阁首辅的叶向高看得很清楚。叶向高虽然也是东林党，但属于有长期执政经验的大佬，不过利用东林势力来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而已，比手下那些言官看问题要实际。他经常跟皇帝见面讨论问题，跟魏忠贤直接打交道，对天启皇帝、魏忠贤是什么样的人是知道的，但他也压不住手下的极端分子。
有一次，叶向高的学生缪昌期过来拜访，目的也就是劝自己的老师帮助弹劾魏忠贤。叶向高对缪昌期说：
“据我所知，有一次，一只鸟飞进宫里，皇上拿着梯子准备上梁抓鸟，魏忠贤看见后紧紧抓住皇上的衣袖，没有让皇帝上去；又有一次，皇帝赏赐了一个小内侍绯衣（四品和五品官员穿的官服），那个小内侍很开心，就穿在了身上。魏忠贤立刻喝斥那个内侍脱下衣服，说：‘这不合你的身份，虽是皇上所赐，也不能穿。’可见这个魏忠贤做事非常认真，遵守礼仪。如果弹劾了魏忠贤，以后皇帝很难找到像他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了。”
叶向高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外间传闻魏忠贤引导着皇帝玩乐，耽误朝政，自己专权的情况不属实。
被极端理学思想洗脑的缪昌期怎能听进去这种话。他立刻站起来，一脸严肃地反驳道：“是谁用这些话蒙蔽老师？应该把他杀头！”
看着缪昌期严峻而冷酷的面容，叶向高也就没话可说了。
一回头，缪昌期把叶向高私底下跟他说的话告诉了杨涟。杨涟官位不高，但却是东林党中的激进派领袖，听完之后暴跳如雷，将叶向高的“恶劣言语”给公之于众。东林党人顿时感觉叶向高就是个潜伏在党内的内奸，通过各种渠道向叶向高表示严厉谴责。叶向高不得不写信给东林党的李应升，表明自己并未言语攻击过杨涟，希望他为自己打打圆场。
没想到这个李应升又把信拿给了杨涟看。杨涟一怒之下，要把叶向高的书信刊印散发。幸好缪昌期脑袋还没被革命的热情烧坏，劝说杨涟原谅自己的老师，这事才暂告罢休。
杨涟的做法让叶向高尴尬不已。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召集内阁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说大臣们对魏忠贤意见很大，建议让魏忠贤回家养老。自己第一个署名。
天启皇帝看到奏疏后，下发了一道意味深长的批复：“举朝哄然，殊非国体。卿等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③
皇帝的意思很明确：现在宫廷绯闻被东林党闹得沸沸扬扬，连菜市场买菜的大妈都知道了，这还像个国家吗？你作为内阁重臣，外廷那些人不懂事，你也跟着不懂事吗？赶快想办法把这事说清楚，让那帮人别再闹了。
一般人看到这样的御批，估计也没有什么感觉，叶向高看到后，却吓得一身冷汗。这个被其称为“天纵英才”的少年天子，在处理政务上，总能抓住事情的核心。他一眼就看出来叶向高是在和稀泥。这次事件的核心就是“卿等与廷臣不同”——低级官员不知道高层内幕，你叶向高天天跟魏忠贤低头不见抬头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你也跟着他们一起上奏，摆明了就是不想承担责任，把压力推给皇帝。
以叶向高多年的行政经验来看，皇帝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自己必须做出抉择：究竟是选择跟皇帝站一边，成为群臣口中的阉党走狗；还是跟廷臣站一起，保住自己正义的面孔。
这两个选择都很难受，前者就不说了，后者就意味着跟皇帝决裂，那么内阁政务就会陷入停顿。低级官员们可以不管内阁运转不运转，内阁首辅却不能不管。所以叶向高里外不是人，没得选，他向皇帝递交了辞呈，要求辞职。
天启没有接受叶向高的辞职，因为当时还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下旨说奏疏是缪昌期带头写的，内阁只负责传递，不追究内阁责任，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
虽然天启皇帝已经对东林党极端不满，但真要大规模地整肃东林，还必须等待时机。因为文官集团势力太大，如果内部非常团结，其实皇帝是啥事儿也干不成的。当年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中能够反击成功，主要就是因为文官内部出现了比较大的分裂；而在“争国本”事件中，文官集团一直意见比较一致，万历皇帝争了十多年最终也没有争过。
以方从哲为代表的非东林保守派大臣在萨尔浒之战的惨败中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所以东林主政以后，虽然辽东连续惨败，但这尚不能引起文官集团的内部分裂，大家还是要一起背黑锅。在团结对付太监的问题上，文官集团内部，东林和非东林之间并无异议。
但是东林党很快就把事情做绝了。
天启三年，这是京察之年，也就是对北京的官员进行统一考核的年头。这一年是农历癸亥年，因此也被称为“癸亥京察”。
主持这次京察的是东林党人、吏部尚书赵南星，背后则是首辅叶向高支持，还有一大群东林党官员在叫嚣要清除异类。这个赵南星早在三十年前，就公开声称：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的时机，是一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那是万历二十一年，他刚刚当上吏部考功司郎中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京察。就按照党派画线，狠狠地排挤了一批非东林党人。那次京察也被视为是东林党崛起的标志，从此以后朝廷党争再无宁日。
赵南星把京察解释为“君子”和“小人”之争，也代表了东林党的一贯风格，就是搞政治斗争一律对人不对事，评价官员好坏，政务能力怎么样不管，关键是要按照儒家宗法伦理等东林党的纲领来画线。只要认可东林党纲领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把行政考核的重点，从考核政绩，变成了考核道德标准。而道德标准，也不是什么不贪污不腐败等公认的官员操守，而是要以东林党所解释的理学思想来衡量，简单来说就是东林党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凡是不同意东林党主张的就是小人，实际上就是把京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赵司长变成了赵部长，当然要变本加厉地区分君子和小人。天启四年二月，京察结果公布，南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竟然多达338人，人数创有明三百年来之冠，其中大部分都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邪党”人物。
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反对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四人。
但这四个人除了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劣迹。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反改革的保守派，跟张居正、海瑞等改革派并无瓜葛，也反太监，对于万历皇帝派出矿监征税、不理睬官员上疏、不及时补充官员职位等都多次强烈提出抗议。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赞同东林党极端抵制皇权、降低商税等主张，希望中央集权和政府财政不要被削弱得太厉害，不然对外没法打仗、对内没法救灾，就被东林党视为十恶不赦之徒。
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对这四人处理得太过分。赵南星却坚持已见，并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凶论》，把亓诗教、赵兴邦等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一定要把亓诗教等人驱逐出朝廷。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凶”终于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
另外，“邪党”中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同东林对抗的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大案”等政治大关节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
天启三年前后，东林党人通过“癸亥京察”等一系列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大有要独霸朝政之势。
这种情况下，文官集团的分裂就不可避免了。保守派官员被迫与东林党决裂，去跟太监集团结盟。比如，天启四年夏，在癸亥京察中遭到排挤的徐大化就首先投入魏忠贤的门下，而后又引荐了一大批与东林有着共同仇恨的党人。
在后来被称为“阉党”的文官官僚中，遭到东林党人排挤的原“邪党”分子有近五十人之多，是阉党核心成员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大多与魏忠贤原本并无瓜葛，但对于东林的共同敌对立场却使他们最终站在一条战线上。
这样，天启皇帝和魏忠贤，终于等到了文官集团分裂的时机，他们就可以彻底清算东林党这个祸国殃民的反动势力了。
①《明熹宗实录》卷19。 ②“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征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明熹宗实录》卷21。 ③《明熹宗实录》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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