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明的宿命
明朝该不该亡？确实该亡。它的官僚集团都腐败成那个样子了，从一个农民政权腐化变质变成了一个镇压迫害剥削人民的反动政权，怎么不该亡？但是，它确实不应该亡于满清。如果它亡于内部的农民起义，那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肯定要辉煌得多。
在明朝末年，争夺天下的主要有三股力量，一股是农民起义军，一股是明朝的官兵，一股就是清军。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农民起义军是不要钱，不要命，还经常开仓放粮，他们只对贪官豪强进行追赃和惩处；而官兵是只要钱，不要命，官兵因为军饷不继而经常抢劫民财，强奸杀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主要以夺取财物为目的；清军是既要钱，又要命，不仅要掠夺财物，还要系统性地消灭中国的人口，才能以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建立起绝对专制的统治，是一种“战略性屠杀”。相比起义军改朝换代或者军阀割据，少数民族入侵是最糟糕的一种局面。
有很多人认为，满清入关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的版图。因为清军入关以后，把漠南地区并入了中原政权控制的版图，在新疆又把领土扩张到了明朝哈密卫更西边的地区，还设立驻藏大臣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在西南地区搞“改土归流”把很多土司占领的地盘变成了郡县制体制。这些都是满清政权为中国作出的历史贡献。
但是，是不是没有清军入关，中国的版图就会一直像明朝中后期那样不断缩小呢？这种观点其实也不对。因为之前西汉、东汉、唐朝和明朝的历史都已经证明，经农民起义刷新过的统治阶层无不具有强大的活力，在对外扩张方面比起满清来毫不逊色。
满清能够大幅度的扩张疆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从明朝取得了大量的火器，特别是大炮。这个武器在腐朽的明朝军队手中发挥不出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清军手中就变成攻城略地的利器。
大炮这个东西袁崇焕特别喜欢，但它用来守城其实效果并不好。因为当时炸药还没有发明，炮弹要么是实心的铁疙瘩，要么用的是黑火药，爆炸之后杀伤力很差，攻城的一方阵型都是散开的，又处在运动之中，看见炮弹来了还可以躲开，一炮打出去打不死几个人。
还有一点，就是清军攻城并不会派女真兵上，而是让汉兵冲到最前头，然后是蒙古兵，女真兵只在后面督阵。这是所有军队攻城的基本经验，冲在前面的都不会是精锐。所以炮火再猛烈，轰死的基本都是汉兵，对清军的核心力量女真兵基本没有任何损害。只有野战才能把杀伤敌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侧翼袭击、后方偷袭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对敌军进行随机杀伤。
明朝的火枪制造技术是领先于西方的，在地雷的制造和使用上也是世界第一。毛文龙就多次利用“游击战加地雷战”的方式，用小股部队引着敌人大部队进入事先布置好的地雷阵地，给后金制造过巨大的杀伤。戚继光的火枪骑兵则能够以一当十轻松击败数量占绝对优势的蒙古骑兵。用中小型火器来跟传统骑兵野战其实是很占便宜的。西方当时之所以火炮厉害，是在大海上航行的需要。海战必须有远程重型火炮，才能方便地在大海上攻击敌军船队。这个东西并不适合陆军野战——太笨重了。
袁崇焕的“坚城大炮”战术导致明军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上，放弃他们一直最擅长的火枪、地雷、小型火炮等野战武器，而耗费巨资购买或铸造大型火炮，使得明军的野战能力被进一步削弱，而在防守上其实也没有占到便宜。
在陆地上，大炮最适合的用途既不是野战，也不是守城，而是攻城。所以明军耗尽血本购买、铸造的大炮，到了清军手里就成了宝贝。首先是长城防线对清军来说就形同虚设了，很容易就用大炮给轰个口子；在潼关打李自成部也是大炮解决问题，天下雄关，几炮就灰飞烟灭了；攻打扬州的时候，清军把扬州城一围，根本就不攻城，而是等着大炮调过来慢慢把城墙轰塌，完全不费劲。那时候炮弹威力不行，但没关系，反正城墙又不会动，对准一个地方轰，一炮轰不塌轰两炮，轰上一天一夜肯定能轰塌。清军南下能够如此顺利地统一中国，没有让南明划江而治，大炮在攻城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后来康熙时期，清军到外蒙古跟准噶尔部作战，准噶尔部落用“驼城”战术与清军对抗——就是把骆驼的四条腿绑住跪在地上，然后把骆驼身上背的箱子、毛毯等取下来堆在前面，构筑成一道临时防线，可以很好地阻挡骑兵在大漠上的突击。这是准噶尔部落横行大漠的看家法宝。但是在大炮面前这种肉体防线就不堪一击了。康熙皇帝调来数十门红夷大炮一阵乱轰，骆驼立刻死伤过半，驼城迅速崩溃。清军很快征服了外蒙古。
所以说，袁崇焕真是满清统一中国、开疆拓土的第一功臣，杀了毛文龙替满清消除后顾之忧，大修宁锦防线拖垮明朝财政，然后大力购买引进西洋大炮为清军提供攻城利器。“坚城大炮”战略最后变成了“明朝有坚城，清军有大炮”。
明朝被满清取代这个事情，虽然我们事后分析起来满清（后金）战略战术多么厉害，但从宏观上看，真的是一个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明朝人口是满清（后金）的一百倍，经济实力一百倍都不止，武器装备是热兵器对冷兵器，各个方面的优势都是碾压式的，这个仗怎么可能打输？但它就是打输了，而且输得惨不忍睹，直接让人给灭国了。只能说是统治集团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再好的装备、再强的资源落到一帮只会贪污和内斗的废柴手里，只能是废了。
如果不是满清，而是明朝内部的农民战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夺取天下，建立新的朝代，那么他们也一定会用这些先进的武器去开疆拓土，其武功可以参考西汉和盛唐，不会逊色于满清。
汉民族王朝强盛的时候，扩张也相当厉害，匈奴当年可是被整得很惨的。而且满清由于自身科技水平的落后，只会用现成的而不知改进，就会用个大炮，后来慢慢的连大炮也不太会用了。它夺取的很多领土，如外蒙古、巴尔喀什湖、黑龙江以北等地区，后来也因为中国严重落后于西方而丧失了。
新的汉民族王朝则必然会大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在武器装备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跟周边少数民族的武器代差将会比西汉时期更大。如果中国在17世纪能跟上西方科技革命的步伐，把领土扩张到清朝初期的水平并不困难。而且还可以参与18世纪和19世纪的海上争霸，“日不落帝国”能不能轮到英国来当都还不好说。那就不是满清的冷兵器骑兵所能想象的武功了。所以也就不存在没有满清入关，中国今天的版图就会比有满清入关小得多的问题。
心学学派的改革失败以后，明朝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无非就是早个几十年晚个几十年的问题。但明朝灭亡对中华文明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根据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规律，如果是内部底层革命把它取代了，文明发展程度只会大幅度提高，只有科技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的少数民族入侵才会导致文明发展的中断。
回顾一下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再看一下世界上其他的古文明，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被更先进的文明征服的，而是被周边那些人口数量更少、武器装备更落后的野蛮民族征服的。这种落后征服先进的事情，本来应该是反常现象、偶然现象。但是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它竟然是普遍现象、常见现象，这就不由得我们不去深思了。
它应该体现了文明兴衰的一个基本规律：任何文明都必然需要以某种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为依托。一部分精英分子居于这个组织结构的上层，管理着数量占大多数的普通人民。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阶层总会通过各种办法来扩张自己的特权，并且不断加强财富和特权的血缘继承。由于特权的增强和竞争机制的削弱，精英阶层的腐化堕落和整体素质下降不可避免，财富的集中也会日渐加强。于是“两头穷，中间富”的情况出现。精英阶层依靠特权天生衣食无忧，奢侈腐化，不思进取。公共资源大量进入个人或家族的腰包，国家政权能够调集的资源急剧萎缩，包括军事开支在内的公共服务严重短缺，人民苦不堪言，对政权离心离德，甚至出现大规模的内乱。而这个时候，就是外围的野蛮民族入侵，以小吞大的最佳时机。
简而言之，一切文明都会因为统治阶层腐化而走向衰亡。
中国历史之所以呈现出王朝更迭的历史周期律，是因为中华文明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不会因为某一次的政权更迭就消亡。经过内部革命以后，还能够再次振兴。而其它古文明，一般只需要被消灭一次，就会永远的衰落甚至消失。古希腊文明被罗马征服后就消亡了；古罗马文明在被日耳曼人征服后也消亡了；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征服后就消失了；古埃及文明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后也消失了；阿拉伯文明被蒙古人征服后就完全衰落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恢复过来。今天世界上强大的文明只剩下兴起于12、13世纪的“日耳曼-基督教”文明①和从上古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
相对于其它古文明，中华文明虽然在近代落后了，还是很幸运的，好歹没有消亡或彻底衰落。
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中国的科技水平最终被西方赶超，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太古老了。任何文明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和平发展以后，都会因为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而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就可能被外围文明程度更低的少数民族入侵，导致科学技术特别是基础科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严重倒退。
而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在日耳曼-基督教文明，是因为他们在古代非常落后，其发展崛起的时期正好赶上了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进的关头。日耳曼人的领地处在欧亚大陆的最边缘，受到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的保护，逃过了一系列的外敌入侵，特别是12、13世纪的蒙古帝国入侵。同时，他们又靠近古代文明两大中心之一的中东地区（另一大中心是中国），可以吸收来自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阿拉伯帝国的优秀文明成果。
所以，日耳曼人这个文明发展程度在古代曾经远远落后于中东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民族，最后赶了上来，开创了属于他们的工业文明时代。这段时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并不是很长，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今天也就250年左右。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20～30年的时间内超越美国，那么西方全面领先世界的时间就还没有中国唐朝和明朝存续的时间长，实在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日耳曼-基督教文明具有多么伟大的文化基因之类的结论。
日耳曼-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位于亚欧大陆的边缘，一个在最西端、一个在最东端。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这两个地理位置都比较有利，所以基督教文明能发展起来，而中华文明也可以多次复兴。
再细致地观察日耳曼-基督教文明的内部，盎格鲁-撒克逊人笑到了最后：“日不落帝国”英国是近代的世界霸主，美国则是现代世界的霸主。从地理上看，他们都可以得到海洋的保护而免遭外敌入侵。这对英美文明的成功至关重要。同为日耳曼-基督教文明的德国和法国就没有那么幸运，在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本土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也因此失去了跟英美争夺世界霸主的机会。近代历史上日本崛起成为东亚头号强国，也有这方面的因素。蒙古帝国曾经派出舰队试图征服日本，但是被台风吹翻了。这让日本也躲过了12、13世纪古文明大毁灭的灾难。所以现在日本学者喜欢鼓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论调，也就是元朝灭亡南宋的崖山战役以后中华文明在中国本土就断绝了，意思就是他们作为中国的学生逃过一劫，崖山以后就可以代表中华正统。
从目前来看，我们已知的任何文明似乎都还没有逃出盛极而衰的规律，因为精英阶层的腐化堕落看起来在任何社会中都顽强的存在，而且无法被除了革命以外的其它手段逆转。这个规律是超越社会体制和科技水平的，它来自于人性本身的缺陷。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组织结构，组织的上层逐步腐化堕落总是不可避免。所以不仅国家有寿命，公司企业等任何形式的人类组织也都有寿命。
现在，日耳曼-基督教文明看起来正在犯其它文明曾经犯过的同样的错误——德国和法国无法解决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问题，社会可能陷入动荡；英国则被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国家可能陷入分裂。
这些事看起来好像是纯粹的民主、民族、宗教问题，其实背后就是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腐朽堕落的结果。政治家们忙于党派斗争，对任何重大事情都不能达成共识。上层阶级生活极端腐化，政治人物已经和娱乐明星相差无几，媒体对皇室绯闻、富豪奢华生活的关心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政治家们心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地位，没有人愿意出头来为改革承担政治责任，什么事情都要“政治正确”，眼看国家即将陷入分裂动乱而无动于衷。毕竟分裂和动乱最直接的受害者主要是老百姓，对精英阶层短期影响不大。他们鼠目寸光，固步自封，对人民的呼声充耳不闻，对长远的危险视而不见。
统治阶层腐败无能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无法团结起来，所以虽然他们看起来具有强大的力量，科学技术也很先进，却什么事儿也做不成。这跟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前的场景十分相似；跟明朝灭亡前东南豪强歌舞升平，朝廷党争永无宁日的状况也不遑多让。有人认为西方近现代那么强大，现在科技也很发达，要想反击易如反掌。其实人类历史上强大的、科技领先的文明被科技落后的文明征服的例子很多。这一次，历史完全有可能再次重演。虽然方式方法有变化，但结果还是一样。如果欧洲人自己不能振作起来，阿尔卑斯山和英吉利海峡恐怕再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庇护了。
①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和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都是日耳曼人的后裔，都信仰基督教，可以算成同一个文明体系。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并不是日耳曼人的祖先，也没有实现民族融合。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都是已经消失的古文明，只是它们的科学成就和法治思想等方面被日耳曼人学习继承了而已。今天的中华文明也是学习继承了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阿拉伯的多种文明的成果，但是也不能说中华文明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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