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任人唯贤 除鄂尔泰、田文镜外，雍正的“第三宠臣”则当属李卫。 李卫是一个纯粹的汉人，家里很有钱，从小没怎么读书，也没参加过科举。他的官是靠捐出来的，就是给朝廷捐钱用于军费等紧急开支，捐的多了就给个官做。这是清朝一种比较常见的做官途径和重要的战时军费来源。 雍正看中李卫的原因跟鄂尔泰、田文镜一样：敢于得罪权贵。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中记录了李卫在康熙年间干的一件事：有一个亲王管理户部事务，每收钱粮一千两，就要加收十两银子的“平余”，性质跟火耗差不多。担任户部郎中的李卫劝阻无效，就在户部走廊旁边搞了一个柜子，把这些平余银放进去，柜子上写上几个大字“某王赢余”，搞得该亲王很狼狈，终于停止收取。 这些事儿引起了雍正的注意，一上任就把李卫升任云南盐道，二年升布政使，三年升浙江巡抚，五年升浙江总督，七年加兵部尚书衔、授太子太傅，十年任直隶总督，一直到雍正去世。 李卫是个粗人，文化水平低，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很少提出独立的见解，这是他不如鄂尔泰和田文镜的地方。他是一个极好的执行者，雍正对他的评价是“操守廉洁、勇敢任事”，在清查亏空、弹劾庸官方面表现突出，但限于政治才能，其最擅长的还是“捕盗”，也就是追捕盗贼、打击恶霸，维护社会治安和公正。他跟田文镜一样，上级下级各种人都敢得罪，包括鄂尔泰和田文镜。他跟田文镜两人互相看不上。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犯法，也被李卫弹劾撤职。 科举出身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被雍正重用的。最突出的当然是内阁首辅张廷玉。此外还有李绂，江西科举第一名。这还是个心学专家，以陆九渊和王守仁为宗师，后来被梁启超评为“陆王派之最后一人”。康熙年间一直做政策研究工作，编修、主考、翰林等等，一直做到内阁学士。 雍正看上李绂的原因没有史料记录，反正一上台就把他提拔为吏部侍郎。 第一次掌握实权的李绂立刻就得罪了权势正盛的年羹尧。年羹尧的儿子年富捐钱修建军队营房，事情报到吏部，讨论如何奖赏。吏部官员趋炎附势，纷纷表态应该按照军前立功的标准从优予以封赏。李绂以没有先例为由坚决反对，硬给顶了回去，让年羹尧颜面扫地。后来李绂推荐的官员，就不断遭到遭到年羹尧打压。 这样看来，李绂被重用的原因应该也是跟鄂尔泰、田文镜、李卫是一样的了。他后来又担任广西巡抚、直隶总督，也是雍正革新的重要执行者。 在直隶总督任上，李绂和田文镜发生了激烈冲突，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件大案。 田文镜在河南，大力弹劾贪官庸官，得罪了一大批人。因为他是旗人、又不是科举出身，那些被弹劾的科举文官就造他的谣，说他心怀嫉妒，“不容读书之人在豫省做官”。 雍正四年，李绂从广西巡抚调任直隶总督，经过河南。一路上，科举官员们就拼命向李绂告状，把河南的情况描述的暗无天日。李绂信以为真，当时就发作了，见到田文镜的时候面斥他“有心蹂践读书人”。然后就上奏雍正，弹劾田文镜，说他信用奸邪、排斥贤能，并举了两个听说的例子，一个是重用“市井无赖”张球当知州，一个是把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出身的好官员黄振国诬陷下狱，然后害死狱中、杀人灭口。 雍正派人到河南调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张球确实有贪赃枉法的行为，田文镜用人失当；第二，黄振国比张球更坏，不仅贪污，还利用权力害死多人，田文镜弹劾的很对。更重要的是：黄振国还活着。所谓杀人灭口纯粹道听途说、子虚乌有。这是李绂的硬伤，跨省越权弹劾朝廷重臣，却不做认真调查，连案件主要当事人没有死都不知道就给皇帝上奏。 明朝末年的党争，跟不讲证据的“风闻弹劾”制度有密切关系：一个给事中根据传闻、不做调查，就可以弹劾内阁首辅或封疆大吏，把朝廷人事斗争搞得不可收拾。清朝皇帝对此一直高度警惕。康熙中期对言官风闻言事放松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收紧了。没有确实的证据就弹劾大臣，在清朝是一大忌讳。 而且，即使在明朝，风闻弹劾也是给事中、御史等专职监督人员的权利，朝廷重臣说话还是很谨慎的。直隶总督越权弹劾河南巡抚这种大事情，手里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上奏，确实很不正常。张球也不是什么“市井无赖”，不过跟田文镜和李卫一样没有科举出身而已。李绂这么做，显然已经超过了“发公愤”的范围，带有很强烈的科举士人集团结党向田文镜发难的意思。 雍正刚开始只想各打五十大板，责备田文镜用人失察，并让李绂承认错误，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田文镜承认了错误，李绂却拒绝认错，一再为自己辩护。雍正就把他调离直隶总督的要职，改任工部侍郎。 几个月后，御史谢世济公开上奏弹劾田文镜，内容和李绂的密折几乎一模一样。雍正认为谢世济肯定是受了李绂的指使，在搞党争，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严审之下，谢世济始终拒绝承认受了李绂的指使，但仍然被革职并发往东北阿尔泰军前效力。 不知何故，过了三年，在东北充军的谢世济突然承认自己弹劾田文镜是受了李绂和前任四川巡抚、直隶总督蔡珽的指使。蔡珽跟李绂关系密切，他们在四川和广西当巡抚的时候互相支持，都是年羹尧的政敌，也都因为年羹尧倒台而升官。黄振国到河南做官是蔡珽保举的，而李绂跟黄振国又是科举“同年”。这一下，结党的事情就被坐实。雍正对科举士人结党一直高度警惕，将其称之为“唐宋元明积染之习”，认为“师生同年之联络声气、徇私灭公，惑人听闻之邪说，其害于世道人心者更大。”[1]得知谢世济的招供，立刻就下令将李绂和蔡珽革职下狱，重新再审张球和黄振国案。 审理的结果，张球和黄振国都贪污，但黄振国利用职权整死过五个人，张球手上没有人命。黄振国被处斩。张球、谢世济、蔡珽、李绂都被判处死缓（斩、绞监侯）。李绂被抄家，发现其家中简陋，别无长物，甚至夫人的首饰，都是铜制品，没有金银玉器。雍正知道后，就赦免其罪，让他去主持修书。蔡珽被查出来有收受贿赂和故意包庇黄振国罪行的问题，就一直关着，到乾隆年间才被放出来。 李绂和蔡珽都是科举出身的汉人，行政能力出众，在年羹尧权势最胜之时敢于与之斗争，也因此得到重用。但他们身上确实沾染了科举制度的陋习，未能完全从公心出发对人对事，犯了结党政争的大忌，因此未能善始善终，十分可惜。 纵观雍正的用人，在他的“明星督抚”中，有满人、汉军旗人、旗外汉人，有科举出身也有非科举出身，但基本都跟他不是府邸故旧，反倒是得罪过他的鄂尔泰受恩最重。对真正的“藩邸旧人”，雍正也不是不用，年羹尧就被重用过，但犯了重罪，照样严惩，而且惩罚力度比一般官员还要更严格些。此外像魏经国、戴铎、傅鼐、博尔多、沈延正这些没有犯错误的旧人亲信，在他当皇帝以后也就是正常使用，没有破格提拔、成为明星官员。 在藩王时期跟雍正关系密切而后又被重用的，只有一个怡亲王胤祥。从胤祥在清查亏空等方面的表现来看，雍正用他并非只是出于信任私人故旧。 胤祥跟鄂尔泰、田文镜等人有几个共同点：敢得罪人、清正廉洁、做事拼命。 中央清查亏空，主要是胤祥在负责。由于力度太大、处罚太严，让胤祥背上了喜欢整人的“坏”名声，雍正还专门出来为胤祥正名，说这些都是我的意思，胤祥不过是严格执行罢了。胤祥跟隆科多、年羹尧等重臣很注意保持距离，没有私下往来，雍正看不过去，叫年羹尧多跟祥结交。年羹尧去了一趟怡亲王王府，回来跟亲信说：怡亲王府外边看着富丽堂皇，里边却破破烂烂，可见其矫情虚伪。[2]这番话从年羹尧嘴里说出来，反可证明胤祥确实是个不追求奢侈享乐之人。 胤祥做事总喜欢事必躬亲。他负责工部事务，就喜欢自己带着助手去河防工地巡查。到了雍正八年病重，才不得不委派他人代为前往。当时，胤祥对其一同办理水利的下属说：“本图遍治诸河，使盈缩操纵于吾掌之上，岂期一病沉废，已矣何言。”三个月后，胤祥就因病去世了。这番话听来让人不胜感慨，其事业心之旺盛、责任心之强可见一斑。说胤祥是为国操劳而英年早逝的也不过分。雍正对他的宠信，他当之无愧。[3] 将这些人物故事综合起来看，雍正在用人方面确实做到了不分亲疏、任人唯贤、奖惩分 明，可谓十分难得。 [1]《上谕内阁》，四年十月十二日谕。 [2]《永宪录》卷 3,196 页。 [3]从这个角度说，雍正时期的第一宠臣当属胤祥，而非鄂尔泰。不过胤祥是皇室，康熙的亲儿子、雍正的亲弟弟，不仅是臣，还有“君”的属性，也就不好单纯把他放到“宠臣”序列中做比较了。 十三、整治朋党 雍正在用人方面争议不大，有一些争议也比较好解释。比如对年羹尧，就有传言说是因为年羹尧治军严肃，阅兵的时候皇帝下令众将士卸甲休息，无人敢动，年羹尧令旗一挥，大家就卸甲如山。雍正感到军权受到威胁，才收拾年羹尧。这是无稽之谈，年羹尧对军队的控制力，远远达不到让皇帝恐慌的地步。而且年羹尧回京也没带兵，雍正也没阅过兵。 不过，在涉及到皇室问题的时候，有些事情就不那么好解释了。但它确实是雍正年间的一桩大事，不能不说。 老八胤禩在雍正上台后曾被封为廉亲王、总理事务王大臣。这一般被认为是雍正为了稳住“八爷党”采取的斗争策略。胤禩自己也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将来诛戮之意？”在胤禩被重用的同时，“八爷党”的主要成员接连遭到打击，老九胤禟被罚往西北由年羹尧看管，胤禵被软禁于景陵读书。老十胤䄉刚开始没事儿，后来被派往蒙古办事，他托病拒绝前往，就被雍正革去爵位，后来涉及到清查亏空的事项，又被抄家圈禁。 处理完年羹尧、隆科多案以后。雍正对老八和老九发动了凶狠的打击，颁下《御制朋党论》，宣布胤禩和胤禟一直不思悔改、结党营私，将二人夺爵圈禁，并勒令其改名，胤禩改名为“阿其那”，胤禟改名为“赛黑思”[1]。二人都在一年内死于禁所。胤禩党羽阿尔松阿、鄂伦岱等多人被处斩。 从处理结果来看，雍正对“八爷党”相当凶狠。因为康熙传位遗命的事情一直说不清楚，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雍正清理政敌的残酷手段，之前重用胤禩不过是一种分封瓦解“八爷党”的策略。这种“阴谋论”猜测是很难辩驳的，其可能性无法否认。 但也确实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雍正仍然在试图公正的对待胤禩。 康熙生前多次打压训斥胤禩，说他结党谋逆，定性很严重。雍正继位，完全可以维持这个结论不变——忠于先皇遗命，不改于父之道，大家都没话说。他一上台就重用胤禩，可能 是真的欣赏他的才干，不计前嫌，希望能为自己所用。因为胤禩确实聪明能干，这一点有口皆碑。 但胤禩的表现很快就让雍正失望了。主要问题有两个。 第一点，胤禩继续卖弄恩惠，不严厉执行雍正整顿吏治的政治决策。这不一定是胤禩故意要跟雍正对着干，可能就是出于本性：他原本就是一个喜与人结交的性格，做事情总爱给人留情面。比如，胤䄉被派遣去蒙古办事，走到张家口就拒绝前进。雍正让胤禩处理，胤禩的结论是处罚胤䄉的下属，然后让胤䄉继续去蒙古。这就是在给胤䄉留余地、留情面。 大臣受圣旨外出办理国家大事，半路抗旨，这是重罪，杀头也不为过。因为是皇亲国戚就网开一面绝不是雍正的风格。这个决定被雍正驳回，让胤禩重新拟定，第二次才决定给胤䄉夺爵革职的处分。有人说这是雍正故意给胤禩难堪，让他亲自处理自己的“八爷党”成员。但从雍正收拾年羹尧和隆科多的事情来看，他至少是亲自做了表率的：越是亲信越是要从重处理。他只是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胤禩，未必就是故意敲打苛求。而且胤禩本来就分管理藩院，蒙古事务就该他管。雍正说胤禩自从当总理大臣以来，“所办之时，皆要结人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又说他在清查工部钱粮亏空事务时，总是不断宽宥，以招揽人心。这种批评跟康熙对胤禩的批评完全一样，应该确有其事，是胤禩自己的老毛病一直就没改。 第二点则更严重一些，就是胤禩仍然私底下跟以前的“八爷党”秘密联络，结党营私。 这种联络不一定是想要谋反这么严重，可能只是提拔自己亲信、巩固政治势力、捞取政治利益。但即便如此也是严重违法的。 这种私下联络结党的行为被抓到了很多证据。胤禩知道自己身居容易遭疑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被任命为国家重臣，正确的做法是严格要求自己，比法律规定的标准更高，与以前的私人亲信杜绝往来，以避嫌疑，学习田文镜做一个“孤臣”。这是既正确又安全的做法。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最终让雍正下定决心整治。 至于胤禟，这确实是个坏人。除了结党，他的干的坏事还有一箩筐。康熙年间就以喜欢敛财而出名，勒索官员、收钱办事、囤积居奇等罪过，数不胜数。被发往西北软禁，依旧纵容手下殴打百姓、勒索钱财等，种种恶行，将其圈禁至死，一点儿也不冤枉。 相反，在康熙末年与雍正直接竞争储位是胤禵，各种传言也是说康熙要传位于十四子，没说传位给老八的。而且胤禵还掌握过军队。雍正若是为了打击皇位竞争者，胤禵应该死的最快最惨。但胤禵确实没干过什么坏事，就一直被软禁着，除了参与“八爷党”活动和见了新皇帝不下跪等礼仪问题，雍正也没栽赃他别的罪名。雍正死了他都没死，被乾隆放出来，恢复爵位和待遇，又享受了二十年的荣华富贵，是“八爷党”核心成员中结果最好的。 此外，还有大学士马齐。他在投票选太子的活动中，公开积极支持胤禩，跟佟国维、阿灵阿、鄂伦岱搞串联，为此还被康熙处分。雍正上台后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后来又当军机大臣，一直到雍正去世都位高权重，并没有被牵连打击。可见只要在储位之争结束后，认真踏实为国家办事，不再搞结党的人，雍正是可以放过甚至加以重用的。 从这些情况来看，雍正对宗室贵族的任用和打击，恐怕并不一定全是出于权谋之心了。 ——如果胤禩在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位置上，像胤祥一样拼命干活、不结私党、严查亏空、严厉执法，雍正是否会像对待胤祥和马齐那样对待他呢？这就不是一个可以从史料中推出可信结论的问题了，只能由历史爱好者们自行判断了。 [1]很多人认为这两个名字本身一定是侮辱性的，民间多以为“阿其那”在满文中的意思是“狗”，“赛黑思”的意思是“猪”。但据学者考证，这两个词的意思迄今也尚未明了，可以肯定的是满文中的猪和狗并不与这两个发音类似。胤禩的儿子也被迫改名为“菩萨保”，这个名字是满族常用名，不带有贬义。雍正让他们改名应该主要是不准体现皇族特点，变成满洲平民名字，改后的名字不一定是侮辱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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