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阅读这篇文章前,请先来看看这部视频:《【emoji】网 络 精 致 上 流 女 孩 出 装 攻 略》 实在懒得看也不要紧,不需要画面仅凭文字你也完全能体会到小资产阶级“东施效颦”的恶臭气息: 今天gapday,穿上Lululemon瑜伽裤,戴上Applewatch,搭配Solomon鞋,很chill地citywalk,找一家brunch探店,下午选soe(一豆两喝)的coffee,买一份轻食salad当晚餐,最后再去家bistro小酌一杯,小酌完不用book,直接walk in酒店,真是美好的一次stay vaction,生活是种态度,就是要有这种属于自己的moment。 搭配评论区的置顶评论效果更上一层楼: 等我沪签过了一定要去上海玩利用gap day的时间在上海街头citywalk期待偶遇一个crush,穿着clean fit, 拿着ccd一边citywalk一边拍照,去吃个brunch,晚上来个bistro去酒店 staycation,再去武康路戴个apm耳机跟着老外无声dancing啦 那么,正篇开始。 上海,这座被中国资产阶级政府称作“东方明珠”的“国际化大都市”——从它的称号开始就透露着一股“模仿经济”的气息,因为早在上海之前,香港就已经荣获了“东方之珠”的美誉(出自罗大佑1986年同名歌曲)。而从“珠”到“明珠”,不仅意味着套用香港的称号给上海有欺世盗名之嫌,而且还内含几分中国资产阶级同核心国家出身的香港资产阶级暗中较劲的意味。 上海是中资政权统治下少有的几个核心地区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74万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还多,强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略逊于斯洛文尼亚(前南斯拉夫成员国)。在中国这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核心地区往往意味着同样处于中资统治之下的广大外围半外围地区需要以“转移支付”的方式,为其输送剩余价值——有多少对外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尚在其次。上海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间的矛盾,同样属于“一国内之核心半外围矛盾”的范畴。 一、上海,从来就不是什么搞“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 上海在软弱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与英帝国主义签订《南京条约》以后,开始成为通商口岸。1845年英国在上海开设租界,开启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开设租界的浪潮:英法美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纷纷开设租界。这些租界无论是在立法、司法还是行政上都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与外国领土基本无异。而时过境迁,这些租界领土早已随着帝国主义的衰落和新中国的成立而被收回——但那些殖民者原先在此建造的各类西式建筑,不仅没有被中国资产阶级政权加以改造,成为一个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反而成为了中国小资产阶级追求所谓“异国风情”、“民国风情”的象征,并大受吹捧。而这种利用原先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各色建筑,带动当地旅游观光产业发展的做法,在我看来确实是要比其他地方模仿外国建筑风格搞“人造风景”的“模仿经济”,稍微“高级”一些的——因为上海的这批西式建筑,无一例外都是那些趾高气扬,视中国人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帝国主义“洋大人”们所建,而其他地方建起来的类似样式建筑只能算得上是“邯郸学步”,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异国风情”。 也许是中资政权设立在上海当地的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全中国人民那“朴素情感”所燃起的“灼热火焰”,于是在这些小资产阶级热衷于打卡拍照留念,在小红书还是抖音什么的小资产阶级彼此间臭味相投的平台上发几条动态,宣扬当地“异国风貌”的地方——多竖了几面五星红旗。 我一时,竟想不出究竟是小资产阶级对外国文化的趋之若鹜显其软弱无力,还是中资政府在这些地方竖起几片用国旗做成的“遮羞布”更显其软弱无力之实了。不过鄙人漫游互联网也有些年头,知道上海传出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新闻少,小布尔乔亚闹出的丑事多;但是把前往核心国家时常需要的签证,用在脸上贴金——恐怕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见。 二、“沪签”实则是自认为已“跻身上流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极度傲慢的象征 当我第一次听到“沪签”这个词,并在网络上查询其含义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注定是一个对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极具冒犯意味的词汇。因为“沪签”的出现,意味着发明这个词的那些上海小资产阶级不仅在精神上同中国人民完全剥离开来——而且还将上海这座位于中国大陆,历经国民党统治、历史社会主义洗礼跟资本主义复辟的城市,同中国完全分离开来。看似“港独”,实则比“港独”还要恶毒——港独无非是想让自己重归英国这个核心资产阶级“生身父亲”的“关怀之下”,而“沪签”衍生的“沪独”思想则是上海小资产阶级自认为只要同“中国”这个概念“割席”自己就能实现“脱亚入欧”成为和自己心目中的“洋老爷”一样的“人上人”了。可是香港的小资不搞这个,因为去香港是真的要签“证”,也就是“港澳通行证”的。 中国人民早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历史社会主义时期就领教到上海小资产阶级的傲慢,其中以1964年上映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出现的上海小资产阶级形象最为典型:西装革履,头戴金丝眼镜的小老板面带尖酸地,向一旁刚刚受了飞扬跋扈的美国人气的解放军战士说出“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便是当下无数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内心的真实写照,还真是永不过时。 三、上海能成为中国自由派的“圣地”,要拜一人所赐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原先在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压制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们卷土重来,又开始兴风作浪:他们一方面动起笔杆子,大书所谓“伤痕文学”对历史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另一方面对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所谓“议会民主”大肆吹捧。而处在东部沿海,又有着短暂的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上海这座大城市,早在八十年代初就业已成为了自由派的大本营。 据现任中资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同学夏明所言,位于上海的名牌学府复旦大学,自八十年代起便自由派盛行。当时的复旦大学出于中修政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便重点培养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二王”以作抵制。而随着全球范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核心国家集团进一步加强新自由主义的反攻倒算,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力量呈现出一步步增强的态势,并最终于1989年爆发自由派学生运动。 虽然在北京,1989年的这场学运最终以中修政府武力清场而结束,但是在上海情况却截然不同:刚刚卸任上海市市长,后成为中资领导人的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对发生在上海当地的自由派学运采取了相较北京而言“极为温和”的处理方式(温和到能够获得国际资产阶级的“高度评价”)。也正是这一“极为温和”的处理方式,使得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诞生于上海的自由派势力相较其他经济发达的主要城市而言,得以基本保持完整。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会在下文中提到上海如果没有了这份“自由派”的“传承”,恐怕很难在中国的自由派心目中,取得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 四、上海“一人得道”,自由派小资产阶级“鸡犬升天” 随着中资政权最终以“国营企业改革”、“大下岗”的方式,彻底摧毁了历史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遗产后,中国开始积极接受来自以美国为首的核心国家产业转移。而上海作为历史上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条件自然得天独厚。随着中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上海开始成为中国大陆的金融中心,其再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变得愈发令人只能望其项背——而在这之后,上海的小资产阶级又开始重新拾起来自父辈那一代人传承下来的的傲慢。 “乡毋宁”,恐怕是来到上海打工的无数无产阶级耳边最常听到的一句上海本地方言。地域歧视就是一个国家内部核心半外围矛盾的最直接体现:“乡毋宁”不仅是上海小资产阶级展现在全中国劳动人民面前来自核心地区的傲慢,更浓缩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帝“霸权中兴”,新自由主义横行无忌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但是很不幸,在这个“社会主义尚未胜利”的年代,全世界人民面对美帝国主义、北约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恐怕就如同来上海打工的无产阶级面对上海人“乡毋宁”的傲慢——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暗作叹息。中国人民对这帮小布尔乔亚的气,还要再受几十年。 五、上海“今日无事”,可“岁月静好”乎? 应该说,中资政府对上海这个“马五爷”的待遇一直是不错的:连在新冠疫情期间都对这座城市“网开一面”搞起了“鸳鸯锅式封控”,尽管最终难以为继走向全面封控。对比中资政权对华北内陆省份和东北地区采取的种种倒行逆施,中资对上海简直就是个“模范仆人”——不过也不必对中资的这种厚此薄彼之举大行口诛笔伐之事,因为一国之国家机器在一地区的正规化程度之高低,与该地区在一国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呈强正相关关系。但是很显然,上海这座同中资一样高度依赖全球化体系才能得以繁荣昌盛的“国际化大都市”,必定是要随着反帝阵营对体系的进一步破坏而显出原形的;届时只能留下那些对全球化还留有怀念的那些“前朝遗老”们,对着曾经新自由主义“繁荣昌盛”的遗像,用着他们骂“乡毋宁”所用的吴侬软语,回忆那个曾经“居于人上”的年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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