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农业再评价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过程中有犯过错误。Nolan (1988)提到了在毛泽东时代晚期，双尾双刃犁的不适当的大面积推广。类似的例子还包括一些被合作社强行推广的新种子品种不适应于中国的农业条件 (Stone 1988a: 792 and 794)。然而，这一计划的整体上的成功还是非常明显的，这表现在合适的杂交品种和半矮杆品种在70年代得到迅速推广。此外，新品种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在四川，最新的矮杆小麦的产量于70年代后期达到了每播种亩300公斤，远远超过了传统品种的70公斤的产量。杂交水稻的产量则达到了500公斤，而传统 品种的产量是200公斤(Bramall 1995: 737)。

当然，一个由家庭耕作和国家资助研究构成的系统也有可能达到同样的效 果。然而，中国在灌溉和新品种的引进方面要远比其它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例子都表明，高产品种(HYVs)可以在小型农场中采用；很 多印度的农场正是实现了这一点，管井的使用使得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令绿色革命在小麦耕作上成为可能。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两个国家都受益于大量 的西方援助和技术支持。如果缺少例如美国的支持，他们的小麦革命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另外，东亚其他地区在农业上长期的低效率--尤其是日本和台湾--相 当明显地证明了小规模的家庭耕作作为现代化的载体的局限性。实际上，日本和台湾正在极力促进耕地的合并。但是，在日本，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土地不断升高 的价值鼓励了很多农民保有他们份额很小的土地。结果是，尽管1961年农业基础法是为了鼓励合并而设立，全部农场中，只有3%在规模上超过了3公顷--这 是有效的农场运营的最小要求(Kojima 1988: 733-4)。在80年代，不少于44%的日本农场在规模上小于0.5公顷。

支 持集体化的第三个论点是它使机械化成为可能。这里的关键在于，集体化使大量的小块土地--"像面条一样"，韩丁（Hinton）这样贬义地称呼它们--得 以合并成大块农田。Hinton(2006: 141)提供了武功村的例子。在50年代期间，武功村的1300块小的土地被合并为6大块土地。没有这样的合并，机械化就不可能得以实现。当然，在武功村 的例子中，土地的合并是由集体化之前的合作社完成的，这表明土地的合并可以通过除了集体农业之外的方式进行。然而，在1956年之后产生的更大的合作社使 得更广大而且更细致的合并方式得以实现。Potter和Potter (1990)提供了一个大跃进期间的例子。这种雄心勃勃的项目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但到了70年代，它们中有很多已经发展成熟，而且机械化正在急速进 行。可用的马力从1965年的1490万匹上升到了1978年的1亿6000万匹；在同一时期，机械化耕作的土地从1600万公顷上升到了4100万公顷 (MOA 1989: 309-18)。

当然，正如批评意见正确指出的那样，集体化本身并非机械化的充分条件，但是如果想要推进机械化， 某种合并过程是必须的，而集体农业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实现机械化的载体。另外，农业机械化本身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解放了劳动力。在贫穷的国家，劳动力 也许没有像土地那样稀缺，但是劳动力的短缺依然是扩大生产的首要瓶颈。机械化通过解放劳动力，提供了巨大的收益。首先，它使得中国的合作社能够通过将更多 的劳动力投入到单位土地面积上，和扩大双季耕种的土地面积来促进生产，因而缓解了供应方面的主要压力。因此，机械化不能提高产量的说法显然是不确切的。其 次，它使得在农业上能解放更多的生产力投入到其他部门中。尤其是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机械化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劳动力的解放是英国发生在18世纪晚期和 19世纪初的农业革命对工业化的首要贡献(Crafts 1985)，这也是机械化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在80年代初发生的机械化耕作面积的下降--从最高的1979年的4220万公顷降低到1986年 的3640万公顷(MOA 1989: 318)--是去集体化的主要失败之一。从现实意义上说，在80年代的土地细碎化阻止劳动力的解放，从而延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另外， 机械化在种植水稻所需要的水中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的说法是过分夸张的。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的稻田实现机械化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水稻只是中国的 主要谷物作物之一。即使在四川，冬季的主要作物是小麦，所以机械化在耕种小麦的干旱的冬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中国的北部则更是如此，在那里，小麦是主要的 作物。因此，机械化在中国的农业是不可能的说法最好不过是一种夸张，而最坏则是严重的误导。

然而，支持集体农业的主要观点是，它促进了劳动力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转移，尤其是水利项目。考虑到水稻种植在中国农业的重要地位，这使得中国的集体化甚至比苏联都更为强大。

劳 动力的动员在中国是可能的，因为很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在冬季的数个月内（从11月到次年2月）是闲置的，尤其是在中国北部。Buck (1937)在30年代早期收集的数据表明了这种不充分就业的程度（图7.2）。全部空闲时间的25%发生在12月，32%发生在1月，这种特点当然是和 天气相关的；在这几个月，人们不可能在北方甚至中部的农田里从事有效的劳动。闲置的劳动力的总量是不容忽视的。Buck的调查显示，每人每年有1.7个月 的空闲时间。在50年代初，这一数量可能有所下降，但这种降低不可能很显著，仅仅是因为替代性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Buck的结论是，让农村摆脱贫困的一 种方式是利用闲置的劳动力来发展农村工业，这正是1949年以后所采取的解决办法，这将在下一章中说明。然而，正是由于大部分的劳动力剩余是季节性的，农 村工业的发展不是很容易得以实施。事实上，动员劳动力在冬季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是更直接的方式。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实际 上，50年代后期建立更大的合作社的压力很多来自于动员劳动力的需要。

中国北部平原以及北方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的短缺加剧了解决水利问题的 重要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7d: 88-9)，中国北部拥有45%的人口以及45%的耕地，但只占有全国水资源的14%。结果是，在90年代中期，北部人均可用水只有750立方米，而南部 人均可用水达到3440立方米。导致缺水的潜在问题是降雨量较低。这反过来使得从河流中获得的水量维持在高水平。因而，很多河流（不只是黄河）在冬季都处 于断流状态。这也促进了高质量的储水设施的建设，因为它们对于建成灌溉系统是必须的。

从灌溉方面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劳动积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是极为有效的(Vermeer 1977)。Nickum's (1978: 280-2)的估计表明，4000万到6000万的农民参加了60年代中

图7.2 30年代早期，农业空闲时间的按月分布（相对于总量的百分比）（摘自Buck (1937: 296)）

期 的劳动积累过程，而到了1976-1977年，因为国家强化了兴修水利的计划，并且更多地关注跨大队和公社一级的水利项目，参与的人数达到了1亿2000 万到1亿4000万。平均而言，一个农民每年有30个劳动日投入到劳动积累中。尽管这些数据不是完全可靠的，该计划的规模在广泛的地方层面的研究中得到证 实(Endicott 1988: 74-80; Qin 1995)。Potter and Potter (1990)再次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论述。集体化并没有结束在使用水资源上的争议，甚至村庄一级的合作组织也不足以解决所有的水利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涉及到 跨村庄间的集体行动。例如，一个论述说到："公社和大队的领导拒绝组织别的村庄的人参与到项目中......所以，这个项目从没有得到实施，结果就是，高 村是银宝湖公社中唯一的没有从共和国前四十年的共产主义式的大规模基础建设中受益的村庄" (Gao 1999: 23)。毫无疑问，集体化导致了一些本应不会被尝试的、判断错误的项目的发起(Siu 1989: 232-5)。然而，一般说来，集体化使得对水资源的合理管理变得更加容易，以至于在很多地方，抵制去公社化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忧在水利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 (Endicott 1988: 75 and 134)。

宏观数据显示了在毛时代晚期灌溉面积扩大的程度（表7.2）。1978年整个 中国的灌溉面积是1952年的三倍，大部分的增长发生在1965年以后。所有的主要农业省都经历了一定的增长，其中江苏、山东和黑龙江省的增长颇为壮观 （甚至是夸张的程度）。灌溉面积的增长是集体化农业的伟大成就之一，从而使得中国和（尤其是）印度、越南相比，显得很不一样。尤为关键的是，灌溉面积的扩 大，以及由于大型集体化农场的建立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双季耕种面积的大幅度增加--在50年代初期，因为劳动力和水资源的短缺，这还是不现实 的想法(Walker 1968)。中国和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对比尤其具有启发意义。集体农业在后者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在1988年全越南恢复到家庭耕作前，只有大约10%的 农田被集体化了(Ravallion and van de Walle 2001)。结果，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的灌溉，因而每年只能种植一季水稻。这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尽 管它有着有利的耕种条件。

表7.2 灌溉面积的变化趋势，1952-1978（百万亩），摘自Bramall (2000a: 138).

注：黑龙江省1965年的数据是通过线性差值得到的。内蒙古、西藏、新疆和海南只有不完全的数据；所以它们没有被包含在这张表中。如果包括这些省份，那么会在1991年的总量上增加6731万亩的灌溉面积。关于中国灌溉数据的局限性的讨论，参见Nickum 199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