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农业再评价

为了满足螺旋上升的国内需求，提升产量或者增加播种面积显得十分紧迫。从图7.6可以看出，中国在增加播种面积方面是很非常成功的。

尽 管50年代末期播种面积的顶峰水平并不是可持续的，90年代中期的水平仍然要比1949年高出20%，而大部分的进步是在毛时代完成的。这反映了当时复种 指数的增加，而其基础则是灌溉面积的增加和化肥日益广泛的使用。70年代初期总播种面积开始出现上升趋势，但是增速明显是十分缓慢的。今天中国播种面积能 否超过70年代早期的1500万公顷还是个未知数。气候条件是主要问题。在长江流域，特别是四川和江苏这些农业大省，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季节持续时间还不够 长，不能够种植一年三熟的作物。毛时代所做的种植尝试失败了，由于适合的生长期实在太短，一年两熟作物的产量还不如一季稻。尽管塑料大棚的使用减少了些困 难，到70年代末期相关的种植试验都停止了（Donnithorne 1984；Leeming 1985）。

在总的耕地面积存在限制的 情况下，集体农业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得农业产量的增速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那就意味必须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来完成生产目标，这对毛时代晚期的农业合作社 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而这点也是人们在把中国和别的国家进行比较时时常忽视的。毛时代晚期农业产出能够与人口同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集体农业。

政策制约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毛泽东式的集体化造成了诸多限制。第一就是工业生产的扩张，第二就是全体中国人的粮食供应。前者意味着工农业的剪刀差将不以利于农业的增产，后者过多地强调增加耕地的边际产出，代价是使用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而结果却是压低了农产品附加值的增长。

（A）贸易条件和现代化工业品的供应

很多著作都十分注重激励机制对农业增产模式和速度的影响。事实上，在毛时代，国家通过税收杠杆和调控工农业交换比率对地方经济体产生的影响十分重要，这实际上是制约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乍 一看，工农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模式对农业增长的阻碍作用这一观点并无根据。相当多数的著作中提到，尽管在50年代农业主要是促进工业化（Ishikawa 1967），毛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情况却不是这样（Ishikawa 246 1988；Nakagane 1989；Karshenas 1995）。其论据是，在整个毛时代，土地的税率是逐渐下降的，而且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是不断增多的，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比率也朝着有利于农业的方向变化。韩 丁有个比较形象的阐述："当时中国谷物的价格并不比美国低，甚至还高些，国家不是没收农民的谷物，而是向农民支付和世界水平是一样的价格，我多么希望当时 能够把我的800吨玉米运到中国卖掉啊"（Hinton 2006:122）。

数据似乎是支持这种观点的。中国的农业税是一年一次性收齐 的。在整个毛时代，国家从农业中获取的收益几乎没怎么变。1981年的28亿元虽说是个大数目，但和1952年的27亿元相差无几，而那时候的农业产量要 低得多！从1952年到1981年，农业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5%下降到了2.6%（MOA 1989；362-3）。至于价格走势，从图7.7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农产品的增长轨迹。农村中工业品的价格在毛时代几乎维持不变，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则稳 步提升。

图7.7 国内贸易比率，1950-1984（来源：Han，Fang (1992:525)；SSB (2005a:32-3);SSB (2005b:203)）

注：国内贸易比率是农产品价格指数（2001年以前的采购价格）除以农业生产用品的价格指数（1978年以前，工业产品出售给农业地区的价格）

然 而，这种关于工农业交换比率的分析是容易让人误导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毛时代，工业生产率的增长要比农业生产率快得多。在市场经济中，工 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会使农村中的工业品（如化肥、塑料和机械）变得很便宜。事实上，工业品的价格是下降了，但并没有和生产力提升程度相一致。因此，工业生产 用品的价格远远超过工业产品的边际成本。这个双倍贸易比率(double factorial term of trade)---部门生产力调整后的贸易比率---不利于农业。实际上其结果是，一个工业工人生产的产品价值可以和更多数量的农产品相当。在中国这种现 象被称为"不等价交换"，这意味着毛时代这种差距甚至扩大了。有人估计在70年代其绝对差距在20%到50%之间（Chen and Buckwell 1991:106；Li 1985:233；Yan 等.1990:67）。

剪刀差的出现是因为毛时代的发展策略是希望通过从农业中抽取 资源向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其关键是控制工农业的交换比例，即允许工业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不仅可以通过向农村集体高价出售工业品，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只 支付工人较低的工资，因为食品的价格很低。这样一来整个工业领域的高利润就实现了。该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积累足够的资金和资源进行新的工业投资，特别是进行 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工业化的一个战略目标是保证中国有能力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下确保国家安全。

从集体经济的赢利状况中就可 以看出这种偏向政策所起的重大作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在70年代末期生产很多种类的农产品是要赔钱的。1977年，种植大米每亩仅有6元的收益，而种植 玉米和油菜则意味着每亩会亏损11.4元（Bramall 2000a：314）。这不是集体化积极性的制度阻碍生产，而是因为在当时的农产品定价水平下根本没法获得利润。

不仅如此，毛时代的农业 发展还因为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资金设备的欠缺而显得劲头不足。即便价格变得比较有利于农业，中国的农业生产者仍旧没法掌控化肥的供给，因为毛时代的化肥生产 能力实在不足，只是在70年代这种情况才开始改观（图7.8）。考虑到化肥是现代农业一揽子技术（高产品种、水和化肥）中决定性的一项，落后的化肥生产能 力深深地限制了中国通过引进绿色革命的技术来实现农业大增产的能力。不论管理体制如何，在70年代末期绿色革命技术运用之前，中国不可能在农业生产上有太 大的改观。

图 7.8 化肥产量和进口量（来源:MOA (1989:324-5)）

（B）粮食优先

毛时代农业发展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对粮食产量的过分重视。这种策略的逻辑在于，通过改变土地的种植结构，加大粮食作物的比重，而降低经济作物和果树等的比重。

然 而，一味强调粮食产量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首先，强调低附加值农产品将会限制整个农业产出附加值的增长率；其次，谷物的单一栽培会使得一块土地上一种作物种 久了会很不适合再改种别的作物，特别是对于山坡上的土地来说，很容易产生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问题。有学者（Smil 1984；Shapiro 2001；Eyferth 2003）指出这恰恰是毛时代发生过的事情，也有的学者指出"以粮为纲"这个口号仅仅被从字面上去理解了，因此粮食生产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有些证据是支 持这种观点的。毫无疑问，"大跃进"中很多过分扩张的做法是欠考虑的，耕地面积从1958年的顶峰滑落也证明了这点（图7.2）。那时候出现了一些欠缺考 量的计划，Shapiro（2001）提到，当时甚至有人想在云南的滇池上填湖造田。简而言之，"以粮为纲"确实阻碍了农业生产。

尽管有 那样的缺点，毛时代的农业政策还是和很多著作批判假设中的稻草人很不一样的。大寨生产大队通过在山坡上开垦梯田来增产的做法受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而事实证 明那样做是非常成功的（Qin 1995；Hinton 1983,1990）。毛时代那句口号的完整叫法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它其实被理解地很好的。粮食产量的确重要，但只是作为农业发展整体 策略中的一环（Hinton 2006）。在有些乡村地区，畜牧业而非粮食生产被视为发展的核心（Ho 2003）。地方各省都被鼓励在粮食生产上实现自力更生，这种努力表现为粮食采购份额和省际粮食转运比例的下降。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省份是四川，毫无疑 问，50年代和大跃进时期，四川作为一个重要的粮食输出省还帮助了别的省份和苏联（Bramall 1993）。为此，1960年之后中央政府就不再要求四川输出粮食了，"大跃进"之后，只有黑龙江还继续向外界输出粮食（Walker 1984），因为它仍然存在耕地增长的空间。当然，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也没有那么极端。省际的粮食贸易虽然有所减少，随着一些县市被指定为粮食储 备基地，省内部的粮食贸易仍然有所扩张。

也许从农作物播种面积构成的数据中可以最清晰地看出毛时代农业政策的效果。1952年，粮食占到 了88%的播种面积，而到"大跃进"的顶峰之年1959年，该比例已下降到了81.5%，之后为了防备饥荒，播种面积又开始增加，到了1962年达到了 86.7%的顶峰后又恢复了下降，1968年的比例只有83%，1976年的则为80.6%，这刚好和粮食的单一栽培的宣称相反（SSB 2000a：64）。换句话说，可以确定地宣称，在毛时代，越到后期中国农业的构成是越来越多样化的，50年代中国的农业结构要比毛去世时单一得多。

上述趋势并不影响我们总的结论。虽然到后期对粮食的强调有所弱化，毛时代晚期重视粮食生产的政策仍然限制了农业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