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农业再评价

评价

总之，中国农业在20世纪60、7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结构性的，也来自于其激励体系。由于可耕土地 的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限定，中国农业未来唯一的战略道路就是提高产量。这就意味着需要实施所谓的 "绿色革命"技术，即化肥、产量高而对化肥敏感的种子以及灌溉。但是绿色革命技术不可能一夜之间出现。化肥需要生产出来，这意味着需要发展工业，而发展工 业则在短期内会挤压农业，因为这需要从农业中抽取剩余产品。与之类似的是，灌溉系统也需要建设。印度的经验显示，绿色革命技术在生产小麦上比较容易实施， 因为对灌溉发展的要求不高。可是，印度在大米生产方面并无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在这方面，毛时代的体系具有其优势，因为公社能够动员起巨大数量的劳动力用 于修筑宏大的灌溉体系。然而，尽管动员的大批劳动力，灌溉面积的扩大在短期内仍然无法与工业生产的扩大相比（Nickum 1978,1990）。为了提高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即使在当时，也需要对生产高产量杂交品种的大规模研究。中国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进行这项研究项 目，到7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一批新的种子开始推广使用。因此，提前执行去集体化的政策会改变中国农业的前途的说法很不可能。

七、对去集体化影响的评价

如 前面的章节所指出的，毛时代晚期的农业有三方面潜在的制约因素：集体化农业、播种面积的局限、和政策因素，特别是国内贸易条件以及对谷物生产的偏重。因 此，需要分析的关键问题就是确认集体化农业的具体作用。因此对1977年到1983年间的去集体化的结果进行评价就成为了对集体化农业顺理成章的考察。产 量的突然提高在什么程度上能归功于去集体化？

去集体化的神话

毫 无疑问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间发生了一场去集体化运动，同时出现了产量的明显提高。去集体化并非迅速发生的，如表7.5所示，有 50%的农户直到1982年的夏天才接受去集体化。然而，尽管运动进行的较慢，到1983年末，家庭农业已经完全恢复了。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把中国的 农业奇迹归功于家庭农业生产的恢复。

然而对于去集体化的假设还有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时间问题。毫无疑问的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 现了产量的提高。例如在1976年到1980年之间，农业增加值每年增长4.6%，而在1980年到1984年间，提高到了10.1%。这两个数据都远远 超过了1965年到1976年间的2.5%的增长率（Bramall 2000b: 122）。但是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如表7.5所示，大部分的中国农业在70年代末还保持着集体化。假如只有这么少的农户在1980年前抛弃了集体 化生产--到1980年12月只有5%实行了"包干"（家庭农业）（Chung 2000: 64）--那就很难认为家庭农业在产量的提升上起到关键作用，从数据上看就说不通。实际上，即使我们将"包产到户"的数字和"包干"加起来（1980年 12月这样的农户占24%），数据仍然难以令人信服。很难相信这24%的独立农户能够产生产量上数量级的飞跃。进一步地，如果直接比较四川省（中国最大的 农业生产省）去集体化较早和较晚的县，数据会显示直到1982年中期还保持集体化的县也经历了产量的提高和谷物生产的增长，而且增长率与去集体化较早的县 相比至少相当，甚至更快（Bramall 1995: 749-51）。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不是家庭农业本身，而是集体农业系统的改革与其他政策转变的结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且，由于各 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毛时代晚期的农业生产，因此从1977年到1983年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得很难分辨出去集体化的精确效果。第一，如我们之前所说 的，这段时间内的化肥供应量迅速增加了。1978年到1982年农业产量提高了50%（SSB 19990: 18），但是没有生产的提高农业产量很难能够提高如此迅速。第二，新种子开始大量使用。根据Stone的研究(1988a: 795)：

在毛时代的最后20年间，所有主要谷物的高产良种的推广非常迅速，到1978年，杂交种子已经覆盖了60%的小麦产区、13%的水稻产区和40%的高粱产区。半矮稻（包括杂交稻）覆盖了超过80%的大米产区，半矮小麦覆盖率达到了40%。

由于许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修建的大型灌溉工程的竣工，使得高产良种的推广成为可能。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整个中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灌溉面积是稳步提高的，而且意义非凡的是许多工程规模巨大，这就意味着高度的跨村合作。

同样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变得更加支持农业。赵紫阳带头在四川减少统购配额，增加自留地的范围，停止一些不慎重的尝试，如在不适宜的地区试图种双季作物（Donnithorne

1984；Bramall 1993）。这些措施给公社在种植品种方面更大的自由，加上私有市场的出现，

使 公社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将作物出售给私人而不是给国家。总的效果就是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盈利。更重要的是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中国政府在1979年承认 了这个问题，将农产品的平均收购价格提高了22%，而谷物收购价格则提高了至少31%（Sicular 1989；Han,Feng 1992）。结果就是1980年每吨谷物的出售价格是361元，而1978年只有263元（MOA 1989: 463）。由于农产品出售价格的提高以及工业品价格的不变，导致了国内贸易的极大改善。其结果就是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收入，并提供了提高产量的激励。

表 7.5 中国农业的去集体化（生产单位的百分数）

资料来源：Bramall (2000a: 328)

注： 包产到组（生产组负责产量）是所有改革形式中最不激进的。生产组比生产队小。包产到户（农户负责产量）更加激进，但是收入分配依然由集体控制，只是生产组 织由农户承包。包干到户（农户负责一切）或有些地方说的"大包干"，相当于实际上回到私有农业。在这种体系下，农户负责生产，并占有除去给乡村的地租外的 所有生产收益。严格意义上讲，包干还不是私有农业，因为所有权并不稳固，土地依然归国家所有，当地政府对土地如何使用依然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这个体系比 毛时代晚期任何存在的体系都更接近私有农业。

每一行加和不等于100，其他部分当然就是完全集体化管理下的生产组织。

不 过，贸易条件的改变导致的农业改善是有争议的（Stone 1988a，1988b；Bramall 1993）。从理论上讲，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因为价格上涨造成的收入效果和替换效果形成了不同方向的作用。一方面，价格提高使得农民生产和销售少点也能 达到既有的收入 （收入效果）。另一方面，价格的提高则会鼓励他们将劳动力的时间重新分配到收益更大的耕种上去（替换效果）。因此，贸易条件的改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被热 烈地争论的，可以参考Bramall的讨论（2000a: 313-323）。毫无疑问，这提高了一系列农产品的收益率。比如，每亩水稻的收益从1978年的6元上涨到1979年的25元，而玉米则从0.5元上涨 到13元。富有争议的是价格的上涨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农业产量在80年代初的飞跃。这个问题尤其会引起争论，因为如果我们将产量的 提高主要归结于对价格的反应，那就意味着我们暗示去集体化对生产的提高并不那么重要。不管如何，大多数学者认为价格的作用相对较小（Lin 1992；Putterman 1993；Hua等 1993）。而其他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则不这么肯定。这部分是由于1979年价格提高的影响被1980年和1981年的糟糕气候所掩盖了。同时还因为 很难判断如果没有集体农业收益的提高，高产良种和化肥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推广如何得到资金的支持。价格的提高可能对生产率没有辉煌的影响，不过肯 定使集体农业和家庭农业有财力大量增加农药化肥的投入。正如Stone（1988b: 147-148）所说的：

自然，实际上不 可能将价格变动的影响从这场广泛的改革中单独排除出去。很可能是，如果没有农村激励机制的变化，如允许农民保留其大多数产出或在自由市场上以较好的价钱出 售，那么价格变化不会起到那么明显的效果。但同样的，如果没有价格的变化，额外使用化肥导致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也许也不可能。

去集体化的经济学

可 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因素凑在了一起。去集体化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1978年到 1981年的糟糕气候过后迎来了1982年到1984年的风调雨顺；许多开始于60年代中期的灌溉工程的竣工；新的高产良种的大规模应用，这是60年代研 究成果的结晶（Stone 1988a；Bramall 1995）；化肥的迅猛发展；以及部门间的贸易变得对农业有利。表7.6概括了这些趋势。

经 济学的诸多研究梳理了这些因素的相对贡献率，去集体化的贡献在27%到71%之间。在这些研究(总结见Bramall 2000a：333-4) 中最好的可能是Lin（1992），他认为1978年到1984年间的增长有47%应归功于去集体化。不过这些都不是非常令人信服的。这些研究全都基于新 古典生产力方程（neoclassical production functions），这套方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遭到过Kaldor和Robinson的严厉驳斥。这些研究完全忽视毛时代晚期的灌溉工程的滞后效 应。同时也没有对天气的影响进行适当的处理，如对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平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把1978年与1984年相比是把一个气候恶劣的 年份与二十世纪少见的风调雨顺之年相比，这种比法肯定相当夸大了增长率。并非偶然，增长率在1984年之后下降了，因为1985年又是一个气候很坏的年 份。由于1980年和1981年也是坏年景，而1982年和1983年则是好年景，采用这样的比较明显地使去集体化的假设处于有利地位。事实上这只不过就 是波谷和波峰的比较。

表 7.6 1974年到1984年间的农业产量和条件

资料来源：MOA(1989: 341和436)；IRRI(2007)；Kueh(1995: 299)；SSB (2005a: 12)

注：Kueh的指数测量了与1952年到1984年间平均值偏差的百分数；正数表示坏天气。家庭农业数据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总和，见表7.5。1981年的为10月份数据，其他都是年底数据。

简而言之，去集体化的经济学意义是不确凿的。可以肯定的是去集体化是一个有利的因素，这也表明被大量关注的激励问题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目前并不清楚去集体化就是关键性的因素。许多其他的因素也同样重要。正如Hussain（1989: 238）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许多人相信，1978年之后的增长率必须在技术变化中去寻找，广泛理解为由于过去高产良种的引入导致投入的增加。向家庭农业的转变导致对技术的更有效使用的可能性，不过首先是高产良种的使用以及大量灌溉工程的完成创造了这种可能性。